梁启超与中华书局 | 纪念梁启超先生诞辰145周年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梁启超与中华书局渊源很深，除作者身份外，他是中华书局早期编辑所的成员之一，还曾于1916年当选为中华书局第六届董事。

为纪念梁启超先生诞辰145周年，特转发《光明日报》刊发的《梁启超与中华书局》一文以更好地纪念先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梁启超

近年来,众多近代文学研究者愈来愈着力于近代出版史研究,代表者如陈思和、陈平原等先生。这些学者对于出版史的研究是和近代知识分子研究或其他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目的在于通过出版史中透出的信息揭示近代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取向。近代出版界中,中华书局可谓翘楚,众多文坛名宿的鸿篇巨著由此流播社会、传于后世。在这些名宿中,有人更是选择中华书局作为自己泣血之作的终身托付之所,两者之间的信任和默契构筑了中国文化史上一道独有的、感人的风景。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在近代中国,以言论极大地影响全国,开辟舆论阵地者,首推梁启超。梁漱溟曾说梁启超一度将整个思想界造成了他的天下。梁启超一生致力于政治变革、思想启蒙及文化救国,投笔为枪是其最有力的武器,其著作可谓等身计。因此,对于这些凝聚他毕生心血的书稿,选择合意的出版局显得十分重要。中华书局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出版机构之一,从成立之日起,便与梁启超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成为梁启超一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梁启超选择中华书局,主要源于对于中华书局所出图书质量的看重,他曾对中华书局所出《四部备要》赞赏有加,称为“旷古所无”。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华书局在作者群中信誉极好,恪守信用,从不拖欠,甚至可以提前借支稿酬。梁启超与中华书局渊源很深,除作者身份外,他是中华书局早期编辑所的成员之一,还曾于1916年当选为中华书局第六届董事。梁启超一生著述集粹于《饮冰室合集》,这部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图书和刊物就是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解放前,中华书局共出版过梁启超的集本三次。1916年9月,《饮冰室全集》第一次出版,全集侧重于政论、书牍类文字。梁启超于6月手定,共四十册。至11月再版。翌年,又出缩本《饮冰室全集》,分订四十八册;1926年12月,《饮冰室文集》乙丑（1925）重编本出版,聚珍仿宋版排印,线装八十册。分为五集,第一集为戊戌以前所作,第二集居东瀛时作,第三集归国后至欧战前作,第四集欧战和议以迄最近作,第五集为题跋诗词曲小说诗话等,内容较以往几家出版社出版的文集都丰富,但也还有些重要著作如《墨子学案》《墨经校释》《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等未曾收入;1929年梁启超去世后,由其家属和亲友委托林宰平重新编辑。1936年1月《饮冰室合集》开始出版,林宰平编。计文集十六册,四十五卷,专集二十四册,一百零三卷,共四十册,一百四十八卷,七百七十余万字,4月份出齐。此次不同于以前梁启超所著集本,大都只收录政论、散文,文集附有诗词、题跋、寿序、祭文、墓志等;专集附门人笔记若干种。比较系统全面地编订了梁启超一生的著述。正如《饮冰室合集·例言》所说 “借可窥见作者思想之发展及三十年来政局及学术界转变之迹”。是目前能见到的收录最丰富、质量最好的一部梁启超著作的结集。比1926年出版的《饮冰室文集》多出一百五十篇、专集六十三种。其后陆续发行单行本三十余种。1989年,中华书局根据这个版本影印,装帧成32开精装12册行世。

《饮冰室合集》

林宰平

20年内连续三次整理出版《饮冰室集》已属少见,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编辑们的认真与细致,系统概括了梁启超一生的主要思想著作,这比之树碑立传更有价值,梁启超也因此传文于后世,中华书局可谓居功至伟。值得一提的是,1916年,为争夺《饮冰室全集》的出版权,中华书局曾与商务印书馆口角相争,足以见出中华书局对于梁启超这部著作的重视。此年六七月间,中华书局在报上刊登发售《饮冰室全集》的预约广告,在此同时,商务印书馆发售预约“梁任公先生编定《饮冰室从著》”48册的广告也刊载发布。为了表明自身对梁启超文集的出版拥有权,也为了暗示商务勿得搅局,中华书局采取了杀鸡儆猴的策略。当时适有普新书局刊行《梁任公文萃》一书,所收文章半辑自梁启超所办《大中华》杂志及《庸言》报。中华书局乃登报声明对《庸言》及《大中华》拥有版权,将控告任何编选梁著的出版者。

《大中华》月刊创刊号

商务印书馆并未为之所动,继续积极争取梁启超文集的出版权。他们得知,梁启超与中华书局就自办刊物《大中华》有契约,梁可以自己编纂文集,而梁启超因《庸言》报而借中华书局3000元,在还款之前,版权归中华书局所有。为了抢得出版权,商务印书馆多次上门与梁启超商谈,愿通过律师交涉,代偿梁启超向中华书局所借3000元以赎回《庸言》报权,或将《庸言》归于商务。中华书局当然不能坐视。1916年9月,书局负责人陆费逵为此特访张元济于商务印书馆,出示了《大中华》与《庸言》与梁启超所订的契约。陆费逵说“《大中华》文字,任公自刻文集,可以编入之说,契约上并未载明。当时系口头声说,王仰先含糊应允,将来总可商量,此时在法律上不能有效。为尊重彼此版权起见,最好彼此商托。商务必须采用《大中华》文字,须有相当办法。可作为中华特别允许。”而张元济则认为商务印书馆并没有侵犯中华书局版权的意思,梁启超自行编辑,与中华书局无关。当月24日,张元济紧急造访梁启超,梁启超出示了与中华书局所订的《饮冰室全集》合同,并称中华书局已经复信允许其自编文集及采用《大中华》文字。于是张元济请梁启超在中华契约上声明,系自行编纂,交商务印书馆发行,中华书局丝毫不得有所侵犯。梁启超同意照办。两人又谈到《庸言》报的事情,张元济认为如果赎回,商务印书馆愿为其交款。梁启超则认为不必,并称该报对于商务印书馆未必有用。最终的结果,中华书局的《饮冰室全集》和商务印书馆的《饮冰室从著》在9月同时出版。

《新民丛报》(全14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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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饮冰室集》外,中华书局在其他方面也与梁启超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中华书局是梁启超自办刊物《大中华》的出版局,此外,中华书局发起的时局小丛书计划,也由梁启超主编。中华书局的启事里述其缘起说 现在时局变化不测,其影响于吾国者甚大,不惟政治财政与有关系,即实业及社会上种种事情亦无一不视时局为进退也。梁任公先生有见于此,特与同志分纂此书,冀令我国上下瞭然与世界事情各国状况,诚今日最要之书也。现已陆续脱稿,四个月内出全（《中华书局启事》《大中华》第一卷第一期）。除了《大中华》,梁启超还参与了中华书局印行的《改造》月刊的创刊工作,旨在“群性与个性之交融,思想及经济社会之改造,并介绍世界有影响之学说,发扬我国固有之文明”,成为传播新文化主要刊物之一。在创刊第一号上,梁启超亲笔题写发刊词。

梁启超的影响之所以经久不衰,一方面来自“笔锋常带情感”、富有磁力的文章,另一方面则得力于中华书局这一出版媒介。学者和出版者的唇齿相依造就了利益双赢,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联手促成了更多的流芳百世的佳句杰作,大大地推进了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本文选自《光明日报》（2004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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