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史视角 | 企业家精神的发现程序（两万字深度解读）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以企业家精神为主线，开启一场跨越200多年的经济思想及方法论的大巡礼。
市场机制的发现程序
从斯密、马尔萨斯到马歇尔、瓦尔拉斯
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第一章“论分工”中，亚当·斯密如此“慷慨”地写道：“其中技术变迁以分工加速知识积累的形成，成为报酬递增永不枯竭的源泉”。
斯密刚打开经济学大门之时，就已窥得经济增长的门径，不过，他很快又退缩回去，在“自然秩序”的范畴之内，形成自洽的门格尔认为的“肤浅”的逻辑。因为斯密很快发现，倘若任由知识积累推动规模递增，市场集中、垄断也就不可避免，如此背离了自由竞争这一大的学术前提。
作为一位治学严谨的贵族学者，斯密绝对无法容忍学术上的逻辑冲突。但这一谨慎的且合乎时代的论述，等于关上了人类洞悉经济奥秘的大门，以至于经济学家长期无法在古典主义范式中发现经济增长的本质以及人的价值，更不要说企业家才能。
200多年来，经济学家试图从《国富论》中挖掘出一套自圆其说的学术范式。最终他们发现了“看不见的手”，而这句话在整本书中只出现过一次。在“看不见的手”的逻辑体系下，自利之心作为驱动力，生产要素进入一种自我调节配置的高效状态。如此，一个完整的自洽的古典主义学术范式就形成了。
但“看不见的手”到底是什么呢？
英国剑桥大学历史与经济中心主任、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艾玛·乔治娜·罗斯柴尔德曾提出颠覆性的观点，说“看不见的手”不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重要概念，而是在开一个反讽的玩笑。
早在《国富论》之前的《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斯密也提及过一次“看不见的手”。今天，不少人误以为，《国富论》基于自利心，《道德情操论》基于同情心，二者相互矛盾又互为补充。
实际上，但凡细读过《道德情操论》的人，都明白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斯密多次强调，同情心无关利己与利他，是一种人与生俱来的“恻隐之心”、“同感”。这一底层的心理，触发人类仁慈与正义的美德，以及谨慎的美德。斯密认为，仁慈、正义的美德出于利他，而谨慎的美德出于利己。所以，在斯密看来，利己与利他的初衷都可以产生美德。
斯密的学术思想主要来源于斯多葛学派的基督教伦理学及美学，其延承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斯多葛学派创始人芝诺及其导师哈奇森关于仁爱德行的基督教思想。但在同时代，还有一种与仁爱互为对立的学说，那就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以及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等主张人性之恶、自利以及自爱思想。
亚当·斯密在第七卷介绍了孟德维尔的思想，孟德维尔认为，人类的美德完全源于人的自私，社会发展来自人们对各自激情及自我欲望的追求。孟德维尔在《蜜蜂寓言》表达的“私恶即公利”的观点，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自幼涉猎甚广的斯密思维开阔，擅长博采众长。他吸收了霍布斯、孟德维尔等人的思想，巧妙地从同情心衍生出基于自私、自爱的谨慎美德，从而构建了完备的社会伦理学体系。
《道德情操论》帮助斯密赢得广泛声誉，使其跻身欧洲一流学者的行列。在伦理学历史上，这本书的真正价值并非在学术上“兼收并蓄”，而是具有启蒙意义。
斯密所处的历史年代，正处于欧洲思想启蒙时期，牛顿创立了经典力学理论彻底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原有的教会权威被打破，人的思想开始挣脱神学的束缚。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求学期间，就对牛顿的自然哲学非常感兴趣。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多年的讲义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一部分手稿“自然神学”。但是，作为一名“以德报怨的好基督徒”（其好友休谟的评价），斯密注定不可能像休谟一样变成无神论者。
所以，斯密信奉的是当时流行的自然神学。他承认上帝的存在，但同时以理性和经验来构筑上帝的教义。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这样写道：“管理宇宙这个庞大的机体，关怀一切有灵性、有知觉的生物，这些都不是人的职责，而是上帝的职责。人对他自己的幸福，对他的家庭、朋友和国家的幸福的关心，被指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而这是一个更适合人的有限的智力与能力的职责范围，所以我们不能以思考高尚的事情为借口而忽略我们职责范围内的小事情。”
简而言之，他认为上帝是就像“钟表匠”设计了世间万物运行的规则。宇宙大事及世间规律归上帝管，追求幸福及道德情操则是人类自己的责任。这就意味着，斯密将道德从传统宗教中脱离出来，拒绝教会充当上帝在人间的中介，道德不服从于教会教义，而与上帝的规则一道，共同服务于人类的幸福。
从《道德情操论》来看，亚当·斯密发现了“人的价值”，将人从“上帝之手”中“解救”出来，可以主动追求人类的福祉，关爱他人的幸福。但是，为什么《国富论》中，斯密又似乎退缩到“上帝主宰”，将人置于“看不见的手”之下支配呢？
后来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解释为市场规律，或者说实话市场规律的一种隐喻。实际上，《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市场规律四个字。以斯密的学术背景以及当时时代来说，斯密不大可能直接跳脱到绝对的科学主义，所以“看不见的手”最可能的解释是自然神学——上帝之手。实际上，在一次谈及早期宗教思想时，斯密将希腊神话众神之王朱庇特称为“这只看不见的手”。
按照英国的贵族血统推论，出生于贵族的斯密具有很强的精神洁癖和精英主义。他在《国富论》中有一个不太显眼的论述，“中下层人”按照自利驱动追逐利益。他还提出这样的疑问，我们应该支持一个辛勤逐利的坏人，还是一个懒于劳动的好人？
德国历史学派为了攻击古典主义，他们认为斯密这两本的学术思想正如这个疑问一样是矛盾的，属于“斯密冲突”。但是，斯密早已表明，这两本书并不冲突，而他的解释就是神学理论。
他认为，自然秩序是由神设计的。上帝安排了一切，不管是人类的善良，还是对自私自利的设计。上帝不会因为人们思维中的各种品德的优劣，单纯地惩恶扬善。勤劳地追逐个人利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市场机制，也是上帝设计的有助于增加社会福利的规则。
所以，在斯密的学术思想体系中，自然神学是最高的理论，整个宇宙规则都是由神设计的，这属于宇宙起源的发现程序；但人类福祉则是由贵族及精英追求的，彰显着人类的同情心以及美德，这属于贵族价值的发现程序；中下层的人及芸芸众生又是受上帝的“看不见的手”支配，并追逐自我利益，这属于市场机制的发现程序，但不是人的发现程序。所以，在他看来，《国富论》是一部远比《道德情操论》低级得多的作品。这就不足为奇了。
斯密那个年代深受牛顿宇宙观的科学思想的影响，斯密不仅熟读牛顿的自然科学的哲学原理，他在自己的早期学术生涯中甚至还写了一部天文学史，其最后10页赞扬牛顿的体系。斯密在临终前再三嘱咐将其全部手稿烧毁，也包括自然神学，但他却唯独抽出了他认为最重要的一份，那是他对牛顿体系的评价。
所以，试图像牛顿的体系一样，构建一个完美的社会秩序理论，以比天体更为解释复杂多变的人类行为，似乎是合理的。严格上来说，牛顿是经济学的祖师爷，他的宇宙观深刻地影响了古典主义的均衡范式，其微积分及数学分析方法是统治经济学主流的实证方法论的基础。
另外，在工业时代早期，工厂开始兴起，还没有出现托拉斯式的巨头，也没有诞生摩根级别的巨富，大部分工厂主与普通工人一样劳作。与传统贵族相比，他们缺乏足够的社会地位、文化知识甚至财富规模。所以，当时是一个小企业、小人物的大市场时代，再加上受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的影响，斯密发现了市场体系的力量，而没有发现人的价值，也是理所当然的。
总结斯密的市场思想体系，从自然神学到“看不见的手”的支配，综合牛顿均衡宇宙观、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运用霍布斯、孟德维尔的自爱伦理学说，形成了一种基于自利驱动的市场学说。
斯密的市场学说的伟大之处在于，与牛顿天体思想一样，揭示了经济世界的普遍联系，构建了一个稳定、均衡、客观、和谐、完美的自发、自调、自愈的经济系统。在这个系统内，资本、劳动、土地等所有的生产要素都会在价格机制和供求机制的作用下，就像物质运动一样“趋利避害”，达成自我利益最大化同时，也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资源配置最高效。
不过，这个完美的学术体系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生产函数黑箱”。它揭示了经济体系的内在联系，但是没有说明经济体系的本质关系，即利益、财富、福利为什么会增长。在斯密的市场学说中，市场是一个“函数黑箱”，只要输入资本、劳动等生产资料，就会产出商品、财富和福利。但是增加值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牛顿揭示了一个完美的宇宙体系，但无法解释谁创造了完美和谐的天体秩序，也不知道天体运动的原动力是什么，最终他将这些功绩归于“上帝之手”，而斯密也是如此——看不见的手。不同的是，斯密确实在孜孜不倦探索“财富是怎么增加的”，《国富论》的全称就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也是早期经济学家们关注的核心问题。
斯密受当时古典政治经济学先们驱如威廉·配第、大卫·休谟的影响，将财富与价值的起源归结为劳动，开创了劳动价值论。配第的经典名言就是：“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但是，斯密并没有从劳动者的主观创造性（人的价值、本质层面）上深入下去，而是从客观形态上（机制的价值、关联层面）做出分析，即劳动分工及交易。
斯密承认分工和交易是人类的特殊性。他认为，分工源于一种人类倾向，“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人类是唯一会交易的动物”，没有狗会拿骨头去公平交换。但是，斯密并不强调人的主观创造性，而是强调分工和交易是人与生俱来的倾向及特质。这一客观主义、本源主义、静态主义的认知模式在斯密的学术体系中随处可见，他非常强调人固有的东西，如同情心、自利之心、分工与交易等。
亚当·斯密发现劳动分工促进经济增长，这无疑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经济规律。斯密的《国富论》前三章都是论述分工，其中第一章《论分工》开篇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在第二章《论分工的原由》中，他概况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三个主要原因：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他还特意去扣针工厂验证了他的判断。他观察到，扣针的制造共有18道工序，在没有分工的情况下，一个工人一天是绝对造不出20枚针，甚至一个也造不出来；如果分工生产，则一天可以制造4800枚。
实际上，斯密已经从“知识积累”、“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捕捉到了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但是当他发现“分工加速知识积累，引发报酬递增”时，但是却很快对这一趋势予以否认，并将财富增长的功劳归于劳动分工这一客观存在的形态。然后，深入分析“为什么会出现劳动分工”这一问题。斯密以运输为例说明“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的观点。这一基于劳动分工形态的增长模式，被称为斯密式增长。
后来的古典主义者并未突破斯密式增长的均衡范式，极少有经济学家穿透古典主义的均衡形态探索增长的本质。
古典主义集大成者李嘉图虽然写作逻辑混乱、治学远不及斯密严谨，但凭借其外交才能出众、演讲口才出奇，将古典主义华丽装修之后推向了第一座高峰。李嘉图学说被称为“李嘉图均衡”。
新古典主义领军人物、折中主义大师马歇尔按照“综合”的思维，引入了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概念，试图调和“分工引发报酬递增，报酬递增导致市场集中”与自由竞争这一矛盾。经济学家称之为马歇尔悖论。
马歇尔认为，内部经济的差异瓦解竞争均衡导致垄断，但是外部经济的自然增长成为报酬递增的唯一源泉。后来熊彼特这样评价马歇尔的解释：“一个重要现象与问题的广阔而变化多端的前景便这样展开了，可是不久又消失在了意识形态的迷雾中。”
直到1928年，美国经济学家阿林·杨格在就任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经济科学与统计学分部主席一职发表的就职演说《报收递增与经济进步》中，对斯密式增长做了一些研究。杨格的观点是“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其中最有力的因素可能是新自然资源及其应用的发现，科学知识的增加”。这就是“斯密－杨格定理”。
斯密－杨格定理实际上对古典主义均衡范式的一种突破，在斯密原来“劳动分工为何促进增长”这一领域继续深入，试图揭示经济增长的规律，即是一个报酬递增的动态累积过程。杨格将自己的研究视为“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是最有阐述力并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 然而，这篇文章被埋没了50年之久，无人问津，直到保罗·罗默的出现。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感到奇怪：“令人不解的是在杨格精辟的文章之后，经济学界竞对这个问题长期保持沉默。”
20世纪前后，马歇尔、瓦尔拉斯、杰文斯、帕累托等一批杰出的经济学家，已将古典主义的范式通过数学模型及分析工具发展到极致。在马歇尔和杰文斯的局部均衡、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帕累托的帕累托最优中，完全竞争市场的价格、供求、奖励、风险、竞争机制充分发挥，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进入这一个庞大的“超级计算机”中高效计算、配置，输出的每个人的福利和整个社会福利同时最大化。如此，一座庞大的以数学实证主义为基石的新古典主义均衡范式大厦在20世纪前后矗立在西方世界，稳定、均衡、和谐以及无懈可击。
与此同时，牛顿力学、经典热力学和麦克斯韦电磁学构成了经典物理大厦也已建立。世界像是一个上了发条的时钟，一切都在经典力学的框架内，优美有序的运动。1900年4月27日，76岁的开尔文在伦敦阿拉伯马尔街的皇家研究所发表了一篇名为《在热和光动力理论上空的19世纪的乌云》的演讲打破了这种宁静和完美。开尔文在会上开口就说道：“就动力学理论断言，热和光都是运动的方式。但现在这一理论的优美型和明晰性却被两朵乌云覆盖，显得黯然失色了……”这两朵乌云就是著名的“迈克尔孙-莫雷实验”和“黑体辐射实验”，前者引发了相对论的革命，后者引发了量子理论的革命。相对论和量子理论撼动了这座物理大厦的根基。
新古典主义均衡范式看似无懈可击，实际上摇摇欲坠、危机重重。新古典主义经济系统的相关性研究方面可以居功至伟，但对经济系统的因果关系却极为避讳。因为过度推崇经济系统的内在联系及均衡，而忽视因果关系及动态分析，以至于一直未能发现“为什么经济会增长”这一本质性的问题。如此，新古典主义除了自身陷入“马歇尔悖论”不能自圆其说外，还导致三种极端的倾向：
一是马尔萨斯式悲观主义。
在古典主义的范式中，无法解释经济为何增长。于是，古典主义大师马尔萨斯无法解释人口指数级增长与土地报酬递减的矛盾，提出了著名的悲观的人口理论和“马尔萨斯陷阱”。强如李嘉图虽不完全同意马尔萨斯主义，但也无力辩驳。之后，众多经济学家如凯恩斯、政治家如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科学家如达尔文，都是马尔萨斯主义的忠实信徒。
1848年，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抨击马尔萨斯主义时说，经济学是“一门阴郁的科学”。虽然经济学家看到马尔萨斯的预言并未实现，但是由于长期未能揭开经济增长的奥秘，不知道市场的资源配置理论，能否在与自然极限赛跑，与人类欲望赛跑，与社会问题赛跑中绝对胜出；更是在19世纪各类极端社会矛盾、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的现实世界中患上了“忧郁症”。经济学家身上或多或少都带着所谓理性的悲观主义色彩。就连后来发现“索洛残余”（技术力量）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都自称是“忧郁的经济学家”。
二是萨伊式盲目乐观主义。
萨伊提出著名的萨伊定律，他认为，供给总是能够创造其本身的需求，从而推导出不会产生过剩或不足，更不会发生经济危机和失业，即使出现也短时间的现象。
他断言工资、利息、地租分别来源于劳动、资本、土地，建立其三位一体公式的分配论。在三位一体的分配论中，他指出利润是企业家“智力和才能”应得的高报酬。这一论断无疑是进步的，但可惜的是这一灵光乍现被强大的萨伊定律和基于形式主义的三位一体分配论所掩盖。后世经济学家，在古典主义均衡范式中，陷入一种与悲观主义相反的萨伊式盲目乐观主义，而无视现实社会的“洪水滔天”。
三是瓦尔拉斯式纯粹主义和实证形式主义。
作为数学家出身的瓦尔拉斯，把新古典主义的实证形式主义和纯粹性发挥到了极致。1873年，他出版了著名的《纯粹经济学要义》，这本书提出了使用了数学实证方法论证了一般均衡。
他的得意门生帕累托这样评价：“在科学上，瓦尔拉斯的名字将永垂不朽，使经济学转向严密科学的革新是永无止境的……由此，能与拉格朗日开拓合理力学相媲美的是，他的《纯粹经济学要义》开辟了经济学的途径。”
当时欧洲兴起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的风潮。瓦尔拉斯深受法国物理学家路易·普安索的影响，表示自己的工作是为经济学做普安索已经为物理学和力学所做的事情。瓦尔拉斯不予余力地创立了最优分析法、博弈分析法、线性规划分析法、投入产出分析法等多种分析工具，开创了现代经济均衡分析的先河，也将经济学提升到了绝对的、纯粹的、数理分析的科学层面。
但是，在形式主义和纯粹主义上走到极致，也就意味着经济学距离其本质越来越远，与现实也越来越远。1884年，奥地利学派创始人门格尔写信给瓦尔拉斯时提出疑问：“我们怎么能通过数学的方法获得对本质的知识，例如价值的本质、土地租金的本质、企业家利润的本质、劳动分工的本质、复本位制的本质，等等？”“到底是数学分析服务于政治经济学，还是政治经学服务于数学分析？”
1906年，帕累托也坦言了求解方程的辅助地位：“不再是数学帮助政治经济学，而是政治经济学帮助数学。换句话说，即使所有这些方程都是已知，求解方程组的唯一手段是观察市场给出的实际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即1905年，爱因斯坦创立了狭义相对论，十年后创立了广义相对论，标志着传统的经典物理大厦开始瓦解，牛顿力学在重引力和次原子层面失效。爱因斯坦试图将经典物理与旧量子力学统一在广义相对论之下。不过，新兴的一批年轻物理学家不答应。
1927年10月，一群人类史上智商最高的科学家共赴布鲁塞尔索尔维物理讨论，会上爱因斯坦与哥本哈根学派就量子力学的解释问题进行激烈论战。此后历经三次电光火石般的大碰撞，这或许是科学史上最高级别的论战，结果爱因斯坦大败而归，一个全新的、不稳定、非均衡的物理科学以及世界观正在建立。
旧科学体系及世界观的坍塌之际，社会经济体系正在发生骤变。192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并引发持续大萧条。大萧条的出现，意味着新古典主义均衡范式的破产，市场自我调节机制失灵。就在世人恐惧、经济学家困顿之时，凯恩斯携《通论》横空出世，一种基于市场失灵和政府调节的经济思想确立。
有趣的是，斯密追随牛顿的步伐，按照宏观物理世界的思想开创了微观经济的均衡范式。爱因斯坦和根本哈根学派在微观物理推翻了牛顿体系，建立了基于非均衡、不确定性的科学体系和世界观。几乎在同一时期凯恩斯在宏观经济系统领域印证了这一不确定性的世界观思想。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必然。
但是，不管是牛顿体系、爱因斯坦相对论，还是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力学，本质上都是在形态上解释世界之间的关联性，只是一个处于宏观，一个处于微观，形成了两种目前难以统一的解释逻辑。对于世界本质的探索依然还非常的遥远。
凯恩斯主义亦是如此，只是在新古典主义的基础上做形态的延伸，从市场的微观范畴跳到更广阔的宏观范畴来研究资源配置关系。与物理世界一样，宏观与微观之间依然存在两种不可调和的理论。凯恩斯主义利用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揭示了市场失灵，但同样没能解释经济增长的本质。二者在方法论上都属于数学形式主义，而方法论决定了理论的结构以及逻辑特征。
哈耶克认为，“米尔顿的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间的共同之处，要多于我和他们每一个的共同之处。”在庞巴维克看来，新古典主义对利息的产生及本质认知错误，以至于产生了与凯恩斯主义类似的货币数量论，甚至以此可以推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及政府干预的正当性。这是经济学史最严重的“谬误”，也是经济学家所犯的最大的错误，但是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范式的必然结局。
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否认斯密、马歇尔、瓦尔拉斯、凯恩斯等经济学家的伟大。他们利用数学实证主义方法，为我们揭示了经济系统的内在联系以及规律，为人类打开了认知复杂经济世界的广阔大门。他们的思想、理论及工具，总是与横向、客观性、相关性、形态主义、科学主义联系在一起。总结起来，他们的工作概括为：“市场机制的发现程序”，斯密发现了一个均衡的市场，而凯恩斯发现了一个非均衡的市场。
自然科学的数学实证主义方法论，推动经济学在横向相关性层面推到了极致，但却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纵向因果性方面的深入。倘若不从因果性角度出发，又怎么洞悉经济的本质、利息的本质、工资的本质、利润的本质以及增长的本质。在逻辑上无法解释经济的本质以及经济增长，自然也无法理解经济危机与经济衰退。所以，新古典主义在经济危机面前措手不及，而凯恩斯主义又病急乱投医，凯恩斯式经济政策引发新的经济危机。
但是，人类行为及社会的本质，总是与纵向、主观性、因果性、动态逻辑演绎、主观主义联系在一起。人类行为本质上是一个包含因果关系的创造性集合。斯密从知识积累、熟练技工上面发现人类行为推动经济的本质，但出于对均衡范式的维护，关闭了人类之光。更为本质的原因是，当时小人物、小企业的大市场时代，彰显的是市场的力量，而不是个人和企业家；又在科学主义思潮的推动下，经济学选择用实证主义解释经济系统的相关性也就理所应当、大势所趋。
由于新古典主义范式和凯恩斯主义长期统治主流经济学，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本质的探索极为艰难。从市场机制的发现程序，到人的发现程序，经济学家经历了漫长的200多年，直到1980年代罗伯特·卢卡斯开创的基于人力资源累积增长的卢卡斯模型，保罗·罗默开创的基于内生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理论，人类才得以揭开经济增长之奥秘。201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保罗·罗默经济学诺贝尔奖，以表彰其开创内生增长理论揭示经济增长本质的贡献。
《企业家精神的发现程序（下）》，将带来关于人的发现程序，包括“人的行动”的发现程序、利润的发现程序、企业机制的发现程序以及企业家精神的发现程序。这又是一种完全有别于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以及方法论。
从天主教、古希腊先哲到西班牙经院哲学家
古典主义发现市场机制的力量，奥地利学派发现人的力量。从亚当·斯密的“市场的发现程序”到卡尔·门格尔的“人的发现程序”，经济学家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探索。
但是，这两个学派并没有延承关系，这两个“发现程序”在思想渊源、理论基石、逻辑论证以及方法论方面都是完全对立的。
在思想渊源上，古典主义和奥地利学派，是人类哲学思想的两大分野，是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两大不同教义思想的分流与传承。近代欧洲学术分为两大主流阵营：一是以英吉利人、日耳曼人为核心的盎格鲁-撒克逊圈，信仰基督教为主；二是以传统欧洲大陆文化中心古希腊人、古罗马人、西班牙人、奥地利人，信仰天主教为主。
从斯密的学术渊源来看，斯密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信奉斯多葛学派的基督教伦理学及美学。斯密的追随者，古典经济学家们都延承了这一思想。
门格尔则延续并发扬了源于欧洲大陆神圣罗马帝国天主教思想的传统，其思想的先驱可追溯至早期希腊哲学，更明显地体现也可以追溯至古罗马的法律、西班牙经院哲学和政治思想。
由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强大，奥地利在长期在帝国统治之下，深受天主教与古希腊哲学的影响，奥地利本意即“帝国的东部”。16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送他的弟弟斐迪南一世去做奥地利大公。从西班牙、意大利到奥地利形成了一个天主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带，意大利起到桥梁连接作用，而奥地利的维也纳一度是整个欧洲大陆的文化与艺术中心。
古罗马人继承了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古希腊先哲的思想，同时在关于人的价值与法律准则方面得以弘扬。由于古罗马与古希腊类似，城邦众多、领主分立，为了约束世俗政府及领主的权力，便于管理众多城邦，自然形成一种以人为主导的决策机制“雅典民主”，以及以规则为准绳的管理机制“罗马法律”。
古罗马著名政治家西塞罗在《论共和国》中：“我们的罗马共和国的生存不是靠一个人的智慧，而是靠许多人的智慧，不是由一代人，而是经过数个世纪，由数代人建立的。”在古罗马人看来，法律建立在习俗之上的，是由无数个人融入了大量的信息和知识，通过长年累月演化过来的。任何一个统治者，哪怕其多聪明、多善良，都无法制定出法律。后来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哈耶克等完全继承了这一“法律演化”的民主思想。
所以，欧洲大陆传统思想可以简单概括为：在政教合一的体系中，天主教设计和主宰了一切，在世俗社会中，倡导人的价值和规则的作用，来约束世俗政府的权力。
西班牙黄金时代，经院哲学家们发扬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思想。他们多数是多明我会和耶稣会的道德学和神学教授，包括德科瓦鲁维亚斯·莱瓦、萨拉维亚·德拉卡列、胡安·德玛丽亚娜等。他们长期任教于西班牙黄金时代的思想中心——萨拉曼卡和科英布拉等地的大学。西班牙经院哲学家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先驱。
其中，德科瓦鲁维亚斯·莱瓦主张从“人”价值思想上发展出主观主义的价值理论：“物品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它的客观性质，而取决于人的主观估计，即便这种估计是愚蠢的。”德科瓦鲁维亚斯·莱瓦对15世纪很多价格运行的统计数字做了研究，包括西班牙价格革命时期的货币购买力下降的情况，论证了其价值主观主义的理论。后来，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书中做了引用。
价值主观主义思想与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完全相反，前者主张主观价值，后者主张客观价值。价值理论是构建经济学体系的基石，古典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基石都是截然不同的。门格尔在主观价值论基础上发展出了效用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争锋相对。
萨拉维亚·德拉卡列认为，成本是跟着价格走的，而不是相反。这说明成本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他在《商人的指南》一书中：按照劳动、成本或风险来测量公平价格是错误的，价格取决于货物、商人和货币的充足或短缺。
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等古典主义者以及马克思都主张，价格由客观价值决定。奥地利学派第二代传人在主观价值和主观价格基础上做出了开创性的理论贡献。庞巴维克主张“主观利率（货币价格）”发现了利息的来源，维塞尔创造了“机会成本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德拉卡列的《商人的指南》是经济学史上最早的最全面系统论述企业家（书中“商人”）的著作。
西班牙经院哲学家还包括动态竞争及非均衡的思想，奥地利学派将其发展为“以动态思维、时间序列和非均衡来构建经济学”，将竞争理解为“企业家争胜的过程”。
经院哲学家还强调不能通过行政命令组织社会，胡安·德玛丽亚娜有句著名的名言：“期待一个瞎子来为一个明眼人指路，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奥地利学派第三代传人米塞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自由市场竞争的体系，并以此否定“计划经济”，掀起了著名的兰格论战。
另外，经院哲学家还发现了储蓄银行通过信用扩张创造货币，并引发通货膨胀，扭曲市场价格。后来奥地利学派也完全继承了这一思想，且在货币理论及政策方面有着深远的发展。
在奥地利学派之前，也有零星经济学家继承了古希腊-古罗马-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的思想，开创了一些有别于古典主义的经济学理论。
早在1730年左右（此时的斯密学术方向还没转向政治经济学），爱尔兰人查理德·坎蒂隆出版了《商业性质概论》，英国经济学家、边际主义“三杰”之一杰文斯称之为第一本系统的经济学论著。这本书强调了企业家作为市场过程背后驱动力的角色。坎蒂隆还提出，货币数量的增加并不立刻影响一般的价格水平，相反却总是通过对市场中出现的相对价格的影响和扭曲，逐渐对实体经济的各个阶段构成冲击。这就是坎蒂隆效应。后来米塞斯和哈耶克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基于货币及投资冲击的商业周期理论。
1751年，法国人杜尔阁已经精准地描述了自发秩序的社会制度包含着大量分散的知识和信息。他强调：“交易依赖于大量不受人控制的、不断变化的情境，因此也不可能为人所控制，更不用说能被人预测了。”哈耶克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自发秩序”理论。
所以，在奥地利学派看来，经济学思想应该源于天主教、古希腊、古罗马以及西班牙经院哲学思想，基于人本主义、主观主义、演变制度、自发秩序、动态竞争、主观价值、非均衡，而非斯密及盎格鲁-撒克逊圈追随者延承的基督教、笛卡尔理性主义、客观主义、泛物理主义、范式虚无主义、静态均衡。他们不承认斯密作为经济学的开创者，主张坎蒂隆和杜尔阁是经济科学体系的真正奠基人。
哈耶克认为，市场经济的理论原则，如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要素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由苏格兰加尔文主义者和新教徒设计出来的，相反是源于西班牙黄金时代属于萨拉曼卡学派的多明我会修道士和耶稣会士的学说。
意大利教授布鲁诺·莱奥尼也认为，经济学动态的、主观主义思想的根源在欧洲大陆，因此，应该在欧洲大陆、古希腊和古罗马以及托马斯主义传统中去寻找，而不应该在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的传统中去寻找。
所以，从古希腊-古罗马关于人与演变制度的哲学思想，到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的系统论述，再到坎蒂隆和杜尔阁的政治经济学铺垫，奥地利学派在前人的基础上开创了“人类行为学”，揭开了经济增长的本质。在人本主义、时间序列、动态竞争和逻辑演绎的预设条件下，利息、利润、工资、租金、增长、衰退、周期、技术、制度、价值以及企业家精神的发现程序一一开启。
“人类行为学”的发现程序
从卡尔·门格尔到欧根·庞巴维克
1871年，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国民经济经济学原理》，标志着奥地利学派诞生，也标志着“人类行为学”（米塞斯定义）的发现程序正式启动。
后世认为，门格尔的最大贡献是，与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一道独立发现了边际效用理论，从而掀起了著名的“边际革命”。但实际上，门格尔的贡献远在此之上。
我们知道，斯密之所被称经济学开山鼻祖，是因其在《国富论》中，以自利之心和“看不见的手”为基础，系统地论证了当时政治经济学界所涉及的财富、价值、劳动分工、货币、工资、地租、重商主义、政府政策、国际贸易、自由竞争等几乎所有论题。追随者如大卫·李嘉图将斯密的系统论述归结为关于市场的学说，也即本文上篇“市场机制的发现程序”。
而门格尔的学说体系亦如斯密般系统地开创了一门学说，即“人类行为学”，简单定义为基于人的经济学说。与斯密的市场学说类似，门格尔的“人类行为学”也涉及到当时政治经济学的方方面面，只是二者在哲学基础和方法论上完全不同，这也导致二者在经济学说的几乎每个领域的论述都坚持截然相反的主张。
与古典主义的客观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泛物理主义不同，门格尔秉承古罗马“人本主义”和西班牙经院哲学家“主观主义”，以人基础建立和发展经济科学。
在方法论上，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都采用数学形式主义，采用实证主义方法论；而奥地利学派擅长文字形式主义（门格尔并完全不否定数学实证主义，其儿子小门格尔在他培养下成为了一门数学家），采用逻辑演绎方法论。
前者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在横向上，揭示了世界万物、经济系统的相关关系，帮助我们认识经济系统的静态关系以及复杂规律；后者的逻辑演绎方法论在纵向上，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因果关系，帮助我们认识经济系统的动态关系以及因果规律。
受牛顿宇宙观、科学主义革命的影响，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大幅度倒向实证主义，时至今日依然如此。而奥地利的逻辑演绎法从原来主流地位逐渐边缘化，这是该学派没落的重要原因。但每当经济危机爆发时，经济学界又会掀起一场寻找门格尔主义的热潮。
由于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对立，门格尔所构建的经济学与斯密的市场学说完全不同。
首先，对经济及经济学的定义不同。
古典主义认为，经济是市场机制作用下的成本收益函数，经济学是关于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学说；而奥地利学派则认为，经济由人的一些列的创造性活动，经济学是关于人的行为的学说。
前者从形态学的角度，强调机制（市场）的力量，将经济增长动力归结为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认为市场竞争是一个静态、均衡过程（完全竞争），故形成古典主义均衡范式；后者从演绎学的角度，强调个体（人）的力量，将经济增长动力归结为人的创造性，认为市场竞争是人（主要指企业家）“争胜”的动态、非均衡过程，故形成“起源-因果”体系。
其次是价值论不同。
价值论是整个经济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石。斯密基于客观主义提出著名的劳动价值论；门格尔基于主观主义提出效用价值论。
门格尔认为，人是创造性的行为者和所有社会过程和事件的主角，所有经济事物是由人的主观主义创造的。哈耶克曾经说过：“大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过去一百年里经济学的每一项重大进步，都是向着不断采用主观主义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米塞斯分析：“奥地利学派以人的主观主义为基础来构建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有着本质区别。主观主义构成了以真实的、鲜活的、被看做是创造性的行为者和所有社会过程主角的人为基础构建经济科学的一个尝试。经济学无关于有形的物质的东西，它是研究人、人的意识和行为。货物、商品与财富以及有关行为的其他所有概念都非自然的要素；它们是人的意识和行为的要素。想研究它们的人，不应该向外在世界去观察；他必须在行为人的意识中去探索它们。”
劳动价值论并非主张人的劳动行为的价值，而是强调劳动分工的形式主义以及“芸芸众生”的虚无主义，不强调个人的创造性。劳动价值论源于客观主义，无法推导出具有主观色彩的企业家精神的价值。所以，美国经济学家默里·N·罗斯巴德指出，亚当·斯密抛弃了前人的在主观价值理论、企业家才能以及欲求解释真实市场汇总出现的价格等方面的贡献，而代之以劳动价值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门格尔、杰文斯、瓦尔拉斯三人分别独立创造效用价值论，很多人误以为三者有着类似的思想理论及方法。其实不然，门格尔与后两位在方法论、学术思想上都有着本质的差异，以至于在边际效用理论基础上的几乎所有理论都截然不同。
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利用效用理论强化了李嘉图均衡，利用数学形式主义建立了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从而将新古典均衡方式推到了顶峰。而门格尔则完全走了不同的路线，他采用文字形式主义，采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分析人的行为的因果关系。
实际上，效用价值论更符合“人类行为学”法则，而非客观主义、唯物主义，它从属的正是所有人类的、企业家的、创造性行为的逻辑。
第三，对经济本质的理解不同。
严格上讲，亚当·斯密、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内生增长理论除外）并未解释经济增长的本质，以至于他们无法解释经济学增长和衰退。他们过度推崇经济系统的客观性、均衡性和相关性，而忽视经济行为中人的主观性、经济周期的非均衡性以及因果性。所以，古典主义的结论是经济的本质是市场的资源配置系统。而门格尔从人的行为的因果性、主观性出发探寻经济的本质，即人的创造性。
奥地利学派三代学者都是采用“起源-因果”（自发秩序）这一逻辑，演绎、推理货币的本质、利率的本质、工资的本质、衰退的本质、制度的本质等等，并将这些理论组成一个庞大的“人类行为学”理论体系。
门格尔著名的货币起源论被认为是自发秩序理论的典范。他认为，货币并不是人为预设的，而是人们交换行为中一种无意识的却有因果关系的结果，或者说人的行为启动了一个货币制度发现程序。在没有货币或缺乏货币的环境中，为了获得效用最大的交换结果，每个人都在揣测对方心理的效用最大的物品，长期交易演变最终这些物品经过淘汰集中到一两个身上，或贝壳、羊皮，或铜钱、金银。货币是一个自发秩序、动态竞争、主观主义逐渐形成的，而非人为设定的。
门格尔利用自发秩序开创了有些晦涩难懂的“不同级财货理论”。他认为，由于生命有限、担心未来风险，人们都愿意当下消费而不是投资。劳动者、土地所有者、高级财货（如半成品）提供者都追求当下收益。而企业家愿意组织这些人以及高级财货进行生产，以期望获得更高的收益。劳动者、土地所有者和高级财货提供者获得的工资、地租和费用，是企业家未来收益的一种体现。企业家忍受着痛苦放弃了当下的消费，通过贴现的方式支付工资、房租等，以获得未来商品的所有权。
后来，门格尔最出色的学生庞巴维克在《资本与利息》中利用自发秩序，推理出利息的来源和本质。他认为，利息并不是像工资、地租一样的租金；利息是企业家跨期协调的贴现，是一种忍受痛苦的心理补偿，是未来经济景气与否的心理反应。他批判费雪的货币数量论，也批判克拉克将资本视为市场、将利息视为租金的理论。庞巴维克认为，认识到主观效用价值，才能发现信息差，获取更多的商业机会。
这一理论不易懂，与当下主流的货币数量论截然相反。利息来自主观效用，来自企业家未来收益的贴现，否认利息市场。奥地利学派认为，正是因为新古典主义（费雪、克拉克、弗里德曼）都错误地将利息视为市场，才走向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印证了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与新古典主义采用同样的方法论也提出了货币数量论）。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比较好的解释应该是，现实的利息市场符合货币数量论，但真实的利息应该是企业家的未来收益的贴现，属于效用现象。所以，当企业家预期悲观时，心理的痛苦会增加，于是减少对工资、地租、利息（外借）、采购的贴现，从而补偿自己内心的痛苦，自己内心的“利率”则增加。
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当经济预期悲观时，工资、地租、利息（金融市场）、商品价格都会下降，而国债利率会上升。庞巴维克认为，利率是一个景气指标，告诉企业家什么时候该扩大生产，什么时候该收缩。
所以，根据庞巴维克的理论，经济不景气不应该使用降低利率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而是由企业家自己根据内心的真实“利率”去调节生产、投资，实体经济逐渐恢复，利率自然上升。如果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相当于打乱了企业家内心的利率判断，诱使企业家扩大生产，容易扭曲价格市场，导致信息混乱，致使企业家出现严重的跨期失调。
门格尔的效用价值论、不同级财货理论、货币起源利率以及庞巴维克的利息起源理论，是整个“人类行为学”的基础。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启动企业家才能的发现程序，才能真正理解企业家的重要性以及企业家精神的真实内涵。
企业家精神的发现程序
从米塞斯、哈耶克，到科兹纳、熊彼特
“Entrepreneurship”准确翻译应该是“企业家才能”，但是中国习惯于称之为“企业家精神”，且异化为诸多伦理道德色彩。而本文所探讨的企业家精神特指企业家才能。
门格尔开创的“人类行为学”将经济定义为一些列人的行为的创造性活动。米塞斯认为，人是所有社会过程中当仁不让的主角。
根据门格尔的“不同级财货伦理”可以推导出，企业家是经济创造的绝对主角。在奥地利学派看来，根据时间偏好法则，人总是喜欢马上获得商品或收益，而企业家可以忍受痛苦将资金投入产生以期获得更多的收入。企业家给工人、地主支付工资、地租获得未来收益的所有权，承受着一切未知的风险和收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企业家创造了这个经济社会。
如此结论似乎过于推崇企业家，而贬低工人、银行家等价值。确实，奥地利学派极力推崇企业家，但逻辑上有问题吗？
其实，每一种方法论都以其优点和缺点。正如古典主义的实证主义一样，具有很强大的相关性，而忽视因果性；而奥地利学派的逻辑演绎则恰恰相反，因果推理有余，但相关分析不足，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本质上，整个经济系统都是人的跨期行为的组合。企业家忍受当下消费将资金投入跨期调节，银行家、劳动者、地主等也是如此。银行家经营存贷业务也是一种跨期调节。劳动者花大量时间学习劳动技能和文化知识，大学毕业后再找工作才能获得收益，这也是一种跨期调节。地主花大量时间赚钱然后购买土地再出租，也是一种跨期调节。所以，整个经济系统是在“你是我的跨期、我是你的跨期”中调节演进的。
当然，奥地利学派也强调，不要忽视任何人的企业家才能，这至关重要。甚至那些社会地位最低下的，那些最缺乏正式知识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至少拥有点滴的知识或信息，它们可能在社会事件的进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价值。
所以，这里的企业家并不是专门指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企业家，这里的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家才能也不是标签化的“慈善”、“创新”。企业家，广义上是指做跨期调节的普遍性经营者，包括企业主、劳动者、银行家、地主等；狭义上指那些通过企业的方式组织人、财、物投入生产，具有跨期调节能力的经营者，包括银行家、金融家、实业家，不包括普通劳动者、单个地主。
因此，企业家具备的最重要的才能应该是跨期调节能力。因为只有具备跨期调节能力才能获得利润，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由此，我们距离窥探经济增长、财富增加的奥秘又更进一步了。
在古典主义者认为，企业利润来源于风险承担和生产要素的租金。米塞斯做出了回应：“奥地利学派认为，企业家利润源于简单的风险承担是个谬误。相反，风险至代表生产过程的另外一种成本，与纯企业家利润完全无关。只有当企业家发现他们以前没有意识到的利润机会，并且为利用这种机会而行动时，纯企业家利润才会出现。”
奥地利学派认为，企业利润来源于企业家的跨期协调，故称为“纯企业家利润”。那么，“纯企业家利润”来源于哪里呢？
奥地利学派认为，市场会出现“错误”，如果企业家发现了这个错误并将其消除，那么企业家利润才会出现。而新古典主义并不认可市场的错误，经济人假设下人的行为及选择都是“经济理性”的。所以，企业家是从动态竞争、市场非均衡的角度发现市场“错误”，然后通过消除错误来产生利润。
值得注意的是，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富兰克·奈特为了解决庇古的著名的“两条路”问题，从“不一致性”出发，引入不确定性概念——风险与不确定性，揭示了理论上的完全竞争与实际竞争之间的本质区别，从而揭示了利润的来源。他认为，完全竞争的基本性质是不存在利润或亏损，商品的价值与成本完全相等。但现实中，它们之间一定会存在一个正的或负的“利润”，这样，利润就成为分析完全竞争与现实竞争之间不一致性问题的出发点。奈特将这一发现写成博士论文书《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从不确定性解释了利润的来源和企业的性质。
投资界的传奇索罗斯，在其伦敦经济学院老师、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创造了著名的“反身性理论”。索罗斯认为，这一理论代表了他“一生的奋斗”。索罗斯是新古典主义的批判者，他的反身性的假设条件是，市场是非均衡的，每个人对事物的认知都是有偏差的，与客观事实不同，甚至充满错误。但是呢，每个人又感觉这些不靠谱的认知，来指导自己的投资，比如买入股票或卖出股票。而其他投资人又感觉别人这些不靠谱的行为，作为参考来指导自己的投资，这就反过来加剧了市场的错误。
奥地利学派对利润来源的解释，与奈特的“不确定性”理论、索罗斯的反身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奈特囿于新古典主义均衡框架，未能深入下去继续探讨“谁捕捉的不确定性，如何实现利润”。这让芝加哥学派错过了发现增长本质的机会，也错过了新古典主义单一方法论的突破机会。
而索罗斯的经典名言则比奥地利学派表述得更加详细、贴切和生动：“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要获得财富，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后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
当然，索罗斯也承认，“找到市场的缺陷是需要代价的”，“当我们无法找出哪里将会出错的时候，才是我们最着急的时候。”索罗斯有一个身体上的疾病——背痛，他说，它曾在每次知道要出什么问题之前就会发作。他把背痛看作是一个投资组合出问题的预警信号。
索罗斯的“背痛信号”看似有些玄乎，但印证了奥地利学派对利润来源的科学解释。
古典主义认为，信息都是假定的、预设的、客观的，而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则完全相反。哈耶克将信息分为分散知识和集中知识，奥克肖特分为实践知识和科学知识，波兰尼分为隐含知识和明晰知识，米塞斯分为关于唯一事件的知识和关于类现象的知识。在奥地利学派看来，市场信息是大量分散知识、实践知识、隐含知识、“关于唯一事件的知识”。经济学的根本目的是分析自发的社会秩序是如何使我们利用数量极大的实践知识。
这些信息被分散在每一个人的大脑中，企业家需要不断地捕捉信息、创造信息，发现“错误”然后组织生产、跨期协调以获取利润。从这角度可以说明，企业家是一个实践者，而不是一个学者。当然反过来，学者掌握大量实践信息且跨期调节也可能成为企业家。
从中就体现出企业家几种必要的才能：信息和机会的捕捉能力（通常理解为企业家直觉），以及创造能力（通常理解为创新精神）。
奥地利学派第四代传人科兹纳在企业家精神方面做了深入研究与发展，他出版了著名的《竞争与企业家精神》。他认为，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是与渝中特殊的警觉联系在一起的。企业家才能本质上是由发现或察觉机会来实现某个目的、去获得收益或利润，以及采取行动来利用环境中产生的这些机会所组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奥地利学派主张主观主义，他们认为人类创造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非物质的知识，如此才没有局限人类的增长。他们所说的创造信息或知识，实际上指包括信息、产品、技术、管理在内的所有创造及创新。
美国物理学家提普勒说：“关于经济增长的物理极限，不懂经济学家的物理学家写了很多无意义的文章。只有当一个人正确地理解哈耶克的洞见，即经济系统所生产的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非物质的知识时，才能正确地分析增长的物理极限。”
所以，市场总是在错误信息和企业家跨期协调中演进，从而创造出新的企业家利润机会。企业家的协调过程启动了社会自发程序，催生连续不断的社会“大爆炸”，使知识无限地增长成为可能。这个动态过程是永无止境的，也导致文明的波浪式进步。因此，人类的文明所处的是一个可以无限地扩张其知识、财富和人口的空间。
另外，企业家的跨期协调也彰显了其一些异于常人的才能和品质：理想（野心）、克制忍耐、不断学习、经营管理能力等。企业家用一种协调的方式行动，忍受投资风险，约束和克制自己，同时不断学习，并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满足对方的需求。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实践学习的协调过程，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学习。同时，企业家必须具备经营管理能力，降低内部交易成本（科斯揭示企业存在的价值），使之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从而获得生存的空间。
出身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致力于企业家精神及创新理论的研究和推广。熊彼特在“创新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商业史研究三个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是经济学历史上绕不开的重要人物。
但是，他的历史地位实际上有些尴尬。熊彼特就读于维也纳大学，师从庞巴维克，严格上说是米塞斯的师兄，深受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影响。但是，他又不认可奥地利学派的逻辑演绎的方法论，而痴迷于新古典的实证主义。熊彼特在1908年之后一心一意追求实证主义，以至于奥地利学派将其排挤在外，经济学家一般将熊彼特归为哈佛学派。
实际上，熊彼特试图使用新古典主义的实证分析方法，与奥地利学派的自发秩序相融合，形成动态均衡理论（创造性破坏）和创新理论，实际上他在某种程度上也做到了。但是，奥地利学派并不认可他这一做法。哈耶克甚至批评熊彼特是思维和理论体系最为混乱的。
因为在奥地利学派看来，实证主义与企业家才能是不相容的，实证主义关注相关性证出企业家才能的因果性。哈耶克认为，正是企业家的协调能力，使经济理论的发展保持逻辑性，避免唯科学主义式分析的错误，后者立足于函数关系的假设，不过是对物理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蹩脚模仿。
不过，熊彼特在企业家精神及创新理论方面的表述应该是最全面、最通俗的。在中国，言创新必言熊彼特，言企业家精神必言熊彼特。
熊彼特彻底地继承了奥地利学派关于“人的行为”这一学术思想。他甚至认为，企业家的本质就是创新。熊彼特在其著名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对企业家的作用、企业家利润以及企业家职能做了详细论述。
但是，熊彼特跳出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自发秩序和“企业家知识”，而是采用新古典主义的客观主义及要素配置理论来论述企业家的创新。他强调，“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
熊彼特将企业家精神概括为“建立私人王国”、对胜利的热情、创造喜悦和坚强的意志。他认为，企业家经常“存在有一种梦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个私人王国，常常也是一个王朝。”
熊彼特不予余力地向世界推广企业家精神及创新理论，对当时新古典主义突破旧有范式到了重要作用，启发了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致力于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研究，从而找到了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同时，熊彼特对管理学界和企业界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日本企业家和学术界对熊彼特思想推崇备至，形成一股熊彼特研究潮流。被誉为“现代企业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一向承认其深受熊彼特的影响。德鲁克在其著作《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强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并向美国、中国广泛推广企业家精神。
后记
“越深远，越无言”，企业家精神的发现程序何其深藏又源远流长，何其曲折又荡气回肠，何其，何其无喜又审思明辨。从古希腊、古罗马先哲，到西班牙经院哲学家，奥地利学派放弃古典主义均衡范式，以人本主义、自发秩序、逻辑演绎创立“人类行为学”，启动企业家精神的发现程序。
然而，企业家的发现程序依然被厚厚的历史尘埃所淹没，取而代之的是创新虚无主义以及无尽的道德绑架。 哈耶克无数次呐喊：“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铺就的”。真正重要的不是虚无主义的泛泛而谈，更不是基于“善意”的道德谴责，而是创造一个利于企业家才能发挥的自由竞争环境。
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主张，严控储蓄银行信用扩张，为企业家创造低通胀、汇率稳定的竞争环境，降低企业家跨期的风险，防止经济危机及波动。
哈耶克晚年成为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一员，他延续制度演变、自发秩序的思想，研究“有助于企业家才能发挥的法律和经济制度”，以扭转凯恩斯主义的随意性传统以及政策替代法律的趋势，写出了著名的《自由大宪章》。
最后，门格尔质问：“对公共利益最重要也是最有帮助的制度，是如何在缺少共同意志的有意干预之下得以出现的？”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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