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艳萍老师看文艺青年的原罪
2020
06.21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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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不谈大是大非，那些东西有人谈，我不爱谈，我还是做我喜欢的文字分析。
6月20日，湖北大学发布消息，通报了对文学院梁艳萍老师的处理结果：开除党籍、记过、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停止教学工作。
湖北大学给出的理由是：梁老师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多次发布、转发“涉日”、“涉港”等错误言论。
出于好奇，我去查了一下梁老师的言论，还真被我找到了：
我找到两条微博，一条是质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的。这条我不评论，留给历史学专家们解说。
另一条是梁老师转发的她认同的文字。这段文字称“日本国民一言不合就颠覆政府”，“无论在地球的哪个角落，日本人显然比支那人更自由和更有尊严。”
我读书的时候恰好在政治学上下过一点功夫，后来又读过一点历史，这里所说的“日本国民一言不合就颠覆政府”，好像还真不是这么回事——不过这句话我也不多做评论，留给政治学专业人士点评。
我主要来说说那个最刺眼的“支那人”。
感谢梁老师，我趁机做检索，学习了一下“支那”这个词的历史。
“支那”起源于印度，印度古代人称中国是“chini”，据说是指“秦”。后来佛教传入中土，翻译佛经的时候，把chini翻成“支那”。
梵文和英文同属印欧语系，梵文是英文的祖宗，所以英文里的China，法语里的Chine，都是来自于梵文的chini。
日本早期使用“支那”，是当中性词用的。直到1913年，根据日本驻华公使提议：以后把“支那”当做对中国的蔑称。
这引起了中国人的愤怒，国民政府多次抗议。1930年，国民政府还照会日本，日方任何使用“支那”的公文，国民政府外交部都会拒绝接收。
二战后，应中国代表团的提议，盟军最高司令部经过调查，认定“支那”一词包含种族歧视，于是1946年命令日本不许再使用“支那”称呼中国。
“支那”这个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词，现在被梁老师这样的大学教授捡回来了。
在对比中日的时候故意选择使用“支那”一词，我估计梁老师他们，就是冲着这个词的特殊含义去的。
有些人不介意自贬，这是他们的自由。可是自贬的时候要注意尺度，不要用一个群体性名词，把其他不想自贬的人也拉进去一起挨骂。
我就属于那类不想用“支那人”自贬的人，所以我对梁老师们的做法，要表达抗议。
我一个朋友提醒我，这句话骂“支那人”的语气，似乎没有把自己当“支那人”。我仔细一品，似乎隐隐约约确实有这个意思。
所以，我要对梁老师们，表达强烈抗议。
电影《被解放的姜戈》里的黑人管家：我可是有资格喊别的黑人“黑鬼”的高级黑人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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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多年观察，文艺青年一般都有一个通病：脑子一热，就会胡言乱语，什么逻辑，什么知识，都不管不顾了，只要能抖个机灵，或者发泄情绪，管他三七二十一，过了嘴瘾再说。
信息化时代，到处都是这样的例子。
比如翻车的詹青云。
我平时不太看电视，包括《奇葩说》，但当时詹青云的事闹得很大，我很多朋友都发表了意见，所以我也研究了一下。
我的意见跟大多数朋友（尤其是我太太）不太一样，所以当时憋着没敢说。现在时过境迁，我简单聊一聊我的看法。
当时，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先生发了这条推特，被詹青云女士嘲讽了：
她是这么嘲讽的：
到现在为止，我看了还是觉得匪夷所思。
中美竞争、舆论战的大背景我就不做详细分析了，仅就周玄毅的“实锤”和詹青云的“结论”来说——我没有从赵立坚的发文中看出任何“得出结论”的意思啊。
赵立坚说的是“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要的是“公开数据”，要的是“一个解释”。
这和”结论”是有差别的。他给了美国辩解的机会，虽然在情绪上我们能听出暗示的意味，但并没有到直接下结论的程度，没有一棒子打死。
我不知道詹青云当时有没有去听蓬佩奥先生和共和党参议员对武汉实验室的指责，我听了，我复述一下蓬佩奥他们的话：根据可靠情报，病毒是武汉实验室泄露的。
有记者问过是什么情报，得到的回答是：具体什么情报我不能告诉你，我能告诉你的就是情报来源非常可靠。
比较一下赵立坚和蓬佩奥的话，赵立坚的话在逻辑上严谨的多。
在蓬佩奥、詹青云和赵立坚三个人的发言中，赵立坚的发言反而是最严谨的。
事后詹青云回应批评，她说：觉得赵立坚的说法逻辑存在欠缺。
到底是赵立坚的说法存在逻辑缺陷，还是詹青云的解读存在逻辑缺陷？
詹青云女士，您可是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培养出来的高材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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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关于疫情，我再来说一个人、一篇文章。
今年3月30日，《纽约客》发表了旅居中国的美国作家何伟的《成都封城日记（Letter From Chengdu: Life On Lockdown）》。
这篇文章里，最让人印象深刻、并且反复出现的桥段，就是何伟先生在他们家楼下，一个一个数邻居的快递：3802室的《南北朝诗选》，4201的无线鼠标……
我们知道，疫情期间，许多小区不再让快递送货上门，而是统一堆放在指定场所，货主自取。
不得不说，何伟笔下的这个细节非常出彩，不愧是写出了《江城》、在中国收获了一大批拥趸的作家。
可是，这个细节可信吗？
大家都在网上买过书，为了防止运送过程中损毁，哪个卖家不是把书包裹得严严实实？无线鼠标就更不用说了。
何伟是怎么在一大堆快递中准确地分辨出各家都买了什么的呢？我想，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他屈身凑过去，把所有包裹一一看过，仔细阅读快递单上的那些蝇头小字。
何伟先生可真看了不少包裹。
我提一点有趣的，在《纽约客》发表何伟先生文章的那段时间，《时代周刊》、《经济学人》等西方主流媒体，都在热烈地讨论一件事：防控疫情会不会损害隐私权？
我在西方待过，我知道西方人民对隐私权看得有多重。从这个角度看，何伟先生文章反复出现的这个桥段，不仅文采上出众，还包含了很深的政治寓意。
只不过我想问，扒看别人的包裹，算不算侵犯隐私？
我理解一个作家对文字的感情，尤其是对那些精妙的文字，一旦写出来，就舍不得删。
可我也认为，一个作家，尤其是进行“非虚构写作”的“著名作家”，笔下的东西要符合事实，经得住推敲。
由何伟先生的文章，我又想起国内某位著名作家用“听说来”的材料、以“非虚构写作”的名义在国外出版的日记。
我认真读了日记，我必须要说，写的比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感人多了。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我读过两本，一本英文版的《二手时间》，一本中文版的《切尔诺贝利的祭祷》。
《二手时间》写的是苏联和苏联解体之后小人物们的回忆。《切尔诺贝利的祭祷》写的是核事故幸存者们的回忆。
两本书都包含大量的采访、录音整理，许多章节为了保证准确传达被采访人的原意，句子都不完整，纯粹口语习惯。阿列克谢耶维奇很少跳出来大段评论，更不要说煽情了。
跟一些中国作家相比，阿列克谢耶维奇真的很不会写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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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上一段，文艺青年为了文采，为了过嘴瘾，牺牲客观，牺牲深入思考，我还有一个现成的例子。
前两天六神磊磊先生发了一篇写缪可馨小朋友的文章，相信许多人都看过。
我和六神磊磊先生一样，对袁老师持批评态度。可是我不能认同六神磊磊先生批评的角度。
我指的是下面这个：
六神磊磊先生进一步的解释是：
六神磊磊先生注意到了袁老师没改出来缪可馨把《西游记》的作者误写成罗贯中这个错误，但他自己却没注意到缪可馨写的是一篇“读后感”。
读后感是一种特殊体裁的作文，写的是读了什么东西以后的感受。相信大家上学的时候老师都有过这样的要求，读后感不要过多复述读的东西，而要多花篇幅写自己的感受。
这就跟写博士论文，不能写成文献综述，而主要要有自己的观点，是一个道理。
从袁老师的批改来看，她是循着精简复述文字的逻辑进行删改的。她这么做，不无道理。
六神磊磊先生批评袁老师“传递正能量”的批语，是对的。但批评袁老师对复述内容的修改，有失公允。
而六神磊磊先生的文章，一大半的篇幅建立在这个有失公允的评价上，这损害了批评的价值。
强求小朋友作文要“传递正能量”，和强求读后感不能删掉过多的复述内容，本质上有什么不一样？
你不能用你反对的那套东西，去反对你反对的人，不然你会失去道德高地。尤其在事实、道理、舆论都站在你这边的时候，这么做十分没必要。
批评“对细节的删除”是一个很新颖的角度，但这里并不适用。
六神磊磊先生写过很好的文章，但我认为这一篇欠思量，有失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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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许多普通人一样，内心深处，欢迎知识分子就社会议题发声。
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张口就是文艺腔调，我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有些知识分子有时候说话不过脑子。
这是很烦人的一件事，你从情感上倾向于他们，可是理智上又不能认同他们。
创造性的抖机灵在文学世界里可以畅通无阻，但在社会评论领域，还是收敛一些的好。
面对着舆论场上频繁出现的文艺腔，我们做观众和听众的，要留个心眼，知道他们有时候一时控制不住，会犯文艺青年脑袋一热的毛病。
不能否定他们的热情，要感谢他们的贡献，但同时，一定也要对他们的方法和结论，有所警惕。
文艺青年转行当社会评论家，架势漂亮，但合格率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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