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无依之地：从赵婷到布鲁德
最近关于赵婷导演的电影 《无依之地》获得金球奖的新闻在国内引发了比较激烈的讨论。我一直想谈谈。之所以到现在才谈，是因为电影的原著、美国记者杰西卡·布鲁德的书之前没看完。
书翻完了，文章也就写好了。
本文是半篇不算影评的影评，加半篇不是书评的书评。
01
赵婷的无依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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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用书名号，因为我要先说说赵导演这个人，这里“无依之地”不是指她的电影，而是指她的成长经历。
有一个例子我以前举过，这里我觉得可以再讲一次。去年年初，普利策奖得主、前《纽约客》驻华记者、奥巴马亲自认证的“中国问题专家”欧逸文在《纽约客》上发了一篇讲中美关系的文章《打打谈谈》。那篇文章里槽点很多，其中一个格外引人注意。
欧逸文讲了两个二十多岁的青年。
一个华人，出生在美国白人社区，十岁左右因为母亲回北大任教，她也回国，读完高中后去美国就读哈佛，现在在北京从事电影方面的工作。她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在哈佛的第二年，有一门关于民主的必修课，学校请了各种各样的大牌教授轮番上场，目的只有一个，讲为什么民主是世界上唯一正确的制度，这门课上起来感觉就像是北京高中的政治课。这个青年，现在自诩“中国派”，坚定地认为美国那一套在中国行不通，美国有自己的问题，中国也有自己的文化和逻辑。
另外一个中国青年，自小在国内长大，家里是山西做采矿器械生意的，他到华盛顿读了预科，然后本科，现在还在校园里。他是这么说的：到了国外，如饥似渴地看了许多“新鲜”的东西，从此和以前国内的同学聊都聊不到一块去了。这个青年，现在是美国“自由空气”的坚定支持者。
欧逸文对第一个青年未置评论，但对第二个大发感慨，说美国要“珍惜”对这样的中国青年的“感召力”。
赵导演让我想起欧逸文笔下的第二个青年。她的父亲是国企老总，继母是著名演员，十六岁就出国留学，从此生活在国外。2013年她在接受美国《电影制作人》采访时形容自己的母国“是个遍地谎言的国家”，2020年她接受澳洲媒体时又说：“（现在）美国是我的国家。”说完还不忘再加上“ultimately”这个词。
ultimately，最终、最基本的、根本上的意思。
富裕家庭的背景、年少留学的经历和虔诚皈依的态度，简直跟二号青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或者说，赵导演就是一个高配版、完全体的二号青年。
很遗憾的，我们常常能从这类青年身上看到一种通病，他们喜欢把不同立场、不同出发点的表述粗暴地理解成真与假、好与坏、善与恶，这是一种傲慢，也是一种幼稚，更是一种思维的缺陷。
本来在这个世界，既懂中国也懂美国是一种优势，留学生本应是最有优势的人，可是有些人选择自动放弃这种优势，这让人唏嘘。被洗脑而不自知，也让人唏嘘。因为逆反心理而心甘情愿接受洗脑，则更让人唏嘘。
赵导演两次受访时讲的话，直接、干脆、不给自己留一点余地。据说她是政治学学士，但据我所知，即使在国外，政治学的学术训练也不应该把人的说话方式培养成这样。
一个十六岁就离开中国的人，一个世界观和价值观由西方塑造的人，一个错过了中国翻天覆地二十年发展的人，一个在国内宣发海报上标注“中国导演”似乎希望收割一波名誉的人（可能赵导自己并无此意），一个执导的超级英雄电影可能年底要在国内上映因此有票房需求的人（很难想象赵导不看重自己执导的超英电影在中国的票房），从事实到观点，从理念到利益，不管从哪一个方面看，赵导演有关中国的言论，都找不到依凭。
正如现在这部电影的名称一样，对赵导演来说也有一片无依之地，就在她自己心里。
02
电影的无依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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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事情应该讲清楚，对一个创作者的批评，有时是可以和对她作品的批评分开的。
不管赵导自身言论如何，电影《无依之地》算是一部上乘之作，虽然对喜欢肯·洛奇的我来说，《无依之地》还差得远，我眼里赵婷比起肯·洛奇也差得远，但美国人如今能拍出这样的电影，也算是拼了老命了，值得鼓励。
电影《无依之地》讲了一个老无所依的寡妇一路公路旅行、靠打零工养活自己、从犹犹豫豫地做现代游牧民到下定决心过游牧生活的故事。
电影的主人公费恩老公去世，生活的小镇因为遭遇金融危机，全镇人赖以生存的石膏厂倒闭，小镇荒废，失去了生活来源的她不得不以一辆简陋的房车为家，穿梭在各个露营空地之间。
电影描绘的是美国经济拮据的孤寡老人形象，对美国的社会问题是持批判姿态的。它提到了08年金融危机、哄骗人们用一生积蓄购买负担不起的房子的房地产中介、压榨并且异化人的亚马逊工厂、破败的美国制造业、有自杀意图或者等死的白发老人、解决不了老人们困境的福利及退休金制度、资本建立的美元暴政等等，全片笼罩在一股哀婉的氛围中。
但悲伤不是电影唯一的基调，和这股悲伤交织纠缠的，还有主人公费恩的倔强，或者按片中费恩妹妹对她的评价——勇敢。费恩一步一步适应了流浪生活，过程中拒绝了加油站经理到教堂休息的建议，拒绝了妹妹一起居住的邀请（值得一提的是，妹夫就是房地产中介），拒绝了戴夫出于爱情的挽留，还坚持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为年轻人解惑，这些成了电影花更多篇幅重点描写和渲染的对象。
一些影评人对电影丝毫不吝啬赞美之词，比如《看电影》写道：“一个居无定所的女人重拾美国自由精神……天人合一思想在摄影中凸显……人与自然在这一刻达到和谐。”
影评人们说的并没有错，可这正是我不喜欢这部电影的原因。
在这个公号里，我介绍过不少美国学者自己写的分析美国社会问题的文章，关于美国金融危机、不堪重负的医疗保险和社会福利制度、制造业的衰败与中产阶级的崩塌、急剧恶化的贫富分化，这些可以从美国的政治制度与现实、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消费主义与资本主义冰冷的文化基因等深层次挖掘原因，然后思考解决途径。
看完了这些文章再看《无依之地》，会发现电影恰恰选取了一个最讨巧、最煽情、最文艺青年范、也最无用的角度剖析美国严峻的社会问题——赞美主人公的倔强与勇敢，尊严与自由。
尊严与自由，倔强与勇敢，当然不是什么坏词，但用主要的篇幅来表现这些东西，从中抽出一丝所谓的温情，多少有掩盖问题、逃避正面解决问题的嫌疑。
从这个角度讲，《无依之地》还没有正面描写被时代所抛弃的美国工人窘境的《美国工厂》坦诚。
更不要说肯·洛奇的电影了。
2016年，肯·洛奇凭借讲述一个被英国福利制度的官僚主义和繁文缛节所扼杀的老人的故事《我是布莱克》第二次夺得戛纳金棕榈大奖。
2019年，肯·洛奇带着描写被金融危机摧毁了生活、十多年以后还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英国快递员的故事《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几乎三夺金棕榈，只是最后输给了当年大热的《寄生虫》。
从《我是布莱克》到《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肯·洛奇的主人公也都是社会底层，讲述的也都是他们被社会碾压的故事，表现的也都是他们的尊严与倔强。肯·洛奇比赵婷做得好的在哪里？在我看来，肯·洛奇将主要的精力花在了描写真正的问题上。
费恩踏上公路，不管说是“自由精神”还是“天人合一”，哪怕装点得再好，都洗不掉逃避现实的底色。相比之下，发起诉讼控诉英国福利制度的布莱克和被揍得鼻青脸肿却抹掉眼泪爬上驾驶座为家人挣生活的快递员，他们的尊严比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在夕阳中没有表情的脸，显得更真实，更有说服力，更有冲击力。
都是在路上，赵婷的主人公像是萨尔，身上摆脱不了凯鲁亚克“跨掉一代”的影子；肯·洛奇的主人公却像是堂吉诃德，血管里仍留存着挺枪向生活这座风车巨人发起冲锋的冲动。
或者再打一个比方，面对患者，赵婷像是一个做临终关怀的牧师，把主要精力放在安抚病人上面，这种安抚乍一看有温度，但实际上包含着宣判死刑的意味，而肯·洛奇则像是一个诊断病灶的医生，对着仪器和CT讲着一些奇怪的术语，这些术语听上去不那么讨喜，但能救命。有人喜欢牧师，这没问题，但我总觉得，对病人来说，还是医生更管用些。
03
杰西卡·布鲁德的无依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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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导演的电影为什么按照现在这个思路拍摄？这里面当然有美国电影文化积淀、世界第一强国电影工作者兴趣偏好等原因，但在我翻完原著之后，我发现电影的腔调可能主要还是受原作者的影响。
布鲁德2017年凭借《无依之地》一书获得海伦·伯恩斯坦文学奖，她也是电影《无依之地》的编剧。
在原书的前言部分，她就强调了写作动机：
话说得非常动听，从中我们也可以一窥究竟，为什么在电影中时不时地有流浪者会以诗意的口吻描述流浪过程中的见闻，花鸟鱼虫，见识世界等等的浪漫想法。
但问题是，一群在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都难以生存下去的老人，当他们开着破破烂烂的房车在荒郊野岭游荡，当他们从一个又一个小店里挣零钱苟延残喘，他们到底能遇到什么机会？即使真的能遇到，概率也比中五百万彩票还要低吧。
布鲁德的这段话，以及赵婷电影里的相关桥段，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身穿防弹衣、被美国大兵保护着、站在伊拉克的残垣断壁间的安吉丽娜·朱莉，她说：“虽然他们（伊拉克难民）一无所有，但是他们获得了自由。”
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感动是虚伪的，根深蒂固的，难以自我察觉的，甚至是丑陋的，恶心的，表演性质的，在面对外国难民和自己国家孤寡老人时，其惺惺作态的姿势是一贯的。
去年澎湃新闻就《无依之地》这本书采访过布鲁德，这篇访谈透露了很多信息，建议有兴趣的朋友找来读一读。
比如布鲁德透露：“在这场经济游戏（指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输家中，弥漫着许多的负罪感以及羞耻感。很多人觉得是他们自己的错误造成了自己经济上的失败。因此他们也会觉得自己对此羞于启齿。”
又比如布鲁德夸耀她的书改变了许多人的看法，有读者给她发邮件说：“我今天路过了一个停在路边的房车。要是换在以前，我肯定已经在脑海中对他们作出了许多的评判。我会觉得他们都是坏人，可能我还会报警。但是现在我不会再这么做了。”
布鲁德向澎湃表示，她很高兴能改变一些人的内心，促成彼此的理解。
布鲁德讲的当然不能说是错的，也要承认她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是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上述信息中最触目惊心的一点，难道不是被布鲁德温情脉脉的“高兴”给掩盖掉了吗——
注意，2008年金融危机，是美国贪婪的金融资本造成的系统性风险，这早已有公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读一本叫《魔鬼衍生品》的书。可是在美国，不管是灾难的受害者，还是幸免于难没有掉落谷底的人，同时都认为责任在受害者自己——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是什么造成这种看法的流行？人们被洗脑了吗？洗脑他们的是谁？——思考这些问题，难道不比自我感动于“促进了理解”要重要一百倍吗？
在书的第十一章，布鲁德描写流浪者故事的时候，引用了一些流浪者发在脸书上的话，这段话来自美国讽刺作家冯内古特1969年出版的《五号屠宰场》：
这是全书中布鲁德离“深刻”最近的一次，可也只是接近而已，布鲁德并没有就这个方向或者任何实际能解决问题的方向继续挖掘下去。
我平时读美国新闻、政论比较多一点，美国文学读的相对较少，只能说对海明威、索尔·贝娄、E.L.多克特罗稍有了解，我永远忘记不了从纽约旅行回国坐在飞机上读完的多克特罗的《拉格泰姆时代》，里面才华横溢的黑人钢琴家，因为种族主义分子白人消防队长的嫉妒，被逼得家破人亡，最后被迫成为暴徒展开报复的故事，让我体会到了美国文学的粗粝与生命力。
如果说多克特罗的书是炮管里的火药，布鲁德的书顶多就是能冒烟的发令枪而已。
这是布鲁德的无依之地，正如她在采访中说的：“我的家在纽约，我在纽约有经营多年的人脉网络，我并不需要一辈子住在沙漠中的房车里。”
归根结底，布鲁德的底色是城市精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记录穷人们的生活，念念不忘的大多是穷人们对她“真实描绘他们尊严”的感谢，以及对“人们拥有如此之强适应力”的赏玩。
我不喜欢布鲁德的《无依之地》，因为我不喜欢这种城市小资知识分子自我感动的做派。
过去我写过不少批判城市小资知识分子自恋而不自知的文章，有朋友若是感兴趣，可以看看：《北上广没有靳东？文化撕裂不可解？简评《北上广没有靳东，四五线没有李诞》》、《她不是另一个“拉姆”》、《我们普通人，为什么应该反对他们的这些观点》。
自始至终我的看法都是这样，我没有说城市小资知识分子的观点毫无可取之处，我只是不喜欢他们假模假式的悲天悯人、毫无建树的重复抒情而已。用王小波先生当年评价某著名作家某部小说时的话来说：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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