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古代史讲义（7）宋金辽重要考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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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性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政治上的大一统并未带来经济上的均衡发展。秦汉时期，北方为全国经济重心所在，南方则十分落后。西晋末年，大批中原人口南迁，推动了南方的开发，尤其是长江下游的所谓“三吴”地区。但是，整个六朝时期（孙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四百年间，即使是长江下游地区，也仅属局部开发成功，经济基础依然相当薄弱。而同一时期的北方地区，尽管经受了长期的分裂和战乱，但经济基础较好，很快从几次衰退中恢复，维持着总体上高于南方的经济水平和经济实力。总之，在隋唐统一以前的南北分裂时期，长江下游地区还处在开发时期，全国的经济重心还在北方。
在隋和唐前期中央集权高度发达的时期，长安、洛阳为政治上的中心，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中心，全国的经济重心在北而不在南。在古代农业社会里，人口数量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据玄宗天宝年间的户口数字，秦岭、淮河以北地区的户口依然大于其以南地区，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是河南、河北两道。唐代如果关中遇灾，粮食补充相当多地来自河南、河北甚至西北地区，并非专赖江淮。隋炀帝开通大运河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加强对南方地区的政治控制，而不是为了将南方的财赋北运。不过，北方地区农业开发的历史比南方悠久，经济增长的余地不大，而南方地区自东晋以来就处于开发的积累过程中，而且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取代北方成为全国经济重心的趋势在唐朝盛时已经呈现出来。
安史之乱是影响南北经济地位消长的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大事件。如果将经济重心南移看成一个历史过程，则安史之乱是这个过程的起点，但并不是安史之乱以后南方就确立了其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全面实现经济重心南移，要到宋朝，确切地说，要到南宋时期。
安史之乱在经济格局上产生的影响，
首先是北方著籍户口的严重减耗，中原人口向南方迁徙，国家登记的人口数，南方超过了北方。
其次，由于北方的财赋重地为与朝廷对抗的藩镇所割据，南方成为了朝廷的主要财赋来源。但是，江南上交朝廷的赋税多，并不意味着江南地区的剩余产品就多于北方。唐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成为朝廷的财赋倚重地区，但还没有确立其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至北宋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
唐末大动乱对南北经济都造成破坏。但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朝代更迭不休，战乱频繁，而南方经济恢复较快。唐五代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在整个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南方的农业经济向丘陵山区推进，经济作物（如茶叶等）开始广泛种植，南方腹地的经济水平大幅提高，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经济发展趋势也呈现出来；另一方面，稻作技术有了很大改进，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到宋朝，江南水田农业最终超越了华北的旱地农业，江南在中国农业中的基本地位确立。这就为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基础。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北方再遭战火，大批人口南渡，南北经济差别扩大。到两宋之交，南方的经济重心地位最终确立。
南方经济重心的确立，取决于由北方迁徙而来的掌握比较先进生产技术的劳动者大量增加，取决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还取决于南方自然条件的相对优越性。
经济的发展带来文化的进步。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也是中国古代文化重心南移的过程。文化重心南移，同样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进程。南方地区文化发展的原因，除了经济的发展之外，主要还与北方士人的南迁有关。尤其是一些文化名人在唐代中后期的南仕、南贬、南游，对南方文化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如韩愈之贬任潮州、李德裕之贬人袁州等。
唐代后期是一个起点，长江以南地区的文化开始呈现出迅速上升的势头，两湖、江西、福建等地的政治文化人物不断涌现。如在唐宣宗大中（847—860）以前，荆州（今湖北江陵）“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为天荒解”（《太平广记》卷182《刘蜕》），大中年间，举人刘蜕科举及第，终于打破了天荒解。唐武宗会昌三年（843），袁州（今江西宜春）人卢肇中状元。当时人们还感到很奇怪，甚至问他:“袁州出举人耶？”但是，正是在他们之后，南方地区的文化精英层出不穷。
入宋以后，南方地区的士人在政治文化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不论是政治上的风云人物，还是唐宋八大家中的宋朝文坛领军人物，大都是南方的面孔了。在科举考试中，南方人的优势明显，在北宋后期不得不采取南北分卷的制度，特许北方五路分别考试，单独录取，以维持南北地区间取士人数之大体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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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桥兵变的历史背景，应从唐代中期以来政治文化的变迁和后周政局的特殊机缘求得。唐代中期以后，地方藩镇中经常出现骄兵悍将拥立或废黜主帅的事情。风气所及，至五代更甚。赵匡胤在陈桥驿被部下将士黄袍加身，拥立为主，是这种风气影响下的结果。而科举制在唐代的发展，士族门阀的衰落，整个社会心态上摆脱了等级制度的束缚。五代时期政权更替的频繁，更使得人们缺乏忠君观念。即如冯道，五代时期历仕四朝，在三朝做宰相，在相位二十余年，按照传统统一政权行政的逻辑，并不以朝代更迭为意，自称“长乐老”。做臣子的可以不忠君，也无法作到忠君。野心家们则蠢蠢欲动，“称王称帝者如春雨之蒸菌，不择地而发。……延及石、刘（石敬瑭、刘知远）之际，无人不思为天子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当时军阀安重荣就说:“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
后周的政局为赵匡胤夺权提供了机会。赵匡胤本是郭威手下的一名小军官，参加了郭威代汉建周的兵变，周世宗柴荣即位后，提拔为归德军节度使。在受命整顿和扩充禁军的过程中，拉拢了一批亲信如石守信等，用宋朝国史的说法就是士卒咸服其恩威，而人望固已归之。周世宗去世后，“主少国疑”，继位的皇帝才七岁。赵匡胤凭借着顾命大臣的身份，匿废遗诏，控制了整个京城（开封）禁军。
经过一番精心部署，赵匡胤在后周显德六年（959）十二月初四日凌晨，发动兵变，从开封西北的陈桥驿回师开封，废周建宋。陈桥兵变是赵匡胤有预谋、有计划的夺权事件，而不是象《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说的，是“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以黄袍加身，赵匡胤被迫而从。
兵变后，开封和其它地方的局势都没有失控，一切井然有序，一改晚唐五代以来兵变导致的无序状态。这就为宋朝避免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打下了基础。在每一次兵变之后，纵容士兵剽掠，是五代时期的积弊。而当赵匡胤的军队进入开封后，即时解甲归营，市井不动，略无骚扰，博得了满城赞誉。父老相贺曰:“五代天子皆以兵威强制天下，未有德洽黎庶者。今上（指赵匡胤）践祚未终日，而有爱民之心。吾辈老矣，何幸见真天子之御世乎？”（《邵氏闻见录》卷7）。
是陈桥兵变之前的精心部署，使得赵匡胤能够顺应民心，在兵变之后迅速采取稳定局面的措施，为宋朝政治中的宽仁和平色彩，奠定了基础。所以，宋朝的史书上大书特书，认为“祖、宗以仁义开国”，“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仁之至也”，“祖、宗以来，未尝轻杀大臣”。而且，因此形成了宋朝的祖宗家法，“百年不诛大臣”，“不杀谏官”，“不以文字罪人”等。
所谓“祖宗家法”，是指在宋太祖、太宗的创法立制基础上形成的两宋时期一直在遵循的政治准则。北宋初年，宋太祖及其决策集团对于自身实力及面临的局势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们以比较理智的态度，采取相对宽缓平和的方式，化解了许多棘手矛盾；同时，也为国家日后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奠定了相对稳定宽松的政治基调，宽仁尚礼成为两宋时期统治方针的主线。“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被认为是“祖宗家法”的实质精神。开宝九年（976年）宋太宗的即位诏书中，曾经明确说道:“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
这种精神首先贯彻到制度的设计之中。宋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主要着眼点是如何防范文武重臣的篡夺之祸；如何防止人事、财政、军政等大权旁落；如何禁制百官间凭藉种种因缘相互朋比，以致构成为专制政权的离心力量；如何消除地方上已在或潜在的割据势力。用人格局中，贯穿着“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 和文武相制、内外相维、上下相轧等原则。
“祖宗家法”体现在国家的治国方针上，更是贯穿着宽仁尚礼的精神。宋朝对于民间文化发展、经济事业、社会生活等方面，自建国之初即因仍自然趋势而未予过多干预。因此，宋朝有着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士大夫群体力量的形成、为其参政议政提供了适宜的外在条件。在宋朝的许多士大夫看来，自三代以后，惟本朝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
关于祖宗家法的具体内容，哲宗时吕大防分析为事亲之法、事长之法、治内之法、待外戚之法、尚俭之法、勤身之法、尚礼之法、宽仁之法等八项。这只是一种概括的说法。由于宋人在许多时期的不同场合都谈到“祖宗家法”，很难对其具体内容进行全面罗列。“祖宗家法”是一个核心精神明确稳定而涉及面宽泛的综合体。它既包括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包括统治者应该循守的治事态度；既包括贯彻维系制约精神的规矩设施，也包括不同层次的具体章程（参见邓小南《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 》）。其核心精神就是宽仁尚礼的方针和“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原则，这都与北宋的开国背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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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开国后不久，到太宗真宗时期，在各级官僚尤其是中央高级官僚之中，形成了一种守成循默的政治风气。大臣们相信祖宗之法已经完美，只需遵守，如果妄有更张，将对国家造成伤害。宋人笔记《邵氏闻见录》卷六记载，太宗时的宰相赵普，在厅事坐屏后放置两个大瓮，凡是有人递交评论时政利害提出改革建议的文字，他都将其投入瓮中，根本不看，等到瓮满之后，即焚于通衢。又如，真宗时担任宰相的李沆说，自己多年做宰相，“居重位，实无补万分，惟四方言利事者未尝一施行，聊以此报国尔。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徇所陈请，妄有更张，即所伤多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6）。
这种政治风气形成的背景比较复杂，不可一概贬为保守。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守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保持政策稳定性的一种表现，是对唐代以来“进士浮薄”风气的一种抑制。太宗真宗时期，用人极重资历履行，老成持重者受到重视。淳化二年（991），在选拔翰林学士时，候选人有张洎、毕士安等。最后用了毕士安，太宗的考虑是，张洎与毕士安相比，词艺、践历固然不差，“但履行远在下尔”（《宋史·毕士安传》）。宋代科举实行乡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宋太宗常常亲临殿试，“年少者往往罢去”（《宋史·寇准传》）。即如太宗时担任宰相的吕端，做了四十余年官后被提拔为宰相，还被认为是“骤被奖擢”。吕端老成持重，宽厚多恕，识大体，以清简为务，对于各种争议和分歧，很少发表意见。太宗非常信任他，下令宰相们讨论的事情，只有经过吕端拍板才能向皇帝闻奏，并称赞吕端为“大事不糊涂”（《宋史·吕端传》）。
最先对北宋此种束手束脚的条条框框和政治风气提出反对意见的，是真宗时期的宰相寇准。他敢于冲破祖宗家法的约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先后三次做宰相，表现出非凡的胆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寇准是一个书生气很重的儒家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很敏锐，有胆略，有锐气，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似嫌不足。真宗用人是各取所长，互相补充又互相牵制，既用“好刚使气”的寇准，同时又用“宽厚多恕”吕端、“端方沉雅”的毕士安等，目的是使“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
北宋选官重资格，在当时高度专制和士大夫出路狭窄的历史条件下，自有其相对的合理性。一方面，可以保证选官的正常秩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请托和侥幸，阻遏凭借门荫入仕的高官子弟过快升迁，保证一些具有基层历练的官员能够逐步提拔；另一方面，也可以对掌握用人权的人进行一种无形的限制。要做到破格用人，保证破格提拔的是真正的贤能之士，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其难度很大。司马光曾经上过一道《论监司守资格任举主札子》，提出“朝廷执政止八九人，若非交旧，无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狭，岂足以尽天下之贤才？” 过于强调资历的缺陷也是明显的，一些有才华的人被资历限制，无法得到破格提拔，各级官府尤其是中央决策部门需要的特殊人才也无法选拔出来，而且在完全按照资历选官的制度下，用人权实际上旁落于一些倚仗“例簿”的胥吏之手。这是君主独裁制度的一种自我反动。
寇准做宰相期间，在选官问题上采取了一些突破资历限制破格用人的措施，当寇准看到胥吏们拿着《例簿》准备任官的时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职尔！”寇准被攻击“为己售恩”，在某种程度上也触动了皇帝的权威。因为在专制体制中，包括宰相在内的各级官僚，只能以资格用人，只有皇帝才有破格提拔、不次用人之权。寇准的作为，结果是触动了各方面的利益，不久被罢相。
寇准的结局，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北宋政治风气的大背景。不过，情况到王安石的时代有了一些变化。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在新的政治形势面前，思想的禁锢有所松动，宋朝士大夫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人们可以怀疑古代的圣人，可以批评周公孔子。王安石的学说被称为“新学”。他在给仁宗皇帝的万言书中，提出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来改变法度，根据“所遭之变”和“所遇之势”进行“改易变革”，面对变革，要有一种“三不足”的精神，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通过自己的学识和历练，成为同时代人中站得最高、看得最远的杰出政治家和思想家，正如他自己在《登飞来峰》诗中所写的那样: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即使风气有了变化，王安石在宋神宗时期主持变法改革，需要面对的同样还有祖宗家法和守成循默政风的束缚。我们暂且不论王安石变法的成败得失，仅从他提出的“三不足”精神来说，王安石的政治勇气就是十分可贵的了。他在提拔下层士大夫方面，与寇准有相同的思路，努力打破按资历升迁的成例，并对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进行了重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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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出自东胡，与鲜卑同源。北魏时开始见于史籍，居住在潢水（今西拉木伦河）以南，黄龙（今辽宁朝阳）以北，分为八部，传说是契丹始祖所生八子之后。唐初形成部落联盟，以大贺氏为联盟长，称可汗。一种观点认为，今天生活在黑龙江的达斡尔族就是契丹大贺氏的后裔。唐朝中期，大贺氏联盟在动乱中瓦解，遥辇氏在重建的联盟中担任联盟长，耶律氏家族担任军事首领，称夷离堇。到9世纪末，契丹的社会经济有了显著发展，开始有了农业，并不断向周围地区进行扩张和掠夺战争。契丹人与外界的联系因此迅速扩大。
901年，耶律阿保机为夷离堇，取得了许多军事上的胜利。907年，阿保机取得可汗之位，成为契丹的最高首领。916年，阿保机正式称帝（后追尊辽太祖），建元神册，没有专定国号，仍以契丹为国名。五代时的后晋、南方的吴越、渤海、高句丽、回鹘、党项、波斯、大食、日本等政权，都先后派使臣来到契丹。契丹占有中国北方的草原和华北农耕区的北缘，在当时的亚洲国际舞台上具有重要影响。
契丹建国后，在一些汉人的协助下，开始进行典章制度和文化的建设。委派汉人在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修建都城，称上京。还下令修建孔子庙、佛寺和道观。又创制文字，制定法律和各种职官制度。
926年，契丹攻灭号称“海东盛国”的渤海国。阿保机的次子耶律德光（后为辽太宗）利用中原的混乱局势，帮助石敬瑭灭后唐建立后晋，取得了长城沿线的燕云十六州。947年，德光灭后晋，在汴梁模仿汉族礼仪接受百官朝贺，始建国号为辽。契丹在中原立足未稳，很快北撤，德光病卒于归途。
983年，年幼的辽圣宗即位，皇太后萧氏主持政务。在萧太后的主持下，辽击败了北宋的北伐，并转守为攻，迫使北宋签定澶渊之盟。辽朝进入鼎盛时期。到十一世纪中期以后，辽统治区域内边境民族的反抗日益频繁，尤其是东北的女真，开始对辽形成威胁。1114年，女真联盟长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并于1115年建立金朝。辽天祚帝御驾亲征，被金击败。1125年，金兵俘天祚帝，辽亡。
由于契丹处在游牧、狩猎的北方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之间，对于不同的人口，采取胡汉分治的办法。契丹本身也具有半游牧半农耕的色彩，游牧和农耕两种社会经济形态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所占比重大致相当。在这种地缘政治格局和经济形态中，辽朝契丹国显示出独特的国家风貌。在经济形态和社会生活中是农耕与游牧两种方式并存，在政治制度上，实行南面官、北面官制度。
在中央，分设两套相当于宰相机构的最高机构。由于对太阳的崇拜，契丹皇帝的御帐朝东，在御帐南北分设枢密院，南北枢密院分别按照不同的体制和运作机制处理政务。总的原则是“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具体分工是“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辽史·百官志一》）。
在北枢密院以下的北面官系统中，大量保存契丹部落旧制，官职名称还采用了突厥、回纥以至汉族政权的一些职名，如称宰相、大王等。北面官系统除了按照契丹部落形式治理契丹本部族事务之外，还包括对被征服的北方草原民族的管理。如奚、室韦等被征服后，按照契丹八部的体制，分编为新八部，后扩大为数十部，保留其部落的组织形式，由契丹委派节度使进行管理。
南枢密院以下是一个基本仿照唐宋国家体制建立的官僚系统，设有中书省、御史台、大理寺、翰林院等机构。南面官系统面对的是农耕地区的汉人和东部的渤海人，设置州县，基本按照中原传统的土地法令和赋税制度进行管理。不过，州县不完全由国家直接管理，有一些州县是皇室下属的独立的军事经济单位，有一些则成为贵族的领地，称为头下军州，又称投下。
辽朝的选官制度也是两套体制。高级官员一般是世袭的，称为世选。科举选官的地位并不重要，一般契丹人和北方民族并不参加科举，燕云地区的汉族大姓也多不由此途，只有农耕地区的汉人，才走科举之路。
此外，辽朝皇帝始终保持着游牧生活的传统，居处无常，四时迁徙，大部分贵族和高级官僚要随着皇帝的行营活动。行营是皇帝进行军事训练和笼络归附民族首领的重要途径。由于皇帝并不固定居住在某一处，所以真正的首都是皇帝所在的流动的行营。而其所建立的五京，包括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都相当于镇守地方的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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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是羌人的一支党项建立的政权。唐末党项首领拓拔思恭因率兵镇压黄巢起义，赐封夏国公、定难军节度使，治夏州（今陕西横山），并赐姓李氏，成为唐末藩镇之一。李思恭以后，党项开始了在西北地区的割据统治，五代各朝都进行着名义上的羁縻统治。
在北宋统一的过程中，割据夏州、银州（治今陕西米脂西北）等陕北州县的李氏势力表现出归附的意向。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亲征北汉，定难军节度使李继筠派兵支援。七年，节度留后李继捧到开封朝谒，表示要纳土归附。宋太宗授以彰德军节度使，并迁其家族于开封。
继捧族弟继迁反对内附，在继捧内迁时，率众逃跑，公开反抗。北宋政府坚决镇压，一度大败其众，俘其母、妻。但李继迁利用民族情绪和李氏家族在党项群众中的威望，拉拢各部，逐渐恢复了在陕北统治。当宋军于雍熙三年（986）第二次进攻燕云、与契丹开战之时，李继迁乘机与辽结援，接受辽所封夏国王的封号。面对辽夏结成的军事同盟，宋太宗时期用尽了招降和镇压的手段，一直没有解决。
宋真宗即位后，宋初政治发生大变。他彻底改变祖、宗二朝的战争政策，对内对外都极力缓和矛盾。在陕北问题上，承认李继迁在西北的实际统治地位，授以定难军节度使，使其据有李氏旧地的局面合法化。但是。李继迁基于对当时宋辽关系的认识，觉得辽强宋弱，乘机向宋展开进攻。咸平五年（1002），李继迁联合西北诸蕃部，攻陷北宋的西北重镇灵州（治今宁夏吴忠县东北），改为西平府，作为其政治中心。次年，李继迁在攻打西凉府（今甘肃武威）时，败于吐蕃而死。
李继迁死后，其子李德明继立。当时，李氏集团的发展方向已转向西部，全力向河西走廊发展。但与北宋的敌对关系，一直是其西向发展的严重牵制。加上长期的战争使得李氏政权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李德明作出了与宋朝和好的姿态。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以后，真宗乘机封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赐姓赵。《宋史·毕士安传》载，澶渊之盟后，“未几，夏州赵德明亦款塞内附。二方既安，中外略定”。这是北宋前期难得的和平局面，与夏的和平关系维持了几十年。但是，李氏势力一直依违于宋辽之间，同时接受双方的封号，迅速发展起来。德明时期，打败了吐蕃和甘州回鹘，基本控制了河西走廊，又修筑兴州城（今宁夏银川），作为统治中心。德明之子元昊继位后，放弃唐宋王朝赐予的李、赵二姓，恢复本族旧俗，自行创立年号，创制本族文字。升兴州为兴庆府，广建宫殿。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十月，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夏从一个割据状态的地方政权，变成了与宋辽鼎立的国家。
宋、辽、夏是当时中国的三个政治实体，对北宋来说，与辽和夏的关系性质并不相同。在北宋看来，辽尽管是北方劲敌，长期交战，对宋朝造成切肤之痛，但毕竟还是外部问题。而西夏则是宋朝体制内部的问题，在元昊建国之前，基本属于羁縻统治的割据性的地方分裂政权，元昊的建国属于地方政权闹独立。北宋朝野一直把西夏看成是心腹之患，对付西夏是宋朝的战略重点。从仁宗时期开始，宋朝在陕西设立了安抚使，全力对付西夏。
北宋对辽的关系，是在太宗时期几次征辽失败后转入防守苟安的。真宗时期，在守内虚外政策的指导下，不断向辽示弱。澶渊之盟是在宋朝占据军事优势的情况下签定的。辽军深感不利，急于和谈，而宋朝方面，宰相毕士安力主厚赂契丹以达成和议。澶渊之盟对宋朝来说，其实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是宋朝向辽作出的妥协。盟约规定:宋辽维持旧有疆界，约为兄弟之国，辽主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称辽主为弟，并称辽萧太后为叔母；宋每年给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称为“岁币”；双方沿边州县各守疆界，不得互相侵犯。宋辽结盟后，北方边境相对安定，生产有所恢复和发展，契丹方面也改变了对燕云十六州汉人的歧视政策，有利于北方地区的民族融合。尽管后来契丹统治者并不满足于盟约中的条件，不断利用宋朝的畏惧心理和妥协政策，装出进攻的样子，乘机敲诈勒索，追加岁币的数量。在40年代西夏与北宋的战争紧张进行的时候，辽方派使到宋朝，索取后周世宗时收复的此前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关南之地，并放出进攻的口气，向宋朝勒索。宋朝派遣富弼出使契丹，答应宋朝增加十万两银、十万匹绢，在交付用语上，以前称“岁币”，是赠与，此次改称“纳”，是不平等的进纳。但是，出使契丹的富弼却因此立了大功，赢得满朝称誉。宋朝对契丹的认识和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无论如何，盟约还是维持了长达百年之久的相对和平局面，对宋辽双方都产生了一些积极意义。总体上说，由于长期的社会发展，与汉族政权交往密切，统治者汉文化程度较高，契丹具有遵守盟约的一定的信用度，这也是宋朝对辽关系认识的一个基础。
西夏建国后，宋朝认为从内部长大的心腹之患必须消灭，不能承认其作为并立的国家政权存在。于是，积极调兵遣将，整个边防体制都为之进行调整。但西夏先发制人，在1040、1041、1042年连续三年中，三次大败宋朝军队，并试图向关中进军。1043年前后，北宋内部农民起义渐成为燎原之势。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宋朝方面才急于求和。西夏方面，也被战争的消耗和北宋的经济封锁拖得疲敝不堪，民怨沸腾。1044年，西夏通过辽给宋朝施加压力，宋朝被迫议和，这与宋朝对辽的主动议和有很大不同。宋夏和议的内容主要有:元昊取消帝号，宋朝册封其为夏国主；宋每年以“岁赐”的名义，给夏国银7万两、帛15万匹、茶叶3万斤。重新开放沿边的榷场，双方百姓进行互市贸易，民间商贩自由往来。
当时，宋朝农耕经济与西夏的游牧经济之间，相互依赖性比较大，尤其是对西夏来说，对中原地区的粮食、茶叶、食盐、金属器物等都有严重依赖，而且其生产的畜牧产品只有很少部分在内部消费。这种同一地理区域内的经济依赖性和经济联系，对于民族融合的加强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建，都具有重要意义，与跨区域的以奢侈品交换的长途贸易意义不同。
宋夏议和以后，并未带来真正的安宁，边境冲突常起。元昊表面上取消帝号，实际上则“帝其国中自若”。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宋趁西夏皇室内乱，攻入夏境，最终却无功而返，损失惨重。元丰五年，宋军在宋夏边境修筑的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北）被攻陷。宋哲宗、徽宗两朝，宋夏双方依然战事不断。
金灭北宋后，西夏称臣于金。双方划疆而守，进行互市贸易。在金统治中原的时间里，与西夏基本维持着和平的局面。蒙古崛起后，成吉思汗三征西夏。1127年，立国近200年的西夏，被蒙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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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的民族关系，是影响整体政局演进的大问题。北宋最主要的外敌是契丹辽朝，但北宋不灭于辽而亡于金。南宋的对手是金，但南宋不亡于金而亡于蒙古。这种历史线索，从汉族正统王朝的角度看，显得有些头绪纷乱，也给人宋朝积贫积弱的感觉。但是，从整个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角度看，这个时期正是民族融合在更高层次上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契丹族整体上融合到华北汉人之中，只有达斡尔族还被认为是契丹大贺氏的后裔。女真人的一部分也融合到汉族和蒙古族之中，还有一部分则构成了满族的祖先。到蒙古人统治整个中国大陆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汉人，早已经不是宋朝人认为的汉人了。
在这样的历史视野中来回视宋金之间的和战关系，当不至于局限在以汉族政权为正统、为中心的简单价值判断上了。
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女真是隋唐时期东北靺鞨的后裔，10 到11世纪时，主要活动在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受契丹人的统治。12世纪初，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率众反辽，屡败辽军。1115年，完颜阿骨打在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称帝，史称金太祖。
金的建国和反辽行动，直接影响了12世纪初的东亚形势。北宋开始谋取燕云地区。政和元年（1111），徽宗派遣大宦官童贯出使辽朝，在出使途中遇到了燕人马植。马植向童贯献取燕之策。童贯给他改名为李良嗣，带回开封。李良嗣向宋廷陈说辽天祚帝的荒淫和辽朝政治的腐败，女真对辽恨之入骨，若能从登州、莱州过海与女真结好，相约攻辽，则燕云可取。徽宗对此“约金灭辽”策略很感兴趣，赐良嗣姓赵。这赵良嗣就成为后来北宋与金交聘的重要使臣。
重和元年（1118），北宋遣使赴金，约金攻辽。当北宋将“约金灭辽”策略付诸实施的时候，引起了东亚其它政权的关注。当时高丽国王向北宋派在高丽的两位医生说:“女真不是好人，胜契丹后必及宋，而吾国亦不能自存”（《朱子语类·夷狄门》）。1120年，宋派赵良嗣以国书使金，与金主约定:灭辽后，金取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宋取燕京析津府（今北京市）。其后，金使又来议岁币，商定灭辽后，宋将每年给辽的岁币转给金国，双方不与辽讲和。以上和议，史称宋金“海上之盟”。
后来，由于国内农民起义的爆发，以及对辽的畏惧，北宋未能如约与金进兵攻辽。女真建国后，势力发展很快。1122年，金攻取辽的中京大定府和西京大同府。北宋看到辽的末日已到，匆忙“使赵良嗣赴金坚前约”。这时，金国方面不愿履约了。金国遣使与赵良嗣同来汴京，取消原定山前后十七州归宋之约，仅仅同意长城以南的所谓“山前六州”（涿、易、松、顺、景、蓟）归宋朝。宋朝再遣赵良嗣往议，而此时金已经攻取了燕京，令赵良嗣回到汴京献俘。正当金兵不断取得攻辽胜利的时候，北宋攻辽的军队却连续败归。金人对宋的轻视开始表现出来。后来，北宋付出了一定的经济代价将燕京收回，但收回大同的计划却被金太宗拒绝了。
1125年，金灭辽。十月，金太宗下诏伐宋。年底，金兵向开封进发之时，徽宗被迫传位太子，钦宗即位，改明年为靖康。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金兵再次南下，攻占开封。1127年二月，金下令废宋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四月一日，金兵带着宋徽、钦二帝北归。徽宗死于1135年，钦宗一直生活在金朝，到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才去世。保留宋钦宗，是金对南宋战略的重要安排。
1127年五月，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宋高宗。然后一路南逃至扬州。1128年，金兵再次南下，于明年渡过长江，赵构逃到了海上，并派人向金太宗请和。宋高宗在致金兵元帅书中说:“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所以諰諰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已。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以远涉而后为快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6）。当时的局势，正是“弦歌地，亦膳腥”。
在南宋建立之初，宋高宗执行投降路线，其向金兵摇尾乞怜，丑态毕现。当时的金朝，处于一种具有军事爆发力的社会发展阶段，内部凝聚力很强，同时也表现出野蛮的掠夺性。而宋朝的情况是，最高统治者非常腐朽，不仅强大的军队缺乏战斗力，而且不敢正视也无力解决国内的社会矛盾。北宋末年已经爆发和正在酝酿的农民武装，在大敌当前的时候，都纷纷投入到抗金斗争，出兵勤王。包括在洞庭湖起兵的钟相，也派其子领兵救开封。但北宋政府无力处理好勤王义兵的问题，待金兵一退，就令其撤散。北宋灭亡后，农民武装的斗争矛头都指向金兵，但南宋统治者表现出对民众的畏惧和仇视，随时准备投靠金朝，而于缓和国内矛盾则毫无实际办法。后来宋高宗还为自己的这种投降政策进行辩解，绍兴十二年三月辛亥，宋高宗对大臣说:“朕兼爱南北之民，屈己讲和，非怯于用兵也。若敌国交恶，天下受弊，朕实念之。今通好休兵，其利博矣。士大夫狃于偏见，以讲和为弱，以用兵为强，非通论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4）。
与南宋统治者投降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方民众展开了奋勇顽强的抗金斗争，给金兵以极大的牵制。1129 年到1130年间，金兵在江南还遭到来自民兵和一些南宋将领如张俊、韩世忠、岳飞等领导的阻击。此后，金兵再未渡江，其捉获赵构、灭亡南宋的目标没有实现。1130年秋，金兵攻占了关陇大部分地区。宋金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战线稳定在东起淮水西至秦岭一线。
1130年10月，金将俘获北归的秦桧放归南宋。赵构正急于求和又苦于无计，秦桧很快成为他理想的谋求降和的主持者。1139年7月，达成了南宋降金的协议:南宋答应称臣，跪受其诏，金将华北州县还给南宋。当年秋天，金朝发生政变，主张对宋进攻的兀术上台，于1140年分兵南下，再次攻陷开封洛阳等华北重镇。不过，南宋将领刘錡、韩世忠、张俊、岳飞等再次给金兵以严重打击。
抗金的大好形势吓坏了投降派。以赵构为首的投降政权，害怕抗金队伍和民众力量的强大，害怕真的打败了金兵，徽、钦二帝被放归。为了保住其皇位，赵构集团利用有利时机主动求和，强令岳飞班师。绍兴十一年（1141）11月，达成了“绍兴和议”:南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确定淮水至秦岭的大散关一线以北归金国；南宋每年向金国纳岁币银25万两，绢25万匹。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公元1142年1月28日），岳飞父子屈死在风波亭。
1142年以后，金朝基本没有力量南攻，双方在和议的格局中，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局面。尽管后来南宋还有过北伐之举，但基本没有取得成效，反而多次陷入被动，以增加岁币而告终。最终金国被蒙古所灭，而后南宋也面临着蒙古的威胁。
两宋时期由于在对北方民族政权的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动局面，国家财政状况也一直不好，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是“积贫积弱”。积贫积弱在某种意义上是事实，但并不等于宋朝的社会经济出现了大衰退，宋朝的综合国力一蹶不振。
积贫是指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是与“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问题结合在一起的。其中最关键的是宋朝的募兵制。宋朝国家为了控制社会秩序，将各地“失职犷悍之徒”都收编在军队之中，国家把他们养起来，成为与“民”分离的职业雇佣军。北宋建国之后90年间，中央禁军和地方厢军的数量都急剧上升，到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禁军达82万余，厢军达43万余，合计达126万。当时就有许多人看到了北宋政府“费莫大于养兵”的弊病，据估算，养兵之费占到北宋全部财政收入的十分之八或六分之五。此外，对辽输纳岁币和对西夏的所谓“岁赐”，也构成了北宋政府的一个重要经济负担。
在国家财政开支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赋税收入却呈下降趋势。主要是由于土地兼并的发展造成的。土地集中到地主手里后，按照宋朝的赋税制度，赋税本应由地主承担。但是，地主（尤其是大地主）总是千方百计逃避赋税，把应纳税的土地隐瞒起来，使国家掌握的税田面积不断减少。据统计，1021年，有税田面积524万顷，1050年为278万顷，30年间减少了将近一半。地主逃避赋税，势必有一些要转嫁到农民身上。阶级矛盾的激化与此有关。
就北宋的积弱而言，主要表现在对辽和西夏的软弱，对付国内的农民起义也显得很无能。就在庆历年间，爆发了许多规模不大的农民起义，都是突然之间起来了，使得北宋政府束手无策。北宋末年，宋江领导的梁山泊起义，最初是“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兵数万，无敌抗者”。招募的禁军战斗力很差，被称为“惰兵”。欧阳修在《原弊》中指出，“今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骄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
对于军队战斗力低下的问题，北宋统治者有自己的一套理解。军队中养了许多老弱病残之人，终身仰食于官。如果国家不养起来，他们将失去生活的保障，甚至铤而走险。所以，养起来是变动乱力量为镇压力量，而且符合祖宗以仁义开国的家法。庆历年间，范仲淹主持新政，处于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计划罢黜一些无能的转运使，但遭到富弼的反对。他认为，这样做，会使被罢黜的人一家泣哭，于心不忍。
积贫积弱是政府效能的问题，与那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无关。宋朝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唐朝的水平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北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户部统计全国户数为2088余万，口4673余万。学者大多认为，此处口数仅指男丁，实际人口当超出一亿，超过了唐朝最盛时的人口总数，国土面积却不及唐朝盛时。南宋尽管只有半壁江山，但户数最多时达到1267万，实际口数应超过6千万，加上金朝最高的人口数字4581万，总数与北宋相当。在传统农业社会里，人口数是衡量经济总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宋朝是中国经济重心南移过程的完成时期，关键在于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宋朝国土小于唐代，但耕地面积却有所增加，原因在于宋代的开垦程度提高，出现了圩田、湖田和梯田等。宋朝时期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比唐朝高出许多，育秧移植和轮作复种制更加普及。手工业和城市商业、对外贸易都比唐朝有了更大发展。北宋的铸币量最多时高出盛唐十余倍，但仍不能满足商业发展需要。宋朝的城市繁华程度大大超过唐朝，汴京和临安盛时人口都超过百万。
总之，宋朝在经济实力的各个参数上都明显高于唐代。而科技水平，无疑宋朝要比唐代进步许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都有了极大的改进，技术发明也要多一些。经济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是决定综合国力的两个基本因素，宋朝的综合国力要比唐代高。正如已故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所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但是宋朝在世界和周边民族中的政治地位不及唐朝，在立国方针和各种制度建设上，都使其无法表现出博大恢弘的气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始终难以摆脱积贫积弱的形象。积贫积弱也是相对的，不能说宋朝丝毫不具备与外族政权相抗衡的国力。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当南宋时期蒙古兴起的过程中，蒙古铁骑踏遍欧亚大陆，几乎没有可以抵御的力量。但是，蒙古军队在南宋遭到了最严重的抵抗。从蒙古与南宋交锋，直到南宋的灭亡，坚持了将近半个世纪。这在蒙古的征服史上是从来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