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算法中解脱，这位策展人成功了吗？

在柏林完成学业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于1843年写道：要想象新世界，必须先严格解构旧世界，“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今年的柏林双年展（持续至9月18日）就充溢着这一批判精神。本届双年展在柏林的五家博物馆举行，策展人为阿尔及利亚裔法国艺术家卡德尔·阿提亚（Kader Attia）。本次展览主题：涵盖种族、性别、社会阶级、生态破坏、虚假信息以及社会控制。

从工场当代艺术中心（KW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 ）开始，你会看到一个墙壁大小的装置，里面有20世纪80年代巴黎葡萄牙和土耳其工人阶级移民的照片和视频采访。这件作品《流亡是一件艰辛的工作》（Exile Is a Hard Job），创作者是女性主义艺术家尼尔·亚尔特（Nil Yalter）。在汉堡车站美术馆 （Hamburger Bahnhof museum）的第一个展厅中，连续不断的云的图像在水平方向占据了四面墙的长度。这不是照片，而是劳伦斯·阿布·哈姆丹（Lawrence Abu Hamdan）, 利用根据以色列在黎巴嫩领空上的15年监视飞行数据制作的合成图像。勃兰登堡门 （Brandenburg Gate）旁的柏林艺术学院（Akademie der Künst）内，悬挂着摩西（Moses März）的巨幅绘画作品，作品描绘了政治网络和思想史，内容涵盖激进生态学、被掠夺的艺术品归还问题、以及德国的黑人政治和反种族主义。

劳伦斯·阿布·哈姆丹（Lawrence Abu Hamdan），《空气调节》（Air Conditioning），利用以色列在黎巴嫩领空监测飞行获得的数据制作而成，图像占据四面墙的长度。©Laura Fiorio

此次双年展有着极为严肃的面目，尽管不乏优雅、触动人心之作。参展的69位艺术家个人和团体中，既有知名的、也有新起之秀。虽然不是纯粹的“第三世界国家”展览（有不少具有代表性的欧洲艺术家作品），但是越南、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的艺术家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此次双年展显现出了强大的力量：它不仅与各种庞大议题“搏斗”、也要与自身“搏斗”——双年展、博物馆一贯是各种力量的角力场，而策展人则是守门员。策展人阿提亚提出：如今过量、庞大的展览体现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物质过剩，那为什么还要再办一个展览呢?他的回答是：艺术或许是唯一的、可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算法强制的社会监控中收回来的方式。正如本次双年展的主题“仍然存在！”（Still Present!）：这是激励、也是活着的证明，这也意味着此次双年展将成为一个过渡，在原先批判的基础（编注：前文提到的卡尔·马克思的“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上，抛弃旧有、迎来新生。

伊曼妮·杰奎琳·布朗，《地球的尽头还剩下什么？》（What Remains at the Ends of the Earth?）。作品利用路易斯安那州自然资源局提供的数据，展示了该州的水污染状况。 ©dotgain.info

大量纪实和调查性质的作品，带来了并不愉悦、温情的观展体验。数据和视频研究先驱团体法证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的作品包括一个大型装置，回顾了该机构多年来的一些重大调查，另一个装置是关于俄罗斯在基辅的一次空袭（时效性很强，不过启发性不够强）。苏珊·舒普利（Susan Schuppli）的视频展示了加拿大警察对原住民的暴行和美国边境管理人员对移民的虐待；伊曼妮·杰奎琳·布朗（Imani Jacqueline Brown）通过多媒体装置，展现了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受到污染的湿地，描绘那里的受害情况并提出修复建议。

知名学者阿瑞拉·爱莎·阿祖莱（Ariella Aïsha Azoulay）在KW展出的文字作品探讨的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创伤的视觉记录回避了苏联士兵大规模强奸德国妇女的罪行。她的作品的呈现方式是固定在墙上的小字号印刷纸张，并且观众无法拿起或浏览相关图书的表格。这一令人受挫的视觉效果，可能是为了配合这个沉重的主题。

在汉堡车站美术馆的展区中间，有一件作品显得怪异又令人厌恶，破坏了整个展览的平衡。这是法国艺术家、资深的社会活动家让-雅克·勒贝尔（Jean-Jacques Lebel）的作品《可溶毒药》（Poison Soluble），一个房间大小的迷宫装置，隔板上都是美国士兵在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伊拉克囚犯时拍下的照片的放大版。作为艺术作品，它是令人震惊又是有效的——至少能重新燃起观众对这些事件的怒火。不过当我试图在这个艺术装置内徘徊，以发现更深层的信号时，却不断受到干扰：有的观众因为厌恶而突然转身，我身边的一些观众又在这些血迹斑斑的板子之间狼狈地往前挤。

《可溶毒药》是本届柏林双年展中最令人震惊的作品，它曾在2018年巴黎联合展览中展出。另外，勒贝尔还有一件作品参展，创造时间比这件早了半个多世纪。那是他与另外五位欧洲艺术家共同创作的《大型集体反法西斯油画》（Large Collective Antifascist Painting），为了回应阿尔及利亚活动家贾米拉·布帕查（Djamila Boupacha）被法国士兵虐待的事件，该事件后来发展为一项公益活动。这幅油画略显花哨，具有独特的粗暴风格。这两件勒贝尔作品，展现了某种欧洲和男性的反种族主义和反殖民艺术模式是如何在真正的政治斗争中形成的，但却迷失方向，陷入剥削利用。《可溶毒药》的外侧，有一个警示牌，提示着这幅作品描绘了激烈的暴力，“经历过种族创伤或虐待”的人士不应该入内。在《可溶毒药》的外侧，有一个警告标志，提示道，这幅作品描绘了激烈的暴力，但没有说明主题。它的指示是“经历过种族创伤或虐待”的人不应该进入这里。

越南艺术家陶周海（Dao Chau Hai），《东海谣》（Ballad of the East Sea，细节）。©dotgain.info

此次双年展在多个场地同时展出。虽然展览总体上与阿提亚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他也得到了一个由五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组成的策展团队的支持，包括安娜·特谢拉·平托（Ana Teixeira Pinto）、杜襄林（Đỗ Tường Linh）、玛丽亚·海琳娜·佩雷拉（Marie Helene Pereira）、诺姆·塞加尔（Noam Segal），以及拉沙·萨尔提（Rasha Salti）。她们共同努力，为展览开辟了诗意空间。

萨米·巴洛吉，（Sammy Baloji）《……对着北海轻声诉说沉没的故事2》（… and to Those North Sea Waves Whispering Sunken Stories （II）），在柏林双年展柏林艺术学院展区展出。©dotgain.info

这一点在柏林艺术学院另一个展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这里的展览具有环保观念，同时也有着当下和历史的活力。萨米·巴洛吉（Sammy Baloji） 设计的装置打动人心：包括了一个小温室热带植物（贸易商曾经把这种植物标本运到欧洲）；还有展现的是一名比利时军队的刚果老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俘虏，并被迫参与德军的人种学录音。旁边是特米塔约·奥贡比伊（Temitayo Ogunbiyi）的精美画作，描绘了尼日利亚菜肴中的秋葵、水叶、其他蔬菜，还有食谱。

巴塞尔·阿巴斯（Basel Abbas）、鲁安·阿布-拉赫梅（Ruanne Abou-Rahme），视频装置《哦，闪耀的群星作证》（Oh Shining Star Testify），利用监控录像展示以色列士兵杀害一名14岁的巴勒斯坦男孩的画面。©Laura Fiorio

混合使用纪实文件和其他技术也可以增强展示效果。《哦，闪耀的群星作证》是巴塞尔·阿巴斯和鲁安·阿布-拉赫梅利用三块屏幕创作的装置作品，投影图像被叠放的木板分割，形成了舞台效果。该作品使用了一段监控录像，一个14岁的巴勒斯坦男孩在穿过隔离墙采摘一种可食用的果实时，被以色列士兵杀害，配上其他镜头、配乐和简洁的文字，具有古典悲剧的力量。

法国艺术团体PEROU的作品直指荒谬。将警察镇压和清理巴黎郊区一个吉卜赛人营地的视频文件与宣读批准这些行动的高度流程化、冗长的市政命令的声音配在一起，呈现出官僚的想象与人民的利益完全脱节的状态。

本届双年展还有很多单件展品值得欣赏。阮龙梅（Mai Nguyen-Long）的《呕吐的女孩》（Vomit Girl）和《标本》（Specimen）雕塑作品系列兼具俏皮与恐怖风格，反映的是越南“橙剂”炸弹带来的创伤。莫妮卡·德·米兰达（Mónica de Miranda）在安哥拉宽扎河畔郁郁葱葱的红树林中拍摄的影片巧妙地将母系社会的知识、内战和生态理想联系在一起。德内斯·皮马克西·维达·阿拉奇奇格（Deneth Piumakshi Veda Arachchige）通过照片、雕塑、视频和文字的美妙组合，将欧洲博物馆保存的斯里兰卡原住民的照片和尸骸、岛上的自然景观，甚至还有以民族志展示形式的雕塑自画像的艺术家自己的身体联系在一起。

上图：阮龙梅，《呕吐的女孩》雕塑系列，反映越南战争带来的创伤。

下图：莫妮卡·德·米兰达，《通往星星的路》（Path to the Stars）

 ©Silke Briel

马约利·查理（Mayuri Chari）用牛粪雕刻的女性外阴和用布料缝制的作品更加直白，表现保守的印度教痴迷于纯洁而对女性身体造成的羞辱。查理和另外两位艺术家普拉巴卡尔·坎布尔（Prabhakar Kamble）和比伦德·亚达夫（Birender Yadav）来自印度种姓制度的最低阶层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直接取材一线生活，带有物质紧迫性的特色，使用粪便、扫把、骨灰缸和建筑工地的粗糙凉鞋等。这比任何政治宣言表达的意味更明确。

勒贝尔反映阿布格莱布监狱主题的怪异作品要比其他概念上缺乏新意的展品更加清晰地表达了主题。本届双年展自信而又坚定，从展品名录和策展团队中，观众可以感受到全面而又一致的全球视角。然而达到的效果却一片混乱。为了尝试理解造成这种效果的思想碰撞，观众必须研究这些分散各处的作品。

本次展览集中反映了“去殖民化”。阿提亚在展览介绍文本和过去的展览中多次提及这个概念。这个词在学术界产生，近十年来在艺术界流传。“去殖民化”起源于拉丁美洲的学者，他们认为整个现代社会的建设受到了殖民主义的种族、社会等级等思想的玷污，并且这种玷污实际上自1492年就已开始。

去殖民化的传统意义与政治、领土相关，不包含对现代化的不满，然而如今的“去殖民化实践”却与改变知识体系相关，演进为更加模糊且永动的项目。本届双年展汇集了各种“去殖民化策略”，目标是为了安抚“西方现代化历史中积累的所有创伤”（语出阿提亚）。如果是这样，包括双年展和博物馆在内的所有机构都需要去殖民化，因为它们会让人们永远记住那些受到的伤害。不过这样做有唯我主义的风险，带来更多不同的机构式思维。本届双年展就难以避免这种倾向，存在过多概念装置展品。不过，还有很多作品展示了自由创作之美。

撰文：Siddhartha Mitter

编辑：Panli  排版：崔子维

图片由柏林双年展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