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又一个国家级示范市来了！这3位大咖把未来40年深圳如何发展讲清楚了
2020绿色发展城市高峰论坛暨第八届深圳国际低碳城论坛于12月6-8日在深圳举行。本次论坛以“新冠疫情大考：绿色复苏绿色治理 全球行动”为主题，探讨在后疫情时代下，如何通过正确且有效的方法复苏疫后城市经济，对全球城市经济复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于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深圳也因此提出6个目标：一是全面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设国家低碳生态示范市；二是深化土地政策改革，坚持走国土空间集约高效利用之路；三是严格执行绿色建筑标准，打造更高品质的“绿色建筑之都”；四是积极打造高品质绿色交通体系，努力创建交通强国城市范例；五是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建设“治水治城”相融合的海绵城市；六是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高标准建设“无废城市”。未来40年深圳如何发展？深圳梦特别推荐在主论坛下的第六届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创新经济论坛3位大咖关于“推动新基建，迈向绿色经济”主师演讲，他们分别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院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中美绿色基金会董事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美国哥伦比亚商学院终身讲席教授，亚洲开发银行首位华人首席经济学家的魏尚进。这是一场关于绿色发展的思想盛宴，值得你好好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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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新基建应该按照市场规律来进行决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刘世锦
刘世锦：首先祝贺这次论坛的举行！这次论坛的主题讨论新基建和绿色发展问题，这确实是很重要的议题。这次疫情发生以后对全球经济都有很大的冲击，前一段时间欧洲在应对疫情冲击的过程中，提出了“绿色复苏”的概念，在德国的默克尔和法国的马克龙一同地发出了倡议，提出两支柱，就是数字发展和绿色经济，实际上就是和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密切相关的。
习主席最近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目标，大家也都知道了，就是到2030年中国要实现碳达峰，到2060年我们要实现碳中和这样的目标，这个目标提出来以后国际上反响还是比较大的，有些人也说2060年碳中和还有40年的时间，这样的目标怎么实现。但是我认为就这个目标还是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我想至少目前有两点，因为这个目标给出一个预期或者表明了中国的态度，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准备怎么做。
习主席提出这个目标以后，我想从国际上来讲至少有两个目标：第一像欧盟他们对中国这样的表态还是反响比较强烈，也可以说是比较强烈、热烈，我们可以用这种词，还是给了比较高的评价。大家知道中国现在在国际上还是面临着一个复杂的，有些方面还是比较困难的局面。所以我们应该寻找一些更多地共通的语言，应该说碳的这个目标应该起到这个作用，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对中国下一步，我们加入一些高水平的区域合作组织，也是有利的，中国最近已经加入了RECP协定，同时我们也积极准备加入CPTPP，CPTPP比RECP水平更高。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最近几年国际上讨论比较多的，所谓公平贸易的问题。有些国家讲中国，比如说我们的出口产品，国内是环保不达标或者我们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降低了生产成本，这样在国际上的竞争中间他们认为是不对等的，是不公平的，是存在这样的问题。中国现在提出碳这方面的目标，对我们下一步在国际上加入这些组织，更高水平地对外开放，在国内建立一个更高质量的市场体系，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刚才我讲的意思是，中国提出的这一个目标的预期实际上是有现实意义的。另外，从国家层面来讲中国最近正在搞“十四五”规划，2030、2060这两个目标确定以后，我们下一步围绕这个目标应该有一个长期的路线图，如何实现不同的时期要确定不同的阶段性目标。“十四五”期间我们就应该有一个相应的目标要出来。
另外，我本人也是一直在建议，中国在“十四五”期间对单位GDP产出的碳排放的强度，这个指标并不是年度在公布，至少每个季度都要公布，和GDP的指标同时公布。这样把绿色发展这个方面的指标成为经常性的，能够管用的指标。再到我们一些具体的工作中间，关于新基建，从技术的角度来讲，首先必须符合绿色发展的要求，我们现在讲绿色发展，我以为是大的转型。过去我们讲绿色发展的时候，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等等这些概念，这个概念是对的，但是这个概念比较窄，我们下一步应该有一个更宽的定义，绿色发展实际上是包括了绿色的消费，绿色的生产，绿色的流通，绿色的创新，绿色的投资等等这样完整的绿色经济体系。在这样绿色经济体系中间我们下一步所有的创新都应该是绿色的。
我们现在讲新基建这个概念，我想是两层含义，第一新基建本身应该是绿色的，新基建所服务的对象也应该是绿色的。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我们一直也在讨论新基建到底怎么推动？这里面我特别强调一点，新基建和我们过去讲的老基建是有重要区别的，有三点区别：
第一点，老基建比如说机场公路的一些桥梁等这些东西，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些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而我们讲的新基建都是和数字技术相关的，具有平台性质的一些特定的应用或者技术。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各个企业他们创造的一种技术或者生产的一种产品，所以新基建和老基建从产品类型上有明显的区别，都是企业的产品。第三点：从经济学上来讲都是一种所谓企业有竞争性的产品，和相关的老基建对预算约束就不是那么强，但是新基建投出去以后，要有现金流，要有回报，有应用到预算约束。
最后还有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来讲的，老基建一般确定性比较强。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从机场修一条高速公路到市区，这条路也许修的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这条路总是要修的，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这是很确定的。但是从新基建来讲很多技术其实都是新的技术，不论从技术路线本身还是从市场拓展都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技术在市场上往往采取一种风险投资的方式，所以我讲这三点也就决定了新基建应该由企业自主决策按照市场规律来进行发展，不大适合作为短期政府刺激政策的工具。
我这里就想强调一点，在应对疫情冲击过程中经济要恢复，到底抓手是什么，有人就强调是新基建，甚至有些地方政府在新基建这个方面也是倾注了很大的注意力，也要搞一些项目。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大的盲目性，我们感觉到新基建确实是有发展前景非常广阔，但是实际上是企业刺激的产品，应该按照市场规律来进行决策，最好有企业自己根据市场的发展，市场的需求来做出投资的决定。政府更重要的是提供信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培育些人力资本。另外，最近像平台到底有没有垄断性，所谓反垄断的问题，怎么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个方面可能是政府需要重点关注的，至于投什么，怎么投，投了以后承担什么责任，这些事情还是把它交给企业，交给市场，这样可能更加符合规律。因为我们今天讨论新基建的问题，我想这一点是特别需要强调的。
除此之外，我还想再说一点，我们目前强调绿色发展，除了新基建相关的技术应该是绿色的之外，还有很多绿色技术，我们也需要推广。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中间可能和城市发展有关，我们是特别关注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绿色发展重点是绿色城镇化，因为我们在今后五到十年，首先是“十四五”期间整个绿色发展的主要场景就是城镇化的进程，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能百分之七八十都在城镇化的过程之中。
我们讲绿色发展，主战场就是绿色的城镇化，而且城市发展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很强的刚性。比如说一个建筑物，建好了以后你发现它有问题，它不绿色，你想纠正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纠正的话成本太高，从这个角度来讲，绿色城镇化一定要有足够的前瞻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提倡除了新基建之外，在绿色城镇化推动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重点要推广一些重大的绿色技术。
这里面我想讲一个情况，中国国际环境与发展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这是一个中国政府所推动的国际合作的绿色发展的平台。这个组织我们最近做了一项研究，就是提出“十四五”期间，六个领域，二十项重大的绿色技术，主要是在城镇化过程中使用的技术，我们建议在“十四五”期间推广利用这些技术，这些技术有什么特点呢？技术上已经相当成熟了，这些推广了以后不仅可以产生明显的社会效应，大部分也可以产生可观的经济效应，所以把这批技术能够逐步地推广。这样的话使我们绿色城镇化一方面能够积极推动，保持一定的速度，再能体现真正的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具有可持续性。
我大概就讲这些内容，谢谢各位。
徐林：中国现在面临绿色低碳领域的巨大挑战
要实现中国政府提出的峰值和碳中和的目标，
需要强有力的举措才有可能实现的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展规划司原司长、中美绿色基金会董事长 徐林
徐林：很高兴参加哈工大深圳第六届创新论坛，今天我想就中国经济的绿色低碳创新谈一点个人的看法，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首先中国现在面临绿色低碳领域的巨大挑战，中国是人口大国，毫无疑问也是生产大国、消费大国，在这个过程中毫无疑问也是一个排放的大国。随着排放不断增加，中国的生态环境包括气候变化都给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需要更好地提高我们生态环境的品质。因为老百姓生活品质的提高越来越多地是和生态环境结合在一起的，他们需要更清洁的空气，更洁净的水，更安全的食品。我们也发现，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在居民收入提高的过程中，居民的消费也在不断地升级，而消费升级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中国人均的能源消费水平在不断地提高，而且这种提高最终一定会和发达国家居民的消费水平趋同。但我们通过比较发现，中国目前人均的能源消费大概是3.2吨标准煤，比美国11吨，俄罗斯13吨有很大的差距。但我相信中国最终会向能效水平比较高的德国和日本，大概人均6吨这个水平靠拢。即便是这样，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极有可能还要翻一番，大家都知道能源会导致很多的排放，不止是污染物的排放，特别是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实际上随着消费的升级，中国的减排问题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中国已经成为各种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的第一大国，国际社会对中国减排是有着更多的期待，希望中国在这个方面能够有更大的作为，为全球的减排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出于这样一种要求，实际上中国政府也高度重视减排问题，比如说对碳减排，我们过去就有提出过2000年碳排放强度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现在看起来可以提前的完成。在这个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中国国家元首在参加联合国75周年纪念峰会的时候做出一个新的承诺，就是中国在2030年要实现碳排放的峰值，而且在2060年要达到碳中和的目标。这是一个全新的富有挑战性的目标，体现了中国政府对绿色低碳转型的高度重视，而且也体现了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在绿色低碳领域我们决心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的宣誓其实在全世界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也得到了非常积极的评价。我们看到像德国、日本这样的一些国家也纷纷做出了新的表态，他们也提出要在2050年实行碳中和这样新的目标。要实现中国政府提出的峰值和碳中和的目标，是需要强有力的举措才有可能实现的。这些举措我觉得更多的体现在绿色低碳相关的创新领域，这包括科技创新，包括模式的创新，也包括激励机制的创新。我觉得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做更多的工作：
第一，要进一步加大节能的力度，特别是在节能技术的创新和推广方面要做更大的努力。因为中国目前的节能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和日本、德国相比估计效能水平比他们还要差30%左右，这种差距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提升的空间。我们在建筑节能、工业节能、交通节能包括在数字节能、生活节能方面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间值得我们去推广，我们节能技术的创新包括与节能相关的生产和生活模式的创新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挖掘探索，这是一个领域。
第二，要进一步加大率能的替代，特别是大力发展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能、燃料电池等一些先进的技术，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加大整个经济社会的电能替代。我们现在一次能源的消费结构，化石能源占的比重还在60%以上，这是碳排放一个主要的来源。但是我们看到过去中国在鼓励清洁能源发展方面实际上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也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激励的机制和补贴机制，所以中国在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的装机容量方面在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过去几年，中国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的成本在进一步的降低。以光伏发电为例，目前每度电的成本已经降到了两毛多钱，我相信在未来五年的时间还可以进一步降低到两毛钱以内，这样的话中国的光伏发电在成本方面已经完全具有竞争力了。如果我们在储能技术和智能电网技术方面有进一步突破的话，中国在更大范围使用光伏发电、风力发电作为基础的一种分布式能源建设，包括电能替代，我觉得还有非常非常大的潜力，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大降低中国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的比重，从而为推动碳排放目标的实现作出非常大的贡献。
第三，要进一步强化低碳城市建设的倡导。特别是城市的设计、规划，包括建筑设计都要用低碳甚至是碳中和的理念来进行规划和设计。因为中国的城市是中国能源消费的主体，如果我们的城市是按这种低碳城市的理念来进行规划和设计，我觉得对节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第四，要进一步加大植树造林和森林碳汇的建设。中国一直很重视植树造林，中国可能是全世界人工造林规模最大的国家，我们的森林覆盖率每年都在提高，但是中国森林覆盖率可以进一步提高的空间还非常的大。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这种植树造林的生态修复的行为，我觉得要建立更有力的激励机制，特别是植树造林，生态修复形成的绿色生态的空间，它的价值应该要通过更好的市场化的机制来予以转化和实现，这样的话可以真正实现总书记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一种状态，这是需要一个机制来实现这种转化的。在这方面我觉得过去一些地方已经有了一些尝试，但是这种尝试还没有完全制度化，而且不够系统，我觉得可以做进一步的努力。
第五，要进一步推广实行碳排放的额度控制和交易机制。中国并没有实行全国范围内的碳排放的额度配置的制度，如果没有这种额度的控制和配置的话，碳交易的规模就上不去，但是我觉得要实现这种碳排放的峰值和碳中和的目标，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额度管制和建立在额度管制基础上的碳交易的这种激励，我觉得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应该加快这个领域推行的步伐，至少可以先从一些使用传统能源比较多的产业领域开始进行试点。比如说像发电行业、钢铁行业、建材等行业，他们都是化石能源用量非常大的一些行业，在这些行业推行之后，最后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向全国各个不同的领域进行推广。
第六，要推行绿色低碳领域的技术产品和服务的自由贸易制度。既然这个绿色低碳转型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话题，我觉得我们在构建这种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时候，值得把绿色低碳领域的技术、产品、服务包括投资的自由贸易和便利制度，把它作为一个命题提出来。因为在这个领域，如果我们有更自由的贸易，有更少的限制，包括更便利的投资制度的话，我相信可以在全球范围里面对绿色低碳的转型作出更多的贡献。
最后，我觉得要进一步强化激励绿色影响力的投资。现在全世界都在推行ESG投资，其实在ESG投资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绿色影响力的投资。通过我们这种绿色投资，更多地促进各种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减排，更多地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和资源循环利用的水平，这样的话，有了一系列的创新激励包括贸易、投资这样的制度和机制的安排，我相信中国绿色低碳的转型，一定会在绿色低碳创新基础上得到更好的发展。
我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魏尚进：
全球气候倡议需要的三项行动
以及中国可以引领的创新
亚洲开发银行首位华人首席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 魏尚进
魏尚进：好，感谢唐市长，很高兴有机会参加2020年度的绿色城市论坛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第六届创新经济论坛。我的发言内容是“全球气候倡议需要的三项行动以及中国可以引领的创新”。
我们都知道，气候变化的危机是对人类长期生存最大的威胁。现在全球的气候治理的框架里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执行力不强，主要靠各个国家的自觉自愿。今后如果有三项的创新的政策，包括引入碳排放的关税、引入以降低排放作为条件的国际援助，以及更多的鼓励碳捕获、碳封存的创新的激励机制的话，世界的生存的机会就会大有提高。我们知道，大多数的气候科学家认为，如果我们继续以过去几十年的速度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的话，人类会自我毁灭。国际社会于2015年在巴黎达成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定，所有的与会国家都承诺相对于所谓的已有发展轨迹（relatives tobusiness as usual），相对于那样的发展轨迹而言的话，各国都承诺会采取更多的措施，降低减排这个温室气体。当时除了美国在推动别的国家这样做的话，中国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承诺，中国承诺二氧化碳的排放和GDP的比重会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之后会下降。如果当时的巴黎会议没有发展中大国的承诺的话，那么会议的重要性就会大打折扣。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都知道，虽然巴黎的气候协议很重要，但是本身并不够让人类高枕无忧，因为它只是延迟了地球气候达到危险临界点的时间，而并不能避免危险临界点的到来。所以，当时的希望是各国政府在巴黎会议之后还会在这个协定的基础上继续努力，然后达成一系列目标更高，对各国要求更严的协议。但是，2016年美国换了总统，新上任的特朗普总统公开反对美国留在巴黎协定里面，并且启动了退出巴黎协定的程序，而且是于今年的11月4日，就是在美国大选的第二天生效。特朗普政府的这种做法使得全球的气候控制方面的努力受到了两重的挫折，一方面是这样一个决定默许了其他想要淡化自己减排工作、减排努力的国家，在没有太多阻力的情况下得偿如愿。其次，更加重要的一点是美国的这个做法也停止了世界上其他各国想要提升巴黎峰会承诺的多边谈判。因为没有美国的参与的话，谈了也是白谈，这些努力既没有努力也无法实现。美国特朗普政府反对巴黎协定不一定是他不知道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威胁，而是出于一些比较狭隘的考虑。比如说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里面主要是发生在热带或者热带附近的国家，这些国家又没有足够多的时间能够采取应对的措施，比如说马尔代夫这样的一个国家，在现在的气候变化的发展情况下，到本世纪末之前可能有70%以上的国土就会消失，会在海水线以下。但是像马尔代夫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所谓的受灾者对多半的美国选民来说过分抽象，过分遥远。加上美国自己又有很多页岩气、煤炭，所以再生能源的发展对美国经济，对美国近期的利益是只有负面作用，没有正面作用，所以很多选民不支持这样的做法。如果你今天要做大幅度的减排工作的话，主要的受益者是子孙后代，但是成本是从今天就要开始付起的，所以这也是很多选民不支持这样的做法。
相比之下，即将要上任的拜登总统承诺一旦他的政府开始以后，会让美国重返巴黎协定。但是全球气候问题光有美国领导人的决心和努力是完全不够的，中国最近富有雄心的宣布将超越自己在巴黎协定的承诺，于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布，也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一步。
有了中国，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要采取更多的行动才能避免一个地球的灾难性的未来。这样就来了一个悖论，就是在2015年为了要达到当时那个国际协定的话已经是非常不容易，已经是困难重重。所以怎么能够让我们各国有一个愿意提高自己承诺，加大减排努力，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激励机制，我的建议来说，应该考虑三项工具，然后这三项工具背后有涵盖一些企业可以参与的一些创新的事情。
这三个工具首先是可以考虑碳排放的专门的关税。这个关税就想到美国的贸易战，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本身是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而且它对中国的关税是在今年的秋季被WTO正式定义为违背国际规则的。所以我说的关税并不是那种关税。但是气候变化很不一样，因为气候变化呢，假设气候变化意识强的国家，可以对温室气体排放量高的国家，他们的碳含量比较高的产品执行关税，执行关税的目的是要提高碳排放的成本，使得各个国家、各个企业在选择自己的经济行为的时候要考虑到碳排放的真正的全球的社会的成本，从而来调整他们的行为。
第二个就是在世界银行、国际会议组织，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时候，我的建议是可以增加碳排放的一个前提要求，一个国家做碳排放，减排的努力的话，应该是国际援助的条件之一。当然很多国家很穷，光是给它这个还不够，也需要给它技术援助。这里面就有给中国提供了机遇，待会会讲到。
第三个是仅仅讲再生能源、新能源很重要，但是还不够。因为全世界有很多生化源，还有很多煤，很多国家都宣布说我自己不想放弃这样的能源，印度不放弃，包括中国自己宣布的即使要达到碳中和的话，还是有很多是要用生化原料来实现的。这就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有更多的鼓励创新的税收补贴的政策来为一些能够做所谓的碳捕获、碳封存，就是把空气中的发电过程中、生产能源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要能够捕获住，能够把它封存起来，从而减少大气中的排放，这样的技术现在已经存在，比如说一个最最有名的技术叫所谓的IGCC，中文叫中和气体联合循环技术，（11：03integritedgasfication combined circle），再加上碳捕获封存（carbon capture andsequestration）。这个技术就存在，在中国的天津比如说就有一个发电厂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成本很高，运作并不太顺利。尽管成本很高，每运作一段时间这个成本就在下降，只是还没有下降到可以完全普及的情况。这是一个例子，因为这个技术一旦能够成功的把成本继续降下去的话，它可以在全世界各地复制，这个技术是可以用传统的煤、气的形式，生产能源的过程可以基本把污染去掉，基本是没污染的。但是本身它还不一定能够让温室气体的排放变成零。它协助了温室气体的捕获，但是温室气体的捕获这个过程成本还很高，还需要更多的创新，更多要想办法把这个成本降下来。这是一个技术，这样的技术需要全世界各国的政策的补贴和鼓励，通过创新可以把成本降下来，可以把这个技术变成更加成熟。
这三个措施背后都可以让中国不仅是参与，而且是可以通过创新引领世界，让整个世界变成绿色经济体，可以做很多贡献。比如说前面讲的碳排放的专门的关税，这个碳关税是提高了成本。但是有一个问题，很多国家说光提高成本的话，这个做法，经济需要调整的幅度太大。那么怎么能够像比较有效的去调整呢，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要安排碳排放权的交易。碳排放权益的交易现在是在欧洲试行了好多年，中国也有好多个城市有试点，也在向全国推广，这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而且中国已经有几个不同的模式。这方面还可以继续创新，包括引入更多的金融工具，期权期货的工具。中国的完善以后，其他国家也可以用，中国有很多金融企业可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刚才讲到另外一个是像IGCC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使用相对传统的燃料，但是它生产能源的过程最后可以是去掉污染，原则上也可以去掉碳排放。但是有更多的创新需要做，而中国正好是作为一个制造大国，而且已经有了IGCC试点的地方，可以把这个做的更好。一旦做成功了以后，可能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可以用中国这样一个创新的产品。IGCC只是一个例子，可能还有存在一些其他的技术，也能达到低成本、高效率的碳捕获、碳封存这样的东西，这样的技术所以需要中国有很多企业，包括地方政府参与的空间。
第三个，谈到国际援助里面，要和绿色发展模式挂钩，那么中国“一带一路”为很多国家的基础建设，包括产电、能源的发展、交通运输都做了很大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现在中国“一带一路”的做法基本上是说对方的国家有什么需求，根据他们的需求来做。这当中其实跟我们讲到的刚才的鼓励绿色发展模式，在技术援助中一方面是要引入绿色的技术，同时帮助那些国家要找到最有效率、成本最低的实现绿色目标的做法，中国有积累这样的经验，也有这样的技术，可以在“一带一路”这样的项目里面也可以实现出来。
小结起来，这方面中国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所以意义非常大。在过去的四年里面，中美关系很紧张，有很多脱钩的讲法，显然是对世界，尤其是对中国是很不利的。接下来，因为美国换了一个总统，新的总统很重视气候问题，而中国也有很多雄心要把这样的事情做的更好，这样就给中美合作提供了新的一个机会，所以把这三项的中国的创新做好，把绿色经济的模式发展好的话，不仅仅是造福于中国，造福于世界，也间接是改善中美关系多了一个工具。
朋友们，气候变化危机是对人类长期生存的最大威胁，我提出的这三项新的工具，碳排放关税；对发展中国家援助中加上减排条件，同时加上技术援助；以及更多的政府鼓励创新，降低碳捕获与封存的成本。这样的一些措施，中国企业和政府都有很多可为之处，而且这可以为世界，为中国自己今后的发展创造很多条件。谢谢各位！
来源：深圳梦（微信号ID：SZeverything）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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