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专业排名系统规训了的大学法学院（ASR, 2009）

荐读：Sauder, Michael, and Wendy Nelson Espeland. 2009. ‘The Discipline of Rankings: Tight Coupling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4 (1): 63–82.

每年都会发布的上交大、U.S. News等等排名系统，到底给大学、给专业院系、给系主任们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一打开很多高校或院系的网站，首页都是：我们学校、院系是top X？——说到底，究竟ranking是如何规训了高校？

Michael Sauder和Wendy Espenland于2009年在ASR上发表的文章，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以美国高校的法学院为例，说明这种ranking的规训作用。

一、组织社会学视角下的环境压力与组织回应

1. tight coupling 而非decoupling

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喜欢谈environmental pressures and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但是这中间的关系是什么呢？主流的研究往往关注 是松散的关联状态（loosely coupled），但是Sauder Espenland的案例：各种排名系统中的法学院，却不是这样，因为他们的教育与研究、资源配置已经被排名系统所“绑架”了，其间的关系是tight coupling的。

2. 要有mediation而非没有mediation

究竟环境压力与组织回应之间，是如何作用或被反作用？尽管主流研究是直接探讨这个问题，比如 symbolic的各种谈法（e.g. sense-making），但是Sauder Espenland也希望看到：这些环境压力如何being absorbed, negotiated，因此需要以cognition and emotion为中介为其间关系，要关心“内化”。

二、引入福柯：监视与常态化

Michael Sauder和Wendy Espenland他们也在conclusion中反思到，实际上福柯并不关心institution层面分析，更对organization层面不感冒，毕竟他更关心的是subject。因此，对于一个组织要如何协调各个构成部门、如何分配资源——这些科层制式的分析，是落在福柯之外的。

但尽管如此，Michael Sauder和Wendy Espenland还是直接是以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作为分析视角与框架。

三、排名系统对法学院的监视（surveillance）

所谓的监视，就是让法学院那些本来invisible的研究、教学之类，全部成visible。

首先，排名系统的“持续性”——每年度都不间断发布，形成了对法学院不间断的压力。在访谈中，法学院boss甚至将这种排名系统形容成omnipresent，因为：

What happens, unfortunately, is that I end up making decisions with an eye toward those rankings.

其次，排名系统是深入到细节。规训监视的厉害之处，在于让之前忽视的细节之处被呈现出来。在二人访谈过程中，发现法学院这些高教系统，以前是不会关心和统计毕业生的placement情况，但是发现排名系统会统计这方面，于是他们也不得不着手进行这个项目：安排人力财力，每天跟踪记录这些毕业生情况，甚至还开发career services staff岗位，来提升这方面的分数。

最后，规训的另一特点是它的弥散性，也就是 to be governed at a distance。当自己变得透明之后，学院的一举一动，外人（如校友、校方）都会以ranking system为由，来评估和看待，使自己处理无数的监视之中。

四、排名系统使得法学院常态化（normalization）

首先，大学专业排名系统，让法学院间具有可比较的分类系统。一个院长还抱怨说：

I think it’s very unfortunate because [U.S. News排名] lumps everybody in together....

其次，这样的排名系统也使得法学院间产生了分化和hierarchy，并通过评估指标使他们同质化，甚至产生exclusion效应。比如，在招学生的时候，当然要看个别的特质。但由于排名系统会看GPA，LSAT作为指标之一，所以招生时也不得不以这些为重要参考，放弃过于异质化的个人特征，关注这些量化指标的高低。

五、法学院内化了（internalization）排名系统

由于排名系统是面向所有学校，而自己一方的努力，是无法控制其它校方院方的努力，所以使得院长们总是处在anxiety情绪之中。在访谈中，一位法学院院长甚至还调侃另一位法学院院长，说他居把自己的在任目标设在要提升排名，毕竟—— this is out of your hands。

当然，法学院们也不是没有resistance，例如早在1980年代U.S. News刚搞排名时，他们就反抗过，但是结果呢：仅U.S.News成功地游说了这些机构，而且排名形成的public shaming效应使得各个法学院也只好加入其中。当然，U.S.News也不傻，这些resistance反而让他们学会了elaboration and extending discipline。

到底这种内化中，有没有自主性或agency呢？Michael Sauder和Wendy Espenland以Burawoy对劳动关系的“游戏”（gaming）比喻为出发，认为法学院和排名系统之间已经形成了共同遵守rules，但也不乏“小聪明”的情况。

比如，有的法学院无法认为排名系统也是allure，自己会在排名系统之外做一些额外投入，或者报给不同的排名系统机构 （如USN和ABA）以不同的数值和材料，结果这些排名系统机构就不得不修改自己的排名方法，由此使得自己的额外优势被纳入其中，改变了游戏规则。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2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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