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下Sociological理论大缸同志今年刊出的四五篇文章

最近没什么文章想推想看了，在忙各种期末报告（甚至写书法的布迪厄式解读~），所以就偷个闲介绍下今年我发表的几个文章吧！

1. 【期刊论文】孙宇凡，2018，〈把历史学带进来：历史社会学的跨学科想象与策略〉，《社会理论学报》，第21卷，第2期。

2. 【期刊论文】孙宇凡、蔡弘，2018，〈项目制的边界：生产、异化与制度建构——以L区的小区民生项目运作为例〉，《甘肃行政学院学报》，第6期。

3. 【期刊论文】孙宇凡、蔡弘，2018，〈政府文本中的“机制”：基于历史化与理论化分析范式的研究〉，《社会发展研究》第1期，第180-208页。

4. 【期刊转载】《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4期转载《机制》一文。

5. 【图书章节】孙宇凡，2018，〈虚构实在、多重身变与假设检验：论史景迁的历史诠释〉，杨雅惠编，《垂天之云：欧洲汉学与东／西人文视域的交映》，高雄：中山大学人文研究中心，第325-352页。

6.【会议论文】孙宇凡，《第三波历史社会学的理论图景：突现的存在论与深度类比的方法论》，2018年台湾社会学会年会，新竹：交通大学。

7.【会议论文】孙宇凡，《重新阅读William H. Sewell Jr.的事件性时间性：一项内部批判》，2018年政治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论文发表会，台北：政治大学。

一、今年新写

今年只写了两篇文章（6和7）。第6篇还要好好改一改再投。第7篇预读登在明年的《清华社会学评论》。

二、旧文刊出

今年刊出的4篇文章都是2017年上半年写、2017年下半年修改、2018年开始再投再拒再改终于发了的文章。

1. 孙宇凡，2018，〈虚构实在、多重身变与假设检验：论史景迁的历史诠释〉，杨雅惠编，《垂天之云：欧洲汉学与东／西人文视域的交映》，高雄：中山大学人文研究中心，第325-352页。

这篇是我在2017年初参加台湾中山大学会议时的论文，后有幸挑中并经匿名评审收录出版。这是延续了我在2015年开始阅读孔飞力、史景迁、魏斐德的历史学作品，并和社会学理论/方法结合起来的思考。

另有该系列作品刊在：

A. 孙宇凡，2016，〈君主与化身的奥秘：从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出发〉，《社会学评论》，第6期，第76-93页（《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B. 孙宇凡，〈时间、诸因果性与社会学的想象力：与成伯清商榷〉，《社会理论学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第20卷，第1期，第155-181页。（也以史景迁的作品为例）

C. 孙宇凡，〈捍卫意识形态正当性：天命—正统与明清易代〉，《清华社会学评论》第8辑，第60-86页。

2. 孙宇凡，2018，〈把历史学带进来：历史社会学的跨学科想象与策略〉，《社会理论学报》，第21卷，第2期。

这篇文章是过渡的作品，我开始从阅读历史学为起手点，转向阅读历史社会学。但这篇也是有点agenda-setting的想法：不是把“历史带回来”而是“把历史学带进来”。

因为我觉得历史社会学的这个领域的“正当性”讨论，一方面“又大又空”、另一方面很容易“问题殖民”（秦晖的用语）——根本这个领域不存在“正当性”问题，就套用过来。所以我参考了Steinmetz的作法——“历史社会学的历史社会学”，探讨“历史社会学家所想象的（跨）学科共同体”。

摘要见下：

历史社会学在社会学中的学科位置及其正当性仍是个具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从历史社会学的跨学科想象出发，梳理出以分支领域型和学科本质型为代表的两种流派。前者在方法论上向主流社会学靠拢，认为历史社会学只是社会学的分支，历史学家无法是社会学家，而后者则从历史质性的角度认为历史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学科本质，致力于推动主流社会学转型，认为社会学家要成为历史学家。这两派虽有分殊，但都存在“学科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孤岛隔绝化”吊诡并存的跨学科想象症结。相较于过于理想化地将社会学与历史学二者合一（即第三种流派），本文提出第四种主张：建立“迂回历史学、进入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纲领式对话。

摘抄我引用的Steinmetz的一句话，就一目了然了。

我们的学科[社会学]好像是相信马克斯˙韦伯发明了历史，并且直至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家才又对历史感兴趣之前，历史都是消失的。事实上，比较历史社会科学出自于历史学，并且大部分经典作品也是历史学家所作的。

3. 孙宇凡、蔡弘，2018，〈政府文本中的“机制”：基于历史化与理论化分析范式的研究〉，《社会发展研究》第1期，第180-208页。

孙宇凡、蔡弘，2018，〈项目制的边界：生产、异化与制度建构——以L区的小区民生项目运作为例〉，《甘肃行政学院学报》，第6期。

这两篇和安徽建筑大学蔡弘老师（我的大学基友，现在都走上讲台教席了！我还在啃Master…）是基于我在来台读研之前，在广州的工作田野所得。

之前在智库工作、在政府的政策研究室工作，总是感觉政策文件太习于使用“机制”一词，到底是什么意思？真的只是政治上的“套话”吗？所以利用党政文本和田野诠释，写了一篇theorizing 式的文章，摘要见下：

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机制”概念不同，政府文本中的“机制”一词有两方面所指：策略性自我重组和体制内地方异质化。本文一方面指出近年来政府运作中对政府所用的“机制”词汇的隐含性接受及其未加反思的情况，另一方面以我国政府文本材料为依据，分析“机制”一词的涌现扩散现象及其应用性特征。同时，本文以一位官员自述解释为例，提出政府词汇的“机制”既是部分地区将自身异质化，使之与同处体制内的其他地区有所不同的一种方式，也是本级政府的工作部门按一定方向的加以特殊设计而开展的内部分工与组合的过程。这两种所指可以进一步回到理论脉络，指向“破碎的威权主义”的再生产-9转型，对于理解政策试验及其研究具有启发性。

如果说这两篇的政府组织研究有类似的话，那都是和项目制的文献对话。不过，另一篇是通过芝加哥生态学派的论述来讨论项目制和科层制的边界是如何变动的。摘要见下：

项目制作为政府科层制环境中的重要治理工具，已在组织特征、与科层制的互动关系过程方面受到学界重视与研究。但是，由于缺乏对项目制的边界及其演变的关注，使得相关研究难以提升空间视角与生态学意义的精确度。为发展这一取向，本文借用了安德鲁·阿博特的边界过程理论中的三个解释机制（衔接多个事项领域的联结机制、梳理与筛选事项的纳入/排除机制、运用制度手段的合法化机制），及其生成的两类边界现象（从时间上较早、区分性较松散的原初边界到时间上较晚、区分性较固化的正式边界），并以L区的“社区民生”项目运作为例，说明这三个解释机制在政策设计、“报项目比赛”、区纪委专项检查和制定负面清单的复杂过程中，使得原初边界经由生产、异化与质疑，逐步迈向了正式边界。

4.【会议论文】孙宇凡，《第三波历史社会学的理论图景：突现的存在论与深度类比的方法论》，2018年台湾社会学会年会，新竹：交通大学。

【会议论文】孙宇凡，《重新阅读William H. Sewell Jr.的事件性时间性：一项内部批判》，2018年政治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论文发表会，台北：政治大学。

这两篇还没刊出来，肯定今后还会修改，现在还不好肯定地说这些是干嘛的。但是我还是转向研究历史社会学的理论。很惭愧，我的兴趣还是往往是理论驱动，一直不得历史社会学的经验问题驱动所得。也许今后会更从波兰尼的大转型角度来写菲律宾的资本主义史吧。

部分已刊出文章可在www.sunyufan.com 上下载。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25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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