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椒”如何炮打司令部|《美国社会学评论》主编夺权史
作者：高行云
SOC理论大缸推荐学者
Norbert Wiley, The Paradigm Struggle over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a Durkheimian Conflict Analysis.见作者的academia.edu主页
1 “青椒”后浪的不满与再失望
提起重庆大学“万卷方法”丛书中的四卷本《定性研究》，你肯定知道。但是关于它的主编 诺曼·K·邓津（Norman Denzin），可能我们不知道他的来历。
提起美国社会学会旗下的理论研究旗帜刊物Sociological Theory，你肯定知道。但对于它的前任主编Norbert Wiley，可能我们不太了解他的来历。
这两位如今颇有声望的老江湖，在他们还是青椒、后浪的1970年代，却干了一件惊天动地于美国社会学学界的事情
——炮打司令部，挑战《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主编和编辑团队的人选。
到底，这场《美国社会学评论》的宫廷政变，是怎么发动？
事隔三十年，作为发起人现任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香槟分校社会学系荣誉教授的Norbert Wiley敞开心扉、写下了他的回忆。
图：Norbert Wiley教授近照
1970年代，来自伊利诺伊州大学香槟分校社会学系的两位“青椒”/“后浪”，Norbert Wiley和Norman Denzin实在受不了《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了。因为这个顶尖刊物，充斥着单调无聊、依托大量资助的的实证研究。文化、诠释和定性的文章饱受排挤，难以发表。
终于到了1976年，《美国社会学评论》重新选主编。遴选流程是这样的：美国社会学学会（A.S.A.）的出版委员会（Publications Committee）提出一个简短的名单给学会的委员会（A.S.A. Council）。委员会将对这个名单里人选有些调整，并且进行优次排序。接着，学会的秘书（当时是William Form，似乎是C.W.米尔斯的学生）要逐个打电话问这些候选人的意愿。当然，有些候选人可能无意参加这些编辑事务。
结果那一年换届选主编的提名名单里，仍是人口学家领头。并且，一位女性社会学家也没有！
Norbert Wiley和Norman Denzin决定发动游说。最终，一位女性社会学家当上了《美国社会学评论》主编，也是这份刊物的首位女性主编。最终一共有4位都是女性教授进入了编辑团队。
在听说最初那份不利名单的时候，Norbert Wiley和Norman Denzin列了一份19人的名单，并写了份信件，说明目前《美国社会学评论》在量化/定性等方面的不平衡情况。接着，他们寄送这封信和名单给美国社会学会委员会的所有委员，以及一些颇有声誉的社会学教授。结果二人收到了50位委员和教授的反馈。
尽管也有人开始给出版委员会和学会委员会施加压力，但Wiley和Denzin明确了，就是想要把发起游说运动，把一位更以理论与方法论为核心考虑的学者送上主编宝座。
2 冲开“前浪”的门缝
下一步，能挡住出版委员会的就是ASA的委员会（Council）。二人决定从此再下手。
当时正值委员会新旧换届之际，并且赶上了旧委员会的最后一次开会。有幸的是，委员里有一位教授是Wiley和Denzin的盟友。这位教授邀请二人出席他们的会议。这下子，本来是电话+信件的游说，终于面对面碰上了。但是，秘书William Form认为非委员会成员，不允许在会议上发言。
这位官僚科层气质十足的William Form，其实还是一代英才C.W.米尔斯唯一的博士生！
这个“闭门羹”也许是好事，因为Wiley坦言，当时他和Norman Denzin没有准备充分。他们也明白，在这些委员眼中，二人也只是代表中层级别的学校，像他们所任教的伊利诺伊州大学香槟分校。况且他们也没什么名气（Denzin名气比Wiley大些）。这些委员们肯定也会想：
Who the hell do you guys think you are?
即使没过几天、新委员会换届上来之后，Wiley和Denzin想面陈诉情，也依然不佳。即使是我的本系同事Bill Form，也对我们一点没有同情。坦白地讲，他和他的老婆Joan Huber都没有什么量化训练，但却是定量社会学的拥护者。显然，Wiley说到，他和Denzin将会挡住他们的未来。
虽然还没有得到在委员会会议上借机发言的机会，但几位颇有名望的社会学家Lew Coser（科塞）, Jim Coleman, Otto Larson, Hans Mauksch and Dick Hill在当时力挺二人参与了委员会成员的聚会。
Wiley回忆说：他和Denzin是听了Lew Coser1975年就职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的演讲“Two Methods in Search of A Substance”，受到强烈感召，才想大干一场。在这篇演讲中，科塞试图总结与回应当时新兴的量化研究（尤其是布劳—邓肯式量化分析开始在《美国社会学评论》占住位置》以及与之迥异新兴的常人方法学学派。
3 来自“青椒”的当庭挑战
也许机会之门正在向我们定性/文化社会学学者打开。趁此机会，Wiley和Denzin等人开始再写游说的信件，并且绕过学会秘书William Form（卡人的官僚科层制！），寄给一些委员会成员。要知道，当时他们身边没有打字机，全靠手写！
1976年的一个周六，美国社会学学会（ASA）新任委员会的会议召开，但当Wiley和Denzin赶去会议室时，空无一人。原来，这场会议居然改换了会议室。匆匆赶到，有些晚了，但还来得及：我们仍然只是列席于访客区，无权发表。
尽管Wiley还是大胆提出要发言提议，但是ASA秘书William Form认为我的此举是违反会议规则的。只是听到当场有些小声嘀咕。结果，量化社会学的大佬、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大头目 Herbert Costner（现任华盛顿大学社会学荣誉教授）提出：可以暂免规则要求，允许我加入会议并正式发言。
抓住机会，Wiley先是简单地提出对ASA出版委员会的主编提名名单的强烈不满，并提出理由。其实，他本不该知道名单成员，但早已泄露出来。
围绕这位青椒的突然袭击，几位社会学大佬/委员，开始叫板起来。结果，本来支持我们的社会学家站了出来，反对青椒打破会议规则的发言，例如德籍学者Kurb Back。
于是，美国社会学学会的委员们要围绕到底给不给Wiley一次正式陈词的议程安排，进行投票。
当然，委员里不乏他的盟友，例如芝加哥学派/生态理论当时的领军人物Amos Hawley。《街角社会》的作者William Whyte居然在喝咖啡、忘记投票（谁知道是不是故意弃权！）。终于，11 vs. 5，Wiley得到了陈词的机会。他这样说：
我们寄出的游说信件，有50封回信，其中有3/4是支持我们对主编/编辑团队成选的质疑。其中，有8位前任美国社会学会长支持我们。一些顶级的社会学家也和我们说，他们不再阅读《美国社会学评论》了，因为觉得它对自己的研究没什么用处了。而且，大家都知道的公开的秘密：《美国社会学学报》（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近年也风头正劲，抢过了《美国社会学评论》。因为，我们要进行改革，不要再让《美国社会学评论》过于专门化（隐含地指过于量化），而是要变成我们社会学家creative center。
4. 折衷的主编、“后浪”的胜利
一位青椒，居然在众位社会学大咖（ASA的委员会，哪个委员不是一方前浪！）如此直接，其仪式意义与挑战意涵十分明显了。因此，招来一些前辈大咖的当面批评，正常不过。
后来接任科塞、当选下一年的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曾和马丁.路德.金同时获得“艾耐斯菲尔德—沃尔夫奖(Anisfield-Wolf Prize)的John Milton Yinger批评说：
What would you say about this? ... the Review continues to have about the same distribution of manuscripts it has now. What would you say to that?
同时，在这场争斗，一些学者的本来面目也暴露了出来了。Joan Huber也极力反对Wiley的提议。
要知道，Joan Huber可是美国民权运动时的同性恋权益的同情者，也强烈投入到女性主义运动，但是面对这份一位女性都没有的编辑名单，她居然没有提出异议。因为在这一切的背后，或许只是她熟悉官僚制的技巧，让自己借此民权运动、让自己往白人/男性权力体系中往上爬，直至后来当上了俄亥俄州立大学副校长、1989年出任美国社会学学会长。
究竟结果怎么样？
如果翻开《美国社会学评论》历届主编名单：
Morris Zelditch (Stanford University (1975–1977)
Rita J. Sim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 (1978–1980)
William For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 (1981)
1976年这场宫斗下，原来的主编是Morris Zelditch——结构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高徒，继续担任到1977年换届。其实，要接任他的，是另一位女性学者、同样是结构功能主义者担任主编。
这可能是《美国社会学评论》历史上首位女性主编！
图：Morris Zelditch教授
不过很遗憾，在这场宫斗中仍是秘书的William Form打电话给这位主编候选人女士时，她拒绝了，理由是写作等事务缠身。但问题仍在于：
——为什么一直都是结构功能主义者当主编呢？
尽管我们从社会学史的教科书上，会学到结构功能主义1960年代衰落，但事实上，即使是新兴定性研究者如Wiley和Denzin都明白：结构功能主义者虽然保守，却是中间路线，能够符合大多数学者的期待。
一方面是过于激进、内在分裂的马克思主义、常人方法学等新兴学派学者，数量很少。另一方面，是保守且日盛的量化主义者。反而使得结构功能主义者成为“中间的大多数。”
当Wiley陈词发言、为理论与定性研究辩护时，下面的大咖就批评说：常人方法学自己都互相打仗，我们又要怎么评审他们的文章呢？
确实，Wiley等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才主动的推动和游说一位中间路线的结构功能主义者担任主编。
不过，更值得庆幸的是，这份编辑成员名单里，有4位是女性。而且，副主编Rita Simon，1978年接任主编，是Wiley在伊利诺州大学香槟分校（而非top的寡头名校）的同事，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
最后，Wiley说起自己和Denzin之后的学术生涯：Denzin继续拓展他的定性研究之路，包括创办 “定性探究国际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Qualitative Inquiry）而自己则更往理论方向发展，并在1989年担任了Sociological Theory这位顶尖刊物的主编，持续推动他的理论多元主义的办刊方针。
如今，当盛誉欧美社会学界、宾大学教授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将Norbert Wiley于1994年出版的名著The Semiotic Self，盛赞为自G.H.米德之后的扛鼎力作时，又有多少社会学人士会想到他为今日学界的“专业正义”（professional justice）奋斗的历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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