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理论前沿六问六答| Neil Fligstein教授新书访谈纪要
作者：高行云
Fligstein, Neil, and Dieter Vandebroeck. 2014. “The Frenzy of Fields: An Interview with Neil Fligstein on Field-Theory and Social Skill.” Ir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2(1):107–29.
场域理论前沿的美国成果，就是Doug McAdam and Neil Fligstein合著的A Theory of Fiel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提出了“策略行动场域”（Strategic Action Field）理论。
下面是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Neil Fligstein的访谈。
问1：你们的“策略行动场域理论”和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有什么不同呢？
答1：
第一、集体行动，而非个体或际会
布迪厄要么只关注个体（如艺术与文学场域的开创者），要么只谈场域中的际会，但是，他很少将“集体行动何以可能”作为他的研究问题。
第二、场域本质的政治定义
布迪厄没给出一个很好的定义。我的看法是，场域在本质上是政治过程的后果，有两个原则：等级（hierarchy）和联盟（coalition）。
第三、联盟或合作，而非等级权力
布迪厄往往只关注场域中的等级与权力，但不关注合作或联盟的作用。
第四、集体认同，而非惯习
谈到集体行动何以可能，要从行动者的角度来理解的话，他们需要发展出“社会技能”以促进合作，需要有集体认同、同情的理解。而这些都是布迪厄的“惯习”概念所没有的。
第五、关注场域如何变迁的
第六、诸场域之间的关系
布迪厄的《国家精英》确实有讨论这方面，但我们尝试发展得更清晰一些，这也涉及到场域的变迁问题。
问2：你怎么开始阅读布迪厄的作品呢？如何开始研究场域理论的？
答2：1980年早期，当时我正在研究美国的公司制度的演变。我在亚利桑那大学教书时，同事Doug McAdam正在撰写他的名著《自由之夏》（ Freedom Summer），一本研究美国民权运动的专著。当时，McAdam在思考：社会运动是如何创造出一种活动的社会空间？如何发展社会认同？如何秩序化？
我们都在思考：场域是如何创造的、稳固的，又是如何转型的？
我最早看他的书，要到1990年代早期了。当时关于他的英译本慢慢多起来。我是从《反思社会学导引》（1992）一书开始的。我后来也教门课读《实践理论大纲》。我得承认，他的“场域/惯习/资本”学说的资源非常丰富。
我在巴黎的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1968年起雷蒙·阿隆创立，后由布迪厄担任主任），和布迪厄见过很多次。
问3：“策略行动场域”理论中“策略行动”，是什么意思呢？
答3：二战后社会学，过度看重了“结构”，但80年代以来的社会学，又过度看重了“文化”。我们不同意。但是，行动者，不是“文化的呆子”（cultural dopes）。
如果你看组织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的影响就行了。他们总是从组织形式的压力，甚至谈到行动者的“认知”，但是最后往往只是走到对多重的组织逻辑（multiple logics）的理解，并没有很好的行动者的理解。
由此，我们对行动者的“策略行动”感兴趣。当然，行动者，也不都是理性，而是有合作。我们需要问的是：个人与团体是如何合作的？
问4：刚才你谈到，“合作/集体行动如何可能”，依赖于“社会技能”，这是什么意思？
答4：我是从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的“社会”论述中引发的。我在“策略行动理论”中区分的领导者和追随者，是按这样标准划分的：
领导者是能够发起其他跟着合作的；
追随者是能够理解合作之意义的。
问5：当代社会学理论家很少提出整体的社会类型，如“后工业社会”、“现代性”，更致力用中观层次的词汇描述社会世界的构造时，作为普遍的研究工具，你怎么看这种情况呢？
Andrew Abbott：生态
Meyer and Scott1983：sectors
Laumann & Knoke 1987：policy domains
答5：I think authors tend to prefer their terms and they tend to resist having their terms subsumed into other people’s term. ... If the study of fields moves forward, I would imagine a Habermasian dialogue involving undistorted communication about these differences (hey, we can try and imagine a genuinely intellectual exchange, can’t we?).
对于Andrew Abbott的“生态理论”，他没有把自己和更广泛的讨论结合起来。我希望听到他如何和场域理论、新制度主义理论之间的对话。
But Abbott has developed a language to describe things that is not connected to these wider debates. So, I would be interested in hearing what he would say about how his ideas relate to those in the varietie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and feld theory more generally.
问6：场域理论有什么边界条件呢？
答6：家庭。这不适合用我们的场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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