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万文字稿| 聊聊政治社会学的文化转向（社会理论青年说第4讲）

讲者：付正

（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生）

整理人：拎壶冲、暖暖、Youngz

（感谢三位志愿者！）

《社会理论青年说》第4讲（2021年4月）的文字稿，共1.5万字

把题目发给宇凡（按：主持人）之后其实我有点怵，我觉得自己撑不起这么大的题目，我只能讲我自己熟悉喜欢的视角，所以又加了“聊一聊”三个字。在政治社会学及社会学其他领域已经有很多关于文化的讨论，比如社会运动这一分支学科有关于框架如何影响社会运动的参与的讨论，其实是文化社会学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另外像关于集体记忆的讨论也具有非常明显的文化社会学取向。

我今天主要谈布尔迪厄以及他的symbolic power、symbolic violence等概念。

首先我想对比牛津大学出版社分别于2005年和2020年出版的两版政治社会学手册（handbook）

两版的主编是同一个人。可以看出，2005年版中“culture, knowledge and politics”已经被单独作为一章的题目，而2020年版本的目录中“culture”出现的频次更多了。此外，在2020年版本的目录中，布尔迪厄本人出现的次数也变多了，如第8章标题直接提出“将布尔迪厄与Michael Mann的理论融合的可能”；第3章标题中的“场域理论”（Field Theory）概念也是布尔迪厄的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可见布尔迪厄本人对于政治社会学领域的影响力也在增强。

01

国家的合法性：从韦伯到布迪厄

那么布尔迪厄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我想首先回顾一个经典的问题，也就是韦伯的“合法性”问题。

我们现在对韦伯“合法性”问题最主要的关注在于威权类型的划分，是属于分类学范畴的讨论。但实际上韦伯在展开这个著名的分类学讨论之前，有一个关于合法性的论述对我非常有启发。以下提到韦伯的论述都来自《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这本书。

“合法性”要回答的问题是“人们为什么服从命令”，韦伯从群体层面给出答案：大部分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服从大部分命令，甚至不需要所有人的服从都来源于对权威运作的原则的信服。我们可以设想“过马路不闯红灯”这条规则。这条规则的成立并不需要所有人在所有时候都不闯红灯，也不需要所有人在不闯红灯的时候都默念一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的是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候都不闯红灯。如果太多人闯红灯，秩序就会崩塌。甚至在太多人闯红灯时，仍然遵循秩序就会有害无利。

布尔迪厄对韦伯的论述做了很好的延伸。韦伯认为，“当这个秩序运作良好的时候，往往需要置身其中的人存在‘对合法性的信仰’（belief in legitimacy）”。但是”it is by no means true that every case of submissiveness to persons in position of power is primarily (or even at all) oriented to this belief”。回到刚才闯红灯的例子，我们不闯红灯往往是习惯成自然，而不是在每次不闯红灯时都要考虑一下我要遵循什么样的价值，我们的belief是什么，然后再决定是不是不闯红灯。这是个不用过脑子的过程。

在休谟的Essays and Treaties on Several Subjects里也有提到

”Nothing appears more surprising to those who consider human affairs with a philosophical eye than the easiness with which the many are governed by the few, and the implicit submission with which men resign their own sentiments and passions to those of their rulers...the governors have nothing to support them but opinion. It is therefore, on opinion only that government is founded, and this maxim extends to the most despotic and most military governments, as well as to the most free and most popular.”

我非常喜欢这段话，一方面是因为它点出了问题的独特之处，也就是统治凭借什么得以维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段话把威权政府和民主政府放在同一个框架里去理解。无论多民主或多威权的政府，实际上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一点与我们目前常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思路有所不同。政治社会学与比较政治学中更常见的分析思路是将民主政府与威权政府区别开来分析，但实际上两种政体之间有很多的共通点。

经典的韦伯“合法性”问题是关于“which”：合法性的domination基于哪一类belief？而布尔迪厄式的问题是“how”：合法性是怎么实现的？规则如何成为不言自明、默认遵守的规则？

这里我将要讲的是一些布尔迪厄理论中的通用理论，而非关于政治社会学或国家的特别的理论。讲完这一段之后我会再回到“国家”在布尔迪厄理论中具有怎样的特殊性。

首先，布尔迪厄非常关注社会规则与认知结构的关系。国家在这套规则中作为分类原则的建构者而存在。在加入布尔迪厄的视角之后，我们对国家的关注从“政权合法性”转到“国家对日常生活秩序的塑造”，以及国家如何积累资本，以使得自己获得社会上各种类型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定义者的地位上来。布尔迪厄认为，在韦伯式的“合法性”问题中，“为什么相信”与“为什么遵从”存在同义反复，因此韦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合法性如何实现”的问题。而布尔迪厄自身的理论视角是“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布尔迪厄修改了韦伯对国家定义，从“legitimate physical violence”扩展到包含“legitimate symbolic violence”，他希望破除物质世界与符号世界的二元对立，即“The most violent relations of force are at the same time symbolic relations”。而symbolic power是symbolic violence/dominance得以实现的作用机制。

如何理解布尔迪厄这段话？我们以作为国家暴力的警察如何辅助维护社会秩序为例。警察仅仅拥有暴力是不够的，首先大家要认可警察这种“代表国家维持秩序”的身份，其次才是用警力维持秩序的合法性。在美国，这两点现在都有被挑战。比如最近美国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Black Lives Matter”中被讨论颇多的Breonna Taylor案例。Taylor和男友都是黑人。警察怀疑他们的居所是贩毒窝点，但并没有证据。警察半夜闯入他们的居所，Taylor的男友以为有人恶意闯入，便拿起手枪冲着警察开了一枪。警察在还击中打死了尚未起床的Taylor。这个案例显示出，当警察没有出示证件，也没有履行正当程序证明自己的警察身份，以及自己的行为可以得到合法性的支持时，警察执法非但不能维持秩序，反而可能引发暴力对抗。再进一层讲，美国警察现在整体的地位都比较尴尬，很多人认为警察的职能范围过广，一些社会问题不应当由警察暴力，而应当由更柔性的方式如社工来解决。在“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中发生了很多次警民对峙。当警察整体失去合法性，即失去符号上的合理地位时，民众不会遵从警察的秩序，警察上街维持秩序会引发更激烈的反抗。

02

符号权力、符号暴力与惯习

下面是著名布尔迪厄学者华康德（Loic Wacquant）对符号权力的定义：符号权力是一个能力，它可以将一套对于世界的理解方式以及符号系统加诸于人（“Capacity to impose and inculcate means of understanding and structuring the world, or symbolic systems”），作用是推动社会秩序的再生产（“Contribute to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social order”），符号权力是被包装起来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以让其实施和再生产变得理所当然（“by representing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 in disguised forms that endow them with legitimacy and/or taken for grantedness”），这是让社会秩序能够长期维系的最好方法（“the best warrant for longevity any social order might hope for”）。

也就是说，符号权力是已经被无意识地接受的规则，是一种misrecognition：你发现不了这个权力的存在，而同时已经在遵从这个权力的结构。在这个概念里，主观上的blindness与客观上权力的合法性两者并存。比如布尔迪厄讨论教育领域的符号权力：老师发现学生在某个学科“有天赋”，在老师讲解之前已经知道答案是什么，但实际上联想最近关于“鸡娃”的讨论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孩子并非因为智力超群，而是因为提早上了补习班才知道答案，而能够被“鸡娃”的孩子往往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并非所有的孩子都有权被“鸡娃”。老师在认为某个孩子“有天赋”而给予其更多关注时，可能并不认为自己偏向某个阶层，而实际上这位老师是在维系一个通过文化资本传递不平等的体系的合法性。再比如虞书欣的例子。有人认为，虞书欣的粉丝是因为她有钱所以喜欢她，粉丝看到这个观点感到很生气，粉丝认为自己是因为虞书欣真实、敢讲而喜欢她。但是设想一个家庭背景不如虞书欣这么好的选手，可能就无法像虞书欣那么大胆地去展示自己的“真实”。而实际上虞书欣炫富不会引起人们的反感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我们觉得“有钱”、“买得起奢侈品”是好的。

以上讲了符号权力的作用机制，下面讲一下符号暴力

符号暴力同样通过misrecognition实现：遵从者只能通过他们与统治者所共通的语言、概念来思考、表达自身的处境以及与统治者的关系，甚至都没有另外一套语言来反思。在每一次发生“遵从”行为之前，人们不会做一次单独的决定，遵从总是在一套认知架构中进行的。

讲到这里还要提到布尔迪厄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惯习（habitus）是社会结构与个人行为的桥梁。惯习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系统的风格，它是一个具身化（embody）的性情以及取向。比如一位钢琴家或小提琴演奏家，他们并不需要在每一次演奏时思考自己在做什么，“演奏”对他们来说是习惯成自然的事。引申到政治上，如Annette Lareau在Unequal Childhood一书中讲处于不同阶层的父母如何抚养孩子。中产阶级父母倾向于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培养孩子进行严肃沟通、合理表达自己的需求的能力，而在更底层的家庭中，家长往往给予孩子命令式的教导。其结果是，中产阶级家庭长大的孩子更熟悉如何进行政治参与，这种政治参与能力的来源可能是我们平常没有意识到的。

再比如Harrits.G.S在2011年论文Political power as symbolic capital and symbolic violence中对的丹麦不同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研究。作者访谈了不同阶层的人，询问他们如何看待政治，以及自己如何进行政治参与。首先，底层群众往往缺乏政治资源，因此通常表现得对政治冷感。比如访谈者问：“谈到政治，你第一件想到的事是什么？”受访者Michael回答：“什么都没有想到，政治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另一位受访者Karen表示，在被问到之前，自己不会主动去想如何进行政治参与。一位受访者这样描述这种“政治冷感”

“There will always be somebody who gets their ideas through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 right? And I don’t even mind that actually, because it’s natural. Well, perhaps that doesn’t sound right, I didn’t say that very well, but it’s a natural thing, right? The strong will always win against the weak, and we just have to live with that.”

我自己也常常感觉到身边的中国人表现出政治冷感，他们的态度和丹麦这些缺乏政治资源的底层群众很类似。与之相对的，具有政治资源的中上层对待政治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对政治有很多系统性、抽象性的思考。这与布尔迪厄讲述的不同阶层整体上具有不同的habitus相契合。中上阶层的受访者会表示，自己参与政治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I used to think that I should be the one to do things, because I knew just the way to do it.”另一位受访者则表示“I come from a very politically conscious family, where we have always discussed politics...So politics means a great deal to me. I think politics all the time.”而在讨论到喜欢的政治家时，中上阶层受访者更多谈论抽象能力的层面，如某位政治家是否具有能力，是否足够理性，是否能够反思自身，这些都体现出中上阶层具有的habitus。而中下阶层更经常谈到他们“喜欢”哪位政治家，哪位政治家“比较通人性”，他们会进行更多感性层面的讨论，还有人会表示自己对政治家们没有strong opinions。

03

布迪厄式国家理论：一些案例研究

但即便讨论到这些非常感性的方面，很多底层民众没有像中上层那样觉得我就是知道怎么进行政治参与。这些身处其中的参与者的政治参与阶级性本身并没有被认识到，而是被当成是自然而然。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政治参与对整个政治体系的再生产的辅助。

我刚才讲得这些其实就是Bourdieu理论里不管讨论什么基本上都会讲到的一个过程。

那么，国家特殊性在哪里，国家在布尔迪厄理论的特殊性在哪里？国家是被布尔迪厄看作是具有meta capital的一个行动者。什么叫meta capital？这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比如说一个人上完学拿上了社会学硕士学位，我们就觉得他是在社会学方面是有学识、掌握知识具有文化资本的人，嗯然后，但实际上，在这之上，是出版社在决定什么样社会学著作能够出版，什么样的社会学知识的趋势可以抵达到从业者那里。国家角色就是类似于出版社的这么一个比对。就是它可以决定什么可以构成你的职位里的内容，甚至比如说，我觉得在中国讲这些还是蛮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像80年代之前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曾经被取消过。所以说，国家具有meta capital，它可以决定什么构成一个在社会上现行的被人们认可的capital。它是某种意义上的定义者。

从历史上来看，国家作为文化资本的塑造者的形象就更为明显。我们知道秦始皇统一文字，一方面它是就是说让大家的交流变得更加（顺畅，另一方面），秦始皇统一文字规制了我们用什么来表达自己的符号。然后还有我们熟知的科举考试一方面当然是选拔威权，它具有非常强的选拔作用,另外一个方面，更深层的方面他确定了全国统一的经典。可以想象的话，实际上我们大家虽然都讲中文，但实际上中国各地的方言都是非常不一样的。像我作为一个北方人，去了广州上学去了之后完全不知道大家在讲什么。就是中国方言就跟欧洲语言四分五裂是非常类似的，中国就是作为一个国家能够维持下来而没有分裂就是，嗯有一本书就是也是我们学校Andreas Wimmer在Nation Building里面讲中国统一语言文字对于国家统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另一方面为科举考试划上一个确定的政治精英经典的范围。就是不管你在哪，都要确定四书五经是我们必读的东西。在政治精英的层面上有一个共识。

其他的一些例子，国家对于时间性的变革。像民国期间改革历法，禁止民众庆祝农历新年，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学校系统对于我们的规制，学校系统对普通人的规制，就这一点，大家都非常的明确、非常的了解，但是布尔迪厄提出了学校系统影响了我们怎么认识时间以及我们怎么处理时间。比如说我们从小学到高中甚至大学，我们的上课时间都会划成45分钟的块，然后中间有10分钟的休息，那么这么一个过程，它确立了大家已经习惯了什么样的时间段在做什么样的事情的一个习惯，当被打断时还有点不耐烦，课上的少于45分钟还有点不习惯。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学校系统还有老师对学生形成的长久持续的标签，比如是否有天赋。铭刻在学生意识层面。

这些建立起来的commonsense的东西是布尔迪厄里面会把这个叫做doxa.就是the taken-for- granted  ,unquestioned truths .就是这些doxa在为这些合法性奠基铺路。所以他这个讲法也很涂尔干。他说“the best contracts are those that are not signed”,涂尔干他在讲社会整合时他会讲之所以能够结合就在于有一套共识，有一套norm在为社会运转奠基.“the best contracts are those that are not signed,that are not even perceived as such. The social order rests on a nomos that isratified by the unconscious in such a way that it is essentially the  incorporated coercion that does the work......recognitionof legitimacy is unknowing act of knowledge, an act of doxic submission to thesocial order”这一点呢比较熟悉新马理论的同学就会觉得这不就是在写文化霸权吗？不就是葛兰西文化霸权里面讲的commonsense？吗？但布尔迪厄这里和葛兰西确实是存在非常大的共通性，但是我觉得布尔迪厄他可能要更深一步，我自己理解的可能葛兰西更倾向于文化霸权影响的是一个意识形态层面。就比如说，发展资本主义对所有人都好，底层人民可以通过trickle down来受益，让部分人先富起来对所有人来讲都可以受益，但是我觉得布尔迪厄讲的是一些更深一层的我们意识不到的一些，比如说国家对于我们的时间感知的影响，就像刚刚讲的上课45分钟，下课休息10分钟。

讲完这些之后，下面要讲涉及布尔迪厄研究国家在一个方法论。虽然我们要研究doxa，要研究国家权力，但这些往往是我们习以为常、意识不到的。研究者也是这样，别人意识不到我们可能也意识不到这个里面会有什么样的特殊性。那么布尔迪厄队国家进行研究的一个取向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佐证他自己，其实不仅仅是只能从历史的角度，但是我觉得先从历史的角度来阐述他这套理论非常有意思。我再举个例子，就比如说税收。国家建立跟收税，国家对于经济资本的分配的权力是相关的。比如说，税收在欧洲前资本主义时代更多被看成是国王对臣民时不时地抢劫。每次要收税的时候呢就是要打仗的时候，这就引起了大家很大的反感。而逐渐的国家从打仗时收税变成一个长期的稳定的日常，这样一个转变需要一整套理念的转变。在国家推行这一套转变的过程中，背后存在着军队从战争到国防的一个转变。当然，国家在建立收税权的过程中以及在对经济资本再分配的权力建立过程中，需要有一整套信息收集制度、官僚机构、对内的警察制度。

税收制度的建立也伴随着税收合法性的建立。就是我们不是打仗的时候才收，而是正常的时候，建立军队抵御外敌来维护我们的国家等，来确立税收制度的合法性。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的话就是在历史上国家对于权贵的认证。可能在中国我们可能非常习以为常，就是比如科举制就是政治精英的认证是国家认定通过考试来判定谁能成为精英当官。在科举制之前，科举制代替的是一个士族选官。这种士族选官实际上意味着在国家之外有另外一套体系来运行，就是世家大族对于权势权贵的一个认证的来源。科举制是把这一套权贵认证收紧到国家手中。然后在科举制在逐渐完善士族就逐渐走向衰落了。同样过程出现在法国，法国在旧贵族的时代，界定谁是贵族，是通过血统的传递和封建个人身份的传递来识别，这是完全独立于国王的。那么，当国王想要治理国家采取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国家开始封普通人为贵族，是在路易十四的年代，贵族需要经常在宫廷走动，国家垄断了贵族的认定，也形成为一套宫廷文化。不管是中国还是法国都是一样，贵族以及不同的官职需要用特定的服制来表示自己的身份。可以穿什么样的花样都是国家来决定的。国家逐渐成为了这些荣耀还有官职的来源。

另外再讲一下对腐败的历史分析。这个实际上是布尔迪厄他在书里特别提出来的。强调中国历史上的例子。比如说像清朝腐败呢实际上是被上级默许的腐败，地方官员的腐败是被上级默许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清朝这样中央集权国家它特别担心某些地方官在某地积累了自己的势力，所以它就需要不停的轮换官员。所以说，如果你要轮换官员就意味着中央很难建立对地方有一个系统的统治。每过三年就换走，就很难建立一个地方治理系统。那么他们是怎样一方面维持中央政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存在一定的灵活性的？地方政府的日常运作班底的工资是给地方官发的，地方官需要对差役衙役日常的一些小官小吏都是需要地方官员自己掏腰包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一旦遇到赈灾呀的时候，那么实际上地方的税和地方官员的官饷地方官员是很难去支付起这一套差役衙役的体系的。这些地方官因为他们自己的官饷也不高，所以差役衙役也只有微薄的费用。那么微薄的费用差役衙役怎么养活自己呀？有一部分他们用来养活自己的方式就是去盘剥老百姓。那么这个腐败其实上级是知道的，上级对这些腐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你要非要特别理想化那这个地方政府就没办法运作了。所以说，虽然说这个腐败都知道是不好的，它已经成为政府运作的一个非常重要部分，这个腐败的作用就在于它分离了国王和政权所代表的抽象国家然后以地方官员、衙门小吏所代表的现实国家，分离开了国家实际运行所带来的矛盾以及抽象国家合法性。那么这个事情不仅仅是在清朝有，在英国中世纪包括18、19世纪实际上都有，就是它不是一个和政治形态必然挂钩的，当然它确实和意识形态有关系，在不好的制度不好的阶段产生的现象。

讲了这么多历史，下面还是要讲一些最近几年有人在做的一些经验研究，那么，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案例呢就是人口普查里面所划分的种族。非常有意思的是一说到种族我们就觉得说种族分类是理所当然的，是天生的，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最理所当然的，然而实际上就是关于人口普查的研究会告诉你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国家一旦形成了的对人口普查的分类对于社会的影响也往往是比较深远的。这些分类又往往是有利于国家统治的。首先来讲一下这两本书，这两本书分别是Mara Loveman写的 National Colors和另外一本是Cristina Mara 写的Making Hispanics.

National Colors更多讲的是拉美国家的种族划分、人口普查以及国家的在里面的作用。首先来看一下人口普查的作用。比如说在欧洲，最开始人口普查是为了适应税收与征兵来进行的。像1462年的时候西班牙成立了对城市的人口普查，对可以当兵的男性进行统计，不能征兵的男性不统计。像在拉美殖民地的话，人口普查的功能就更简单粗暴，就是建立殖民地民兵以及强迫劳动，所以每一次人口普查，人口普查我们讲到是一个国家机器运转的案例，但实际上，这个过程中有很多conflict（冲突）。怎么数数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都会面临很多抗争。在拉美殖民地统计这些数字就是为了争取贡礼以及强迫劳动，原住民社区争取对人口的重数来减少贡礼以及强迫劳动的负担。这个历史也影响了拉美独立后，很多公民如何看待国家开展的人口普查的心态，很多公民不愿意被数，因为担心用来征收税收以及征兵的数据。

拉美国家独立后收集到人口数据在收税依据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想借此塑造国族形象。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比如说像白人比较多的国家，独立后通过人口普查建立一个以白人种族为国族形象的想象，像阿根廷还有智利呀都是这样的国家。在原住民多的国家呢，他们通过人口普查强调原住民在人口、文化上的融入。就比如说在人口普查在玻利维亚人口普查的研究者第一页介绍讲我们这里的原住民与白人很像，我看过这里原住民的头盖骨和玻利维亚的头盖骨非常类似，他们很聪敏他们跟白人没有什么差别，在人口普查的过程中也会统计有多少原住民进了城，根据这些来论述原住民在生活习惯的改变，讲述国家变成一个白人国族的故事。黑人为多的国家也会有类似这样的论述。

下面转到美国人口普查的例子。Making Hispanics这本书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符号以及分类的争夺的过程。其实刚刚讲那些，国家具有非常强的mete capital，可以来决定一些最基本的分类的，看起来非常难去挑战的分类的既成事实。但其实在一些分类确立起来的过程中是有很多的争夺的。这个对符号的争夺也是布尔迪厄理论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以美国人口普查为例对拉丁裔/西裔的分类，看美国人口普查的表格就是在白人，黑人，亚裔之外有个分类,就是Hispanics。Hispanics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类种族的一个类别，那么实际上在1980年之前，并不是这样的。这里面有一个历史，首先，1930年所有原住民获准成为公民，1930之前Indian原住民并不自动是公民，但是Indian可以成为公民。因为墨西哥有很多原住民，当时美国为了避免非法进入美国的墨西哥人以原住民的身份蒙混过关，在1930年特地在人口普查种族类别上加了“Mexican”,这个过程没有持续，然后在1940年，墨西哥裔重新分类“White”，就是在1940年墨西哥实际上是被归类为white。

那么，Hispanic作为一个类种族，是怎么诞生的呢？在1960年的时候，当时在美国境内，有很多西裔的群体，他们面临各种各样的，不一样的问题。像墨西哥美国人，他们面临的就是教育歧视以及在农场工作这些农业相关工作的问题。波多黎各人面临的问题是（波多黎各是美国在加勒比海飞地），他们的主要问题是在1960年是非常强烈的国族主义情绪，想要独立出来。另外一部分非常显著的就是古巴美国人，古巴美国人很多都是从古巴逃难出去都是非常有钱的人，所以他们这几个群体面临的问题不太一样，但是他们人口都集中在美国某些区域，所以往往被当作是区域问题，上不了国家台面。所以当时墨西哥组织者就会向联邦政府进行讨论然后说想要把我们这个问题拿到国家层面，希望墨西哥美国人能有更多的补助。为了应对这些诉求，联邦政府当时成立了委员会，当时主要是为了解决墨西哥美国人的问题，到后面逐渐演变成了cabinet committee on opportunities for spanish speaking people。是联邦政府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提出这个概念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减轻波多黎各人的国族主义情绪，想要努力塑造spanish speaking作为一个种类；当时联邦政府也施压了一些活动家：塑造一个Spanish speaking的种类，削弱了波多黎各人的国族主义者的情绪。这也契合了当时的Activists:他们自己需要面对的问题。他们当时的目标是为了争取联邦经费，争取更多社会福利。当时和他们竞争联邦经费的是非裔美国人，为了争取到联邦经费，他们需要组织重塑自身形象，他们把自己的问题变成为全国性以及跨民族代表的问题。所以他们也希望把西裔塑造成一个和非裔并存的aggrieved minority.所以后来他们的活动家在60年代的活动就变成了施压人口普查，希望人口普查将Hispanics放到人口普查种族的分类里。当然，这个1980年代加入了普查。当然设立这个人口普查分类也不行，人家得认可，人家得认为自己作为一个裔，必须得到认可，到底怎么样让普查自然化，让大家都认可这个分类，这个时候就必须提到媒体的影响力。那么怎么才能扩大影响力，区域性墨西哥美国人电视网络也需要普查数据来卖广告，所以他们先跟人口普查的工作人员建立联系，帮助人口普查宣传普及西裔这个分类，体现identity的重要性。那么，这个经验研究用到了布尔迪厄里面种前面没有讲到的概念就是field场域。怎么创造这个群体的分类，以及稳固这个群体的分类，在这个Making Hispanics的案例的过程中，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在同一个场域里面不同行动者对种族分类的塑造、界定展开了争夺。这个里面比较好的是他不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二分，与国家相关的行动者、与社会组织相关的行动者往往互相嵌套，这个理论非常灵活。

那么讲到最后，我自己喜欢这个理论的原因是布尔迪厄连接了结构与个体的能动性，惯习这个概念可以讲清楚秩序怎么通过具身性在行动者之中维持，另外一方面可以不只是在威权—民主的框架下分析中国的政治社会学。再然后我自己是做政治社会学的，喜欢政治社会学的重要性。在布尔迪厄理论下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塑造所有capital的meta capital。另外一个方面就是field里面灵活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还有就是这个研究不太多，所以发表上还是有很多可能的。 

04

讲座答疑交流12条

1、请问老师，有推荐的政治社会学入门书籍吗？

关于入门的书，我自己也不太想得起来了，我最开始关于政治社会学的书是从社会运动的角度入的门，当时看的是赵鼎新老师的社会运动讲义，对我启发非常大。具体在政治社会学这一方面，我自己没有碰到特别好的入门书，可以看一下各个理论脉络里面，比如说像马克思主义，Fred Block早年的论述。另外一些就是七八十年代那波关于国家的讨论，Bring The State Back In那本书也非常好，还有就是Skocpol，她关于革命的阐述也比较好，她提出的一些比较政治的方法到现在都还比较有影响力，我再考虑考虑，如果以后碰到的话再推荐。

2、怎么看待福柯和布迪厄的分析差别？

我觉得可能他们讲的是不同的问题，布迪厄关于社会学的论述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关切是考虑怎么破除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以及社会结构和个人心理结构之间的关系，他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提供一些他的解读。福柯更多是从discourse的层面来讲，更多分析的是discourse本身的脉络，而没有像布迪厄从主客观二元对立破除的角度来分析。可能还是对这个问题的切入不一样。

3、请问布迪厄理论的书籍（他自己的作品或其他学者写的）有什么推荐吗？

我自己非常喜欢布迪厄的Distinction还有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基本上我们系理论课上都会讲。而且还有一本非常有意思的小书是The Bachelor’s Ball，因为刚开始研究的是阿尔及利亚农村，然后是以这个开始他的学术生涯，然后他在后期然后也不断的去回顾这个很小的切入点。你可以看到他整个理论的变迁，他分别在三个不同的时段，去分析同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理论的不断进步。很小的切入点，例子也非常详实，所以非常适合一个快速的过几个，非常好。我不知道能不能买到，在英文世界里面现在都只能买二手了，不知道谁将来可以上传一份电子版。

他那本Bachelor’s Ball其实还讲故事，他是三篇小论文的一个汇编，所以说读起来没那么难，而且也比较符合现在的阅读习惯。

5、请问海外亚裔为什么没有像西裔这样出现这样一种集体政治诉求呢？

对，其实他们也在60年代有进行过类似的努力。当时，他们也提出了一个Asian American的概念，想要把不同的Asian群体结合在一起，让大家形成一个共同的团结感，然后一起来争取诉求，但实际上还是蛮难的。这个也不是我的研究领域，我只是看过一篇文章，有讲说当时在60年代Asian American概念提出的同时也有另外一些人逐渐提出Asian作为model minority的这样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也是伴随着逐渐解除Chinese exclusion案，那么在当时白人就是想要想要把Asian然后塑造成一个model minority，要讲我们其实并不歧视少数族裔，然后你看其实我们这些来自亚洲国家的美国人都活得非常的好，但这个背后也是跟当时新出台的政策实际上是hyper- selective。就是能够来美国的亚裔，最后以合法身份进入美国的亚裔，很多都是高学历的人才。所以说在这种hyper selective的背景下，当然也会出现一个教育知识文化，然后以及经济资本上，然后甚至要比对普通美国人，然后一般average American都要强的一个族裔。在这种情况下可能Model minority这样的一个概念提出可能也是某种意义上就是削弱了Asian作为一个aggrieved minority，也就是一个历史上备受歧视的族裔的概念的形成，所以说我猜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后来应该会有对这些问题更细的讨论

6、怎么看待迈克尔·曼的理论？

我觉得可能是最老生常谈的，然后就是迈克尔·曼。我觉得他们两个的理论也是有不少可以融合的地方，就是像两者其实都有提到从物质和文化意识层面并重的一个特征，然后迈克尔·曼，然后他的理论某种意义上在破除国家社会非常严格的边界。而迈克尔·曼的理论，然后也是他的一个重要的想法，infrastructural power，像李静君老师到张永宏老师的那篇AJS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把迈克尔·曼应用在中国案例的例子。那篇文章就讲的是一个infrastructural power。实际上也是国家毛细血管的权利想要运作，也需要社会的配合。即便是威权国家也是这样。强大的国家权力，一方面是despotic power，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在社会的基础建设层面，就是在社会关系组织建设层面的渗透，而且也与社会进行配合来进行统治。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

7、请问老师，如果国家的meta capital有哪些种类？比如宗教是否可以作为国家的meta capital？这是否对理解韦伯提出的中国传统国家支配既有家产制又有巫术元素有所帮助？

对，我觉得这点是非常有意思的，无论是从我刚刚讲的理论来出发，还是甚至是从布迪厄他自己从一个法国人的角度，他经验研究的立足点是法国，他可能会说，国家是逐渐已经形成了对符号系统的垄断，那么宗教作为一个额外的权威的来源，实际上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尤其在法国，我觉得更是这样子。在一些公共领域的话，比如说像学校。前段时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讨论，穆斯林女性能不能在学校里面佩戴就是头巾，还有一些宗教配饰，这在法国不允许的。我觉得在法国应该是国家把这一套符号都收回到自己手里面。然后，他们建立了另外一套基于符号的仪式，比如法国在文化上的投入非常大，很多是一些独立电影都是法国文化部资助的。很多电影都是国家亏本在剧院放映，所以说某种意义上宗教的权威已经被国家收归在自己手里，至于中国就更是这样，现在中国是这样。布迪厄他讲的这一套都是围绕现代国家进行讨论的，而且是讲的是现代国家是如何把这套符号都收回到自己手里，可能现代国家开始之前，也是有一些可以和国家相竞争的一些符号体系。

8、布迪厄关于体育的研究？

其实体育研究在布迪厄的研究里面也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布迪厄很多关于场域怎么运作的一些比喻实际上都是来自于体育，所以他会讲说这个场域里面你有一个habitus，或者你在场域里面具有culture，capital，实际上它讲的是一场足球比赛里feel of the game。他很常见是用这个来进行比喻。然后另外一方面他还有讲英国现代体育的诞生，我印象中好像（我不是特别记得）他曾经过boarding school开始讲起，然后是跟国家有某些联系？其实我不是研究这块，已经不太记得了。关于场域的历史特殊性，我自己觉得其实布迪厄非常重要的理论，就是field、capital，然后他关于某一个capital都是在某一个场域里面展开，就是某一个capital之所以会具有符号价值，或者是被大家所认可，是因为它在一个场域里面才获得价值。所以说他很多时候关于支配，然后以及再生产这些，都需要在一个特定的field里展开讨论。。当然，在这个field里面，不同的actor，会对 capital的定义，还有以及整个field的秩序都有很强烈的争夺，所以说他 field的理论也非常灵活，field里面谁拥有支配地位，谁拥有capital，然后这个capital到底是怎么定义它？它可以包括很多的变迁，所以我自己还是蛮喜欢这个field理论。

然后以及回应一下前面有一个同学有讲到国家，国家是否支配一切？虽然我们讲国家建立的这些分类，然后建立了这些我们已经潜移默化了的规则，以及把它推行下去，我们甚至都意识不到国家在背后进行运作，但实际上如果把国家当作是一个field来看的话，以及刚刚讲到美国拉丁裔分类建立的过程，可以看到它是包含一些不同的actor在不断的争夺对符号的定义。在建立这个符号、这个分类，以及建立这一套符号秩序之前，虽然我们现在都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在建设过程中是有很多的讨论、争论，以及融入不同actor的利益。所以说也不是简单的国家支配，其实是有很多很灵活的地方，以及能让人看到产生变化的可能性的地方。

10、怎么看布迪厄谈的场域的homology？

对，针对这一点我也想再补充一下，我觉得他的homology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讲是，因为另外一个他的理论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就是positionality，就是讲我们每个人行动出发点是根据我们自己在场域里面的位置来展开行动，那么实际上homology这个概念，某种意义上又能够促进我们来反思就是场域为什么能够有变化，比如说知识分子的地位。知识分子某种意义上虽然也是精英，但是这个精英在整体的社会精英（包括经济精英、政治精英）里面，也是非常弱势的一个精英。比如我们是处于被dominate地位的一个群体但，但同时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讲，我们是又处在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因为知识分子在不同的场域里面所处的不同的地位，然后就意味着知识分子有一部分被dominate的人的特性，同时也具有一部分也具有被支配阶层所不具有的话语权。所以说，因为我们知识分子每天干活，当那么长时间打工人，拿着非常微薄的工资，然后对社会也是有非常多的不满的，而我们同时具有话语权，相较于对真正被dominate的那群人来说有话语权，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借着这个地位来反思我们在这个系统的处境，可能也会为底层人发声，然后来推动技术的改变，所以说知识分子双重的位置，在不同field里的位置，为这个结构的变迁提供可能性。

11、怎么看待西方的理论用到中国的问题？

我自己觉得从用西方理论然后研究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优势，因为毕竟很多理论，再抽象化理论的来源也是来自于他们对日常生活的体验观察到以及对于经验生活的一些理解。所以说，他们这样一个理论必然就会有不契合中国实际的地方，那么不契合中国实际的地方，恰恰是我们可以借此要改进这个理论的地方。当我们用他们的理论，发现不契合中国实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讲这是因为他们的理论可能少分析的一个方面，而正是缺这个方面，然后导致我们中国社会跟西方社会观察到的不恰切的地方。对，所以说我自己觉得反而是用西方理论的工具来分析中国对我们学者来讲是一个优势。

12、可以再开展谈谈“资本”概念吗？

对，就是因为像符号资本，以及布迪厄自己在讲的时候就会说文化资本跟符号资本非常像，而且发展到最后，实际上就是一种符号资本。然后，比如说在教育层面，那就是教育资本，用文化资本,人就表现更为自信，然后可能老师会认为更有天赋，所以一些已经是一套我们自然而然认为是一套对于人的分类的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但不会反思背后的一些阶级关系。我觉得某种意义上符号资本和文化资本是非常类似的，但是社会资本可能还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社会资本其实在政治学，以及比较政治里面，经典的政治社会学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讨论，大家可能重点不太一样，但是社会资本的概念，比如说社会资本对于结社的重要性，以及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像Bowling Alone这些经典的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其实都有涉及。所以我觉得可能布迪厄比较不一样的，还是它的这个符号资本。然后启发我们去看一些我们现在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些东西。

13、可以介绍下美国当前的社会学前沿吗？

对，我觉得我现在讲的其实对我来讲是蛮有冲击，我在来哥大之前也没有考虑过这一块，我觉得美国每个系的特色也非常的不一样，我在哥大看到的理论在别的系可能也没有什么讨论。因为我之前在UCLA交换过一个学期，我的博士生班的政治社会学正儿八经的课实际上是在UCLA上的，在UCLA上的时候其实完全没有讨论布迪尔这一派的一个人，而且这个是17年，也还蛮近的。当时主要是在讨论马克思的一个脉络，然后还有马克思、韦伯两者合流，然后还Bring The State Back In这些非常经典的脉络。所以说，关于什么是前沿，其实各个系的理解也都非常的不一样。还有UCLA也非常喜欢迈克尔·曼，也可以理解，毕竟迈克尔·曼是在人家那边。至于其他的一些前沿，我觉得美国这边越来越呈现的趋势是在我们系里讲，就是对于方法上的不拘一格，比如说，像实验的方法、计算社会科学的方法，在我们系上很多可能本来只做定性的人也逐渐去探索这两个领域，然后用这些领域的话来回答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所以通过也会有不同的方法来结合，然后解答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竞争。

而且包括像文化社会学最近越来越发兴起了一支用更定量的方式来测量文化，有一本书专门就叫Measuring Culture，就是一批定量社会学的人来做的。像计算社会科学，可能会用一些自然语言处理的方法来设计方案。然后另外一支文化社会学这一块NYU那边的老师特别喜欢用认知科学和文化社会的结合来分析文化社会学。所以认知转向最近几年有人在提，但是好像还没有看到特别好的研究，但确实是有一些人就把这件事情挂在脑子里。甚至这个认知转向，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是文化社会学还有政治学、政治心理学继续交叉的那一部分，尤其政治心理学实际上早就从认知层面然后去探讨人们为什么做某些政治决策，然后政治决策的依据是什么？我觉得像这些转向也是政治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可以向政治学那边学习的一些地方。

    * 这是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的第559期推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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