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见：中原河洛姓氏寻根九讲-第四讲 河图洛书等远古文化物证
任见：中原河洛姓氏寻根九讲
第一讲 历史研究和考证崇尚科学
第二讲 姓氏是生命信息的文化载体
第三讲 中原是华夏文化的肇始之地
第四讲 河图洛书等远古文化物证
第五讲 河洛文化的三次重大演变
第六讲 河洛流域茂盛的文化巨树
第八讲 为何多数姓氏源于中原地区
第九讲 四海游子可贵的向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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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河图洛书等远古文化物证
现在进入要讲的第四个话题：议论纷纭的文化物证。
在奴隶制向集权制过渡的中古时期，河洛文化就以华夏统治文化的姿态出现了。
河洛文化之所以形成一个含义固定的文化概念，最主要的标志就是这个时期的文化物证——河图和洛书。
河图洛书产生于河洛，也产生于中华文化生成的大背景之下。它是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也必然传递出中华文化的复合信息。
河图洛书的广泛传播，对河洛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持续生成与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尽管明清两代不少学者对于河图洛书的真实来源及原本含义提出了一些疑问，但后世人们出于对中华古代文明的深厚情感及长期受传统文化熏陶而形成的思维定式，对河图洛书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
直到今天，人们在论及中华文化的起源和代表性文化成果时，仍然推重河图洛书。
河出图、洛出书的具体情景也有传说：
伏羲时代黄河中跃出一匹龙马，背负“河图”，伏羲接受了它，依据此图创立了八卦；大禹时，洛水中浮出神龟，背负“洛书”，大禹依据它创立了“洪范九畴”。
本人在十卷本大型史话《帝都传奇》的开篇第一章，以较大篇幅阐释了“龙马”其兽的“源”为鳄，即马面鳄龙。
河图和洛书什么样子，最为推重它的《易经》没有绘图，也没有具体的文字解释。
先秦时期的其它著作如《管子》、《墨子》中也提到河图洛书，都没有绘出图形。
汉代的儒士认为河图就是八卦，而洛书是《尚书》中的《洪范九畴》。
本人在《帝都传奇》中的诠释认为，河图和洛书均是花纹美丽的石头，常常在河边转悠的古人捡到了，加以他们思考、选择、辩解、验证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奇妙的河图洛书故事。
《尚书》里的《顾命》篇，记载说，为周成王办丧事，治丧委员会布置灵堂的时候，把当时的“国宝”都摆了出来。“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
“堂”是中国最早的建筑模式，古代的堂前没有门，有两根楹柱，堂之东西两壁称“东序”、“西序” ，序的外侧各有一个小夹室，叫“阁” ，东阁、西阁又谓之东厢、西厢。
堂所对应，是“户”，大人物称“中堂” ，反之则为“小户人家” 。
皇家的“堂”，谓之明堂，比百姓的堂阔气千百倍，是其会议和祭祀场所。
周政府就把它的设置为周成王的灵堂了，在东西墙下摆出了祭祀的两溜宝贝，“赤刀”、“大训”等，在灵堂西边的长几上放了一溜，“大玉” 、“夷玉”等，在灵堂东边的长几上放了一溜，“河图”就在东边的一溜里。
这里记载了河图，但没有解释河图到底是什么东西。可是，既然摆在一溜美玉的队伍里，它应该也是一种石头，一种美玉吧。
今天人们看到的以黑白圈点表示的河图洛书，出自宋代，据说是北宋年间著名道士陈抟绘制的，以一至九的排列为河图，一至十的排列为洛书。
北宋的刘牧，作《易解》，改变陈抟的做法，以一至十的排列为河图，一至九的排列为洛书。
南宋朱熹《周易本义》肯定刘牧的说法，于是世人皆信十为河图，九为洛书。
但是，明清时期的学者又对河图洛书的图样提出种种疑问。清代乾隆年间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说：世传河图洛书， 出于北宋，唐以前所未见也。河图作黑白圈五十五，洛书作黑白圈四十五。考孔安国《论语注》，称河图即八卦。是孔氏之门本无此五十五点之图矣，陈抟何自而得之? 至洛书既谓之书，当有文字，乃亦四十五圈，与河图相同，是宜称洛图不得称书，则系词又何以别之曰书乎?
诸如此类的疑问，在今天仍然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尽管难以得到圆满的解决，但是应该肯定，河图洛书的图式在北宋出现，应该是有根据的。
从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方面来考察，可以看出河图洛书的图式包含着丰富而玄妙的内容。
黑白两种圈点和八卦中的太极图的道理相同，代表阴阳，五居中央表示五行居于核心地位，而阴阳五行代表着中华文化的哲学基础。
四方加中央的格局形成八卦的基本方位，合成一幅完整的图，表示阴阳五行所生成的物质、物象居于一个统一体中，互相制约，互相依存，相克相生，和谐发展。
所以说，河图洛书表现了古代中国人对宇宙存在、物质运动的基本认识观念。
河图中一至十的排列，洛书中一至九的排列，无重复数字，也不缺少某一基本数字，秩序井然。而且，数字排列的位置上下左右交叉安排，大数小数调配适当，隐含着一种内在的规律；尤其是洛书中横行、竖行、对角线的每一组数字相加之和都等于十五，这种特异现象典型地表现了古代中国文化中的一种基本的思想方法——均衡，均衡意识。
河图洛书的数字概念，当然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数学成就。数字的排列，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的幻方，或称纵横图。
在近代数学中，幻方理论是数论的组成部分，即在边为n的正方形方格中填充适当的数字，使横行、竖行、对角线各组数字相加之和都相等。
中国古代就有对幻方的认识，东汉时就出现每边为三的幻方，称为九宫。有人说，是在八卦的基础上推演出来的，此八卦的八宫加上中央，合为九宫。
“九宫者，即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从数学的观点来看，九宫就是幻方。
《后汉书·张衡传》中记载张衡上疏请禁绝图谶等迷信活动，疏中有“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语，说明当时已有术士利用九宫进行占卜、算命。
三国时魏人徐岳《数术纪遗》中说：“九宫算，五行参数，犹如循环。”
北宋时出现的洛书图样与东汉的九宫之说完全吻合，很有可能是北宋初年的陈抟把九宫的幻方结构附会为《易经》中所谓的河图，后又被刘牧改指为洛书的。
到了南宋时，幻方理论又有新的发展。杨辉的《续古摘奇算法)列出了边为三、四、五一直到十的纵横图。
中国古代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的哲学观念和以数论为起点的数学成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河图洛书在这两方面蕴含的深刻而神奇的内容显示出河洛文化确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
据说，夏代有九条治国大法。到了商，商太师箕子独得其说。周武王占领殷之后，访问箕子，箕子感动了，就把自己所记录的九条治国大法献了出来，叫做“洪范九畴”。
《洪范九畴》是政治学中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汉代人对古籍很有研究，他们认为《洪范》就是《洛书》 。
《尚书·周书·洪范》篇这样记述《洪范九畴》的内容：“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飨用五福、威用六极。”
据说这段话是后人拟作的，但所列九条，九类大法，其中包括治理天下的哲学思想基础——阴阳五行学说，执政者在仪容、言论、观察、听闻、思虑五个方面的基本素质与条件，治理天下在民食、财货、祭祀、司法、治安、教育、外交、军事八个方面的基本职能，统一使用历法和记时方法，建立以国君为首的集权制度，推行治理天下的三种德行，以及采用卜筮考疑制度、注意对未来的预测、不断对臣民予以鼓励和警诫等等，虽然带有原始国家形态时期一定程度的蒙昧和迷信色彩，但它却相当全面地规划出了一种大政方略。
后世历代的政治方略尽管不断发生变化并不断更新内容，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如建立集权、因政设职、崇尚道德、协调关系等方面，均沿袭着《洪范九畴》的基本思路，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在后世的传承和影响。
关于河图洛书的传说，还反映了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文化观念，即君权神授的思想和天人感应的意识。
河图洛书的传说把这两项重要的文化成果归之为神的授予，而人类始祖伏羲、集权头领大禹，便成为上天或神的权力与力量的接受者。
传说的结果，使远古时期的重要文化创造成果带上了极大的神秘性，从而使之具有了不可抗拒的权威性。
对于世间民众来说，既然八卦是上天和神的赐予，当然一定是极其深奥极其灵验的了；既然《洪范九畴》是上天和神的赐予，当然一定要俯首贴耳地拥护和服从了。
因此，在传说伏羲接受河图、大禹接受洛书之后，周朝的开创者周文王姬昌也被传说为河图洛书的接受者。
《诗经·大雅·文王》篇原序中“文王受命作周也”一句后，前人注解说：“注云法地之瑞者，洛书也。然则河图由天，洛书自地，谶纬注说皆言文王受洛书，而言天命者以河洛所出，当天地之位，故托之天地以示法耳。其实皆是天命。故六艺论云，河图洛书皆天神言语，所以教告王者也。是图书皆天所命，故文王虽受洛书，亦天命也。”
这种解释，把周文王和伏羲、大禹同样看待，都是天与神的意志的代表者了。
无论河图或者洛书，当然都产生在河洛地区，是河洛文化之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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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邮报、莱特CN……艺术顾问、评论家、法国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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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éo，即雷欧，早年出版过文集《在成长》，近年
出版有论著《跨国公司内部谈判》（法文版）《人
际关系十二讲》（英文版）《远东文化艺术》（法
文版）《巴黎雷欧艺术评论》（系列）《雷欧带你
认识法国》《雷欧带你认识巴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