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發現燕然山銘》出版，8月16日在上海書展與讀者見面

拙著《發現燕然山銘》，今天拿到了樣書，很高興，也非常感謝中華書局上海分公司的余佐贊先生，在我相關的論文發佈不到一個小時，就與敝人聯繫，熱心幫助籌劃出書事宜，衷心感謝責任編輯胡正娟女士，辛苦幫助處理文稿，並幫助訂補原稿很多疏誤。

8月16日上午11：30—12：30，敝人將在舉辦上海書展之友誼會堂一樓，與讀者朋友見面，歡迎大家參與交流。

中華書局上海分公司特製藏書票

將附入北京伯鴻書店限量售書中

上海書展見面會上也許有人會幸運獲得

前 言

寫這本小書，當然是緣於《燕然山銘》摩崖刻石的發現，但具體的起因，還和我前此出版的《海昏侯劉賀》有一點兒關係。

去年8月14日一大早，收到《澎湃新聞》于淑娟女士的微信，轉發了前一天新浪微博上發佈的一條消息。這條消息，披露了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人員和蒙古國相關學者發現《燕然山銘》的情況。于淑娟女士想聽聽我的看法。

當時我正在廣州，參加當年的“南國書香節”，爲我的《海昏侯劉賀》，與熱心讀者見面，當天晚上纔能飛回北京。看了相關的報道，我腦子裏不過一團糨糊，因爲對東漢的歷史，實在太過生疏，衹能表示回家後查查資料再說。

外出辦事，條件再好，我也很累。晚上回到北京，身體疲憊，歇到第二天晚上，還沒緩過勁兒來。第三天精神稍好，看了一天相關的史料，覺得可以多少談一些看法。

初步的感覺，是這一發現很重要。既然社會公眾對此十分關注，學術界就有責任和義務，及時做出應有的說明和認識。這一點，我在《海昏侯劉賀》一書出版前後是有切身體會的。正因爲《海昏侯劉賀》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社會公眾的迫切需求，也及時分析和解釋了與劉賀其人密切相關的諸多重大歷史問題，因而受到許多讀者的歡迎。這一經驗，促使我盡可能全面地思考了與《燕然山銘》相關的各項問題，決定以漫談的形式，撰寫一組文稿，闡釋我對這一重大發現的看法，給社會公眾提供一些具有一定學術深度的參考。結果，陸續寫出了十篇文稿，總名之曰“《燕然山銘》漫筆”。

這些文稿，除了第一篇，是應陳小遠女士之邀而發佈在《騰訊新聞》的《大家》欄目上之外，其餘九篇，都在寫成後即發佈在于淑娟女士主持的《澎湃新聞》之《私家歷史》欄目。第一篇文稿《班固〈燕然山銘〉刻石的發現與舊傳拓本、另行仿刻及贗品》，是2017年8月21日在《大家》上刊佈的。文稿刊佈僅僅一個小時左右，我就收到中華書局上海分公司余佐贊經理的手機微信，願意幫助我把這篇東西和後續的文稿編成一本小書出版。這既是對我個人的極大鼓勵，更是想要及時地把相關的知識推送到社會公眾的面前。於是，就有了擺在大家面前的這本小書。

由於身體的原因，撰寫這些文稿，不宜太過勞累。同時，從去年8月中旬到現在，我並沒有集中全部精力從事這一研究。由於種種意想不到的原因，還穿插着寫了十萬字上下的其他文稿，做了幾場講演，直至今日，纔完成全部內容的撰寫。以至延宕了讀者看到這本小書的時間，這一點誠請各位讀者予以諒解。

在這本小書即將出版的時候，對書中的內容，我想說明如下幾點。

第一，這本小書，是我爲配合《燕然山銘》的發現而臨時趕做的研究，是想像以前撰寫《海昏侯劉賀》一書時那樣，盡可能提供給大家一些比較深入的研究心得。但由於我平時沒有相關的積累，儘管態度比較認真，工作也相當努力，現在的書稿仍然會存在很多不足，希望能夠得到廣大讀者的批評幫助。

第二，作爲學術探索，書中所說，自然都是我本人的看法。這些看法，不一定完備，也不一定十分合適，同時也一定不會得到所有人的認同。屬於事實認識錯謬和論證疏誤的地方，我希望以後能有機會做出訂補，但還有一些問題，屬於歷史評判的範疇，是一種價值判斷，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人們很難取得普遍一致的看法。譬如對竇憲北征之役歷史意義的評價，對班固撰著《燕然山銘》之社會作用的評價，都是這樣。在這一方面，我知道一些人會有不同的意見，同時也相信每一位有教養的讀者都能夠尊重我的看法。

第三，由於刻石泐損嚴重和目前公佈的拓本不夠清晰，這本小書對《燕然山銘》文本的復原，是很初步的，一定存在一些差誤，不過將來條件充分時再做出補正，也不會有多大困難。需要稍加說明的是，爲了盡量增強復原工作的資料條件，我引入了南宋學者劉球的《隸韻》，希望參考《隸韻》所收《燕然山銘》的文字，更好地復原這篇銘文的文本。但《隸韻》所收《燕然山銘》文字的來源是否可靠，還頗有疑問，現在衹是存而備考而已。退一步講，即使將來證明其出自贗造，充分關注這一文本，也會幫助我們認識宋人對《燕然山銘》石本的強烈需求和古董商人作假充真的具體情況。

最後，我要向積極推動本人開展這一研究的于淑娟女士，致以由衷的謝意；向最早幫助我刊發文稿的陳小遠女士，致以由衷的謝意；向熱情幫助我出版這本小書的余佐贊先生致以由衷的謝意；向辛苦處理稿件的胡正娟女士致以由衷的謝意。

2018年4月28日晚記於京西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