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现场 | 荣新江：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走访伊朗 ——2012年初考察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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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之名于1877年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时至今日，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发展成为国际显学。中国的丝绸之路研究根植于晚清的西北史地学，当时便有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早期教员的身影。百余年来，北大学者持续活跃在丝绸之路研究领域，为学术的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曾于2018年主办“丝路研究与北大人”专题展览，回望北大学人薪火相传的卓越成绩。

近三十年来，北大的丝绸之路研究团队空前庞大，群星灿烂。在历史、考古、语言多学科配合的基础上，学者们积极开展实地考察、调研和发掘，取得显著成就，新疆、蒙古，中亚、印度、伊朗……都留下了学人探索的足迹。值此疫情期间，我们设立“丝路现场”这一栏目，推出北大及相关学人在丝绸之路沿线所做考察的纪要、随感、实录，带领读者实地感受欧亚大陆古代文明的厚重与博大。

今天我们推出的是北大历史学系教授、文研院学术委员荣新江老师的《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走访伊朗——2012年初考察纪要》。此次考察，是北大学人在“马可·波罗研究计划”项目的背景下，以伊朗国家博物馆邀请北大教师参加学术研讨为契机，走访了部分马可·波罗曾经到过或记载过的地方。考察团成员撰有多篇文章，我们将在本栏目下陆续推出。本文原刊载《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5期，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走访伊朗

——2012年初考察纪要

文 | 荣新江     摄影 | 朱玉麒

元代时期来华的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在中国恐怕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旅行记不仅记载了他在中国的种种见闻，其实对于东西方丝绸之路上的许多地方，都有程度不同的描述，特别是对于古代波斯地区陆上丝路沿线的城镇以及海上丝路的出口霍尔木兹，他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马可·波罗行纪》是记载东西方往来和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典籍，遗憾的是我们目前仍在使用1936年冯承钧先生的译本。为此，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开始一项“马可·波罗研究计划”，希望将《行纪》重新翻译并做详细注释。我们集合北大和部分北京地区研究中外关系史、蒙元史、伊朗学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在北京大学定期举行《行纪》读书班，也邀请海外学者参与其中。从2011年10月开始，德黑兰大学历史系的乌苏吉（Mohammad Bagher Vosooghi）教授来访，我们就把这一段时间的读书内容，集中在马可·波罗关于伊朗和从波斯湾起始的海上丝绸之路上了。

与此同时，我们也利用各种机会，走访马可·波罗记录过的地方。2011年底，我们应伊朗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Iran）馆长大流士（Daryoosh Akbarzadeh）的邀请，前往德黑兰参加“历史上的中伊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 between Iran and China），借此机会，我们走访了一部分马可·波罗曾经到过或记载过的地方，对于书本上的知识有了感性的认知和理解，在旅行中的讨论，也得到很多启发。

我们一行考察队员有（人名后括注专业）：北京大学外语学院的叶奕良（波斯语）、王文融（法语）、段晴（古代印度伊朗语）、王一丹（波斯语），考古文博学院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学）、齐东方（东西交涉考古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新江（中古中外关系史）、朱玉麒（西域史），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尚刚（工艺美术史），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孟宪实（隋唐史、西域史），各有专攻，是一支学术起点非常高的专业队伍（图1）。

图1：考察团成员合影

简单说来，我们是12月29日从北京启程，飞迪拜，30日转飞德黑兰。31日参加伊朗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历史上的中伊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1月1日往加兹文（Gazvin）参观。2日从德黑兰沿卡维尔沙漠的边缘往东南行，先到卡尚（Kashan），顺访席亚尔克（Sialk）考古遗址，晚上住伊斯法罕。3日参观世界之画广场（Naghch-e-Jahan square），广场周边分布三大建筑群，即伊玛姆清真寺（Imam mosque）、谢赫·卢特夫拉清真寺（Sheikh Lotfollah mosque）和阿里·卡普宫（Ali Ghapu Palace，意为壮丽之门宫殿），然后到四十柱宫（Tchehel Sotoun Palace），晚上到纳因（Nain），访纳因大清真寺（Jame mosque of Nain）和亚兹德（Yazd）古堡，马可·波罗曾经过此地。晚住亚兹德。4日考察琐罗亚斯德教的寂灭塔（Silence Tower）遗址，以及琐罗亚斯德教的拜火寺庙（Fire Temple），又参观水博物馆，最后到看11世纪十二伊玛目（Davazdah）的墓葬。下午从亚兹德出发，往设拉子，路程很长，有四百多公里，要翻越崇山。晚上天刚黑，赶到居鲁士墓时，已经关门。住设拉子。5日参观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雄伟的宫殿遗址，这里伊朗语称塔赫特·加姆西德遗址（Takhte Jamshid complex）。然后到帝王谷，看到书中常常见到的鲁斯塔姆之像（Naghsh-e-Rostam）。6日到菲鲁扎巴德城（Firouzabad）的萨珊王宫，回城后到哈菲兹（Hafez）陵园参观。晚乘伊朗航空公司班机，飞阿巴斯港（Bandar Abbass）。7日乘小船往霍尔木兹岛（Hormoz Island），回来后参观博物馆。晚乘伊朗航空公司航班飞迪拜，8日凌晨3点多，转乘阿联酋航空公司班机飞北京。

我们出发之前，媒体整天说美国马上就要和伊朗开战了，霍尔木兹海峡即将封锁。因此，我们的时间安排较为紧张，而限于时间和经费，只能尽可能地走马可·波罗走过的主要道路，匆匆忙忙，没有时间细致调查，但此行还是有不少收获。伊朗的部分占据了《马可·波罗行纪》很大的篇幅，现结合《马可·波罗行纪》的相关记载，简要记录我们走过的一些与马可·波罗研究相关的地点，这中间有马可·波罗提到或到过的地方，也有他讲到的类似风物我们在另外的地方也得以见到。

图2：加兹文博物馆

《马可·波罗行纪》前面有一段关于波斯八国的叙述，这八国其实是八个大区，即可疾云（Casvin）、曲儿忒斯单（Curdistan）、洛耳（Lor）、泄剌失（Cielstan）、亦思法杭（Ispaan）、设拉子（Çiraç）、孙哈剌（Soncara）、秃讷哈因（Tunocain），我们到过的是可疾云（加兹文）、亦思法杭（伊斯法罕）、设拉子。《行纪》还有两处讲亚兹德和霍尔木兹。以下就按照我们的行程顺序，记录一下我们的考察见闻和心得。

加兹文在德黑兰以北，非常安静，但城市面貌比较陈旧，像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城市面貌，那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先到加兹文四十柱宫博物馆（Gazvin Chehelsotun Museum），是一座古老的建筑，有三层，原来的壁画已经不够清晰，但更有古朴的美。陈列品主要是一些书法作品，其中包括一件赛尔柱时期的书法，据说是伊朗现存最古老的书法，而12世纪的纸也是难得一见的。加兹文博物馆（The Museum of Gazvin）是一所新建的博物馆（图2），从一座王宫里移来一些文物，比较简单。但是有一些将来值得仔细调查，比如说马可·波罗时代伊朗出土的一些钱币，还有一些陶瓷。比马可·波罗晚一些的当地学者穆思妥菲·可疾维尼（Ḥamd-Allāh ibn Abī Bakr Qazwīnī）在1340年完成的《心之喜悦》（Nuzhatu-’l-Qulūb）一书，是我们今天研究《马可·波罗行纪》的重要参考文献。比如《行纪》在叙述了波斯八国之后说：“此诸城中有大量商人和工匠，以贸易和手工业为生，他们制造金和丝的各式衣料。此处出产大量棉花、小麦、大麦、粟、牧草（？）及各种谷物。还出产大量葡萄酒、各种水果、极大极好的波斯葡萄。”[1]在《心之喜悦》的地理部分，就有对加兹文物产的详细记录：“可疾云气候温和，用地下水渠取水，城中有许多花园，在一年一度的雨季这些花园得到充分的浇灌。城中大量出产葡萄、杏和阿月浑子。在雨季之后，人们立刻种植瓜和西瓜，这些植物不需要灌溉，果实极其甜美。在大部分季节，玉米和葡萄都很便宜，面包非常好，葡萄和李子品质极高。有大量牧场和禁猎区，主要为骆驼提供草料。这里的骆驼最好，价格也远远高出别处。”这些记载把马可·波罗笼统所说的内容细致化，有些物品可以一一对应。

图3：《心之喜悦》（1340年）作者穆思妥菲·可疾维尼（Ḥamd-Allāh ibn Abī Bakr Qazwīnī）之墓

我们在主人的帮助下，特意找到了《心之喜悦》作者的墓（图3），这里一般人是不会来参观的，墓在一个安静的院落中，保护得很好，墓室里还有两个小玻璃柜子，放着穆思妥菲的书，包括波斯文本的《心之喜悦》。这本书的确很重要，马可·波罗提到或走访过的伊朗城镇，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阿拉伯和波斯的地理学是非常发达的，记录得非常详细，这是我们在详细考释《马可·波罗行纪》时必须要借助的材料。

图4：阿拉维尔第汗桥

我们从德黑兰南下的第一站是伊斯法罕，现在的中国人一般都知道这个地名。这里有著名的三十三孔桥（Siose pol），又称阿拉维尔第汗桥（Allahverdi Khan），桥有三十三孔（图4），分上下两层，用灯光一照，远远望去，分外别致美观。还有哈朱桥（Khaju），桥头蹲着的狮子，奇特壮观。这些不由得让我们想起马可·波罗所记录的汗八里（北京）的卢沟桥，他称之为普里桑乾桥[2]。关于伊斯法罕，马可·波罗只有上面对八个城市的总体概说。《心之喜悦》则有对伊斯法罕的详细记录：“伊斯法罕一带过去有四个村子，这四个村子连同周边地区后来被建成了伊斯法罕城，逐渐扩张变成了一个大城市。城墙长达21000步。该城有44个区和大门。那里气候温和，夏天不太热，冬天不太冷，适合居住。地震、雷灾和雨灾都很少发生。土壤很好，适合谷物生长，慢性病和瘟疫都极少发生。赞德河（Zayandah Rūd）流过城外西南方向，使用这条河可以穿过城镇。该城水井中的水一般深达五、六肘，井水和河水都很好。一切作物都能丰收——除了石榴。小麦和其他夏季作物特别好，水果极其美味，尤其是苹果、榅桲、bakhli和鄂脱玛尼（Othmānī）梨、黄李和杏，西瓜非常甜。这里的水果出口到印度和希腊。该城有许多学院、德尔维希修道院（Darvīsh-house）和许多虔诚的机构。大部分居民是逊尼派，信仰虔诚。”伊朗很多城市都缺水，而伊斯法罕城市中间有大河流过，所以伊斯法罕非常干净。城市中间最著名的是伊斯法罕城中心的王宫广场（图5），称作世界之画广场或世界映像广场，据说中国明朝的使者来的时候，曾在广场南面王宫——阿里·卡普宫（意为壮丽之门宫殿）的露台上陪阿巴斯大帝看广场上打马球的活动，场面壮观。这个广场非常宽阔，中间有水池。广场旁边与王宫相对的是谢赫·卢特夫拉清真寺，而广场东面是伊玛姆清真寺，它的门朝西边，但是一进大门，整个建筑向右斜着建筑，目的是为了朝着麦加的方向，所以，整体建筑既和广场融为一体，又保证了清真寺建筑的基本方向。现在广场的四周都是巴扎，有长长的一串店铺，里面卖各种工艺品，伊斯法罕是以她的手工艺品而著称的。

图5：伊斯法罕城中心的王宫广场

我们在赶往亚兹德的路上，天已经渐渐黑下来了。我们匆忙参观了一个只有单塔的老清真寺——纳因大清真寺（图6），它实际上是一个拜火教寺庙改造的。清真寺里面有个阶梯式讲坛，矗立在那里的小楼梯据说在伊斯兰世界里排名第三。

图6：纳因大清真寺

图7：亚兹德市郊外的静寂塔

亚兹德，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这个城市源自古老的琐罗亚斯德教，虽然在伊斯兰化以后波斯地区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大量东迁到印度孟买地区，而留在伊朗的拜火教徒主要集中在亚兹德地区。英国学者博伊斯（Mary Boyce）所著《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村落》[3]，就是对亚兹德地区的一个村落的调查结果。第二天早上我们去了郊外的静寂塔（图7），这里对于我们研究祆教、粟特的人是很震撼的。过去我们看到的粟特的纳骨瓮都是单个的，很小，而这里的静寂塔有高大的围墙，里面可以放几十人到上百人，建筑在一个个小山顶上，用来处理拜火教徒的尸体。在亚兹德城里，我们去了一所琐罗亚斯德教的拜火神祠（图8），完全是现代的。神祠上面有阿胡拉玛兹达像，其基本格局应该是古代琐罗亚斯德教的拜火神祠的延续。隔着玻璃窗，我们可以看到那永不熄灭的圣火。在亚兹德城内一个古老的社区，我们去了一个由祆教的祠庙改造成的伊斯兰的陵墓（图9），它现在是清真寺的样子，但建筑的顶部是八棱形的，仍然保留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制度痕迹。过去我读博伊斯纪念文集里有人专门写从祆教神祠到清真寺演变的研究论文，他用了两个例子来讲清真寺哪一个部分原来是火祆教神祠的哪个位置[4]，这次终于看到了真实的个案。这个社区还有几个队商旅店，大致的结构还是马可·波罗停住时的样子。  

图8：琐罗亚斯德教的拜火神祠

图9：亚兹德城内的一座伊斯兰陵墓

马可·波罗的时代，琐罗亚斯德教已经比较遥远，他在这里的关注点是商品和贸易：“耶思德（Iasd）在波斯边境，是一座很好的繁荣的城市，值得特别讲述，这里有各种贸易和最美的金和丝制成的衣料，这里制造的此种衣料叫耶思底（Iasdi），商人将其贩往东方各地售卖，获高额利润。”今天看来，亚兹德并不是那么繁荣。他讲到的用金和丝织成的衣料，应当就是元代史料中的纳石失[5]，据说忽必烈的卫队穿这种加了金线的丝织品，西方来的传教士说他们的服装金碧辉煌。马可·波罗是商人，他对物品和买卖记录的非常仔细，这些商品我们现可以用出土和传世文物去印证，有些甚至现在还在生产，我们在亚兹德就访问了一家古老的纺织作坊（图10）。在伊朗地区出土的文物和传统工艺（图11），是我们研究《马可·波罗行纪》是要加以关注的研究课题。

图10：亚兹德的一家古老的纺织作坊

图11：在伊朗地区出土的文物和传统工艺

下一站我们到了设拉子。设拉子现在是伊斯兰世界的一个中心城市，其实也是伊朗古代文明最为核心的地方，著名的波斯波利斯、菲鲁扎巴德萨珊王宫都在这个地区。伊朗大体上可以分为南北两部分，古代伊朗有时候是北方人胜利，统治了整个伊朗；有时候是南方人胜利，统治了北方，形成一个帝国。伊朗南部的古迹众多。我们专门去了菲鲁扎巴德的萨珊王宫，在山顶上的那座王宫我们没有来得及去，我们去了在平地上的那座。这是萨珊波斯时代（226—650年）的王宫，它的建筑里面是整齐的，外面是凹凸不平的（图12），并不像中国的建筑，讲究外面的平整。我们在王宫里面可以看到一些蒙古人到来后改造的样子，如王宫入口的门道，伊朗传统的门道都是在门外的左右两边向下走，由于蒙古人骑马，走两边不方便，所以就把两边的坡道废弃了，用土埋上，结果把窗户就都埋上了，他们在门前修一条直接的坡道上去。

图12：萨珊波斯时代（226—650年）的王宫——菲鲁扎巴德的萨珊王宫遗址

马可·波罗对设拉子只有在波斯八国部分有简短的记述，我们在《心之喜悦》的相关部分可以找到大致同时代的描写：“设拉子建于伊斯兰时期，是伊斯兰中心。这里气候适宜，有各种贸易，大街上总是充满香料的气味。居民用地下水渠取水。葡萄非常好，柏树也长得极好。当地人消瘦，棕皮肤，多是逊尼派，也有什叶派。”这里所说的地下水渠就是坎儿井，中国新疆的坎儿井，有人说是从汉代的井渠来的，王国维曾经写过文章。但维吾尔语称坎儿井为karez，来自波斯语；坎儿井的发掘方法和功能也和波斯地区一样，而波斯早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0年—前330年）时期就有坎儿井了，比西汉还要早，所以从传播的角度来看，新疆的坎儿井一定是从波斯来的做法[6]。

为了节省时间，我们从设拉子飞到了阿巴斯港。阿巴斯港是现在波斯湾的贸易中转站，不过这一地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地方转换，在马可·波罗来到波斯湾的时候，这里的中心城市是陆上的霍尔木兹（元朝时称“忽里模子”），遗址在米纳卜南约十公里处Kumbil村旁边。马可·波罗第一次来到这里时，本来是想从海路去中国，但他觉得这里造的船不够结实，所以又转向东北，走陆路，经伊朗荒原和中亚沙漠地带，前往中国。我们这次没有机会去旧霍尔木兹，据说也没有什么遗迹了。《马可·波罗行纪》称：“骑行两日，至上述大省边缘，可见大海，在海岸边有一座城市唤作忽里模子（Curmos），城中有一良港。我要告诉你们，所有来自忻都各地的商人以船载着各种香料和其他货物来此城中，卖于他人。这些货物是宝石，珍珠，各色用金和丝织就的布料，象牙和许多其他货物。又是该城之商人将这些货物转贩世界各地。该城确实商业繁荣。”可以从中想见当时的辉煌。 

图13：去霍尔木兹岛途中乘坐的小船

马可·波罗从中国返回再次来到霍尔木兹，但不久后，霍尔木兹受到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的毁灭性打击，于是整个城市搬迁到Järūn（Järäūn或Zärūn）岛上，但仍使用霍尔木兹这个名字，这就是今天距阿巴斯港不远的现在的霍尔木兹岛。我们乘坐十分简陋的电动小船（图13），大约四十多分钟到达霍尔木兹岛。岛上不能种任何庄稼，都是盐碱地，但是它在14世纪时，曾利用转口贸易，达到十分辉煌的景象，全岛最多时可以养活五万人，完全靠经营海外贸易和转口运输。现在岛上已经没有任何贸易产业，只有一些打渔和从事旅游业的人。我们环岛走了一圈，由于挖掘盐晶和红土的缘故，只有一个遗址可看，就是1515年葡萄牙人占领该岛后建的一座军事堡垒（图14），包括衙署、教堂、监狱等设施。这个堡垒最多的时候有四千人住在里面，现在还有一些古老的炮，和一些从各处收罗来的阿拉伯、波斯文墓碑。

图14：霍尔木兹岛的一座军事堡垒遗址

马可·波罗还详细描述了霍尔木兹地区的船：“该城之人拥有许多船只，然其船极劣，十分脆弱危险。因其不似我等用铁钉子固定，常有船只沉没。因其船用一种特定的如陶器般易碎的坚木制成，一旦钉子钉进去，硬木便反作用于自身，因此毁坏。其人小心翼翼地用铁钻头在厚木板的各端钻洞，再用小木钉固定，然后他们用一种“忻都胡桃”（椰子）树皮做成的粗绳捆绑或缝系厚木板。该绳海水浸之不烂，可以持久，然不能御风暴。其人既无铁制钉，故以木制钉固定船只，再用上述粗绳缝系。所以乘此船者危险堪虞，我告诉你们由于忻都海极为可怕，常有大风暴，船只沉没不少。”我们也在港湾处看到了这种缝制的古木船（图15），上面是用树绳把一片片船板缝上，下面吃水的部分就用沥青把缝隙堵上。马可·波罗觉得这种船很不保险，所以没敢坐这种船去漂洋过海。

图15：古木船

这次借去伊朗开会之机，在山雨欲来的风声吹拂中，我们从北到南，走马观花式地考察了部分马可·波罗在伊朗走过的地方。从学术的角度来思考，此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进一步总结：

一、伊朗地区保存了大量中国的文物，值得我们加以整理和研究。比如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青花瓷，有900多件，据他们说其中元青花有30多件，其中有些是元、明王朝的赠物，有些是贸易所得，其中很多精品，我们在国家博物馆库房中看到几件，上面有阿巴斯大帝打上的波斯文印记（图16）。这批瓷器有相当部分还放在大不里士（Tabriz）附近的伊尔汗国王宫里。伊朗国家博物馆馆长非常希望我们组织人跟他们合作，把这900多件瓷器整理出来，出版图录。海外收藏的青花瓷不少，在土耳其的托普卡比宫（Topkapi Palace）也有一批，因为土耳其跟西方关系密切，所以其藏品已经过充分研究。而伊朗的部分，学界所知不多。《波斯艺术综览》里收了一些，有些学者也看过一些，但没有系统地整理出版过，很值得合作研究刊布。而且，在伊朗的一些地方博物馆或者考古陈列室里，也有从中国来的瓷器，值得调查研究。   

图16：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部分青花瓷

二、从《马可·波罗行纪》的伊朗部分来看，我们不能仅仅从一个访古的角度去看他对世界的记录，其实马可·波罗并不访古，他是一个典型的商人，更注意的是当时的商品的情况和如何贩卖。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马可·波罗关于山川、道路的记录，这些对于商人有举足轻重意义的事项，我们不要轻易略过。比如伊朗特别重视水，马可·波罗也经常记载他们怎么保存水、利用水。我们一行在各地的波斯王宫和富有人家的庭院里看到的情景，基本上都是一进去就是一个水池（图17）。伊朗的坎儿井也十分壮观，我们在亚兹德时参观了一个水博物馆，里面有一个很长的坎儿井的模型以及有关坎儿井的各种文物和图示。马可·波罗其实没有意识到坎儿井，在起儿漫的首都设拉子时，他说：“沿河地表有一些洞穴，为河流侵蚀而成，可见水流，随之又入地下。”其实这种洞穴我们在路上经常看得到，和新疆吐鲁番地区的一样，上面盖着木板之类的东西，底下就是坎儿井的竖穴，其实他看到的就是坎儿井。伊朗坎儿井里流的水主要是地下水，不像新疆那样是天山上的雪水。波斯人在山坡上发现地下水所在的时候，就打一个深井，有阶梯下去，从地下向城中开凿。坎儿井水道在进入城里之前，都有水窖（图18），把一部分水储存下来，然后分流进入城市，再通到很多家里面。私家的坎儿井会有一个是继续流的清水，还有一个污水道，很短，慢慢就渗到地下了，非常合理。水通过这个城后，然后再分散开来浇灌农田。有些坎儿井继续向前，浇灌下一个城镇，所以有的坎儿井非常长。正是由于伊朗地区坎儿井发达，蒙古军队在攻打一些城市的时候，就会利用这些地下的通道进入城市，或者断绝城中的水源，逼其投降。

图17：庭院中的水池

图18：水窖

三、《马可·波罗行纪》涉及许多宗教的问题。马可·波罗从设拉子往东北走的时候，特别记载了一棵大的“独树”，这棵树在伊朗历史上有很多传说，它原来是一棵琐罗亚斯德的圣树，穆斯林来了以后要砍伐它，结果要砍伐的哈里发就死了。这种树我们在去居鲁士墓的路上也经过了一棵（图19），类似的这种树早在波斯波利斯的浮雕上就有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柏树树种，很高大，生存年代很长，所以它与伊朗的宗教演变史息息相关。对于马可·波罗的研究，离不开对于风物、对文物、对一些事件、对一些宗教故事的清理，特别是马可·波罗记载的教派纷争，也是一项重要的课题。马可·波罗自有其基督教的背景，所以他对穆斯林有一些不好的记载，而对于当地的基督教则多有关照，所以应当细致研究当时的不同宗教。

图19：前往居鲁士墓途中所见

四、马可·波罗是蒙元时期中国与西方交往的一个典型，而且他走过陆路，也走过海路，为我们留下丰富的记载。但马可·波罗并非当时丝绸之路上唯一的旅行者，还有许多商人、使者、传教士也穿行其间，有的还留下了记载。我们希望借《马可·波罗行纪》为引导，来推进伊斯兰时期或者是13世纪前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但是仅就伊斯兰时期的中伊关系史来说，要透彻地加以研究，也需要关注从波斯帝国一直到马可·波罗时代伊朗的历史和文化。我们这次走访过的波斯波利斯（图20），应该是最辉煌的伊朗文明的遗迹，要了解马可·波罗时期的伊朗文化因子的来源，也还是要追溯到大流士皇帝的辉煌时代。同样，对于伊朗这样一个热爱自身传统与文明的国度来说，从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寻找马可波罗时代的伊朗影响（图21），也一样值得重视。   

图20：波斯波利斯遗址

图21：伊朗商店中所摄

伊朗是马可·波罗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描述的地区，我们短暂的旅程无法走遍马可·波罗到过的地方，但实实在在地踏上伊朗的土地，对于《马可·波罗行纪》的有关记载自然有了更深层的理解。

[1] 本文所引《马可·波罗行纪》及其他外文古籍译文，均为马可·波罗读书班的译稿，谨此对读书班成员表示感谢。因为译本尚未最后确定，请勿引用。

[2] 参看张广达《从“普里桑乾”桥谈起》，《人民日报》1978年9月4日第6版。

[3] Mary Boyce, A Persian Stronghold of Zoroastrian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中译本《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村落》，张小贵、殷小平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4] M. Shokoohy, “Two Fire Temples Converted to Mosques in Central Iran”, Paper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Mary Boyce (Acta Iranica 25), Leiden 1985, pp. 545-572.

[5] 尚刚《纳石失在中国》，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3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44-

[6] E. Trombert, “The karez Concept in Ancient Chinese Sources: Myth or Reality?”, T’oung Pao, 94, 2008, pp. 11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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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锐霖、胡甲鸣、崔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