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来信 | Martina Schlünder：一战时期的疫苗研发

近日，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本轮新冠病毒疫情已具备大流行病特征，国际社会面临巨大挑战。在此特殊时期，文研院依托国际学者网络，邀请身处海外的学界友人，呈现他们对包括疫情在内的历史上公共危机的思考。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的多位学者率先响应，为文研院的读者录制了视频。在视频中，她们从科学史、医学史、数字人文等多学科角度，探讨和分析疫病、灾难的成因和影响，让我们看到国际学术共同体在此危机时刻的团结和友谊。文研院将在“海外来信”栏目下，陆续推出这组视频，希望带给读者国际化的视角。感谢薛凤（Dagmar Schäfer）教授及其同仁的大力支持。

本期视频来自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的Martina Schlünder研究员。她将与读者分享一战期间流行性斑疹伤寒的爆发及其疫苗开发研制过程。在研究中，她翻转了传统的病菌史和流行病传染史研究中的人类中心观点，转而观察“虱子”在一战后人类寻找伤寒疫苗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视频在详细介绍疾病爆发和疫苗研制的同时，也强调了生物医学中的动物试验品对于生命科学和知识生产的重要性。作者也从后人类的视角引领我们思考：科技如何协调人类和非人类的生命？

讲者简介

Martina Schlünder教授2007年获得德国柏林大学医药史博士学位。2015-2018年在多伦多大学和不来梅大学的妇女和性别研究所作为玛丽居里博士后学者进行研究。现任挪威奥斯陆大学科技创新文化中心访问副教授。她的研究主要从女性科学主义出发，包涵医药科学的历史和哲学方向。在马普所科学史研究所主要进行临床医学的历史和发展研究。该项目从历史，认知学，以及科学角度探索临床研究的困境。

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

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 (Max Planck Institute, MPI) 是德国一流的科学研究机构，下设80个研究所和研究实验室。其中的科学史研究所在国际上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学术地位。该所致力于探索百年来科学与文化交流碰撞为人类社会所带来的新的思考和生产方式。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涉及到文化、艺术、考古和精神遗产等诸多领域。2019年秋季学期，现任所长薛凤（Dagmar Schäfer）教授应邀访问北京大学，并在文研院开设“物质文化史的方法和实践”工作坊，反应热烈。

视频文字稿

尊敬的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学者朋友们，

我是Martina Schlünder，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的研究员。我是一名科学史和医学史学者，同时也是一名医学博士，专修神经学和精神病学。在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我目前正在研究临床研究的历史，特别是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如何在二战后的德国建立新的跨学科临床研究形式——如临床研究单位。

在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我还隶属于后殖民规划史和动物史工作组。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研究来自于非人类生物政治学——生物医学中的动物。

尽管在生命科学中有大量复杂文献关注动物作为认知模型的历史，但是关于实验室动物的“本体论”、它们的多种“存在方式”，以及它们的现实和生活条件如何介入知识生产，在科学史学中仍有一个明显的空白。我在跨物种的层面上研究生物政治问题：生物的秩序是如何被安排和被衡量的，谁可以活下去而谁不能，一个生命何时、为什么以及如何被剥夺？如何将生物个体转化为技术环境，如癌症研究中的实验室小白鼠或疫苗生产中的虱子？研究实验室本身的技术环境如何？这些不同的问题都有同一个历史学关切：科技如何协调人类和非人类的生命。

虱子研究

对流行性斑疹伤寒疫苗的探寻：从一战到大屠杀

症状

“他觉得事情完全不对，但又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人们不应该对他——国王，甚至皇帝——更恭敬一些吗？昨天有人把什么东西戴在他头上，也许是王冠吧？他不确定。为什么每个人都那么嫉妒？他们显然很羡慕他能飞。不然他为什么会被绑在床上？”在彼得·英格伦（Peter Englund）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一书中，他讲述了文森佐·达奎拉（Vincenzo d’Aquila）的故事(3)。一位美籍意大利人作为战争志愿者来到意大利，很快就染上了流行性斑疹伤寒。在他的幻想中，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国王或是一个会飞的孕妇。除了高烧，剧烈的头痛和皮疹，病人会经历一个神经兴奋的阶段，伴有偏执、谵妄和躁狂发作。

斑疹伤寒（typhus）一词——意为朦胧或烟雾——指的就是这些最显著的症状。英格伦生动地描述了斑疹伤寒病人切身的病痛感受，以及一个有斑疹伤寒病人的病房会是什么样子。病人经常不得不被绑在床上，以保护医护人员不受攻击，或者防止病人因为对周围环境和身体的狂躁的错误感知而伤害自己。

疾病

流行性斑疹伤寒作为一类疾病的医学标签，还有许多别名：“监狱热”、“饥荒和战争斑疹伤寒症”或“移动斑疹伤寒症”，这些都清楚说明了这种疾病通常在什么可怕条件下出现。与传统细菌学所认为的传染病只由病原体所定义不同，我们有必要把斑疹伤寒看作是由战争、饥荒和军营生活中的特定遭遇和密切接触所引起的。“移动性斑疹伤寒”的含义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难民、流动的军队或为寻找食物而四处流浪的饥民等大规模人口流动是产生斑疹伤寒的关键因素。

流动堵塞、基础设施崩溃等，引发多种危险接触，包括病原体——立克次体携带者——虱子和人类——以及他们的衣服等之间的接触。

这些遭遇使致命的密切接触更有可能发生，其相互“束缚”也更稳定，最终导致斑疹伤寒。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年冬天，塞尔维亚的流行性斑疹伤寒大爆发中，情况尤其如此。在大约6个月内，超过150,000人死亡。基础设施的缺乏——不仅是在交通方面，而且在住房、避难所和公共卫生方面，更广泛地导致了斑疹伤寒流行病的爆发。这一情况引起了大量国际关注。来自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卫生委员会被派往塞尔维亚。除了人道主义使命之外，这些委员会还具有科学旨趣，因为自从查尔斯·尼科莱（Charles Nicolle，法国细菌学家，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在1909年发现虱子为斑疹伤寒病媒以来，塞尔维亚的疫情是第一次重大疫情。

这些委员会推出了相应的公共卫生策略，打算除去人们身上的虱子（及立克次体）。

鉴于人群流动是疫病蔓延的主因，控制铁路和公路运输成为了一项重要的任务。火车旅客需办理通行证，发车数量也相应减少，而负担较轻的铁路基础设施则用于移动消毒车的往返。

卫生列车由一节节清洁车厢组成，每节车厢都使用了一种将微生物、虱子、人体三者分离的方法，如汽蒸、消毒布、淋浴和理发。

实验室

实验室里的研究策略则与公共卫生领域不同。科学家们所做的并非将人、虱、菌分开，而是借助谨慎的实验操作，让三者尽可能地紧密接触。毫无疑问，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虱子成为了细菌学研究的热点（注：lousy一词有“多虱的”和“糟糕的”两重意思，这里是双关），寻找虱子携带的病原体的工作开始起步。

然而，与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细菌学奠基人）研究生涯的巅峰期相比，如今这种细菌显得更难识别、更加凶险。1910年，霍华德·立克次（Howard Ricketts）于墨西哥进行研究期间染病去世。五年后，斯坦尼斯劳斯·冯·普罗瓦泽克（Stanislaus von Prowazek）在一座爆发疫情的德国战俘营进行研究时也感染了斑疹伤寒。1916年，巴西细菌学家罗沙·利玛（Rocha Lima）描述了一种新观察到的、“比最小的细菌还要小”的微生物，它能够侵入虱子的消化道并在其中大量繁殖。为纪念两位著名的受害者，利玛将该微生物命名为“普氏立克次体”。

尽管得到了命名，这种微生物却仍然是细菌学里的一个谜。利玛无法在固体明胶等人工培养基上培养它。因此，他的证明不符合科赫法则（Koch postulates）。这种微生物很难染色，也无法进行体外培养。立克次体难以分类、无法体外培养的特点不仅有着理论重要性，也为疾病的治疗增添了难度，更阻碍了疫苗的生产。

由于很难直接研究这种微生物本身，将研究的重心转移到携带有它的衣虱身上似乎更为明智。衣虱寄生在人类的衣物中，它们至少一天两次离开赖以藏身的缝隙中间和纽扣下面，爬到人们的皮肤上吸血以汲取营养。

爱与关怀

在德国，希尔达·西科拉（Hilda Sikora）可以跻身最著名、或许也最古怪的虱子研究者之列。她于1916年出版了关于体虱解剖的最早专著之一。

在25年多的时间里，希尔达不断用自己的身体培育了不下500只虱子。当然，个体的性状会不时变化。有一次，她成功在臂弯处将一支品系培育到了第十一代。希尔达还研制了一套式样各异的养虱盒，后来以她的名字命名。

这种被命名为“西科拉笼”（Sikora-cage）的工具是最早的养虱盒。人们可以很方便地根据品系的规模、形态和育种目的（用于实验或疫苗生产）来调整它的样式，以满足特定的需要。这些盒子可以日夜固定在研究人员的身体上，并最好固定在不会因虱子吸血干扰其他实验室活动的位置。希尔达明白，她对虱子的态度、对每只小虫的关爱令人们感到困惑，但她无法将求知和科研与关怀和博爱分开。希尔达的同事们用“体贴”来形容她对虱子的态度，仿佛“在爱的边缘倔强地蹒跚着”。尽管希尔达对虱子的关爱或许独一无二，但她并非唯一一位将自己作为虱子寄主的研究人员。

她的大多数男同事的身体也变成了虱子的孵化器。每种方法都是把虱子装进盒子里，把它们从疾病载体变成实验动物，成为一种技术“装置”。这个“装置”被用来了解、分离和培养斑疹伤寒的病原体。这种病原体显然生活在虱子盒中，并通过虱子盒传染给人类。

疫苗

疫苗通常由被削弱、死亡、灭活或碎片化的微生物制成。如何从无法培育的微生物中研发疫苗呢?由于没有已知的在人工培养基上培养立克次体的方法，必须找到一种活体形式来培养这种微生物。来自利沃夫的波兰裔德国生物学家鲁道夫·魏格尔（Rudolf Weigl）想出了一种方法来操纵这种“人类-虱子-微生物”盒型装置，并将这种可能致命的缠结转化为可生产疫苗的组合。

疫苗研究方向上最重要的一步是魏格尔在1919年开发的用于虱子的直肠内接种技术。这就允许人们将由感染立克次氏体的虱子制成的悬浮液注射到健康虱子的直肠中，从而将它们变成一个装有危险而珍贵的微生物的盒子。

通过这种方法，魏格尔系统地培养和建立了微生物的种群。他不再依赖于斑疹伤寒病人——这些病人的血液曾被用来感染健康的虱子，以供研究之用。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波兰政府不断敦促他测试疫苗。他根据福特主义式的分工（Fordist division of labour）重组了他的实验室，并加快了疫苗的生产，使其更安全、更有效。生产在所谓的“繁殖单位”开始，这里包括一个监督员和12到15个虱子饲养员。繁殖单元产生健康的虱子，然后转移到“注射单元”。在那里，经过专门训练的“注射员”用受感染的立克次氏体悬浮液人工接种虱子。他们还负责用他们的血液喂养得到注射（患病）的虱子。因此，在注射单位工作的人都曾感染斑疹伤寒，他们因此获得了对立克次体的免疫。

熟练和有经验的注射者每小时能注射2000个虱子。五天后，患病的虱子被带到“解剖站”，在那里受过专门训练的解剖员将收集含立克次体浓度最高的虱子内脏。

平均来说，一名训练有素的解剖员每小时可以处理300个虱子。一支标准的斑疹伤寒疫苗包括三周内三次注射，相当于需要90个虱子的内脏，所以一名解剖员每天可以为大约30人准备疫苗。即使在根据“福特主义”重组了他的实验室之后，魏格尔疫苗的生产仍然非常困难和繁琐。

消灭

随着纳粹德国占领波兰，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一战以来，德国一直并未十分重视流行斑疹伤寒的研究，同时这种疾病不是德国特有，研究也很难开展。现在，面临着下一次大战，德方显然没能做好足够的准备保护自己的士兵。流行伤寒卷土重来，疫苗的生产成为了战备后勤的关键。现在魏格尔疫苗是已知所有疫苗当中最可靠的，其他尚在临床测试中。由于疫苗的制作方法过于精细复杂，加上魏格尔本人“臭名昭著”的完美主义倾向、不愿意轻易将其公开，德军难以掌握生产疫苗的技术，只得完全依赖于魏格尔自己的实验室扩大产量。

大约有3000名“虱子饲养员”得到了德军的官方证书，用于证明他们参与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后勤军备事业。魏格尔的实验室成了折磨非犹太籍波兰人的合法场地，魏格尔的助手在战后曾表示，它是另一场噩梦：“那些需要存款的人都成为了’虱子饲养员’”。

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的研究显示，魏格尔复杂的物种活体组合还存在另外的排列方式。大部分测试疫苗不同序列的实验都是在这里进行的。除了作为对照组和试验组，所谓的“中间人”还需要受到微生物感染。他们的唯一作用就是作为活体容器储藏病原体，因为病原体只有在活细胞中才能生长。如果他们生命垂危，在死之前会有新的“中间人”来承受病原体。可见，这些“中间人”在魏格尔疫苗生产线中的地位就像虱子一样。

在魏格尔的人-虱子-微生物的活体组合中，犹太人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按照纳粹的“种族清洗”和反人性大屠杀的逻辑，与其说犹太人是肮脏污秽、因而吸引虱子和斑疹伤寒的，不如说他们就是“虱子”本身。魏格尔的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所谓的隐喻与现实、“容器”与“内容物”之间不再有边界，所有（的人与事）都被简化为寄生虫的容器。

开放式结语

传统的病菌史和流行病传染史研究往往采用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在物种之间画出明确的界限、有明确的“英雄”与“恶魔”角色叙事。我在这里讲的故事则不太一样。例如，照护和关爱同样可以在人和虱子之间产生，而自相残杀的行为也发生在人类身上。因此，无需引用大量的后人类研究文献，我们就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非人化行为是否与人类中心主义相伴相生？在多大程度上二者相互关联？“后人类”的视角又能否带领我们走出这条死路？

后人类研究往往高度谴责西方启蒙运动中的主体-客体、人-动物、自然-文化二分法，而我们有必要探究，这种深嵌于启蒙运动中的偏见是否推动形成了在欧洲历史悠久的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殖民主义。我的研究可以作为一扇窗口，去更好地检视后人类主义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反思西方人文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复杂联系，以及隐藏于它们内部的暴力。

感谢您的聆听！如果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网站：https://martinaschluender.wordpress.com/。

Martina Schlü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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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字幕翻译：陆兵哲 刘子辰 魏玉槐 陈至清 陈洁樱

视频制作：陈洁樱

责任编辑：赵相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