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特辑 | 陈平原：危机时刻的阅读、思考与表述 ——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上）

多年前，我曾说过：“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这是一种必要的‘思想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一代代中国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地与“五四”对话，赋予它各种“时代意义”，邀请其加入当下的社会变革；而正是这一次次的对话、碰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国的思想格局。因此，我才会说，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五四”既非榜样，也非毒药，而更像是用来砥砺思想与学问的“磨刀石”。

又到了纪念五四的时候，暂时没有更好的论述，奉上去年撰写的《危机时刻的阅读、思考与表述——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初刊《二十一世纪》2019年4月号），聊表心意。

——陈平原

危机时刻的

阅读、思考与表述（上）

——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文 / 陈平原

国家危难之际，学生们走出平静的书斋，奋起抗争，积极干政，与当局发生激烈碰撞，此所谓“学潮”。学潮古已有之，只是在二十世纪中国得到了发扬光大，成了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与风向标志。这里既有“三代遗风”的历史记忆，但更多的是西学东渐之后教育体制、思想潮流以及政党斗争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自古以来，学潮罕见有好结局的，或孤掌难鸣，或悲壮惨烈，虽在政治史上留下了印记，当事人却大都只能仰天长叹。五四是个例外，相对来说，整个温顺平和多了——政府逮捕了学生，但很快释放，且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学潮于是完满收官。学生呈现了强大的理想与激情，政府也展示了某种诚意，双方妥协的结果，使得五四成为中国历史上牺牲最小、成果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学潮。

1919年5月4日三千大学生天安门前集会游行，那只是冰山一角。这次学潮最值得注意的，不在其规模或激烈程度，而在于“有备而来”。这里指的不是有纲领、有组织、有领导（恰好相反，此次学潮的参与者有大致相同的精神倾向，但无统一立场与领导），而是制度基础以及精神氛围已经酿成，“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巴黎和会不过是一个触媒，或者说一阵不期而至的“东风”，使得启蒙思潮下逐渐成长起来的大、中学生们的“爱国心”与“新思想”喷薄而出。而由此树立的一种外争主权、内争民主的反叛形象，召唤着此后一代代年轻人。

巴黎和会不过是一个触媒，或者说一阵不期而至的“东风”，使得启蒙思潮下逐渐成长起来的大、中学生们的“爱国心”与“新思想”喷薄而出。

在这个意义上，就“五四”谈“五四”是不得要领的，必须拉长视线，或往后梳理一百年来“五四”因不断被纪念与阐释，而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或往前追溯晚清以降“新文化”是怎样逐步积聚能量，并最终破茧而出的。

关于五四运动的时间跨度，确实“是一个混乱的问题”【1】。目前的主流意见，或从《新青年》创办的1915年、或从《新青年》与北京大学结盟的1917年说起；至于终点，或1922年，或1925年，也都各有说头。本文坚持我的一贯立场，谈五四而从晚清说起，甚至平视晚清与五四，将二者“混为一谈”【2】。

01丨危机感的积累与传播

作为一个文化/政治符号，“五四”从一诞生就被强烈关注【3】，近百年来更是吸引无数研究者的目光。也正因此，每代学人谈五四，都不是无的放矢，都会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与感怀。对此，我的解释是：“‘五四’对我们来说，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也是精神。”【4】

本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没想到在与年轻一辈接触时，碰了个软钉子：学生们说，那是你们的姿态，很美好，但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谈五四，照样活得好好的。凡在大学教书的，大概都会感觉到，今天的大学生乃至研究生，与十年前、二十年前大不一样。或自认已经超越，或坦承无法进入，反正，“五四”不再是年轻一辈急于体认、沟通或对话的对象。早些年还会嘲笑陈独秀的独断、钱玄同的偏激，或者胡适的“两只蝴蝶”，如今连这个都懒得辩了。似乎，“五四”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除非撰写专业论文，否则没必要再纠缠。

二十年前，有感于五四“只剩下口号和旗帜”，我努力勾稽各种细节，以帮助读者“回到现场”；十年前，针对国人对于“连续性”的迷信，我努力分辨“大至人类文明的足迹，小到现代中国的进程，都是在变革与保守、连续与断裂、蜕化与革新的对峙、抗争与挣扎中，艰难前行”【5】。今天谈论五四的最大障碍，则在于年轻一辈的“无感”。虽然也常起立唱国歌，但所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早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相信“伟大复兴”就在眼前的年轻一辈，很难体会百年前读书人的心境与情怀。

“‘五四’对我们来说，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也是精神。”

讲文学史时提及57则《吴趼人哭》、以及刘鹗《老残游记》开篇的危船，或众多文人学者认真谈论“亡国灭种”的可能性，学生们会觉得很可笑，怎么会如此杞人忧天呢？殊不知，那是晚清及五四两代人真实的感受。讲授此类课程，第一步是借助档案、诗文及图像，把学生们从太平盛世的梦幻中警醒，拉回到那风雨如晦的年代，这才可能有设身处地的阅读与感受。就好像从来丰衣足食的人，你要他/她深刻体会“饥饿”的感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这一步必须跨过去，否则很难让已被“厉害了，我的国”洗脑的年轻一辈，真正理解晚清以降无数爱国志士的思考与表达。

那可不是平静书斋里的玄思，而是危机时刻的文化及政治选择。首先是一代人不可抑制的危机感的萌现。“这种自我怀疑从传统政治秩序的外表向内核的深入，可从19世纪后半期改良主义思想的逐步展开中清楚地得到证明。”【6】任何时代都有阳光照不到的角落，也都有不讨人喜欢的枭声。问题在于，甲午战败以后的中国，其危若累卵的局面被逐渐揭示。经历戊戌变法失败、庚子事变爆发、辛亥革命落空、袁世凯称帝等众多生死攸关的关卡，平心而论，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不算是近代中国最为严重的危机。

这就说到危机感的累积与传播。一次次国家危机，累积而成迫在眉睫的亡国之忧；而个别先觉者的心理感受，只有传染开去，才会成为真正的社会危机。从晚清到五四，这种对国家失败的不满与怨恨，透过各种大众传媒与文学作品，得到广泛的传播。所以，与其说巴黎和会是中华民族最危险、最屈辱的时刻，不如说因新媒体的产生，危机意识得以迅速蔓延；因新思潮的荡漾，年轻一辈的爱国心被唤醒；因新教育的壮大，大中学生作为一种新生力量正在崛起。

单纯的危机感并不构成政治变革的强大动力，必须是新的力量及可能性出现，方才可能让个体的精神苦闷转为群体的积极行动。戊戌变法失败后，众多新政被取消，唯独京师大学堂照样开办。虽然一路走来磕磕碰碰，但晚清开启的废科举开学堂，不仅在教育史、而且政治史上，都是重大的突破。三十年后，走上街头表达政治愿望，推进五四运动的，不仅是北大学生，还有众多师范、女学以及受过教育的外省青年。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以及李大钊的《青春》，并非泛泛而论，而是特指受过教育的、有可能被唤醒的、充满理想与激情的青少年。

胡适晚年多次将五四运动称为“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因为“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7】 。但在我看来，文化与政治之间，本就剪不断、理还乱，以为靠当事人的主观意图就能保证文化运动不与现实政治发生关系，那实在过于天真【8】。所有文化及政治运动——尤其是两者兼而有之的学潮，一旦启动，受各种力量的牵制而变幻，最终往哪个方向发展、在什么地方止步，非发动者所能预测与控制（即便“伟大领袖”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都无法做到收放自如）。

所有的文化/政治运动，都不是无菌的实验室，绝难精密规划。某种意义上，“摸着石头过河”是常态，设计完美的社会改革，往往事与愿违。晚清起步的新文化，一脚深一脚浅，走到了五四这个关口，拐一个弯，借助“爱国”、“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迅速获得了社会认可。这确实不是梁启超或陈独秀、胡适等人事先设计好的，而是因缘际会，师生携手，竟然打出一个新天地。不过，若将五四运动讲成了一个环环相扣、井井有条的故事，反而显得不太真实，也不可爱。在我看来，这属于“危机时刻”的当机立断，所有决策未经认真细致的路径推演，并非当事人预先设计好的。情急之下，有什么武器操什么武器，哪个理论顺手用哪个，正是这种“慌不择路”，决定了晚清及五四那两代人的阅读、思考与表达。

02丨杂览与杂学的时代

作为“过渡时代”，晚清及五四的最大特征是中西混合、新旧杂糅。就像李伯元《文明小史》描写的，活跃在上海滩上的贾子猷（假自由）、贾平泉（假平权）、贾葛民（假革命）们，因私欲及眼界所限，往往将真经念歪了。比如，以西餐标榜新潮，以为这就是文明时代的标配。晚清小说及画报中，因而常常出现番菜馆的招牌以及吃西餐的场景。《文明小史》第18回（上）的插图很有戏剧性：前景吃西餐，后景抽鸦片，二者同台竞技，且有很好的经验交流。小说描写此“奇观”，插图将其直观呈现，再加上自在山民的评语：“以吃鸦片为自由，以吃牛肉为维新，所谓自由维新者，不过如此，大是奇谈。”【9】这当然是恶谑。不过，在时人眼中，西方文明的传入，确实伴随着饮食方式的杂交与变异。因此，说“西餐”是一种显而易见、触手可及、好吃好玩的“西学”，也未尝不可。

随着人员、物资以及文化交流的日渐频繁，饮食的多样化是必然趋势。若将这种趋势称之为“杂食”，则应包括原料、制作、品味乃至就餐方式等。与之相对应的，是学习方式的变化，即“杂览”逐渐成为主流。从杂食到杂览，再到杂学、杂家，可以看出整个时代的生活及阅读风向。

《文明小史》封面

先有考试方式的变化，后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传统中国读书人的“皓首穷经”，失去了制度保证，自然迅速衰落。随之而来的，是努力适应瞬息万变的新时代，阅读因而变得急切、随意、零碎与偶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式学堂刚刚起步，到底该如何教、怎么学，大家都没有经验。单看章程，如《钦定高等学堂章程》（1902）、《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奏定高等学堂章程》（1903）、《奏定大学堂章程》（1903）等，规划严整，像模像样，可那都是抄来的。若大学堂里的“文学科大学分九门”，含中国史、万国史、中外地理、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德国文学、日本文学等学门【10】，完全是纸上谈兵。因为，“京师大学堂的各分科大学，正式成立的时间迟至1910年；而且，文科大学中真正开设的，也只有中国文学和中国史学两门”【11】。而且，接下来好几年，因战乱及经费短缺，无论北京大学还是其中国文学门，都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12】。最高学府尚且如此，其他学校可想而知。专上学校的学生本就不多【13】，看当年的教材及课程设计，学校实在没能提供系统且良好的教育【14】。

旧的教育体制已被打破，新体制及师资建设仍在路上，晚清至五四时代的青年学生，更多地得益于自由阅读，而不是学校的系统训练。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大都不为学堂章程所局限，阅读时兼及中西、新旧、雅俗，故呈现博而杂的知识结构。即便有机会出国留学的，真拿到专业学位且没有转行的，实在少得可怜。那是一个不怎么“讲专业”的时代，大家都渴望获得新知，“杂览群书/报”成为常态。这既是他们的长处，也是其短处。

与此前根柢六经的儒生不同，也与此后术业专精的学者迥异，这是杂食/杂览/杂学的一代，教育体制及新式学堂的稚嫩，决定了那代人的知识结构——视野开阔，博采旁收，思维活跃，浅尝辄止。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传统中国“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的“杂家”。作为一个哲学流派，春秋战国时代的杂家，名声并不显赫。而后世文人学者谈“杂家”，更是将其与“显学”、“大道”、“通才”、“纯儒”相对立，带有明显的贬抑意味。单就不拘门户拥抱新知这一点而言，晚清及五四那两代读书人，颇有杂家之风。读书以广博而非深邃见长，学问切己而不是精细，立说不求圆融，多有感而发，故棱角分明、生气淋漓。至于说独创性或体系严密，则又未必。

周作人在北大讲授《欧洲文学史》，从1917年9月22日上午开始起草讲义，到1918年6月7日晚上完稿，再到同年10月列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刊行，实在可用“神速”二字来形容。

晚清的梁启超以及五四的周氏兄弟，应该说是那个时代读书最认真，视野最广博，著述也最为勤奋的了。关于梁启超某文某书是否抄袭的争议由此已久，但学界一般认为此乃过渡时代的必然产物，作者以“觉世”而非“传世”为主要标的，对于外国的思想、学说、文风多有借鉴，不能以今天谨守知识产权的标准来衡量【15】。至于鲁迅1907年撰写并刊登在第二年第二、三期《河南》上的《摩罗诗力说》，学界普遍给与高度评价，不说文字古雅或立场激进，单是其视野之开阔，也都令人震撼。表彰十九世纪欧洲众多“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的杰出诗人【16】，评价大致准确，若无广泛的阅读与借鉴，那是不可想象的【17】。周作人在北大讲授《欧洲文学史》，从1917年9月22日上午开始起草讲义，到1918年6月7日晚上完稿，再到同年10月列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刊行，实在可用“神速”二字来形容。多年后，作者谦称：“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在那时候也凑合着用了。”【18】该书论述确实不够深入，颇有将前人成果“拿来作底子”的，但这毕竟是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欧洲文学史，代表着当时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因而依旧值得表彰【19】。

经学时代已经过去了，新时代的读书人，即便有教材或辞典的引导，也都得靠自己摸索，读书驳杂于是成了那代人的共同特点。在这个意义上，杂览、杂学或杂家，不再是是贬义词。1944年周作人撰《我的杂学》，开篇引《儒林外史》第十八回关于“杂学”、“杂览”的议论，接下来是先抑后扬的引申发挥：

我平常没有一种专门的职业，就只喜欢涉猎闲书，这岂不便是道地的杂学，而且又是不中的举业，大概这一点是无可疑的。……至于说好的，自然要感谢，其实也何尝真有什么长处，至多是不大说诳，以及所说多本于常识而已。假如这常识可以算是长处，那么这正是杂览应有的结果，也是当然的事，我们断章取义的借用卫先生的话来说，所谓杂学到是好的也【20】。

听周作人细说自家阅读古文、小说、古典文学、外国小说、希腊神话、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生物学、儿童文学、性心理学、医学史、妖术史、乡土研究、江户文物、浮世绘、俗曲、玩具、外国语、佛经等方面的著作，实在惊叹其涉猎之广与体会之深。这当然只是特异之才的知识地图，但也不妨将其作为一个时代阅读风气的象征。如此鄙视世人视为正途的“举业”，而刻意强调“凡人”与“常识”，且理直气壮地为“闲书”与“杂览”正名，可见新时代的阅读趣味。缘于知识饥渴与选择自由，不受新旧教条束缚，任意跨越学科边界，以思想通达见长，这便是杂学的精髓，也是晚清及五四那两代人最值得珍惜的阅读经验。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没有完美的治国良方，也没有现成的阅读指南，只能自己摸索着前进。考虑到教育环境、书籍流通、外语水平以及翻译出版等限制，晚清及五四那两代人接受新知时容易望文生义，且多穿凿附会，这都可以谅解[21]。危机时刻的阅读与思考，不同于纯粹的书斋学问，但求有用，不求系统全面；既然是饥不择食，那就古今中外、天上地下、左右黑白，哪个适应用哪个。后人读其著述，会发现很多熟悉的词汇、思路与学说，你可以追根溯源，但不宜过分坐实。随着学术的专业化以及数据库的广泛应用，理解晚清及五四新文化人的阅读视野，将变得越来越容易。随之而来的，就是警惕用力过度，将先贤兴之所至的“杂览”，说成了旗帜鲜明的“专攻”。在我看来，今人谈论晚清及五四新文化人，既不要夸大他们的学问与智慧，也别低估他们求知的愿望与热情——那种上下求索的勇猛与果敢，此前没有，此后也难以为继。

参考文献：

【1】参见周策纵著、周子文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2】采取这一学术立场的，包括美国学者张灏以及始终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我。思辨程度与操作方式不太一样，但殊途同归，都主张将1890年代至1920年代这三十年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与阐释。参见陈平原《“新文化”如何“运动”——关于“两代人的合力”》，《中国文化》2015年秋季号。

【3】历史上难得有这样的事件，当事人的自我命名迅速传播开去，且得到当时及后世读者的广泛认可。尘埃尚未落定，1919年5月9日《晨报》上已有北大教授兼教务长顾兆熊（孟余）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活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5月26日《每周评论》则刊出学生领袖、北大英文系学生罗家伦的《“五四运动”的精神》，5月27日的《时事新报》上，张东荪的《“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同样引人注目——“潮流”、“运动”、“精神”，关于“五四”的命名与定性竟如此及时且准确。此后，一代代文人、学者、政治家及青年学生，便是在此基础上建构有关“五四”的神话。

【4】陈平原：《走不出的“五四”？》， 2009年4月15日《中华读书报》。

【5】参见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政治大学文学院，1999年6月；陈平原：《何为 / 何谓“成功”的文化断裂——重新审读五四新文化运动》，2008年11月14日《南方都市报》。

【6】张灏著、高力克等译：《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第7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7】参见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第206页，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

【8】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130—1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9】参见《李伯元全集》第一卷130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10】参见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588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

【11】参见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学人》第十四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

【12】1912年5月3日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校，严复于是成了北大首任校长。因争取办学经费没有着落，加上教育部义正词严的训令，不擅政务的严复，留下一封《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挂冠而去。接下来，走马灯似的，从10月至12月，临时大总统先后任命章士钊、马良、何燏时为北大校长。原京师大学堂工科监督何燏时，接任北大校长后碰到一系列难题，先是学潮不断，后又经费无着，再加上教育部规划将北京大学与北洋大学合并，何校长1913年6月申请辞职，终于在11月获批。任期不到一年的何校长，同样留下了一则反对停办北京大学的呈文。至于1913年北大中国文学门的困境，参见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第290—29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13】1919年5月4日那天参加游行的，有来自北京十三所专门以上学校的学生3000名左右。根据5月5日学生《上大总统书》的自述，以及约略与此同时的静观所撰《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新调查》（1919年7月12日《申报》），这十三所学校共有学生7430人。而当时北京有专上学校25所，按现有数字统计，学生约11000人。这个数字，与五月四日那天学生递交给美国公使的英文说帖的落款“北京高等以上学校学生一万一千五百人谨具”大致相符。

【14】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系）为例，新文化运动兴起是个分水岭，此前开设的课程很少，教材也都乏善可陈，参见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

【15】参见夏晓虹《晚清的魅力》第66—70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第247—25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16】参见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9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7】参见北冈正子著、何乃英译《摩罗诗力说材源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与此类似的有《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参见中島長文《藍本<人間の歷史>》，《滋賀大國文》第16、17卷，1978、1979年；宋声泉《<科学史教篇>蓝本考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1期。

【18】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426—427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19】参见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第60页、109页。

【20】周作人《我的杂学》1944年4至7月连载于上海《古今》半月刊，后全文收入《知堂回想录》，作为第197至207节。此处引文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747页。

【21】这点很像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知识界热情拥抱西学，那时没人细究诸多欧美思潮之间的内在矛盾，哪个顺手就用哪一个。众多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西方文学理论被混合使用，且随意引申，以至时过境迁，再阅读那些花里胡哨的论文，会有眩晕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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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曹全友、崔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