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浩：强化江苏企业在创新引领中的主体地位
闫浩 江苏省企业信息化协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依靠创新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更好发挥创新驱动发展作用。江苏“十四五”规划提出，要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和提升创新能力，基本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到二〇三五年要实现区域创新能力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水平的远景目标。就江苏而言，能否实现上述年度、五年和长期发展目标的关键，取决于能否为市场主体提供优良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让企业在创新发展中进一步发挥主力军作用。
国家科技部系统已经连续20年发布《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报告》采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国际竞争力报告》的分析框架，从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等方面对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进行综合分析评价，《报告》反映了近年来广东、江苏两省的创新能力和水平的动态变化。
2009年江苏凭借企业研发投入超过30%的年度增幅和先进制造业的强劲增长，区域创新能力指数一举超过北京、广东、上海三地登上全国第一位置，从2009-2016年连续8年保持全国第一。在此期间江苏经济获得高速良性发展，经济规模与广东的差距逐年缩小，两地GDP差额从5000多亿元缩小至3000亿元左右。2016年江苏工业增加值、工业利润和工业税收等指标都位居全国第一，其中工业利润占全国比重达到15.3 %。2015年工信部智库赛迪研究院的研究报告表明江苏制造业整体发展水平位居全国第一。2016年工信部为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提出需要重点发展的150个细分领域，并对150个细分行业在全国各地的发展水平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江苏有92个细分领域的发展水平属于优势I类产业（在全国位居前五位），优势I类产业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上海、北京、广东分别有63、62、59个细分领域属于优势I类产业，位列全国第二、第三、第四位。江苏制造业的优势一目了然。
2017年中国区域创新版图发生变化。肇始于2010年代初期以淘汰中低端产业、聚焦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产业转型升级战略在广东（尤其是深圳）成效初显，当年广东区域创新能力指数超过江苏升至全国第一。2018年北京市区域创新能力指数超越江苏成为全国第二，江苏退居第三。2019、2020两年，全国前三的位次没有变化。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是：2017—2020年江苏与广东的区域创新能力差距不断拉大。2017年广东区域创新能力指数是55.2，领先江苏1.9个百分点；2020年广东区域创新能力指数达到62.14，领先江苏12.6个百分点。同期，广东区域创新能力指数上升了6.9个百分点，北京上升了2.9个百分点，而江苏却下降了3.7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江苏与广东原先已经缩小的GDP规模差距又由3000多亿元扩大到8000多亿元。2016年江苏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1万亿元，比广东多2500亿元。2020年广东工业企业实现利润9286.9亿元，比江苏多1900亿元。
鉴于区域创新能力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如此巨大，需要对导致江苏区域创新能力下降的原因进行进一步分析。
2019年在构成区域创新能力的5个一级指标中，江苏仅仅依靠丰富的创新资源在知识创造指标上获得对广东的微弱优势，领先1.3个百分点，而知识获取、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4个指标都落后于广东，其中企业创新能力差距最大，江苏是56.8，虽然位居全国第二，但是落后广东19.2个百分点。在2009年凭借企业创新指标超常规增长使区域创新能力跃居全国第一的江苏何以在十年之后，企业创新能力就与广东有如此之大的落差呢？两省拥有的高新技术企业（以下简称高企）数量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个问题。
2017年广东拥有高企3.3万家，江苏只有1.3万家，差距达2万家之多！由于高企可以享有包括15%所得税率等多项政策优惠，2万家的差距意味着江苏有2万家骨干创新企业未能享受到广东企业所能享受到的各项政策优惠，仅企业所得税率下降40%一项，就会对两省企业的营商环境与创新投入造成重大影响。
鉴于两省GDP规模相近（江苏人均GDP和第二产业GDP规模高于广东）、研发投入强度相近和江苏制造业整体水平高于广东的现实，两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应该比较接近，即使有差距也不会如此之大。
根据笔者与两省政府相关人员的交流与探讨，形成此种状况的根源与两地不同的工作思路有关。江苏财政状况不如广东宽松，政府可用财力相对紧张，由于担心企业获得高企资质后会影响税收，导致部分地方政府和开发区对当地纳税大户申请高企资质采取了消极态度，致使企业经营与税收之间形成负反馈循环：政府财力捉襟见肘→严控高企扩容→削弱骨干企业盈利与创新能力→影响税收增长→政府财力紧张。相比之下，广东则形成了良性的正反馈循环：政府积极支持高企扩容→企业创新与盈利能力增强→税收增加→政府进一步放水养鱼。这就是造成苏粤两省高企数量悬殊与财政状况差异的逻辑关系。
令人欣慰的是，江苏省委省政府和各地党委政府正视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近几年在营造发展环境、促进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有可行性、有含金量的政策，江苏企业的营商环境与创新环境得到不断优化完善。尤其是2018年实施的《设区市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考核指标》中提出了 “每万家企业法人中高新技术企业数”的考核指标，向社会传递了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强烈信号，事情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一是高企数量快速扩容。2017-2020年江苏高企数量年均增长35%，增幅比同样高速增长的广东高出17.9个百分点。江苏高企数量占广东高企数量的比例从2017年的38.9%提高到2020年的60.4%，两省差距迅速缩小。江苏高企数量的超常规爆发性增长无疑与政府的政策导向直接相关。
二是中心城市争先进位。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社科院和联合国工发组织三方协作发布《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在2017年首次发布的报告中，江苏的南京和苏州两市进入前十，分列第九、第十位（深圳和广州分列第二和第四）。2018年南京升至第五，苏州升至第七。2020年南京超越广州升至全国第四。在如此短的期间南京与苏州的排名实现大幅度跨越是很不容易的，说明两地政府在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企业创新发展方面的举措是卓有成效的。尤其是南京市从2018-2021连续四年在新年第一个工作日出台支持创新发展的市委一号文件，围绕打造“创新名城”持续发力，久久为功，终于修得正果。
三是创新成效显著。一个地区能够培育出多少科创板上市企业是衡量其创新活动是否取得实质性成果的重要指标，截至科创板开板一周年共有上市公司140家，江苏以29家位居全国第一，领先于北京25家和广东22家。迄今为止，中国的龙头创新企业（发明专利TOP10）主要聚集在北京（央企为主）和深圳（民企为主），江苏经济的特点是有高原没有高峰，目前的科创板上市企业中也许就孕育着江苏未来的高峰企业。
“江苏靠制造业起家，也要靠制造业走向未来。”靠制造业走向未来，当然不能依赖传统的发展模式与发展路径，而要靠数字化转型、靠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江苏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江苏制造业之所以拥有突出的比较优势，关键举措就是大力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让创新型企业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江苏的创新活动特点被归纳为四个80%：全省80%以上财政科技经费投向企业，80%以上研发机构建在企业，80%以上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在企业，80%以上全社会研发投入由企业完成。但是，深圳的创新特点却是四个90%：90%以上研发机构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源于企业，90%以上专利发明出自企业。或许，这10个点的差距就是江苏未来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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