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家吕思勉，为何在教科书中痛贬岳飞？ | 短史记

文 | 谌旭彬

在今天，如果有一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如此这般描述岳飞和秦桧：

“岳飞只郾城打了一个胜战，郾城以外的（抗金）战绩，都是莫须有的，最可笑的，宗弼渡江的时候，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受金人的追逐”、“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看得出挞赖这个人，可用手段对付，是他眼力过人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后世的人，却把他唾骂到如此，中国的学术界，真堪浩叹了。” ①

会引发怎样的舆论争议呢？

1923年，商务印书馆真出版了这样一本中学历史教科书（自修选用）。书名叫做《白话本国史》，作者是史学家吕思勉。前引两段对岳飞、秦桧的评述，正是来自该书。

图：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内页

书中，吕思勉就岳飞与秦桧，提出了5点看法：

（1）南宋初年，军事实力没有办法跟金国抗衡。大将如岳飞、韩世忠等人，其部队都是群盗纠合，“既未训练，又无纪律，全靠不住”，平定盗寇尚可，遇到金兵，则非败即遁。偶有小胜，也无补大局。

（2）大将们把持军区内的财政大权和人事大权，是架空中央的军阀。金宋如果交战，中央只能继续容忍大将割据；金宋如果议和，中央腾出手来，必会谋求收回兵权。

（3）依据史料对照分析，岳飞战功被夸大，最著名的“郾城大捷”也严重注水。

（4）秦桧不是金人奸细，主持议和也不是卖国贼，“和议在当时，本是件不能避免的事。然而主持的秦桧，却因此而大负恶名，真冤枉极了。”

（5）岳飞被杀，其他大将的兵权被收归中央后，“宋朝才可以勉强立国了”。②

吕思勉这本书，是作为中学历史选修教材出版的，在当时评价很高。书中关于岳飞和秦桧的描述，引发的争议也很大。

图：民国时期的吕思勉

在吕思勉看来，要想抵御金人的攻击、保住南宋政权，将岳飞等大将的兵权收归中央，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岳飞之死则是这一收回兵权行动的附属产物；他认为岳飞、韩世忠、刘光世这些人掌控的军队，一方面缺乏战斗力，一方面有保全实力不愿积极向前的私心，“这种兵，好靠着他谋恢复否？”

这种意见，显然与民间的流行看法——宋高宗与秦桧杀害岳飞，是投降派在迫害抗金派，是在自毁长城，破坏削弱南宋的军事力量——大相径庭。

吕思勉不是唯一持这种意见之人。日本学者寺地遵，在其名著《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中，也将岳飞等人的兵权被收，视作南宋政权有底气、有能力迫使金人重回谈判桌的前提条件：

“（秦桧）一方面抑制岳飞、刘锜等冒险主义主战派将领的进击行动，一面靠组织、联络家军军团阻止金军侵寇江南，更解散家军，将之重整为皇帝的军队以收兵权，这些充分表现了秦桧强势的政治力与指挥能力。而此全部过程在开战以后一年间即告完成，更显示出秦桧卓越的政治力。宋军一元化后，中央指挥权确立，作战的有机性提高。……秦桧的防御战既有效果，宋军的战力也因军队一元化而加强，结果，金方面不得不放弃战争政策，提出和议。……笔者以为，从前述的关系来看，收兵权可以说是和议——金改变其战争政策——的前提或是契机。”

图：绍兴五年南宋各军团实力对比，受南宋中央直接控制的部队只有最后一栏，转引自《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

与寺地遵的看法主要基于“历史意见”不同，吕思勉的论述当中，还掺杂有浓烈的“时代意见”。吕写作此书时，中国正处在内有军阀割据、外有强敌环伺的困境，他对岳飞与秦桧的论述，也颇受了现实环境的刺激。他在《白话本国史》中坦承：

“古人滥得美名，或者枉受恶名，原不同咱们相干，不必要咱们替他平反；然而研究历史，有一件最紧要的事情，便是根据着现代的事情，去推想古代事实的真相（根据着历史上较为明白，近情的事情，去推想糊涂、荒诞的事情的真相）。这么一来，自然见得社会上古今的现象，其中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得了这种原则公例，就好拿来应用，拿来应付现在的事情了。所谓“臧往以知来”。历史的用处，就在这里。倘使承认了历史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人物，譬如后世只有操、莽，在古代，却有禅让的尧、舜；现在满眼是骄横的军阀，从前偏有公忠体国的韩、岳、张、刘。那就人的性质，无从捉摸；历史上的事实，再无公例可求；历史可以不必研究了。”

现实中“满眼是骄横的军阀”，丝毫无助于抵抗外敌，是吕思勉深感痛心的事情。他在教科书中痛贬岳飞，重点突出岳飞作为军阀的另一面，其实是受了爱国心的驱动。

但时局的变迁淹没了吕思勉的“时代意见”。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舆论开始指责吕，说他贬低岳飞、为秦桧喊冤，是在替主张对日和谈的“民族败类”辩解。批评的声音出来后，商务印书馆考虑到商业方面的因素，邀请吕思勉对内容做了一些删改，在1933年出了修订本。③

1935年，该书终于酿成了一个大事件。

这年3月5日，南京市市长石瑛签发训令说：岳飞忠，秦桧奸，是“千秋定论”，不容置疑；该书诋毁岳飞，推崇秦桧，可谓居心叵测。故严禁在南京销售，严禁学生阅读。④

训令引起南京《朝报》的不满，刊文为吕思勉喊冤。《朝报》的竞争对手《救国日报》则用最大号字体，在自家报纸上大骂吕思勉是汉奸，攻击《朝报》替汉奸讲话。

整个3月份，两份报纸天天对骂，将此事炒成了全国热点，民间舆论也被炒得怒气腾腾。

4月份，国民党党部介入。吕思勉只得遵照训令，对书再次进行删改。龚德柏尝到了被民意狂热拥戴的甜头，一意要将事情闹大，于5月份一纸诉状将吕思勉和商务印书馆告上法庭，指控他们犯了“外患罪”——贬低岳飞，是削弱国人的抗日意志，是向日本侵略者献媚；为秦桧喊冤，是替“主和”的汉奸们开脱。

所幸的是，虽然舆论汹汹，但法院的判决出人意料地冷静。法院认为：吕这本书，写于东北沦陷之前，不可能有向侵略者献媚、为汉奸开脱的用意，只是“个人研究历史之评论与见解”，不构成犯罪。⑤

图：晚年吕思勉（1884~1957）

这是一场意味相当深长的风波。吕思勉评述岳飞与秦桧，是出于爱国之心；舆论攻击吕思勉，也是出于爱国之心。吕有一种学者的自觉，致力于让自己的论述，能够兼顾“爱国”这一时代意见与“求真”这一历史意见；但在舆论看来，时代意见是可以碾压一切历史意见的。

而且，一本1923年出版的畅销教科书，卖了12年才酿成全国性事件，“愤怒的民意”滞后这么久，自然也是因为：不同的历史时期，所需要的“岳飞”是不一样的。

吕思勉曾公开表态，如果“激发学生爱国精神”与“讲述历史真相”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他将选择后者。但到了1935年，他还是选择修改了自己的著作。

其实，当时的学术界，有颇多与吕意见相近者。

比如，清华历史系教授、宋史专家张荫麟，他“对岳飞评价不高，同意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中说岳飞是‘军阀’的观点”，考试时还曾出题“论岳飞”，引导学生参考各种不同史料来评价岳飞其人。⑥1925年，胡适也在《现代评论》上刊文，分析认为，岳飞等大将割据一方，朝廷无力供养，地方财源被断，“宋高宗与秦桧主张和议，确有不得已的苦衷。”⑦

只不过，吕将自己的意见写入了中学历史教科书，引起了最大的关注与非议。

图：《中兴四将图》，左二为岳飞

1952年，吕思勉在一份“思想汇报”中，回顾了当年这场因评价岳飞而引起的风波，仍坚持历史贵在求真，“不当禁遏考证”：

“此书系将予在中学时之讲义及所参考之材料，加以增补而成，印行于1921或1922年，今已不省记矣。此书在当时，有一部分有参考之价值，今则予说亦多改变矣。此书曾为龚德柏君所讼，谓予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其实书中仅引《文献通考.兵考》耳。龚君之意，亦以与商务印书馆不快，借此与商务为难耳。然至今，尚有以此事诋余者。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实，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⑧

（完）

①②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三册，P76-81。

③李永圻、张耕华/编撰：《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P458-465。

④石瑛，禁止吕思勉著白话本国史于未删正以前在本市销售案，1935年3月5日。《南京市政府公报》1935年第151期，P50-72。

⑤胡喜云、胡喜瑞，《谁言良辰轻唤回——民国出版史诉讼案中的吕思勉》，《书屋》2015年第6期。

⑥赵捷民，《西南联大的师生们》，《文史精华》总第18期。

⑦胡适，《南宋初年的军费》，1925年1月3日，《现代评论》第1卷第4期。

⑧吕思勉，《自述——三反及思想改造总结》，《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