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威慑与网络空间作战交织互动

2017-01-25 信息与电子前沿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核威慑自是今非昔比。理伦家、政策制定者和军事策划专家已经踏入著名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称之为“概念探索”的地界。之所以需要探索，一个原因是：核武器无论用于威慑或是其它使命，从今往后必须在后互联网时代或者说网空就绪环境中进行。现今的国际体系，是由政治哲学专家和科技专家共同界定。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必须调整其官僚结构，方能适应更快及更灵活制定国家决策和兵力应用的形势要求。在此过程中，政府和军队也将越来越深地进入网空、依赖网空，并受制于网空弱点。

美军已经意识到这样的趋势，国防部组建了美国网空司令部，作为战略司令部以下的二级统辖司令部，负责协调美军所有相关军事单位（陆军网空司令部、美国舰队网空司令部 / 美国第十舰队、第24空军、海军陆战队网空司令部、海岸警卫队网空司令部）。网空司令部与国家安全局在同一地点工作，由同一总监领导。然而在大部分情况下，核威慑和网空战还是被视为互相独立的问题分开处理。这种核 / 网分离意识和做法从专家分工角度可以理解，但是它对核威慑现实或当今浓厚网空环境下的危机管理投下了阴影。

在下文的讨论中，让我们首先为主修国家安全政策与战争的学生解说核 / 网交织的一些泛性理论影响。接着，我们评论网空和信息战的显著重要性，列出一些可能未受关注的警示。然后，我们探讨导弹防御建设——其本身就面临着网空挑战——如何有可能使美俄两国的政治关系和削核努力陷入更复杂的局面，这并非想暗示美俄互相威慑关系也是其他军备控制和扩散问题的缩影，其实如本文所示，情况发展正好相反。尽管如此，当我们逐步远离网空前的核时代而进入网空核时代的时候，核力量交战的一些长久现实值得我们回味。第四，我们分析核进攻能力建设与更先进导弹防御能力建设相结合，如何可能影响未来的威慑稳定，尤其是在美俄继续争斗的背景下。最后，我们联系未来军备控制、防扩散和威慑的前景，对核 / 网互动做出相关结论。

核与网：相合还是分开？

网空战概念或实践与核威慑之间的潜在叠接具有什么意义?看起来，网空战和核武器好像风马牛不相及。但网空武器对那些崇尚非核或甚至认为军事技术进入后核时代的人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因为数字领域的战争（至少在理论上）有可能在不需要动能打击、在可将物理破坏降至最低的情况下，严重破坏或瘫痪敌人的资产。相比之下，核武器简直就是“大规模”毁灭的缩影，故而人们宁愿通过对风险的操纵，用核武器来威慑或避免战争，而不愿动真格发射核武器。不幸的是，无论是核威慑还是网空战，在近期或遥远的未来都不可能存在于互不相干的政策世界里。

核武器，用于威慑摆设也好，一怒射出也罢，都必须被纳入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测、侦察（C4ISR）系统。对核武器及其 C4ISR 系统必须严加保护，防止遭受动能打击和数字化打击。再者，那些必须在危机期间管理核力量的决策者，需要保持最高程度的态势感知，既了解己方核军和网军以及指挥系统的状况，也了解潜在攻击者的部队及其 C4ISR，以及潜在对手的大概意图和风险接受程度等。简而言之，管理核危机要求清晰的思维和良好的知情。但是如果双方在危机的初级阶段就使用网空武器，可能对网空和依赖网空的决策行动渠道造成混乱而妨碍清晰的评估。这表明网空先发制人打击确有其诱惑力，并可能“成功”，致使核危机管理更脆弱而非更强大。

讽刺的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和俄罗斯战略核武库规模逐渐缩小，虽然从核武器控制和防扩散方面看是积极的发展，但网空攻击能力和核攻击能力的同时并存更令人警觉不安。冷战时期，美苏两国超大规模部署导弹和轰炸机互相抗衡，至少有一点好处，这就是，各自准备了足量的冗余，足以承受第一次打击，于是，遭受袭击之时或之后用于核袭击预警、指挥控制，及报复发射的系统虽然相对单薄，却已足够。并且，在冷战时代，用于军事网空破坏的工具还很原始，远不及现在的水平。而且那个时候，国家及其武装部队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对信息系统提供真实信息的依赖也远不如现在那么紧密。如此，美国、俄罗斯、可能还有其它国家武装力量如果缩减到“最低威慑”规模，在以网空攻击先行、动能打击随后、或两者并举的战争形势下，国家的核能力可能失去灵活性及生存韧弹性。

攻防信息战以及其它网空相关的活动，显然是美军领导人和美国及盟国国家安全机构中其它人非常关心的问题。俄罗斯也明确表示了对相关网空问题的担忧。普京总统在2013年7月初敦促俄罗斯安全会议加强国家安全防御网空攻击。俄罗斯安全专家弗拉基米尔·巴丘科（Vladimir Batyuk）在高度评价2013年6月美俄两国关于保护、控制、审计核材料的协定（继承最近过期的纳恩-卢格减少核风险协议）的同时，也警告说，普京和奥巴马总统对网空安全合作的承诺甚至更为重要：“核武器是二十世纪的遗产。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是网空安全。”另一方面，网空军备控制不易推行，即使双方在这类敏感问题上达成了政治互信，仍有可能碰到严峻的安全和技术问题，尤其是，网空军控谈判代表们如何才能证明本国能充分控制黑客活动和保持透明。

网空领域还贯穿和影响着陆海空天这四个地缘战略领域的作战。但与这四个领域相比，网空无历史可作借鉴，因而更难探究。有作者指出：网空领域“建设时间短，故而对其的研究远不及对其他作战领域那样透彻。”这种状态对网 / 核交汇意味着什么，目前尚不清楚。以下表1根据专家们的看法，归纳了核威慑和网空战的一些主要区分属性；但是，这里列出的核 / 网之间的差别与上述的认知——即网空与核领域在实际运作中的互动不可避免——并不矛盾。正如美国空军研究所两位研究员雅纳科乔戈斯博士和洛瑟博士（Panayotis A. Yannakogeorgos and Adam B. Lowther）所言：“当空军飞向未来时，兵力结构——因而还有兵力发展计划——必须改变，将更加重视有人机和无人机、太空及网空力量投送能力的一体化。”

网空攻击和信息战：重要性有多大？

国防部和政府其它机构，还有军事和信息技术专家们都预期：未来的国家间冲突将包括网空攻击和信息战。但是“网空战”这个术语也许会产生误导，因为对计算机和网络的攻击只是达到瘫痪敌人关键基础设施目的的一种手段。乔尔·布伦纳（Joel Brenner）如此说：

美国海军耗费了50亿多美元开发了一种静音电气传动系统，使潜艇和舰船能悄然航行而难被发现，中国间谍偷了去。海军又花了几十亿美元为其顶级“神盾”巡洋舰开发了新雷达，中国间谍又偷了去。中国和俄罗斯的电子情报部门对我们无孔不入——利用我们漏洞百出的网络和对安全的漠不关心偷窃了我们价值几十亿的军事和商业机密。我们的某些同盟国，如法国和以色列，也试图这样做过。

国防部称之为信息和基础设施作战的活动目的，不是大规模杀伤（尽管有可能发生破坏性次级效应），而是大规模和 / 或精确“破坏”。按照罗伯特·米勒、丹尼尔·库尔和欧文·莱褚（Robert A.Miller, Daniel T. Kuehl and Irving Lachow）三人的说法，信息和基础设施作战的目的是“破坏、扰乱、削弱士气、分散精力、最终削弱另一方的能力”。这个概念可启发我们对基于常规或核报复可信威胁的威慑使命进行思考。但我们务必记住：核武器具有其独特和迅速致命的性质，因而产生了一套打核战争的独特规则，即使这种战争迄今继续留在战略逻辑推理的界限之内。正如科林·格雷（Colin Gray）警告说：

首先，网空力量的破坏效果限制在网空之内，极少有例外。这并不是要低估网空攻击可能造成的问题，而是要坚决断言：网空可能造成的那种破坏和扰乱无法与核武器肯定会造成的直接而更持久的伤害相提并论。

值得强调的是：网空战或主要在网空实施的威慑所针对的重心主要是在认知方面。要使网空战（或网空威慑）引起战略家的重大关注，就必须也找到其有价值的应用，即能否有助于解决分析家和作战将士面临的战略性及战术性问题。在这点上，网空战或网空威慑理论引发了与核威慑理论曾经引起的同样担忧。在这两种情况下，理论家都可能走调，高谈阔论地提出优雅的理论概念结构，却不在乎这些理论究竟有无任何可见的实用性。我们必须要警惕施里芬计划（译注：Schlieffen Plan——一战前德国一项对东西两条战线开战的战略计划，意图利用速度差，在西线快速击溃法国，然后东移，在俄国未完成集结的情况下再打败俄国，但最终失算）在核领域或网空领域的翻版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歧途。

导弹防御：是预示还是问题？

技术不确定性

核威慑与网空相交互动的部分主要涉及到导弹防御。导弹防御，如果可以成功的话，是向攻击方展示两种威慑，一是有能力实施令攻击方难以承受的报复，二是有能力阻止攻击方实现其攻击目的，且后一种威慑加固前一种威慑。如今，导弹防御在技术上和政治上仍有争议。俄罗斯对美国和北约实施的欧洲分阶段调适反导计划的反对，至今坚定不移，甚至传闻的国防部秘密研究报告也质疑建议的欧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组成部分的技术熟练程度。美国国家科学院在一份关于导弹防御技术的研究中，对奥巴马政府和美国导弹防御局一些关于某些任务的优先排序和弹道导弹防御技术提出疑问。也有一些权威科学专家批驳上述研究，认为其中包含了“众多的错误假设、分析性疏忽和自相矛盾，”从而导致“报告中许多最重要研究结果和建议完全错误，”由此严重削弱了其科学可信度。与冷战高峰时期把重心放在两极对抗和物理竞赛的背景相比，未来导弹防御的发展和部署面临的技术挑战，会更多地涉及到软件工程设计中针对多重突发事件和众多参与者的“无常复杂性”。总之，学术和政策界将就导弹防御建设的可行性和可取性继续争论，伴随争论的，则是自里根政府“战略防御倡议”启动以来研究与发展资金继续朝这个方向流动的惯性引力。

政治陷阱

如果说美国和北约的欧洲导弹防御计划与美俄两国削减战略核武器谈判进展之间的关联还算不上是一种绑架关系的话，至少也是一种问题重重的关联。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并不妨碍美国部署未来的导弹防御，尽管俄罗斯在谈判过程中努力限制美国在这方面的自由。不过，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及其前任和继任者普京都明确表示：俄罗斯的地缘战略观是把美国和北约的导弹防御与在其它武器控制问题上的合作挂钩。同时，美国和北约自2011年开始了欧洲分阶段调适反导计划四阶段部署的第一阶段。2013年3月，美国防部长哈格尔宣布修改此计划的原始方案，放弃原定2022年之前在波兰部署 SM-3IIB 拦截导弹的计划。然而，这一步没能说服俄罗斯怀疑者相信美国和北约声称其区域及全球导弹防御并不针对俄罗斯的说辞。俄罗斯官员屡次要求美国和北约作出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保证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不会成为该系统的打击目标或受其影响。以下表2总结了截至2013年秋欧洲分阶段调适反导计划建设的状况。

在写本文之际，美俄之间或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在欧洲导弹防御方面能否谈妥仍充满变数，但美国与欧洲盟国及欧洲以外的伙伴在区域导弹防御方面的合作前景态势良好。导弹防御的潜在“牛市”可能出现在亚洲，刺激原因包括来自中日之间的对抗，北朝鲜的威胁及导弹试验，印巴之间的威慑挑战等。从军事现代化（包括常规与核武器）以及未来战争的角度看，与动荡的亚洲相比，欧洲是一个相对和平的安全社区。如果威慑失败，导弹防御也许会吸引亚洲国家，因为它可以阻止敌人实现攻击目的而加固自身的威慑，也可以限制对方攻击的毁伤程度。美国一些盟国和伙伴的导弹防御也有可能加强基于美国核保护伞的美国安全保证，并因此减少这些国家发展本国核武库的积极性。

军备裁减：分析

兵力交战模型

2010年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规定适量减少部署的战略武器和发射装置，该协议建立在早前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和俄罗斯之间达成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基础之上。奥巴马总统在其2013年6月19日的柏林讲话中表明了美国有意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俄罗斯和美国部署的洲际武器数量再削减约三分之一。

美国和俄罗斯能够安全地迈开这一步吗?即能否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规定的1550枚最大限额裁减到大约 1000 枚作战部署在洲际导弹和战略轰炸机上的核弹头，而同时继续保持威慑和军备控制的稳定性?下面的分析使用归纳数字来质疑这个问题。模型中对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更低限额兵力结构的预测是根据各方专家的评估，模型进一步测试了双方核交战的结果。

图1和2总结了美/俄战略核交战的结果，其假设按照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限额，即每个国家在洲际发射装置上作战部署1550枚或1000枚核弹头。图1显示每个国家在1550枚武器部署限额之下，可以生存并用于二次打击和报复的弹头数量。图2表现1000件部署武器限额下的类似数据。在图3和图4中，我们分别把反导和防空（结合起来）能力引入每个国家的等式中，从而得出四个防御阶段拦截二次打击报复武器的表现范围及其变化：对于二次打击报复弹头，第一阶段成功拦截至少20%；第二阶段至少40%；第三阶段至少60%；第四阶段至少80%。

结果和影响

以上各图似乎表明：每个国家拥有的生存报复武器的数量，足可达到二次打击造成“无法承受的损失”这个按传统的美国政治和军事标准界定的标杆。然而，传统威慑模型赖以为基础的逻辑性或合理性原本属于假设，而这种假设可能误导。基斯·佩恩（Keith B. Payne）在为一种更经验主义的威慑法辩护时指出：

我们企图熟悉外国领导人的决策思维方式和变化，并企图在知情基础上建立威慑结构来胁迫他们就范，这项努力绝非易事。并且，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使我们付出了大量努力来获取有关对手决策所依据的种种因素的情报，也不能排除对手基于各种我们并不熟悉或全然费解的动机、目的或价值观而不按常理出牌，做出种种无法预测的行为。

例如有些专家已经提出：提高投送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精确度，也许会导致美国和俄罗斯之外的其他一些国家，包括拥核国家，重视建设反击军事力量的战略。另一些研究人员则警告说：即使发生了规模上完全达不到美俄核大战的小型核战争，例如未来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核冲突，也能对双方造成史无前例的、社会上无法收拾的后果（此外还有对该区域其它各方的不确定的附带后果。）

如此，包括网空武器在内的非核武器对潜在攻击者的吸引力，部分源自对这些武器的推定能力，即“精算欺骗”和“精确杀伤”相结合的能力。对于这一点，俄罗斯副总理罗戈津警告说：信息武器正成为打击敌人政治、军事和工业中心的第一波攻击武器。他并声称：五角大楼的计算机推演表明，由大约3000-4000枚精确制导武器发起的攻击能摧毁俄罗斯多达80-90%的核潜力。当然，美国对俄罗斯的这种规模的攻击和俄罗斯可能做出的反应，将破坏欧洲和欧亚中部大部分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生存能力，更不必说对这两国领土分别造成的破坏。威慑失败仍然是一条要全力避开的死胡同；所谓相对优势只是一个残忍的骗局。

对奥巴马政府的另一个挑战，是其追求的目标之间可能发生冲突：即一方面想实现全球无核化并减少核武器在美国军事战略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鼓吹提升自身先进常规武器，包括导弹防御和用于全球精确打击的进攻性武器。比如，中国据称奉行最低威慑，其部署的战略武器在数量上是假定能相对于美国确保最小程度的二次打击能力，但如果美国加强了导弹防御和/或全球精确打击武器，中国的假定最低二次打击态势就会感到威胁。再者，如前所述，俄罗斯也警告说，名义上针对伊朗的美国导弹防御最终可能对俄罗斯的战略核威慑构成威胁。

结语

核武器如今成为后冷战时代的怪物，因为它们已经游离在美苏全球对抗竞争的初衷之外。这些武器，以其瞬间大规模杀伤并引发长期致命效果的独特能力，仍然令人敬畏。然而，制定国家战略和开展核威慑、武控和裁军政策分析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并且将继续出现更大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在技术领域，但是其影响超出技术本身。进攻性打击平台的多样化、反导和防空能力的改进，以及网空重要性的不断提升，包括进攻性和防御性信息战的重要性等，交织汇聚，可能促成思维模式的转变，引发对先进国家之间大型战争的重新思考。以上讨论最多也只是涉及了这种建构性变化的表面。

核/网时代的一个悖论是：核大国拥有互相威慑对方的强大能力，于是无来由地沾沾自喜，而忽视下一层级的地区性核威慑，尤其是中东、南亚、东亚地区的拥核国或有志拥核国之间。欧洲以外的多极拥核国体系正产生潜在不稳定性，它将挑战当前威慑观所依据的推理逻辑以及防扩散体系的持久性。美国和盟军制定核危机应对计划时，将不得不考虑以往战争推演中没有描述过的但可能出现的设想情景，包括无法确定某些国家究竟是否已经动“核”。由于这些原因，本文提供的二维分析，即对美俄两国的核互动分析，不可避免且必然地搭接到也是这种互动之一部分的新兴的多极拥核国体系。不过，现在美国和俄罗斯已经不同于冷战中的美国和苏联，现在的这两个国家有激励因素也有机会来追求多层次的系统危机管理和共同的防扩散目标，而不必自缚于臆想的敌对意识形态。该系统“预设”为鼓励各相关地区更积极参与禁核努力，以及（希望如此）多边武器削减，其成就将超越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所有后续协议所取得的成果。

进攻性核力量裁减和导弹防御（无论有或无网空参与）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导弹防御技术和上世纪相比已然更加先进。然而专家的研究表明：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只对地区性敌对国家的小型攻击更加有效，作为战略对抗手段来应对大规模远程导弹攻击则远谈不上有效。北约和俄罗斯在导弹防御方面有安全合作的空间，以共同对付可能由中东或其它核国家构成的威胁。但是，核武器在中东的传播或在亚洲的进一步扩散，其影响不可能仅仅靠导弹防御或者甚至只靠军事反应来排除。灵巧外交和有限区域导弹防御并用，也许能争取一些时间，以利推动防扩散和反扩散努力的更宏大目标，并收到成效。

作者简介

斯蒂芬·森巴拉博士（Dr. Stephen J. Cimbala），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文学士，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文科硕士、哲学博士，现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Brandywine 校区政治学杰出教授，在美国国家安全、核武器控制及其它领域著述颇丰。他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获奖教师，最新出版著作有《应对不确定性的武器：美国与俄国安全政策中的核武器》（Ashgate，2013 年）及与Sam C. Sarkesian 和 John Allen Williams 合著的《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制定者，过程与政治》（Lynne Rienner，2013 年）。

（转自《空天力量杂志》2014年秋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