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域 | 两湖文学，于现代书写地域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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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无处不在地闪烁着地域性的光辉。两湖现代文学也应该被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是地域传统文化的现代呈现。

原文 ：《两湖文学：地域文化的现代书写》

作者 |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刘保昌

图片 | 网络

作为整体感觉文化区的两湖文学

两湖文学宜于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西部为“武陵”文学，中部为平原水乡文学，东部为山地文学，书写武汉、长沙的都市文学从地理位置上看隶属于两湖东部地域。视两湖文学为一体的根本原因在于两湖属于同一个感觉文化区。

两湖地域在先秦时代曾经属于同一个形式文化区，即楚国文化区，有以郢都为中心的文化核心区；在历史上曾经长期隶属于同一个行政区划范围，属于同一个功能文化区。从两湖自然地理、史籍方志、文学文本和民众认同等层面看，两湖地域更是一个作为整体存在的“感觉文化区”，其整体“共名”即为“楚”。

两湖四周环山，长江、汉江、清江、湘江、资江、沅江、澧水等江河纵横，“茫茫九派流中国”，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号为“九州粮仓”，共享“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形成整体感觉文化区的地理基础；两湖地域东周时代同属楚国，到秦代分属黔中郡、长沙郡和南郡，两汉同属荆州，唐代分属淮南、山南及江南道，宋代分属荆湖南路和荆湖北路，元代大部属湖广行省，明代同属湖广布政使司，清代同在湖广总督治下，辛亥武昌首义、湖南首应，其后共同经历新文化运动、北伐、抗战、湘鄂赣苏维埃政府等，形成整体感觉文化区的共同政区基础；两湖地域还具有相似的人文环境，官员、学者、作家、艺术家等彼此往来频繁密切，由此形成相似的文化禀赋和传统文化背景。

既然两湖文化难分此畛彼域，那么两湖现代文学也应该被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是地域文化发展的新阶段，是地域传统文化的现代呈现，既是对传统的继承，也是对传统的开拓；地域书写是两湖现代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地域文化促进了两湖现代作家创作理念、表现形态和艺术精神的形成，推动了传统文学的现代性转换，塑造了两湖现代作家的艺术个性；两湖文化传统中上下求索九死未悔与冷眼观世逍遥自适的精神张力性结构在两湖现代文学中也有呈现，并对现代文学观念、现代文学精神和现代文学审美品格的形成具有特别的意义与价值；两湖现代文学不是西方现代性的横向移植，而是根植于地域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两湖作家继承、改造了地域文化的审美特征和精神传统，建构了新的文学表现场域、美学形态、艺术精神和意义空间。

两湖地域文化的三种形态

从文化有效性的角度看，两湖地域文化主要呈现三种形态，即楚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和经世致用文化。这三种文化形态对两湖现代地域文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对应于三个文化板块，即两湖西部、中部和东部。在两湖现代文学作品中，两湖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等被浓墨重彩地反复书写，不断推陈出新，寄托着地域内人们再现辉煌的理想和希望。尤其是对楚庄王、伍子胥、张居正、杨涟、曾国藩、武陵王、陈连升等历史人物的书写，更是赢得了读者的热烈追捧和广泛认同。

两湖西部地域书写主要包括现代文学对土家族、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居住地域的历史与现实的书写。我们提出“武陵书写”这一概念来概括两湖西部地域书写，湘南民族居住区的地域文化书写也被包括在其中。参照现行行政区划来看，武陵地域大致包括永州、邵阳、怀化、湘西、张家界、恩施、十堰、宜昌等地。武陵书写指称描写两湖西部地域生活的边地文学。其中，沈从文及其影响下的黄永玉、古华、孙健忠、蔡测海、李传锋、叶梅、彭学明、陈应松、王月圣、田耳等人的创作值得格外关注。

两湖中部地域书写主要指现代作家对两湖中部地域的文学呈现，按照现行行政区划来看，大致包括衡阳、娄底、湘潭、益阳、常德、荆州、荆门、襄樊、随州、孝感等地。其中，黎锦明书写湘潭的小说“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叶紫书写其在益阳“经历过”的悲愤，周立波描写益阳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是一曲清新的田园“新型牧歌”，晓苏的“油菜坡”燃烧着温暖的人性火光，等等。这些创作构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令人注目的两湖中部地域书写。

两湖东部地域书写主要指现代作家对两湖东部地域的文学呈现，按照现行行政区划来看，大致包括郴州、株洲、岳阳、咸宁、黄石、鄂州、黄冈、武汉、长沙等地。其中，彭家煌的小说带有鲜明的洞庭湖区“地方色彩”，彭见明的平江书写是一曲田园牧歌与浪漫传奇的合唱，韩少功反复书写的汨罗就是他的“文学的根”，废名以诗人之笔书写故乡黄梅，刘醒龙在小说中不断申发黄冈地域的小镇经验，田禾歌颂大冶乡村，王榨成为林白实现创作新突破的“文学道场”，等等，各有千秋，凸显出两湖东部地域书写的独特文学史价值与阳刚美学风范。

不同的书写境界

两湖现代作家在地域文化书写方面，事实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形态，或者可以称为三种不同的书写境界。

第一种是比较浅层次的机械拼贴式写作，即在文本中根据情节的需要，描写地域风情风俗、山歌俚曲、民间传说、方言歇后语等。这些拼贴的材料往往来源于史籍、地方志、民歌搜集本、方言整理记录等，创作主体与描写对象之间并没有情感的、经验的交流，艺术效果因此显得空洞、无力。地域文化书写对此类写作来说，不仅无法为创作增添光彩，反而成为叙事或者情节上的累赘，可称为一种失败的地域文化书写的操作方式。

第二种是以创作主体高扬的浪漫主义精神穿透地域文化书写对象，自由出入于各种不同的地域文化资源之间，主体性意识十分强烈，在表现形式上与楚地巫骚文化传统十分贴近，往往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取得撼人心魄之效。其缺失则在于损伤了地域文化面貌的历史与现实的真实性，这种较为“任性”的地域文化书写方式显然还没有达到最高境界。

第三种是以地域文化的现实形态作为根据，在精神层面沟通古今文化的流变，不变形，不夸张，不拼贴，文本内在地贯注地域文化的传统精神，修辞立其诚，以不露声色的文字呈现臻于地域文化书写的化境，体现出“现实主义”文学的真正魅力，此类创作代表了两湖现代文学中地域文化书写的最高峰。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地域文化视野中的两湖现代文学研究”（项目编号为14BZW112）的成果之一]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08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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