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域 | 从“为成年”到“儿童本位”，儿童观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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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我国近现代儿童观的变迁轨迹，儿童观的转变思路经历了五个阶段，即从边缘的“为成年”的“成年准备”观，向“为革命”的“儿童发现”观转变，向“为启蒙”的“儿童觉醒”观转变，向“为国家”与“为现实”的“社会本位”观转变，再向“为审美”与“为人生”的“儿童本位”观转变。

原文 ：《内忧外患的家国命运影响儿童的“发现”》

作者 | 上海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王海峰

图片 | 网络

儿童观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与相对性的概念，即在“既定时代背景下国家、社会或家庭对于儿童的基本认知、看法和态度，以及有关儿童的理念”。儿童观不是零散的观念，而是一个观念集合。在中国近现代社会，主流的儿童观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和功能性，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内忧外患的家国命运转变对儿童的“发现”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从为成年做准备到重塑“儿童精神”

在我国古代，虽然儿童观已经散落呈现在一些思想家的著作中，例如明代李贽的“童心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这里的“童心说”与“自然说”一脉相承，都突出“本真”，但并非将儿童作为崇拜和歌咏的对象，也没有完全将儿童作为受众的意识。

梁启超1900年发表在《清议报》上的《少年中国说》是颇有影响力的关于“儿童观”的檄文。虽然彼时所谓的“少年”也属于儿童，但是在梁启超的观念里，少年更具有使命、担当与责任感，俨然成为了成年的准备阶段。梁启超曾在《饮冰室诗话》论及儿童诗歌、儿童戏剧和儿童音乐的创作，他提出了“改良幼学”、妇女对塑造童年和保护儿童有重要作用、培养幼童廉耻观等儿童观念。同梁启超一样，近现代有很多人一方面认为儿童是成年的准备，另一方面认为儿童需要有自己的出版物。从后者而言，亦即儿童成为了“特殊受众”。将儿童作为特殊受众是儿童观念的发展，虽然这种“发展”是基于成年准备与爱国教育的目的。这是梁启超启蒙思想中“新民德”与“开民智”的具体体现。

在甲午战败、戊戌政改流产之后，梁启超、黄遵宪、李叔同、曾志忞等人在儿童读物、儿童音乐等领域作了很多探索和尝试，而总体的儿童观发展脉络可以概括为从改良与改革国民精神具化为改良与重塑“儿童精神”。而儿童的精神世界再造则需要从具有故事情节吸引力的儿童小说、具有吟诵与审美功用的儿童诗歌、具有“涵养德性、发扬精神”作用的儿童音乐入手。在此时期，倡导儿童应有属于自己的出版物的声音还有很多。例如1902年黄海锋郎发表在《杭州白话报》上的《儿童教育》一文，倡导要在适合儿童阅读的出版物中陶铸“儿童活泼的天籁”。从儿童受众的角度而言，这种儿童阅读观念是一个进步，主要表现为提倡（教育功用的）出版物与儿童受众之间基于趣味性的主动与被动接受（阅读）问题。

近代童书出版的主要问题

我国近代以前的儿童阅读是从《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五经开始的，儿童想象、儿童趣味并没有在这些为成年而准备的“童书”中得见。从童书出版的内容上看，儿童是否理解出版内容，出版内容是否贴近儿童生活，出版内容是否具有趣味性和想象力等问题，都是近代童书出版的主要问题。

而涉及童书出版的形式、语言、定位、情感、装帧、插图、篇幅、营销、售价等问题的论述，较为完备者当属1908年徐念慈发表在《小说林》上的理论文章《余之小说观》：

今之学生，鲜有能看小说者（指高等小学以下言）。而所出小说，实亦无一足供学生之观览。余谓今后著译家所当留意，宜专出一种小说，足备学生之观摩。其形式，则华而近朴，冠以木刻套印之花面，面积较寻常者稍小。其体裁，则若笔记，或短篇小说，或记一事，或兼数事。其文字，则用浅近之官话；倘有难字，则加音释；偶有艰语，则加意释；全体不逾万字，辅之以木刻之图画。其旨趣，则取积极的，毋取消极的，以足鼓舞儿童之兴趣，启发儿童之智识，培养儿童之德性为主。其价值，则极廉，数不逾角。如是则足辅教育之不及，而学校中购之，平时可为讲谈用，大考可为奖赏用。想明于教育原理，而执学校之教鞭者，必乐有此小说，而赞成其此举。试合数省学校折半计之，销行之数，必将倍于今也。

徐念慈的论述为近现代童书出版描绘了一个较为详尽的模样。他将儿童出版物的接受问题深入化和具体化，同时也将儿童出版物的属性问题作了较好的界定，即认为儿童出版物既是特定受众群体的精神文化作品，也是特定文化传播与接受者的商业产品和教育工具。

“儿童观”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及至商务印书馆印行具有中国现代意识的国文小学教科书，文学研究会发起“儿童文学运动”，“儿童观”发生了较为重大的转变。从训教到启蒙，从为革命到为人生，“儿童观”自始至终与国家存亡同呼吸共命运。而儿童观的代表性转变则主要以儿童文学出版为载体。周博文认为“儿童的发现与人的发现一样，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建制的重要构成。……在想象人、呼唤人、塑造人的文学创作上，儿童文学也回应着历史主潮与时代话语。”梁启超、鲁迅、郭沫若、瞿秋白等人都曾自觉地从人的“进化论”角度认为，对人的改造应从对儿童的教育入手。傅宁对1874年至1949年中国儿童报刊史进行了梳理，认为中国近代儿童报刊是向儿童灌输成人观念的途径。蔡洁引述Ann Anagnost《中国儿童与国家超越性》一文的观点，认为“在民国救亡图存和现代民族国家的语境下，关于中国儿童教育的论述是与民族主义论述结合在一起的，且往往成为各种企图超越‘被殖民’困境的欲望投射点”。

而从童书出版视角看，这种唤醒民众的心声、摆脱困境的欲望和企图超越的希冀都是政治、教育、文化等多个层面的语境或话语权在传播和出版上的投射。

将儿童作为特殊受众的现代意识

纵观我国近现代儿童观的变迁轨迹，儿童观的转变思路经历了五个阶段，即从边缘的“为成年”的“成年准备”观，向“为革命”的“儿童发现”观转变，向“为启蒙”的“儿童觉醒”观转变，向“为国家”与“为现实”的“社会本位”观转变，再向“为审美”与“为人生”的“儿童本位”观转变。

虽然目前对儿童本位观的研究还没有定论，但儿童本位观无疑是近现代儿童观发展的高级阶段，同时也承载着将儿童作为特殊受众的现代受众意识。1912年，周作人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7期发表《童话略论》和《儿童研究》文章，涉及中西童话及童话审美问题。杜威来华倡导“儿童中心主义”，为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等人倡导的儿童本位观奠定基础。及至鲁迅在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和周作人在文章《儿童的书》（周作人在1920年发表于《新青年》的文章《儿童的文学》也表达了儿童本位的观念）中分别明确提及“幼者本位”和“儿童本位”的观念。“儿童本位”观念在五四时期蔚然成风。

1909年孙毓修在商务印书馆主持童书出版，主编《童话》丛书。他在《童话》丛书序言中提出儿童阅读心理问题，并由高梦旦带回家中做儿童受众反馈实验：其“每成一编，辄质诸长乐高子，高子持归，召诸儿而语之，诸儿听之皆乐，则复使之自读之。其事之不为儿童所喜，或句调之晦涩者，则更改之”。从儿童受众角度对图书内容进行检验与编辑加工，是此一时期颇具代表性的儿童本位观与受众意识。纵观对中国近现代儿童观的研究，整体研究和概念研究日增，但对其发展流脉和童书出版中的具体现象研究还显单薄。

[本文为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8WXC246）、黑龙江省属高校科研业务创新团队（KYYWF10236180308）、绥化学院科研创新团队（2020130401）阶段性成果]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16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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