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 | 加速转型，数字普惠金融步入新的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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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收官之年，需要我们对过去五年的总结和未来五年的展望都有所思考。这次疫情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很多传统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不得不进入重构的过程，标志着数字普惠金融将步入一个新的战略发展期。

原文 ：《数字普惠金融将步入新的发展期》

作者 | 中国人民大学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 贝多广

图片 | 网络

金融能力亟需进一步提升

银行的数字化转型遇到很大困难，大银行普遍没有问题，像建行、工行、农行在数字化的建设方面都非常有实力，人才多、资金实力也非常强。对于中小型银行，特别是小型银行而言是一个巨大挑战。比如，如果农商行还是坚持以县级法人作为主要架构的话，这些银行未来到底怎样去面对数字化时代？无论如何，大家的意识开始加强了，探索了很多新的方式。例如，以助贷、联合贷款的形式开展业务，甚至整个银行贷款的流程被不断地切分出来，由一些专业机构分环节地执行整个链条。未来五年，数字化转型、业务流程重构是传统银行需要面对的一个比较实在的挑战。

政府通过疫情更加深刻认识到数字普惠金融的价值。中国之所以能够非常快地从疫情当中恢复起来，从经济层面讲，数字普惠金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很多数据可以反映，疫情期间通过线上即可完成的外卖、零售、教育，以及配套的物流等都是中国较为独特的优势。因此，疫后政府应该会进一步加强数字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5G、云端设施，以及通过身份信息、税务记录和行为数据所构建的征信体系等。

疫情会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普惠金融不仅仅是单纯的“融资难、融资贵”，还需要进一步重视金融能力的问题。不要仅仅认识到普惠金融只能用来解决融资的问题，普惠金融本质上是提升被排斥人群的金融能力的问题。银保监会、人民银行等部门的领导都曾写文章反复强调“提升”金融能力是未来的一个重点。国际上讨论比较多的是弱势群体作为服务对象的金融能力问题。在中国特定的国情背景下，各类金融机构和各级监管部门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金融能力问题，有需要提升的空间。比如，有些地方官员对金融问题缺乏了解，更遑论普惠金融。

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证券化

“十四五”期间普惠金融在中国可能会呈现出几个发展趋势。未来数字技术和传统金融将进一步融合，这可能是一个战略性的方向。也就是说，传统的机构一方面受到了挑战，但也有难以取代的一些优势，比如农村的金融服务点，这些服务点仍在发挥作用。这些最基层的金融服务网点是用了很高的成本，非常不易地建立起来一个庞大的体系。这个体系将来怎么跟数字化的手段紧密配合，将是一个国家工程，也是很值得去探讨的问题。

总体来说，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相结合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且可能在五年内会产生出新的业态。这个过程将会带动数字支付变得更加成熟，数字信贷变得更加普及，还会进一步延伸到数字理财、数字金融下乡等方面。用数字手段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今后的五年当中会有比较重大的突破。

只有把消费者权益保护放到非常高的位置，普惠金融才能按照国家的高质量要求来发展。换言之，就是说国家一边要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同时也要解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问题。因为普惠金融服务的人群和企业普遍处于弱势的状态，他们被服务的过程可能就是再一次受到挤压的过程。在推动普惠金融的过程中必须把发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并举，一起往前推进。包括过去几年在互联网金融发展当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如个人信息隐私的保护等问题的解决，都是跟这方面的工作没有进一步加强有很大的关系。在未来的五年当中，应该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监管体系理顺，统筹管理。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说，无论是银行产品、证券产品还是保险产品，需要面对的都是金融机构，从道理来说不应该是分兵把守。从国际经验来看，我们看成熟市场当中大都由消费者金融局这样的机构统一监管。

要从现在关注的融资信贷的问题跳出来，一定要看到所谓普惠金融是指整个金融，不是光指以前说的小额信贷或者现在说的银行信贷，而应该包括保险、信托、理财、资本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要在未来的高质量发展的普惠金融中发挥作用。普惠金融形成的大量资产都是分散的小额资产，最后一定要通过资本市场去进行证券化，只有这样，普惠金融才能走上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提出来要促使普惠金融形成一个生态体系，大中小银行应该各司其职，不同业态的金融机构应该发挥它们互补的功能，用差异化的、互补的业务覆盖所有的群体。普惠金融应形成覆盖各种产业、覆盖各种地区、各种人群的生态体系，这是我们憧憬的目标。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27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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