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人类纪”来临，全球如何规划发展新路径？ | 社会科学报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创立了“人类发展指数”（HDI），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三项变量得出综合指标，用以衡量各成员国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发布在《人类发展报告》中，30年过去了，如今全球发展出现了极大变化。

2020年年底，他们特别推出了《人类发展报告》30周年纪念版《下一个前沿：人类发展与“人类纪”》（The Next Frontier：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Anthropocene）。报告新增了“地球压力因素调整后的人类发展指数”(PHDI)，将各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物质足迹”组成的“调整因子”纳入了衡量标准。报告指出，人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地质纪元——“人类纪”，因此，要重新规划人类发展的路径，以自然为基础实现可持续发展。

原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人类发展报告》30周年纪念版——规划“人类纪”全球新发展路径

编译 | 李彦文

图片 | 网络

重新审视人类进步的维度

今天，人类生活正对地球造成史无前例的影响，其影响范围、规模和速度都达到了空前水平，严重威胁了整个星球的生存。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正是这种风险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表现，它植根于人与地球之间不平衡的相互作用。事实上，疾病从野生生物传播到人类的现象不断增加，已经反映了人类活动对地球造成的压力超过了其承载力。除非人类改变与地球互动的方式，否则可能会在新的时代面临严重的生存威胁。

在人类进入到一个新的地质纪元——“人类纪”之际，人类生存的最主要威胁来自人类自身。新的《人类发展报告》对“人类发展指数”进行了调整，增加了温室气体排放和物质足迹指标。2020年，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根据不同维度发布了一系列综合指数，包括人类发展指数（HDI）、不平等调整后的人类发展指数（IHDI）、性别发展指数（GDI）、性别不平等指数（GII）、多维贫困指数（MPI）、“1990-2019人类发展指数趋势”，以及“地球压力因素调整后的人类发展指数”（PHDI）。

地球压力调整后的人类发展指数提供了在降低排放和资源消耗的情况下取得高品质人类发展指数的可能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巴巴多斯和东加勒比地区代表乌戈·布兰科（Ugo Blanco）认为，这种创新方法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特别有意义。由于发展指数的调整，有50多个国家退出了2020年人类高度发展组别，反映出这些国家对化石燃料和材料的依赖，但加勒比地区一些国家的排名提升了，表明通过努力减轻对地球的压力是可能的。

该报告最新统计结果为2019年的数据。2019年，按照“人类发展指数”（HDI）进行排名，排在前10位的分别是挪威、爱尔兰、瑞士、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冰岛、德国、瑞典、澳大利亚、荷兰、丹麦。中国排在第85位，比2018年提升2位。在加上地球压力因素调整后，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出现了一系列变化。原来的第一名挪威，调整后排名下降15位。爱尔兰升至第一位，瑞士保持第三不变，冰岛下降26位，德国下降1位，瑞典提升1位，澳大利亚下降72位跌至第80位，荷兰下降6位，丹麦提升5位。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由于缺乏物质足迹数据，没能产生地球压力因素调整后的人类发展指数。中国大陆地区下降了16位，成为第101位。英国提升10位至与瑞士并列第3，日本提升2位至第17位，美国下降45位跌至第62位。排名的变化反映了不同国家发展对自然造成压力的程度。

“人类纪”的发展困境与现实挑战

“人类维护的不是自然世界，而是人类自身。如果我们不采用合理的秩序安排周围世界，‘出局’的是人类本身。大自然的不安全、不稳定就是我们人类的危险和脆弱所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尖锐地指出，如今，气候变化对很多人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威胁，还冲击了生物多样化。经济发展往往带来大量污染和消费，如果不能改变这一模式，新冠肺炎危机可能不是全球面临的最后一次危机。在“人类纪”，人类面临的困境和现实挑战主要包括两大方面：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危机。“自工业革命以来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4000代人从生到死这样长的时间才能完全从大气中消除，但是各国的决策者们仍继续为使用化石能源提供各种补贴，延长了人类的碳习惯，就像滞留在经济大动脉中的毒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阿奇姆·施泰纳（Achim Steiner）指出，由于生态系统的碳循环是一个相对狭窄的范围，因此，二氧化碳浓度一直居高不下，而快速、大幅的排放只会进一步压垮生态系统。

此外，从1960年至2000年，合成肥料的使用增长了八倍，加上化石燃料的燃烧，对存在了25亿年的氮生物地球化学循环造成了极大干扰。这些不仅影响人类，也影响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人类30万年的进化是伴随着地球丰饶和多样性而发展的，物种的种类和绝对数量本来非常丰富，但如今由于人类直接和间接的行为，生物多样性遭到史无前例的破坏，四分之一的物种面临在几十年内全部灭绝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语言和文化是伴随生物多样性的发展而演变的，因此，物种的贫瘠也将造成文化和语言多样性的丧失。

发展与污染和消耗脱钩面临挑战。将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和资源消耗脱钩是改善生活水平和减轻地球压力的关键，关于在何种程度上是充分脱钩，以及怎样脱钩可行的争论为“人类纪”如何实现人类发展提供了探索领域。最近的模型演示表明，如果按照既定目标实施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方案，全球将在2050年以适度的过渡性增长和就业成本实现净零排放，到2100年全球净产出收益占GDP的13％，并带来收入转移补偿贫困人口的能源转换成本。在现有技术基础上实现效率提高不足以实现脱钩预期，现行标准和模型预测无法充分反映脱钩难度，仍需要缩减经济发展规模。这就需要发达国家减少生产和消费、发展中国家改变以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而这恰恰是现实情况中很难做到的。

探索人类发展的新路径

面对社会失衡和地球失衡的互相影响，审视生态恶化对人类和各种生命形式的威胁，需要重新设计人类发展旅程，考虑如何实现长期可持续性发展。这需要加强人类多方面能力建设，同时要站在人类历史和地球历史空前的高度去思考人类发展的新路径。

以跨学科合作探索新路径。在探索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没有明确的途径可以避免“人类纪”地球变化的危险和风险。跨学科环境政策和环境治理学者沙拉驰安德拉·里勒（Sharachchandra Lele）指出，我们需要超越“狭隘的问题框架：一种价值（为子孙后代提供支持）、一个问题（气候变化）、一个目标（减少碳排放）和一种解决方案（可再生能源）。”我们需要充分了解我们对地球施加的压力，以及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

为此，联合国发展署与国际科学理事会联合建立了对话平台，广泛征询关于人类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国际科学家理事会主席彼得·格鲁克曼（Peter Gluckman）等几十位科学家发表观点指出，“需要调整人类系统、地球系统、技术和基础设施系统这三大系统的互动关系”,而目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人类学和医学之间，科学与工程学科等跨学科合作还不充分”，“必须打破制度壁垒，协调公共和私营研究部门差异，加强对话。”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不仅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还相互嵌入。因此，如何在改善人类生活的同时减轻对生态的负担，最好的路径需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者们一起研究。

自然对人类的贡献分布不均，往往源于少数群体拥有不承担负面后果而收益的权力和能力。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在不平等现象基础上，加剧了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在机会、财富和权力方面的不平衡。巴黎经济学院世界不平等研究机构主任、高级经济学家卢卡斯·坎塞尔（Lucas Chancel）在报告中列举了一系列不平等数字，“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为146吨，该群体应对全球20%的排放负责。最富有的10%人产生了全球51%的排放，而世界上有50%的人口是最贫穷的群体，排放的二氧化碳只占全球9%。”加强追求平等的能力建设可以重新平衡这种不对称性。例如，实行累进税、通过预防性投资和保险保护沿海社区，可以更好地保护生活在世界海岸沿线8.4亿居民的生活。如果人们有权选择，就能释放更大的潜力去利用太阳能、扩大森林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储存碳。

加强政府对价值观和行动的引导。政府的激励措施和规制手段可以解释减轻地球压力和社会失衡的消费模式、生产和投资模式，以及人类的其他选择，具体包括金融资源的调动和重新配置、碳定价的科学规划、促进国际合作和多元化主体的集体行动等。来自全球调查的数据显示，来自59个低、中、高和非常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的全部受访者中，约78％的人认为保护环境非常重要。但实际上，只有47%的人采取了实质性行动，这就更加需要政府的主导作用，以推动社会组织和市民社会的参与度。疫情过后，各国政府势必要加大刺激经济复苏的投资。

探索“人类纪”发展的新路径，需要价值观基础和能力建设基础的增强。这意味着人类要了解生物圈如何支撑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许多事物。以自然为基础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建立人与地球的良性循环，本地化与全球化的良性互动，避免生物圈整体性的缺失，加强人类的能力建设，减少降低极端天气对贫穷国家的影响，保护森林、植被、珊瑚礁等生物多样性的耐受力，改善水源可获得性和水质，采用集体融资机制和其他金融支持，提高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将生物系统整体性纳入可持续发展的决策等20多项行动方案。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39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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