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 | 为什么接力棒传不下去了？

五四青年节

小镇青年多指出生在三四线城市及以下的县城、乡镇，在老家生活工作，或前往大城市及省会周边城市打拼的青年。这是一个有着庞大数量的群体，他们的教育、就业、信仰等值得社会更多关注。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本报推出特别策划，展现青年们用青春的眼睛和质朴的文字，对他们观察的一些片断做出的记录。

期待小镇青年们谱写出美丽的青春之歌。

原文 ：《为什么接力棒传不下去了》

作者 | 河南  任亮亮

图片 | 网络

春节前夕，村里发生了一件“大事”，管理庙宇的接力棒传递不下去了。事情发端于2017年春节期间，村里几位老人提议，让村里人集体重修一下村里的老庙。在时任小组长王力的主持下，成立了修庙经理委员会。委员会由村里四姓各出一名代表组成。一是负责向本家收缴均摊的花费；二是负责修庙的诸多事宜。同时也成立了财务管理委员会，由村主任和财务会计组成，也就是修庙经理委员会负责做事、进货，财务管理委员会负责收钱和支出。两个委员会的负责人多年积怨不和，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村民巧妙地利用这一存在的私人矛盾而起到监督的作用。因为修庙属于小组村民自发事务，不被村委和政府鼓励，所以，一应事务都是小组村民自行统筹完成的。修庙这件事始终没有形成文字性的制度和监督机制，这也间接说明了熟人社会乡土秩序本身完整的内生性能够随着被有效动员起来的农民再次活起来。

时隔五个月后，新修建的庙宇落成，当时村里请了戏班子庆祝了三天。为了方便庙宇的维护与管理，修庙经理委员会人员不变，名称变更为庙宇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依据本村的房屋建筑格局，四家一排，共同组织和完成该年度庙宇的相关事宜，负责清扫、整修等。每年春节前夕完成交接事宜。2019年和2020年各项事宜交接顺利，但是今年年初，接力棒却传不下去了。

村庄共同的话题越来越少了

轮流制的责任是按照房屋的主人来划分的，本应该负责2021年的4位房屋所有人都是村里的年轻人，其中两人28岁，已婚，另外两人分别为26岁、27岁，未婚，但是已经分家单过，所以各属于1户。这4人都以常年外出务工为生，其中有两人近三年回村待的时间不足10天。他们认为自己常年在外，当时修庙是出于家族的压力和叔伯的面子才承担了均摊的费用，自己并非真正信仰，也没有上庙进香的习惯，因此都推托说没有时间和精力负责管理庙宇。管委会多次劝说无果，经微信群投票决定剥夺四人及其子女今后上香的权利，并写入庙宇大事记。管委会依照轮流制规则予以顺延到下4户，不料其中也有2户是在外务工的年轻人，不愿意承接起这一任务。在管委会多次劝说之下，才勉强答应。

村里除了平日有零散的人员上庙祈福外，大多都是沿袭腊月二十三日（农历小年）或除夕夜凌晨上庙进香的习俗，在父辈人眼里上头香是无上的荣耀。笔者在腊月二十三日通过实地观察，发现当晚前来上香的多属于50岁以上的同村人，或独自前来，或带着还未成年的孩子一同进香。直到凌晨4点，20岁到35岁左右的年轻人只有7人前来（占村里年轻男性的五分之一左右）。进香完毕，多数村民都会跪在菩萨像前默默许愿，许愿内容多为保佑一年财源滚滚、家人平安。村民愿望也可见一斑，一是求发财，二是求平安。也有一些人希望保佑自己的儿女能够成家。

从庙里出来之后，很多人不会回家，这些人会在庙前点起火堆，聚拢在一起，抽着烟相互聊聊天。此时的聊天内容与平日聚谈聊的内容性质完全不同，更多是关于村庄的未来、村庄集体的事情，比如年轻人结婚难大家应该如何帮衬、年轻人不愿意参与公共事件该怎么教育这种公共议题。不过，近几年，外出务工的人越来越多，返乡过年的几天大家聚集在一起，并没有多少共同的话题。因为村里的事情都不熟悉，所以很少聊村庄的集体事件，有些人其实也不关心集体的未来。所以，常年外出务工的人更多是投入到麻将、扑克等娱乐性活动中以消遣。

“村里的年轻人确实不乐于进庙上香，也不愿意参与庙宇的管理，即便是以集体的或者家族的名义要求，也不能得到响应。这是近几年慢慢发生的。”管委会的人如是说。

承认并且顺从着现代生活的变革

笔者在与明确表明不进庙宇态度的年轻人交流中发现：一部分年轻人真的不信菩萨，认为是父辈的迷信说法；一部分年轻人曾经也虔诚地信过，但是自己的愿望比如赚钱、结婚都没有实现，就不愿意去了。当谈及不承担轮流管理的义务将被剥夺自己和子女的进庙权时，大家都普遍认为，目前村庄的年轻人，无论已婚的还是未婚的，没有人会真正在村里生活，如果将来无法在城市安家，也会租房住在城市。回到村里生活，至少要等过了三四十年老了之后，到那时村里是什么样？谁知道呢。

随后，笔者在与部分愿意进庙上香的年轻人访谈中得知：一部分人其实认为这是迷信行为，但是进庙上香作为一种传承下来的仪式应该遵从；一部分人只是为了让家中的长辈开心；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表示自己特别相信，认为冥冥之中确实有一种力量在保佑自己。这部分年轻人对村庄的未来还有一定的预期，也希望自己能够将村庄的各种传统延续下去。目前虽然多数时间都在外务工，但还是比较关注村中的事务，并且愿意积极参与进去。

在进一步的了解中，其实祖辈、父辈也并不都是虔诚的信仰者，更多的是因为庙宇文化是集体经济的产物，是一种集体文化的彰显。根据村中老人的记忆，庙宇和村庄将近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光他们这一代已经数次翻新了。在村庄集体的认知中，菩萨等同于村庄共同体，个人尊敬菩萨也就是服从于集体。这其实是将离俗的信仰和在俗的村庄共同体建设糅和了。

笔者的家乡没有宗族祠堂这样的建筑，故庙宇也兼具着缅怀祖宗即南方宗祠的功用。按照村里的惯例，除了清明、重阳、春节以及去世长辈的纪念日之外，一般情况下人们是不到家族墓地去祭拜的。不择时机的祭拜被认为是一种会带来厄运的行为。自从村里外出务工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没有时间赶回祭拜先祖，这一功能逐渐就由庙宇承载，人们在庙里祭拜菩萨之后也会朝着家族墓地的方向跪拜。所以庙宇也就兼具了祈福和祭祖等诸多功能。经了解，这是新世纪村里人开始外出务工后逐渐衍生出的一种新现象。

村里的长者无法理解倡行的网络祭祖，认为一直传承的孝、敬等优秀传统文化在年轻人身上消失了。究其本质，长辈担忧的其实是他们切身经历着的既有秩序和生活逻辑在逐渐消解，绝大部分年轻人都承认并且顺从着现代生活的变革，也在否定着乡土本身的文化。不进庙宇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的体现而已。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54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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