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刊 | 全球卫生治理，更应从基层社区开始

从历史上看，全球卫生和环境合作反映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措施的各种组合。5月31日，牛津大学布莱瓦尼克学院院长恩盖尔·伍兹（Ngaire Woods）和世界银行前首席卫生顾问奥克·潘嫩博格（Ok Pannenborg）在《评论汇编》刊文，呼吁形成以地方社区为基础的全球卫生治理模式。

原文 ：《评论汇编》：全球卫生治理应从基层开始

编译 | 钟丽丽

图片 | 网络

最近，世界卫生大会召开会议时，联合国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中包括新的全球大流行病条约、更健全和更独立的国际机构以及国际大流行病融资机制，旨在为应对未来的传染病爆发创建更强有力、可执行的全球规则。今年早些时候，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另一项审查强调了加强全球卫生治理的四种方式：采取集中办法，加强各国对突发卫生事件的准备；建立世界范围的通报系统，以确保对遵约情况进行强有力的监测；增强建设基因组测序基础设施等全球能力；加强包括世卫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国际机构之间的协调。

这些都是有价值的尝试和目标。但是，自上而下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全球卫生专家应该更加关注基层对抗疾病的成功案例。

上世纪70年代，由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默克公司首席执行官罗伊·瓦格洛斯和世卫组织总干事哈夫丹·马勒领导应对盘尾丝虫病或河盲症（一种寄生虫病，可致人失明）的斗争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动员近50万农村社区卫生工作者应对这一问题的自下而上的策略更为有效。1994—1995年的一项多国研究表明，当社区负责组织自己分发伊维菌素（治疗盘尾丝虫病的药物）时，覆盖率高于卫生系统提供药物时的覆盖率。卡特中心的另一份报告强调了亲属关系和地方网络在对付这种疾病中所起的作用。

自下而上的举措在应对这一流行病方面的重要性不仅限于发展中国家。英国政府在集中的国家测试和追踪服务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有证据表明，资金相对不足的地方计划却表现得更好，这促使政府重新考虑其做法。

自下而上的卫生治理策略可以弥补国际卫生条例未能在新冠疫情期间在国家层面准备、提供和协调足够资源的弊端。此外，对社区一级卫生监测能力的投资可能是应对这次和未来大流行病的关键。在这方面，正确的财政激励至关重要。非洲和亚洲的农村小农首先知道他们的鸡鸭何时生病，是否可能感染了可能引发人类大流行的禽流感病毒。但是，如果报告疾病爆发的农民面临着在没有得到足够补偿的情况下扑杀整个鸡群的前景，他们很可能不分享这一信息。

牛津大学的斯特凡·德尔康（Stefan Dercon）也指出，对社区卫生保健的覆盖面和质量进行投资以及加大对卫生工作者的保护对于确保基本医疗服务的延续至关重要。这些措施包括接种疫苗、提供药物、补充喂养、孕产妇保健、分发蚊帐和疟疾治疗。社区卫生工作者对于保护人口密集地区最脆弱人群以及跟踪和控制疾病也至关重要。

这种自下而上的治理方法需要政府的支持，包括为地方提供资金。另外，任何支持都需要以法律为基础才可持续，这样的法规可以保护组织不受削减预算拨款或资助其他项目的企图的损害。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1761期7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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