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 汲古阁的不朽传奇
毛晋及其汲古阁是明代中后期中国藏书文化的不朽传奇,不仅以数多量大的藏书著称于世,而且其刻校书籍之多之精,也在中国古代藏书历史上屈指可数。
原文 :《汲古阁的不朽传奇》
作者 | 常熟市政协 蒋伟国
图片 | 网络
剞劂佛教经典
毛晋一生笃奉佛教,据史料记载,早在明万历、天启年间,毛晋家中就供奉佛祖如来像。其室名笃素居、曹溪一滴庵、双莲阁、华严阁等,或为自己静心焚修地,或为释友校书处,或为私家刊经坊,他把“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作为汲古阁藏书图记,自号“笃素居士”等。正是出于这种对佛教的虔敬热忱,毛晋在对僧侣慷慨施济,把方外人士延为汲古阁座上常客的同时,或出资,或校对,或独刊,加上他殁后三子继承父志续刻的,共剞劂佛教经典300余种。
毛晋开始从事佛经刻校,可以一直追溯到明天启元年。据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著录,是年毛晋谋刻僧友明河之《续补高僧传》,为已知汲古阁最早刻经之年。
明天启六年初,毛晋许下为之终生努力的宏愿:“一愿刊经史全部,以资后隽;二愿刊《大方广佛华严经》,以报四恩。是日伊始,常课行善行,以祈必遂。”以大投入花大力气刻经。此后,他和儿子兢兢业业于此80多年时间,为保存、弘扬、传播佛教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中,明崇祯十五年四月至十七年十二月,是毛晋大规模校刻《嘉兴藏》最集中的时段。他以华严阁名义,在常熟隐湖(东湖)七星桥西专设刻经坊,招书手、刻工等各类人员,大量刻校佛典,最终刊刻典籍共计277种。据统计,当时,来自上元、溧水、长洲、江宁、中山等不同地区的18名书工和籍贯句容、溧水、长洲、江宁等地的8名刻工,以及共同参与校对的释道源、戈汕、郁慈明、殷时衡、孙房、王咸等人,与毛晋一起完成了上述盛举。
关注经史子集
毛晋刻书范围甚广,他对传统经史子集的关注并不比佛典少。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写道,“明季藏书家,以常熟之毛晋汲古阁为最著。当时遍刻《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唐宋元人别集,以至道藏、词曲,无不搜刻传之”。
《十三经注疏》和《十七史》是毛晋刻书的重中之重,这项浩大的经史丛书刻印工程几乎贯穿了他整个刻书生涯,倾注了他大量的精力、财力。这两部丛书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明末以前,通常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凭借雄厚实力刻印成书,还从未有以私人名义独力刊刻的先例。
根据《十三经注疏》《十七史》序跋、题识,以及《毛子晋年谱稿》等诸多材料记载,毛晋在明崇祯元年誓愿此后每岁订正一经一史,寿之梨枣,并通过开设梨枣局,开雕《十三经注疏》和《十七史》。当年正月十五日,这一传世功业正式开始启动。在此后整整30个春秋中,频繁的水旱灾荒、兵事战乱,入不敷出的家庭财力,始终没有改变毛晋刻书的初衷,他一直保持着对文化传承的情有独钟。然而,创业之路的艰难困苦,对毛晋的身心产生了不可挽回的损害。在经历了“卷帙纵横,丹黄纷杂,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昼不知出户,夜不知掩扉,迄今头颅如雪,目睛如雾”的岁月,他所精心擘画的经史丛书刚刚告成,初心夙愿终于得以了却不久,毛晋就告别了人世。
当然,汲古阁所刻之书远不止此。举其要者,有“开藏书家刻丛书之风,有功于艺林至伟”的《津逮秘书》,此书共收录157种书,大部分是在崇祯时期刻成的;有被誉为“词林之渊海”“嘉惠倚声家之恩大矣”的《宋名家词》,是现存刊刻时间最早的词集丛编,由此毛晋本人被称为“第一位全面从事词集校勘,有意识地进行词作辑佚、考辨的学者”“清代以前在词集校勘领域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学者”;有中国戏曲史上最早的传奇总集,也是规模最大的戏曲总集《六十种曲》,被黄裳赞为“目光远大,于正经正史外,广涉俗文学的曲本,影响深远,是文化风景线上一个触目的亮点”。
以前的研究普遍认为,毛晋一生中共刻校书籍600多种,积书板109067叶。然而,近来有人经过大量搜集资料和重新统计,认为毛氏刻书总量应当更多。郑伟章在《<汲古流芳>序》中直截了当地指出,毛晋“收藏宋元刻本及历代抄本达八万四千余册,刻经、史、子、集、丛书及佛典,总数在千种以上,可谓空前绝后,私人藏书、刻书一时难以与之比肩”。除上述荦荦大端外,毛晋还为时人代刻了一些著述,其总量不算大,但也是其刻书的一个方面。
与书为伍,传播文化
毛晋出生于耕读之家,在传统的科举道路上没有走得很远,但他审时度势,扬长避短,以独到的见识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选择:与书为伍,传播文化。
对于毛晋刊刻书籍有功于学林的业绩,不少文人都称颂有加。毛晋“力搜秘册,经史而外,百家九流,下至传奇小说,广为镂板,由是毛氏锓本走天下”;他“于经史全书勘雠流布,务使学者穷其源流,审其精涉。其他访佚典、搜秘文,皆用以辅其正学。于是缥囊缃轶,毛氏之书走天下”;“子晋好刻书,自《十三经》《十七史》以下,流传于世者,不下万卷,毛氏之书,重于天下”;“万里购书通尺素,毛板流行若轮毂”。
毛晋自主选择内容刻校经史子集各种书籍,占到了其所刻书籍的绝大部分,自然随着它们在各地的流通,使他“成为一时广大读书界知识资粮供应者”。正因为汲古阁刻书远近闻名,在知识界取得了很高的声誉,不少原来跟毛晋素不相识的文人,慕名辗转寻上门来,请毛晋代为刻书。“白下、金阊两地坊贾,绝不理古文事,亦其时为之。偶于姑苏遇钱牧斋宗伯,以此就商,始作一书,送去虞山毛子晋宅,似须弟备资而往约,今夏再东。”武进人毛重倬在写给桐城友人方文的书札中有言,“弟虽贫,犹能以二百金付家子晋处,为先生成不朽之业”。
当时,为文人代刻文集,获利不多,因而不少书商都懒得去做这样的小生意。然而毛晋选择做别人不愿做的买卖,等于比他人多了一条路,还在相当程度上为汲古阁的形象增添了亮色,也为他承接更多的刻书业务打开了方便之门。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1792期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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