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田史幸：割裂的马克思 | 社会科学报

《回到马克思》第一卷的日文版出版之后，在日本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日本学者直接深入该书提出的重要哲学和经济学命题的学术辨识之中。其中，日本秀明大学的角田史幸教授就提出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辨识问题。在他看来，《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提出了“从‘人本异化史观（人本主义）’（科学以前的马克思）向‘科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转换。那只不过是一种诠释者将自身裁剪过的判断强加给马克思的做法”。角田先生还认为，“异化”这一术语，作为构成历史一般并加以说明的概念，虽然马克思在1845年后使用频次愈发减少，但我们在马克思最后的主要著作《资本论》（1867）中，发现了作为构成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现实社会关系（机器大工业下发生的关系）之关键性异化概念的登场。并且，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更是使用了黑格尔的“自我异化”概念。本报特刊发角田史幸教授的“商榷”和张一兵教授的回应文章。

原文 ：《割裂的马克思》

作者 | 日本秀明大学  角田史幸/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  陈旺/译

图片 | 网络

笔者对张一兵《回到马克思》一书的方法——在理解马克思自身将扬弃哲学视作哲学的使命之哲学态度的基础上，在具体的历史社会语境中解读马克思哲学——表示赞赏，但亦对其是否在前述意义上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真意，抱有重大的质疑。

“异化”

笔者以为，《回到马克思》展示的是以异化论摈弃·超越说为基础的解释论之典型代表，以下行文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在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中居主导地位的人本主义异化劳动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从本质上看，劳动异化理论还是一种深层的隐性唯心主义历史观，因为异化理论并没有跳出传统的历史人学目的论和抽象的伦理价值批判的窠臼。”[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第四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30页]。在1844年的异化论中，马克思还处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异化论”的框架内，未达到科学世界观、唯物主义科学的彼岸，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张先生的解读就好像在说，实际上存在两个马克思，一个是1844年的青年马克思，另一个是真正的马克思。因为，张先生认为巴黎手稿中的异化论是一种人本主义（Humanism）的“人学目的论”和“抽象的价值理论”。

但是，马克思《1844年手稿》的思考所立足的始终是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以及在此被商品化的雇佣劳动。因此，张先生认为马克思彼时的思考是以“先验的”主体为前提建立起的“先验的”假说之解读，对马克思来说是不够妥当的。马克思在《巴黎手稿》1—2年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对麦克斯·施蒂纳进行批判时，亦对以“先验的”主体作为正题的哲学家所持有的抽象的思维方法展开了如下的猛烈批判：他们“将‘谓之为人的存在’视为历史的唯一行为主题，并认为‘谓之为人的存在’是历史的创造者”（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0页）。而作为前文的后续，马克思说自己早在《德法年鉴》时期（1843年前后，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当不用没有前提的（笔者注：抽象的思辨的）世界观，而是用经验来观察现实的物质的各种前提时，才由此首次打开了通往现实的批判的世界观之道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1页）。在《德法年鉴》时期就已有如此觉悟的马克思，断不可能在其后1844年的手稿中走向背反，而展开什么“建立先验主体的先验逻辑”。

当然，在《1844年手稿》中，仍残留着大量如“人的本质”“类”等“传统的、混杂的哲学表达”。马克思自身也意识到了这点。也正如张先生所指摘的那样，“异化”“类存在”“自我异化”等术语，自1845年以降，在《李斯特评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中急剧减少乃至消失。但是，如以一来解释马克思摈弃了1844年的异化论及其主题与问题意识，或说物象化论超越了异化论，却也是不太恰当的。张先生的态度并不是立足于马克思自身的考察和自觉来阅读马克思的原始文献，而是基于一种自我的剪裁式理解来解读《1844年手稿》，提出1845年以降马克思才第一次到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的彼岸，在那里，马克思才首次成为真正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而在那之前的马克思都不是真的马克思。

“异化”这一术语，作为构成历史一般并加以说明的概念，在1845年后使用频次愈发减少。但是，我们在马克思最后的主要著作《资本论》（1867）中，发现了作为构成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现实社会关系（机器大工业下发生的关系）之关键性概念而登场的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和相异化的形态，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此外，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更是使用了黑格尔的“自我异化”概念：“雇佣劳动,即自我异化的劳动，这种劳动创造的财富作为别人的财富和它相对立, 它自己的生产力作为它的产品的生产力和它相对立,它的致富过程作为自身的贫困化过程和它相对立,它的社会力量作为支配它的社会力量和它相对立。”“自我异化”这一令人不禁联想起《1844年手稿》中的表征形式，决不是作为抽象的理念性概念而出现的，相反，它作为现实的机器大工业的雇佣劳动之概念得以明示。

此外，应予注意的是，在《资本论》中，“异化”和“物象化”并不是被作为不同的东西来讨论的，而是作为同一事态的不同视角，即一体化的概念来讨论的。“资本越来越体现为以资本家为其执行者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对于单个人所能造出来的东西，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想象的关系了——而且它是被异化的、独立化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是物象（Sache）也就是作为这样的物象的资本家的力量而独立存在。”异化的力量正是作为（所谓资本的）物象而具有独立的支配力量，并对本应是社会主体的劳动者行使着支配力——马克思将异化与物象化作为一个一体化的概念群进行讨论。如此，通过前述《资本论》的行文，便可对异化论摈弃·超越说的主张进行反证。

“物象化”

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异化和物象化是作为一体两面的存在被揭示的。这也就是说，所谓物象化，是指“从私人个体间的社会关系行为中衍生出从他们自身独立化，并对他们进行支配的非人格的sachlich（物象的）之系统”，而与基于社会系统形成的客观角度进行捕捉的概念相对，“异化论是捕捉构成被物象化的系统之运动过程的私人个体的生活行为的方法……主体分析的方法”。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然，在马克思的叙述中，最初多使用“异化”这一术语，而在其后，“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物化”“物件化”等的使用频率随着上升。但那是实质和内容的深化，或说是主体与客观间的视角移动，并不意味着张先生所说的这种从“人本异化史观（人本主义）”（科学以前的马克思）向“科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转换。那只不过是一种诠释者将自身裁剪过的判断强加给马克思的做法。

只有理解马克思从一开始赋予自身的思想课题以及追求通往人的解放与自由之变革的意向性与意志，并沿着这条道路，体悟马克思的原初思想，才能真正地“回到马克思”。我们也必须如此来阅读马克思。将马克思割裂为科学以前的马克思和科学的马克思，无疑违反了他的本意。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17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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