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先验的人本主义思辨，还是哲学革命的发动？ | 社会科学报

马克思主义研究

● 现代贫困既不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政治等级压迫的产物，也不是劳动者的懒惰（即不劳动）的结果，而是从劳动者的劳动本身中产生出来的，这个悖论本身提示了现代理性形而上学的破产。

● 资本是现代的社会权力。权力之为权力，非思想，非观念，而是在社会生活中实际地支配个人的感性力量。

原文 ：《先验的人本主义思辨，还是哲学革命的发动——也谈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

作者 |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王德峰

图片 | 网络

关于有没有两个马克思——青年马克思和成熟的马克思（或称“真正的马克思”）——的区分，中外学界争论已久，今天，这个争论似乎还在进行。这样的争论自然会引起持久的兴趣，因为人们总想获得一个真正的马克思。这样的困惑因何而起？因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起，亦即，如何认识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提出的劳动异化理论？它是不是马克思早期进行的人本主义思辨，但在思想成熟时期被马克思自己否定了？这是具有原则重要性的讨论，因为它涉及到对马克思的学说（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论》学说）的根本性质及当代意义的理解。

究竟是不是有两个马克思？

笔者最近在《社会科学报》（2022年8月25日）第8版上读到了两篇商榷性文字，一篇是日本学者角田史幸先生对张一兵先生《回到马克思》一书区分两个马克思所提出的质疑，文章标题是《割裂的马克思》。另一篇是张一兵对角田史幸的回应，标题是《死的概念与活的话语格式塔》。两篇文章围绕一个焦点：劳动异化理论在马克思整个思想发展历程中的意义。其观点的对立在于，前文（角田的文章）主张，劳动异化理论的意义是前后一贯的，角田认为，这个理论既表明了“马克思从一开始赋予自身的思想课题”，也表明了马克思“追求通往人的解放与自由之变革的意向性与意志”。后文（张一兵的文章）认为，马克思留下的文本，在“话语构境”上是前后不同的，就“劳动异化”而言，先前的话语构境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本主义话语构境”，后来的话语构境是在“中晚期经济学研究中”的“基于不同信息编码的话语格式塔整体中生成的异质性批判构境”，因此，结论就是，有两种劳动异化理论，一种是早期的“人本学劳动异化逻辑”，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种人本主义价值悬设中的人Sollen（应该）存在的本真性类本质的异化”；另一种是中晚期的“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即“历史现象学构境中科学的劳动异化话语”。

比较此两文，一致的地方是，都从马克思原著的文本出发进行理论上的解读，当然，在解读的方法上，后文要比前文精致得多了，这一点从后文的许多用语上即可看出来，特别是后文作者强调了必须有“前置的方法论自觉”。但是，笔者关心的仍然是结论，究竟是不是有两个马克思？按照后文，答案是肯定的：“在1845年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诞生之际，马克思彻底否定了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在这里，“科学方法论”是与“人本主义”对立的，而这也就是两个马克思之间的区分。

令笔者困惑的是，如此逗留于文本解读的层面，我们如何才能进入思想自身的事情中去呢？什么是马克思的思想自身之事？按马克思本人的表达，这事情就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这是马克思在1843年9月写给卢格的那封信中的话。马克思写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马克思很快就去实践这一思想自身的事情，其结果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展开了他所要做的思想自身之事的第一阶段，即揭示世界本身的原理。这一揭示就是劳动异化理论。

本文试图简要描述马克思思想自身的线索，从而指认劳动异化理论在此线索中的位置和意义，以为上述争论提供一种可能的新视域。

发动一场推翻理性形而上学的哲学革命

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指出：“劳动的新时代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已预先被思为无条件的制造之自己安排自己的过程。”这里讲的“新时代”，指的是资产阶级时代，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被确立起来的时代。海德格尔看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具有形而上学的本质，也即成了超感觉的“财富一般”——以货币形态存在的资本——的增殖活动。这一点，在科学的表达中，就是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劳动价值理论所指的劳动是抽象劳动；它所指的价值是人类劳动产品作为商品的价值。因此，劳动价值理论讲的就是抽象劳动创造价值一般，或曰“财富一般”，亦即，抽象劳动是现代财富（资本）的增殖。这样，抽象劳动就是现代生产的主体，它构成现代私有财产（即资本）的主体本质。这就是从亚当·斯密开始的经济学的哲学含义，即抽象劳动的主体化。这里，黑格尔的理性形而上学已经在场，黑格尔哲学中作为纯粹自我意识的主体活动，就是“无条件的制造之自己安排自己的过程”。所以，马克思说：“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是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这里讲的“劳动”，当然不是指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而是指使“作为价值的价值的现实存在”——货币——得以增殖的抽象劳动。抽象劳动的主体化，正是现代资本世界的理性形而上学原理。

然而，这个理性形而上学原理并不是世界本身的原理，而是一个本身异化了的现实世界的哲学表达，如马克思所云：“哲学家——他本身是异化了的人的抽象形象——把自己变成异化的世界的尺度。”因此，问题在于，是否能够指认现实世界自身的异化，也即，无需预先诉诸先验的人本主义思辨。回答是肯定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其自身就是一个存在于现实中的悖论：它一方面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活动，另一方面又是创造贫困的活动。对此，马克思说得明了：“在社会财富增进的状态中，工人的沦落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现代贫困既不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政治等级压迫的产物，也不是劳动者的懒惰（即不劳动）的结果，而是从劳动者的劳动本身中产生出来的，这个悖论本身提示了现代理性形而上学的破产。马克思自己的思想的起点，就是公开揭示这一破产，也即发动一场推翻理性形而上学的哲学革命。

扬弃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

这一革命就是揭示现代私有财产（资本）的主体本质不是可以用经济学理性来把握的“抽象劳动”，而是非理性的“异化劳动”。马克思所用的“异化”概念，并不需要通过人本主义思辨为人预先设定一个“本真性类本质”，虽然马克思采用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术语。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核心思想恰恰要求扬弃先验的人本主义思辨，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明确表达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这就是说，劳动的前提不是人作为“类存在物”而拥有“类本质”，而是相反，人作为类存在物、拥有类本质乃是劳动的产物。

但是，人的类存在、类本质以之为前提的劳动，其本身又是如何可能的呢？对此，马克思的全部答案包含在如下概念中——“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

这个“主体性”是怎么回事？对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理解的全部困难集中于此。主体性一旦与对象性分离，就立即成为“主体”，即成为黑格尔哲学所要求的作为纯粹的自我意识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对象性”便成为与主体性相对立的“物性”。而这就是对近代以来的资本世界作理性形而上学表达的来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要求推翻这种对于劳动之异化在哲学上所做的肯定的表达。其推翻之力，正源于“对象性与主体性的统一”这一关键原理。其革命之意义有以下四点。

一，始终存在于对象性中的“主体性”是生命活动，因此是理性前的，或直言之，是非理性的。

二，在对象性中存在的主体性是产生主体的活动，而非产生活动的主体。

三，这个与对象性相统一的主体性正是语言，语言与劳动一样古老，马克思明确指出：“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

四，与对象性相统一的主体性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作为人的人，即在人本主义思辨中的人之主体存在、人之类本质，并非逻辑上在先，而是历史性的感性活动的结果。

现在回到劳动的异化这个问题上来。创造商品的价值的抽象劳动和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在现实中当然不是两种不同的劳动，它们本是同一个劳动。因此，劳动的异化，即意味着劳动使自身与自身相对立，即劳动的抽象的一面支配和统治其具体的一面，其现实形态就是资本（积累起来的抽象劳动）支配和统治劳动者（具体劳动的执行者）。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统治关系，是抽象劳动主体化的必然结果。抽象劳动的主体化，是从社会劳动之积累的历史必然性中形成的，这种必然性要求原是从劳动自身的社会性中形成起来的感性的类力量与个人分离，即超越感性，从而实行其对个人的统治。这就是劳动的异化。

支配和统治个人的类力量，即是社会权力。资本是现代的社会权力。权力之为权力，非思想，非观念，而是在社会生活中实际地支配个人的感性力量。由于它是与个人相异化的类力量，对个人来说，就是异己的、统治着自己的感性力量，故可称之为“社会物质力量”。关于社会物质力量的哲学，正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物质力量是异化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统一体，生产力在异化的生产关系中成为一种物质的力量。以这种物质力量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是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这种新哲学要求从根本上扬弃旧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亦即扬弃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这也就是要求一场哲学上的革命，而这场革命就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劳动异化理论的提出。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31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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