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欧阳江河：诗歌地理的逻辑、结构与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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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原载于《文艺争鸣》2017年09期，是诗人欧阳江河在“当代诗歌的文化地理与地方美学”研讨会上的发言。（本研讨会于2017年1月14日至16日在长春举办）

欧阳江河在发言中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怎么从写作的角度去投射一个盛世和乱世综合的时代，又怎么从诗歌文本史的角度去触及、反映它的混乱、它的肮脏、它的残忍，和它的纯洁、它的崇高、它的神奇，把这些东西扭结在一起。第二个问题是怎么从诗歌立场的角度，从诗歌逻辑的角度，甚至从元诗的“发生”的角度，去综合处理新闻的东西，但又不把写作文本变成是一个所谓的意见的、媒体意识形态的、碎片化的东西？根据这两个问题，欧阳江河提出了他对诗歌的地理与地方性的独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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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呼唤真批评家

欧阳江河

诗歌地理的逻辑、结构与线索

张清华从一个批评家的角度、从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角度，将不同的历史内在逻辑、结构、线索加以追踪、整理和呈现。依我所见，我们从词与物的关系来考察和建构中国诗歌文本史，就应该将物质文化进步所带来的种种变化，放到对写作新规则之出现、写作新能量之积聚、新格局之形成的深度考察里面。比如说，如果将印刷史的变化这个角度放进去以后，那整个宋诗的写作发生史就与唐诗完全不一样了，黄庭坚的重要性、革命性一下子就突显出来了，杜甫所说的“读书破万卷”就不只是一个隐喻，而是一个实在。得益于北宋时廉价印刷物的大量涌现，乡村书生人人都能海量阅读，所以诗词文本中才会有这么多的化典入诗，化腐朽为神奇。然后把翻译的影响也放进去，才会有佛义和禅味，对诗歌趣味和诗歌思想的散文化的影响。然后还有晚唐古文运动的影响，把安史之乱多种胡文杂语和汉语的混杂，把这个语言乱局对写作造成的影响，与佛经翻译史的影响，以及战乱带来的统治涣散、种族杂居史放进去以后，才会有后世对韩愈古文运动的总体认识。所有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后，就不仅仅是一个文本的写作史，句子的修辞风格的简单变化。我们在看待当代文学史时，也是如此。

《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

张清华 主编

刚才张清华的发言，透出一种史学家的目光。比如，如何看待朦胧诗的发生，这个事件不仅仅是一个美学事件，它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事件，是历史装置中种种政治的、社会心理的、美学的总的反应之汇集与激活。所以朦胧诗的地位和影响，也应该在这个角度被界定，这是朦胧诗本身的一个荣耀，但也是一个宿命般的局限性和短板。那么连北岛自己都在否定他自己早期的诗，那些让他成了大名的东西，那些事件史研究的、意识形态的东西，诗意的成色远不及史料成色来得重要。不仅仅只是90年代以后的那个经济大潮的历史，或者更多的这种实际发生的事件史，据此勾勒我们对诗歌现象史的认识，那么这个文本史所反映的还有背后的更深刻的“现代性”这么一个东西。刚才张清华提及唐晓渡的文章，时间神话意义上的进步观，这个进步时间观其实就是现代性的一个大的隔断，新比旧好，一直追溯到康德的那个启蒙神话，从那以来，新人的诞生就来了，新我的诞生。那么历史这样追溯下来，变成了一个我们现在根据时间线索来划分，包括80年代、90年代、千禧年代，这个越变越庸俗的、变成一个断代史的、变成一个出生年代先后之别的文本史观，这是非常可疑的。根据这个呢，有什么第三代啊，或者下半身啊，后来还有千禧一代啊，等等，反正都是一些比较取巧的浅薄描述。就在这么纷乱的一个诗歌分布里面，张清华所提出的诗歌地理概念，其实是空间、时间、心理、语言的文本政治、新闻成分的一个综合，还有学术研究之要素，这么一个大的综合。他不是只是说空间分布不同，不是那么简单，而是时空转化，还有人的意识的扭结，还有精神分析的东西，精神分裂的东西，都在里面有所扭结。如果依照这个架构来理解中国当代诗歌史，我估计可能会是一个人类诗歌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我一直认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本身就是一个盛世和乱世综合的时代，它的混乱、它的肮脏、它的残忍，和它的纯洁、它的崇高、它的神奇是混在一起的。那么这样一个混合里面，我们怎么从写作的角度去投射它，又怎么从诗歌文本史的角度去触及它、反映它，而且这里面还得考虑地方史、风格史、公共诗意与少数人语言两者之间的比例、以及和我们所说的大诗人这个概念，把这些东西扭结在一起，这样一种勾勒，我觉得是真正的是一部诗歌史的勾勒。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0档案》

于坚 著

那么我再讲一个问题，就是新闻和诗歌的区别，以及两者之间的可能的、微妙的文本勾连。因为持续好几年了，我都在考虑当代诗如何处理当代媒体意识形态，这么一个特别困扰人的问题。怎么从诗歌立场的角度，从诗歌逻辑的角度，甚至从元诗的“发生”的角度，去综合处理新闻的东西，但又不把写作文本变成是一个所谓的意见的、媒体意识形态的、碎片化的东西？这是当代诗歌写作面临的一个根本的、大历史的挑战。那么从这个角度看，西川的那个《小老儿》，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文本，它涉及和处理了从时间踪迹到空间恐惧的、从繁殖到死亡的、从一到多的（最终导致“一”的消除）、这么一种当代病毒形态之发生和传播、这整个的过程。这跟于坚的《0档案》很不一样，作为一种深刻的现代性形态，一种人的存在形态，于坚的档案是归档，把人变成文字以后归档。西川的《小老儿》则是把已经归档的病毒释放出来变成生命，变成一种没有生命体的生命，没有面孔的资本，资本就是没有面孔的活体，就思想的活体，这样一种东西，一种只剩下集体性的个体，去掉“一”的多。这里面其实已经包含了时间被观念扭曲之后的空间肿块，已经进入了纯粹的、近乎清洁和神圣的、在抽象和绝对层面才能加以解释的、那样一种繁殖。非典时代的、电子病毒时代的、癌变时代的繁殖。它们共同搭建了一种新政治、新诗意，这新，刚刚出现。无疑，这种与多媒体新闻同步和同质的新政治、新诗意，它不只是传统的旧意识形态，不只是民主和独裁、东方和西方、贫困和富裕所影射的传统政治建构那么简单。举一个大家都熟知的例子，比如在非典时期，有携带非典病毒嫌疑的入境者，被查出来是绝对禁止入境的，这种禁止里面，就包含了的我所说的新政治和新诗意，新的可能性，关于人类境况的新描述。那么西川的《小老儿》有这样一个敏感，他抓住了这个从来没有被人类诗歌处理过的东西，这个使得反常本身作为常态的东西，将之建构成堪称诗歌地理学兼病理学的一个特别杰出的、新政治的、新诗意的范本。

西川

那么我再回顾另一个文学如何转化新闻事件的经典例子。最近我重听源于《暴风雨》的系列音乐作品，那么我又回头再读这部莎士比亚的名作。《暴风雨》的写作动因与1690年代（即伊丽莎白时代）的百慕大事件有直接关联，这个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到了莎士比亚笔下，变成了他晚年最后一个完整的剧作，一个神话的、文学的崇高范本，为人类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带有幻想的精灵的这样一个新世界。这不是一个新闻的、事实构成的世界，而是属于心灵的、诗意想象的、观念开拓的世界，自我完全没有返回旧世界的那个工具了，航海之船被风暴（在剧本中是被魔法）毁了，剧中人只能留在一个孤岛上，由此诞生的一种新的处境：在你自己的新世界面前，你的新我和旧世界的关系产生了根本的割裂，存在的延续性在哪里？然后这个时候出现两种方案，一种是，孤岛上新的乌托邦世界，要废除旧世界所有的东西，意识形态和技术，人只要大自然的不劳而获就行了。还有一种方案是普洛斯彼罗方案，就是原来的那个王（也是施魔法者），他代表的新我的诞生，但还有残存的技艺，权力关系等等，新我里面有旧我的残余，这么一个新人诞生的方案。这里面暗藏了一个文学与政治扭结在一起的检验，在你完全跟你的旧世界割裂以后，你置身于时间神话被扭转成异质空间之后，你检验你作为新人的存在，和原来的旧我的全部存在，它们到底是什么呢？

莎士比亚与《暴风雨》

这么一种全新的、割掉一切旧东西之后的、剩下的东西，其实在新世界和新我身上，这些传统的旧的东西，李白、屈原、杜甫、苏东坡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在这个全新的世界和文本里面他们还残存吗？在我们要避免写作的趋同，展示各种地方意义的时候，那种无人岛意义上的故乡，那种怀旧之思实际上是全新的，除了最后从莎翁百慕大孤岛狂想中诞生出来、抽取出来的美国意向，所谓新世界意象，不过是荒蛮之地，没有开发的、种种可怕的蚊虫的、巨毒的、狂风暴雨的、没有丝毫人工技艺痕迹的天然花园，它与人工最高次序的东西，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里，构成文本的元素，它的地方性是什么？它的全球化意识是什么？它在词语的共和国里面，它到底是英语、还是汉语、还是德语、还是神的语言？或者是人的语言？是诗学的语言，还是新闻的语言，还是历史考古学的语言？还是多语之间的翻译语言，或者是不可译、不可说、不可写的语言？完全不会说话的人，那个孤岛原住民格列班，他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文明人的话语以后，他说出来的话，其音乐的内涵及外溢是什么？风景作为一个观念又是什么？等等。我一直在想这些东西在进入诗的文本之后，呈现出来的地方性，地貌性，个人性，以及语言区隔与归属。作为文学的、诗歌的语言，它不仅仅只是技术上的英语、德语、法语、汉语。由莎翁这个剧，最后启发了英国殖民者，引导他们发现了美洲大陆，发现了新世界，英国人将航海发现与意识发现、观念开拓放在一起，最后把他们的罪犯流放到美国去。作为新世界的美国就是这样出现的，从伊丽莎白时代的百慕大热，从当年百慕大一场震惊英伦的风暴和海难，被晚年莎翁做了文学性的提炼与处理，美国是这样一个关乎新世界和新人的镜像，就这么出现了。我想到诗人昌耀先生，他在词物的构成关系上，提取出地域的物质性，一种词语意义上的当地的物质性，那种质感，那种直接性，他有一首短诗《斯人》念及美国的密西西比河，什么此刻风雨，地球这壁一人独坐无语。这个时候诗文本中如果出现的是尼罗河，莱茵河，恒河可能都不大对，但密西西比河就对了。由美国这个深度意象里的新世界与蛮荒花园，这样两个完全分裂的东西，所构成的还乡冲动，归隐冲动，田园冲动，变成现代文学以后成就了那么多的大师。但是这个构造、这个冲动本身被弗洛伊德质问，这个对现代性的逃离和质疑，根本的质疑构成了困惑，其实就是整个20世纪的一个最大的文化主题：精神分裂。而没有精神分裂就没有美国。所以美国这个17世纪的蛮荒之地，一边是荒原，一边是花园，中间经过人的技艺之介入，经过莎士比亚《暴风雨》的文学性处理，诞生了新的真实。我们追逐这个意义上的文本后面的发明能力，发生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再回到孔子的“知止”。在诗经里，江南的东西和北方的东西完全不一样，而江南作为一个知止层面的故乡，它可以转换成现代性吗？转换以后又是什么？我以为不是简单的复古。传统的丰富性进入文本以后，作为隐喻，有很多很多的层叠，对应于不同的当代性，形成各种不同时代的同时并存。不同时代的同时并存啊，就说到这里。已经超时了。

诗人北岛

刚才定浩讲的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文学中的地理不是出生地的一个问题，而是文本的问题，另外他注意到，就是当代这诗歌的这个缘由，如何传播技艺，为什么海子和北岛，因为他们的东西是更复杂的东西，但也是更简单的。因为他们的一开始是简单的东西。像庞德这样的诗人，我们没人能记得他的诗句，但相比那些为记住句子而写作的诗人，庞德无疑是更伟大的诗人。这里面有一个很复杂的张力关系，需要我们认真的考虑。故乡的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出生地的问题，而是一个写作的问题。我前一阵子去岳阳，700年前写《岳阳楼记》的范仲淹根本就没去过岳阳楼，没去过洞庭湖，但他写下这个传世千古的文章。这很有意思啊。

互联网时代的地方性和地理，是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互联网时代，地方性搁到互联网上去了以后，变成什么了，全球化吗？刚才德明兄讲到先锋性，它在网络时代的转型，我现在质疑的是先锋性本身，这个概念还存不存在？记得去年我跟叶兆言一起去苏州给中学语文教师们做讲座，他说起他爷爷叶圣陶的一个说法：我手写我心。对此我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写作是我手的问题，还是我心的问题？其实假写作，不仅仅是一个我手的问题，也是我心的问题，“我心”也是被制作过的东西，被资本啊、消费啊、权力啊、宣传啊、意识形态啊、流行伤感啊，等等元素制作过的东西。已经没有童心意义上的、纯属个人意义上的“我心”了，我心本身变成了一个被集体化、被制作过的假东西。所以假写作的问题在这。我们提当代性，当代性本身是不是一个被制作的东西，“坚信”是不是也已经被制作，已经是消费的产品了？已经是一个没有其本意河原文的、根性意识不在的那个东西了？已经是我们所有传播环节中的一个变体了？刚才西川讲的地方性，一个假的地方性，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质疑问题，要深究下去。

现场这个话题其实是可以展开的，但今天没时间说太多。我举个例子啊，作为球迷，我看足球，一般是看转播，不去现场。我去过几次现场，每次都像假的一样，真的变成假的了，就特别像表演的感觉。因为我们已经被转播的方式改变了观看足球的方式，观者可以随不同的机位、从多角度去看是不是犯规了，是不是越位了？好像更公正了。但是比赛的现场感大家都知道，有时候误判啊，错误啊，还有那个气氛，跟球没有太大的关系。从球的角度来讲，不在现场反而更权威了，客观的眼光啊什么的。至于写文学史，是不是在现场，在现场重要不重要？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在现场，隔了一层，内外有隔或许更有意思？这是可以讨论的一个话题。

转播改变了看足球的方式

元峰的发言非常好。我们的讨论围绕张清华老师提出的话题，前面很多人的发言，把他放到了一个开阔的、多元陈述的开放性语境，那么这个话语分支，包括民刊的一些变化，包括发展到最后甚至连弥撒亚时刻的末日感也给逼出来了。这里面的压缩非常有意思。元峰提到一个问题啊，之前言宏也提到了，就是《今天》改为《此刻》。大家都对此表示关切。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转型，这个转型的得失并不是一个神话时间终结的翻版。其实《今天》是个同仁刊物，从老今天到新今天本身就有一个转型，那么我是从新今天这个角度进入的，作为社长我也从来没有管过编辑问题。现在又转型为《此刻》，交给年轻人去编辑，这个杂志表面上看来转型是失多得少，这不是说由国外转到国内，由老今天转为年轻的《此刻》所造成的。或许有更深刻的、文本的、社会的原因。但是更大的危机，刚才我们也讨论很多很多的东西，包括先锋性的失效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转型不能成功。这真的很麻烦。首先就是一个代替转型的新方案，我们有吗？北岛他们那一代，那个老《今天》时代的写作内驱力、那种写与读的时代遗风，那种写作方式与存在方式，现在已经没了。老今天的写法与读法，后面的那种活法，没了。一切都变了。然后我们这代人面对的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今天，今天的神话，今天的还乡意识，今天的田园冲动。进入新世纪以后，莎士比亚的笔下的暴风雨过去之后，伊丽莎白时代的一个新闻事件变成文学、变成美国梦之后，美国带出全球化的问题之后，而全球化本身又是一种被宠坏的地方性，比如北岛本人，他到底是一个全球化还是一个地方性？或者他只是全球化语境里面，中国这个地方诗歌品种的一个代言人？但这样一个时刻，种种危机来源于写作本身，不是说只来源于表面的风格的化身，或者只是波及文学史、诗歌史的翻译与传播，这个转型包括媒介与心灵的多层次接受方式，把先锋话语的界定、风格的原创性啊等等，或者进入学术描述以后的样态，这样的危机都总括进来。但是最根本的危机还是写作本身。所以对于《今天》的转换，我的看法是最极端的，停掉吧。我三年前就提出过。因为写作本身的不一样。这个杂志，真的不是年轻人一代的杂志，停掉它，就是为了保住这个“不是”，这个老今天固有的、断代史的珍贵品质。这样来保证，这个杂志变成一个过往世界的表象。我们这群即将推出历史舞台的人，作品反过来维持这个杂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是什么，还乡冲动？这里的悲哀，其实还是在这个时代的总体的写作的危机，这是更大的一个危机。写作本身是不是出了问题：比如写作的趋同化，而不是杂志的、印刷物的趋同。我最后再说一点，人活着一定要有更为久远的、已成亡灵的历史意识，我现在是五百年前的某个人，或者五百年以后的某人也提前活在我的命里，你带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你思考的问题，你的选择，你的冲突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死者刀枪不入。在这个形态下写作，思考问题，看待这个世界，你会有另外一层的清醒和释然。那么文学史的目光是不是应该放在这个样态上去，这个我说的是题外话了，但这是不是也是诗歌地理学的一部分。

（本文原载于《文艺争鸣》2017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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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此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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