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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 | 董炳月：“内在现代性”与相关问题——论竹内好对《倪焕之》的翻译与解读

Original 2017-12-02

作者董炳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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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竹内好在1943年的战时日本翻译出版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并撰写《译者序》。他从小说中阐发出来的“内在现代性”，是其1948年的长文《何谓“现代”》阐述的、用鲁迅代表的“东洋的抵抗”思想的先声，并且是其“现代的超克”思想的组成部分。竹内通过自己的阐释，使《倪焕之》与战时日本的“现代的超克”发生关联，同时又无法回避《倪焕之》的反日元素与战时日本的冲突，因此用改写或删节的方式解决。战后对译本的修订与解说，则体现了战后民主主义精神。竹内好对《倪焕之》的译介，在中国新文学与现代日本之间建立了另一种复杂关系。

感谢作者董炳月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内在现代性”与相关问题

论竹内好对《倪焕之》的翻译与解读

文·董炳月

以“竹内鲁迅”和“现代的超克”（所谓“近代的超克”）知名的日本思想家竹内好（1910—1977），实际上首先是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翻译者。不仅是鲁迅的许多作品，茅盾的《子夜》《霜叶红于二月花》，叶紫的《夜哨线》、艾芜的《山峡中》，甚至毛泽东的哲学著作《矛盾论》，等等，均曾被他翻译为日文。本文讨论的，则是他对叶圣陶长篇小说《倪焕之》的翻译与解读。

从1941年7月为了翻译开始研读《倪焕之》，到1963年为《倪焕之》日译本修订版撰写解说文章《<小学教师>与其作者》，竹内好译介《倪焕之》的历史超过二十年，《倪焕之》日译本也因此存在着三种版本，而本文主要讨论《倪焕之》日译本初版本。竹内译《倪焕之》初版于1943年，唯其是在1943年，这项翻译工作才意味深长。对于青年竹内好（当年33岁）来说，1943年是个特殊年份。3月，由他主导、活动了十年的中国文学研究会解散、会刊《中国文学》停办；7月，他发表重要论文《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精神》；年底，他怀着“写遗书”的心情完成了专著《鲁迅》的撰写，随后应征入伍成为一名日本兵，被派往中国湖北战场。竹内在这一年完成《倪焕之》的翻译并做出自己的阐释，不仅与其当时对中国、中国文学的认识有关，而且与其战时文化观念有关。

一、《倪焕之》日译初版本概况

《倪焕之》竹内译本初版于1943年9月10日，书名为《小学教师倪焕之》，署原著者名为“叶绍钧”，出版者为大阪屋号书店。名为“大阪屋号书店”的出版社与日本关西名城大阪并无关系，而是位于“东京都日本桥区吴服桥二之五”（据日译本版权页）。该版本为软精装，双层封面，外层为单页硬纸护封。在1943年的日本，这种精致的印刷形式本身包含着“超形式”的意义。当时日本深陷战争泥潭，物资匮乏，纸张供应短缺。军国政府为了加强舆论控制，不仅进行新闻出版检查，并且通过纸张配给制度控制出版界。1943年年底日本文学报国会（1942年5月成立）约请知名作家撰写宣传所谓《大东亚共同宣言》“五项原则”的作品、配合“大东亚战争”，给出的优待条件之一就是提供印刷用纸。太宰治（1909—1948）应日本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之邀撰写以青年鲁迅留学仙台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惜别》，就享受了这种优待。[1]《小学教师倪焕之》的版权页上，也标明“配给元/日本出版配给株式会社”（“元”为“者”、“单位”之意）。可见，该书在1943年的日本以精致的印刷形式出版并且印行三千册（版权页上标明的印数），表明了译者、出版者对该书的重视，体现了战时日本文化界了解中国的愿望。

叶圣陶的《倪焕之》1929年8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竹内好的翻译底本即为该版本。[2]就译文而言，竹内是采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在准确理解原文、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用日语进行了完美表达。且举三例。原著第一章中，树伯向倪焕之介绍校长蒋冰如，说蒋是因为衣食无忧、在家里闷得慌，才出来“当个校长，出点主意，把小孩子弄着玩”。这里的“玩”按字面意义应当翻译成“遊ぶ”（あそぶ）或“玩ぶ”（もてあそぶ），但竹内是译为“慰み”（なぐさみ）。“慰み”含有“消遣”、“解闷”、“玩弄”之意，比“遊ぶ”或“玩ぶ”更符合小说上下文，也更符合蒋冰如的心态。在小说第五章，倪焕之看到清晨的农田，感叹道：“啊！可爱的田野。”这里的“可爱”一词按照字面意思应当翻译成“愛すべき”（あいすべき），但竹内好译为“懐かしい”（なつかしい）。“懐かしい”有“思念”、“眷恋”之意，虽然稍微偏离了原文，但更符合倪焕之的身份和发感慨时的心境。倪焕之生长在乡村，因此看到清晨的农田时心中会产生交织着爱戴与眷恋的乡愁。原著第七章讲述金佩璋的身世，写道：“正当发育时期，又抱着永远不能磨灭的失母的伤痛的她，多愁善感，偏于神经质，实是当然之事”。竹内译文是：“発育ざかりの時であったし、永久に忘れがたい母を喪った悲しみを抱いているので、彼女が多感な、むしろ神経質な少女であったのも当然であろう。”这段译文完整地传达了原文的含义，并且在符合日语语法的前提下照顾到词汇与词汇的对应，照顾到句子结构的一致性，十分高明。在原文中，“她”作为主语是被“正当发育时期，又抱着永远不能磨灭的失母的伤痛的”这个定语限定之后置于句子的中间位置，竹内译文完全保留了这种结构。

叶圣陶先生

《倪焕之》（民国三十五年开明书店上海刊本（复印本））

不过，与翻译过程中谨慎、忠实地对待原文不同，竹内好在对原著进行整体处理的时候表现出多方面的主动性。其一，将书名改为“小学教师倪焕之”；其二，制作了近两页长的“人物表”，列出16位出场人物的姓名、身份；其三，翻译原著1—19章而删除20—30章，删除部分超过三分之一；其四，删除了原著中夏丏尊的序文《关于＜倪焕之＞》、正文后所附茅盾的评论文章《读＜倪焕之＞》、叶圣陶的《作者自记》等，自己撰写了《译者序》。这样，日文版《小学教师倪焕之》即由三部分构成，依次是：《译者序》、人物表、小说正文。由此可见，竹内好对《倪焕之》的翻译具有“重构”的性质。“重构”是基于他对小说价值的理解，其理解包含在《译者序》之中。

二、发现“内在现代性”

《译者序》写于1943年5月23日，开头部分将辛亥革命后近20年间中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与文学运动相结合，论述道：

“

1911年10月，发生在武昌的革命瞬间席卷全国，我们由此看到清朝的崩溃与中华民国的成立。那场革命被称作主权更迭，在政治层面确实是巨大的变动，但并未给社会生活层面带来大的革新。那些斗志昂扬、试图一举扫清所有封建罪恶的觉醒青年们，从辛亥革命的半途而废品味到了巨大幻灭。正因为有过很大的期待，所以失望更大。其后相继发生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事件，政局呈现为无限混乱的状态。在这个大的反动时期，青年们怀着郁闷沉潜下去。他们失望于政治，便把自己的热情倾注到文化运动之中。那就是当时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发生的所谓文学革命。文学革命最初是基于作为言语以及文学上的现代化渴望而发生，但逐渐展开为广泛的文化运动，以至被赋予从根本上完成旧文化之价值转换的使命。那就是如蔡元培所说的在中国具有文艺复兴意义的运动。该运动的指导机构、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被全国青年争相阅读。这样由文学革命激发的新精神，借助1919年的五四运动呈现出一个顶点。那是最早获得成功的国民启蒙运动。中国在此获得新生。这个新的中国，追求国民的统一与国力的增强，如洪流般突进，在1925年的五卅事件中形成第二个顶点。曾为五四革新原理的文学革命精神，后来衍生为两个流派，即采取人生派立场的文学研究会和主张艺术主义的创造社。这两派受到五卅浪潮的冲击再度解体，崇尚五卅之后文学精神的主流无产者文学。被时代抛弃者结集为古典派。关于其后中国社会充满痛楚的政治命运，已无须重复。在此反动时期，古典派的活动引人注目。不久，无产阶级文学的余党之间发生第三次解体，他们向第三个顶点“七七”事变奔突。[3]

”

这里是将历史事件与文学运动相结合进行描述。使用这种叙述方式，对于竹内好来说有必然性。竹内作为中国学研究者有自己的方法论。在1937年2月出版的《中国文学月报》“中国文学研究的方法问题”特辑中，他发表文章《我与周围与中国文学》，在文中说：“作为对象的中国文学——那对于我来说，是中国文学，同时呈现出作为中国文学的景象。”[4]可见，对他而言“中国文学”与“中国”具有内在同一性。此语中的两处着重号为原文所有，着重号在“中国文学”一词中的前后移动强调的就是这种同一性。清末以来的中国文学与政治密切相关，因此竹内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特征之一就是注重政治性。他在1948年7月撰写《中国文学的政治性》一文，指出：“在中国文学中，政治被对象化而成为问题，至少以这样的方式成为问题，一般情况下是无法想象的。这是因为，中国文学处于这种开放的状态——文学的存在方式本来就是政治性的，即文学与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5]《译者序》写于1943年5月23日，即写于《我与周围与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的政治性》二文之间，上面引用的这段描述典型地呈现了竹内好的“文学／国家”同一性意识与政治意识。

叶圣陶的《倪焕之》作为一部构思宏大的长篇小说，从特定角度呈现了竹内描述的三次历史事件。1—19章讲述青年教师倪焕之投身乡村教育事业、接受五四精神影响的故事，其中第2、3两章倒叙辛亥革命发生、上海光复时倪焕之的学生生活，20—30章讲述倪焕之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与共产党人王乐山相识的故事。但是，竹内《译者序》强调的却是《倪焕之》与五四的关系，称小说为“五四时代的纪念碑”。《译者序》在进行了上文引用的描述之后，说：“从辛亥到五四，从五四到五卅，新中国的国民文化在所有方面扎下根来。那是由鲁迅那种优秀启蒙主义者所代表的时代。在文学方面，也产生了许多值得纪念的作品。那些作品在技巧层面并未成熟，但具有切实的生活依据。《小学教师倪焕之》（原书名《倪焕之》）即为其中之一。这是一部力图从正面把握此种时代精神并进行形象化表现的构思宏大之作。如果鲁迅的《阿Q正传》代表辛亥，那么此作即为五四时代的纪念碑。”《译者序》在介绍茅盾的《读＜倪焕之＞》时，又说：“作者文学研究会时期以来的朋友、创作寿命亦更长的茅盾，在1929年撰写的长篇评论文章中，赞扬其努力、称该小说为‘扛鼎之作’。我还将小说视为将五四精神形象化的杰作之一。[中略]倪焕之在批判身边社会的同时，相反也受到身边社会的批判。为了教育改革而与世俗势力斗争，由此将教育的边界引导到觉醒的位置。教育改革，只有通过超越教育并包含教育在内的社会改革才能实现——这种自觉性是主人公以五四为契机获得的。”

↑

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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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倪焕之》

对于《倪焕之》与五四之关系的强调，是竹内好删除20—30章的两个原因之一。对此，《译者序》解释说：

“

中途停止翻译，是因为追求作为作品的完结。以五四为契机主人公发生思想转换，同时感到理想与从前相信的婚姻生活的幻灭。第十九章到此为止。就时代而言为辛亥至五四。二十章以后，是描写放弃教职、身在上海的主人公投身五卅浪潮、不得志而病死。作者的意图显然是探明从辛亥经五四至五卅期间中国社会的变动与贯穿其间的精神脉络，但是，作为作品而言，如茅盾在评论中指出的，不恰当地头重脚轻。[中略]作为作品的《倪焕之》在第十九章结束于暗示性的结局，所以后面应当看作画蛇添足或者看作另一部作品，因此我将其删除。相反，关于五卅的部分，我想用茅盾的作品来取代。

”

五卅运动与《蚀》三部曲

删去20—30章之后倪焕之的身份变得单纯，因此竹内改小说名称为“小学教师倪焕之”是恰当的。删除后十一章的另一原因在于注重小说的艺术完整性。引文中竹内给“作为作品”一语加了着重号且多次使用该语。从艺术完整性的角度说，通过删除解决了茅盾批评的《倪焕之》的结构缺陷问题。将这段解释与前引《译者序》对《阿Q正传》《倪焕之》的定位结合起来，可以看出竹内好认识民国前期“文学／中国”的独特框架，即：《阿Q正传》=辛亥革命，《倪焕之》=五四运动，茅盾小说=五卅运动。他所谓比《倪焕之》更成功地表现了五卅运动的“茅盾的作品”，无疑是指《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从这个角度看，删除《倪焕之》后十一章则是这个认识框架的需要。这个框架在认识相应时代的中国与中国文学方面颇为独特，但也存在着明显偏差，因为它将鲁迅文学的价值相对化、降低了。鲁迅的《狂人日记》等作品比《倪焕之》更能体现五四精神。

辛亥革命与《阿Q正传》

《译者序》阐述了《倪焕之》的时代性、与五四精神的关系之后，通过对叶圣陶文化身份及《倪焕之》文体特征的分析，提出了“内在现代性”问题。曰：

“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该作品有诸多缺点。多余的说理、修辞的夸张、结构的不均衡等等。这些是作者经验的缺乏与现代文学历史尚短造成的，但是，不应纠缠于写作技巧的不熟练，毋宁说，恰恰是由于那种不熟练，我们才能够从反面感觉到这部小说中存在着技巧无法掩盖的丰富人生。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它称得上像小说的小说。这也无须译者赘述。但是，有一点想说明于此，那就是这种小说作法并不是直接从日本或者欧洲学来的。或许，读者从这部小说中感受到的，是比中国风土性之物更多的、近于西欧现代小说（例如罗曼·罗兰等）之物。由此言之，该作者作品的风格与我们（中国文学研究会同人）称之为风土作家的老舍、沈从文等人的风格大相径庭。但是，我认为实际上那是真正的现代中国。希望读者注意这一事实——未曾受过高等教育亦未曾留学、未曾置身文化夹缝中亲身感受欧洲现代文学的作者，在外国现代文学并未得到普遍介绍的环境中，运用口语文体确立之前的不自由的表现手段，创作了与一般所谓“中国式”不同的作品。我认为，这部小说表明，如同日本现代文学并非仅仅是对于欧洲的模仿，中国的现代文学直接就是内在于中国自身的现代性的展开。（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

“内在于中国自身的现代性”日文原文为“支那自体に内在する近代性”，本文为了便于论述，简称为“内在现代性”。竹内这里所谓的“内在现代性”包含两个层面：其一，它是本土作家叶圣陶通过《倪焕之》展示的、未受西方影响而自然发生却类似于西方的那种属性。其二，它是被从“文学”问题扩大为“国家”问题。竹内是将叶圣陶的“小说作法”作为“现代中国”来认识，进而引申出“中国的现代文学直接就是中国自身的现代性的展开”这种结论，这背后存在的依然是其“文学／国家”同一性逻辑。

“内在现代性”问题虽然是从叶圣陶的文化身份与《倪焕之》的文体归纳出来，但实际是整篇《译者序》的核心问题。这是因为，在竹内好看来，中国是在五四时期获得了“自主性的现代”“独自的现代”（该问题下文详论），所以，《译者序》对《倪焕之》与五四精神之关系的强调实质上就是对中国“内在现代性”的强调。

在认识竹内好所论《倪焕之》“内在现代性”的时候，有一个事实应当注意，那就是《倪焕之》明确写及新思想、新观念的“内发”问题。小说第18章写金佩璋的变化，曰：“这样，佩璋已变更得非常之利害，在焕之看来几乎同以前是两个人。但若从她整个的生命看，却还是一贯的。她赋有女性的传统的性格；环境的刺激与观感，引起了她自立的意志，服从的兴味，这当然十分绚烂，但究竟非由内发，坚固的程度是很差的；所以仅止生理的变化，就使她放了手，显现本来的面目。”[6]这是强调只有“内发”的才是“坚固”的。竹内好对这段话进行了准确的翻译，[7]无法确定这里的“内发”一词是否影响到他对中国“现代性”的认识，但他的“内在”观念与《倪焕之》的这种描述相一致。翻译《倪焕之》十七年之后，在竹内的《作为方法的亚洲》（1960）一文中，“内发”与相对的“外发”这两个日语汉字词均为关键词。

三、“内在现代性”的周边

1943年的竹内好从《倪焕之》中阐发出中国的“内在现代性”并非偶然。本年他持续思考“现代”问题并付诸文字，《译者序》之外，上半年撰写的《<中国文学>的停刊与我》《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精神》等文章均有论及，《译者序》与这些文章之间存在着丰富的互文性。

竹内好与《近代的超克》

（《近代的超克》中收录有：

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

《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

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

《<中国文学>的停刊与我》发表于1943年3月，[8]竹内在文中说：“中国文学研究会必须否定。就是说，现代文化必须否定。所谓现代文化，就是在现代这个时代里欧洲的现代文化在我们自身的投影。我们必须否定以那样的方式存在着的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作为从自己内部创造世界史的创造者而存在的。必须不是依靠他者之物支撑自己、而是自己本身创造自己。”[9]这种表述与两个月后撰写的《译者序》对于“现代”的理解相一致。《倪焕之》呈现的“内在于中国自身的现代性的展开”，即“作为从自己内部创造世界史的创造者而存在”。换言之，竹内是通过《倪焕之》发现、阐发了自己在《<中国文学>的停刊与我》中追求的文化价值。

《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精神》一文是竹内撰写《译者序》之后随即撰写的，论述重点之一正是中国的“现代”问题。文章开头即云：“如果不把现代中国作为‘现代’来把握，现代中国的种种问题就无法被理解。近来，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倾向于这种想法。尤其是大东亚战争之后，日本的世界史立场与基于该立场的东亚共荣圈建设的历史必然性呈现出全貌，以至于我们将发挥那种主体作用作为一种自觉而拥有，即‘现代’作为应当被超克之物而成为否定对象，因此，今天其整体意义在我们这里变得明确。”竹内在此背景上强调五四的“现代”意义，说：“我将五四看作现代中国的决定性时刻。本来，将分期划在鸦片战争的说法是一般通行的，但这是从欧洲方面思考，表达的是中国被纳入现代世界史的时机，因此不同于我所思考的现代。我要思考的不是那种经济史式的现代，相反，我思考的是中国将现代纳入的时机、现代在中国成为自觉的时机。不是被强加的现代，而是自主性的现代。认为世界史将中国强行纳入现代的想法，是来自欧洲式现代框架内的想法，如同我多次说过的，我是要主张中国拥有独自的现代。”[10]显然，竹内好认为中国是在五四时期获得了“自主性的现代”（“独自的现代”）。此文论述逻辑、基本观念与《译者序》大致相同，并且在具体论述中借用了《译者序》的论述。竹内在此文中谈到民国前期的历史进程、时代与文学的关系，说：“我在最近翻译某书时写的序文中有如下论述。因为是从文学的层面眺望现代中国、进行了简单的图式化表现，故引用于此。”所谓“翻译某书”即翻译《倪焕之》，接着用独立段落完整引用了上文所引《译者序》开头的一段，引用之后说：

“

如同从上文可以知道的，现代中国在政治层面有三个时期，有包含着作为与此对应之精神的三种文学。政治层面是五四、五卅与七七事变，相对应的文学精神即文学革命、无产者文学与民族主义。中国拥有此三种，当然无疑就是现代中国拥有现代。（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

”

这种表述重复了《译者序》对民国前期“中国／文学”同一性的理解，并将“现代”由时间问题（历史过程）引申为属性问题（文化品格）。“现代中国拥有现代”一语中的前一个“现代”是时间概念，后一个“现代”则是文化概念。

将竹内好1943年在《译者序》中阐述的“内在现代性”置于《<中国文学>的停刊与我》与《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精神》二文之间，才能做出全面的解释。

撰写《译者序》五年之后，1948年4月，竹内好在名文《何谓“现代”——日本与中国的情形》中讨论日中两国现代性的差异，归纳出“转向”与“回心”两种不同的现代文化类型。他说：“我认为日本文化在类型上是转向文化，中国文化则是回心型的文化。日本文化没有经历过革命这样的历史断裂，也不曾有过割断过去以新生，旧的东西重新复苏再生这样的历史变动。就是说，不曾有过重写历史的经历。”[11]他追求起源于内在变革的文化价值，因此否定现代日本优等生式的“转向文化”，肯定中国的“回心型文化”。在此文中，竹内将鲁迅纳入对于“东洋的抵抗”的思考，并纳入对于“回心”与“转向”的论述，说：“如果有人问我抵抗是什么，我只能回答说，就是鲁迅那里所有的那种东西。”“从日本来看鲁迅，正如观察所有事物一样，鲁迅也会被曲解为一个进步主义者、优秀的启蒙家，一个为消除落后而拼命追赶欧洲的开明主义者，根据镜子的尺寸而适度地扭曲。鲁迅会成为中国的森鸥外。可是，鲁迅实际上恐怕是与此正相反的人物，是与胡适或林语堂那种进步主义者正相反的存在。鲁迅常说‘我是旧式的人’。而日本的进步主义者则认为这是鲁迅的谦虚，根本不想去思考，这句话恰恰是日本现代与中国现代之结构上的不同所致。”[12]在竹内好看来，鲁迅作为体现着日本现代与中国现代之差异的、“东洋的抵抗”的代表人物，非“拼命追赶欧洲的开明主义者”，亦非胡适或林语堂那种进步主义者。这种认识是否符合鲁迅的实际情形另当别论，但竹内是这样认识鲁迅的。胡适、林语堂之所以被竹内否定，显然是因为他们经受过欧风美雨的洗礼、在价值观方面倾向于欧美，放弃了“东洋的抵抗”。鲁迅成为“东洋的抵抗”的代表人物，即成为中国“内在现代性”的体现者。竹内在这里阐述的鲁迅与胡适、林语堂的对立，与《译者序》阐述的叶圣陶与老舍、沈从文的对立具有同构性。

鲁迅先生

必须注意，《何谓“现代”——日本与中国的情形》一文通过鲁迅阐述的“回心型文化”和“东洋的抵抗”，与五年前的1943年竹内好在《译者序》等三篇文章中阐述的“内在现代性”（“自主性的现代”“独自的现代”）具有同质性，然而，同样撰写于1943年的名著《鲁迅》却并未讨论鲁迅与中国“内在现代性”的关系。由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叶圣陶及其《倪焕之》在竹内好思考“现代”的过程中所处的重要位置。显然，叶圣陶与《倪焕之》更早地被竹内纳入对于“现代”的思考、参与了竹内好建构中国式“现代”的过程。1948年的《何谓“现代”——日本与中国的情形》一文对于作为“东洋的抵抗”的代表人物、作为中国“内在现代性”体现者的鲁迅的理解，处于竹内好对于叶圣陶与《倪焕之》理解的延长线上。在竹内好的“现代”论述中，叶圣陶与鲁迅获得了另一种同一性——作为抵抗式、内发性“现代”体现者的同一性。这一事实还有助于理解竹内好的“回心”说。就对鲁迅的论述而言，1948年《何谓“现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与1943年《鲁迅》的联结点只是“回心”说。在《鲁迅》中，竹内好认为鲁迅在民国初期蛰伏北京时“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13]日语汉字词“回心”本是多义词，不仅因读音不同（“かいしん”或“えしん”）而涵义不同，同一读音也有多重涵义。结合竹内对于“回心”一词的不同用法来看，他所谓的“回心”与佛教表示“忏悔”之意的“回心”一词并不完全相同，应当包含着与“转向”相对的自我更新之意，即“通过内在的自我否定而达到自觉或觉醒”。[14]竹内主要是在比喻的意义上使用该词并重构了该词的词义。只有这样解释，才能将《鲁迅》中的“回心”与《何谓“现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中的“回心”作为文化价值（“内在现代性”“东洋的抵抗”等等）统一起来。

四、《倪焕之》的译介与战时日本

从日本学者译介叶圣陶作品的状况与竹内好翻译《倪焕之》的过程来看，竹内对《倪焕之》的译介首先是一种学术行为。叶圣陶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在小说、散文、童话等多种体裁的创作方面成就非凡，自然受到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关注。1935年其短篇名作《潘先生在难中》由增田涉译为日文，收入河内书房出版的《世界短篇名作集》，1939年其童话《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由猪俣庄八译为日文，收入小说集《春桃》。[15]竹内好身为中国文学研究会（1934年3月成立）发起人，无疑了解相关情况。增田涉为中国文学研究会同人，小说集《春桃》也是该会编译的。1936年1月，增田涉在给鲁迅的信中还请教有关叶圣陶小说的问题，[16]因此可以认为叶圣陶的创作曾经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会的话题。竹内的鲁迅研究者身份也会加强他对叶圣陶的关注度。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叶圣陶评价颇高，称其五四之后“有更远大的发展”，而该“大系”多次在竹内笔下出现。[17]竹内好决定翻译《倪焕之》至迟是在1941年上半年，他从当年7月开始为翻译而阅读这部小说。[18]《译者序》强调“小说中存在着技术无法掩盖的丰富人生”，表明竹内翻译《倪焕之》首先是为了了解、并向日本社会介绍现代中国社会。

但是，《倪焕之》的翻译工作1943年4月才完成，《译者序》是写于1943年5月下旬。这都是在1941年12月8日“大东亚战争”爆发之后。日军偷袭珍珠港八天之后的1941年12月16日，竹内好满怀激情撰写了表态文章《大东亚战争与我们的决心》，发表在翌年1月1日出版的《中国文学》上。文章将支持“大东亚战争”与自己的职业结合起来，说：“为了把东亚解放到那个新秩序的世界中去，从今以后，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恪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我们研究中国，与中国正确的解放者协作，让我们日本国民了解真正的中国。”[19]这种态度也体现在《倪焕之》的译介中。竹内通过译介《倪焕之》参与当时日本的思想文化建设，因而这次译介行为有了文学研究与意识形态建设的二重性。

《译者序》对于中国“内在现代性”的阐述，背景即为当时日本思想界的“现代的超克”论。“现代的超克”座谈会1942年7月23—24召开，会议主旨简言之即“超克”（超越、克服）外来的“现代”（英美势力与文化）。竹内好当时就受到“现代的超克”论的影响，并在十七年后的1959年重提“现代的超克”，推动其成为战后日本思想界的重要课题。在此意义上，1943年他在《译者序》中阐述“内在现代性”是呼应“现代的超克”论。他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精神》一文中说“‘现代’作为应当被超克之物而成为否定对象”并论及京都学派，原因即在于此。京都学派的哲学家们积极参与了“现代的超克”论的建构。在以日军偷袭珍珠港为开端的“大东亚战争”即将爆发的1941年11月26日，此派的高山岩男（1905—1993）等四位哲学家预感到大战即将发生，召开了名为“世界史立场与日本”的座谈会。会议记录与他们举办的另外两场为“大东亚战争”提供理念的座谈会的会议记录，在1942年1月《中央公论》杂志新年号上发表，后来又汇编为《世界史立场与日本》一书出版，[20]在战时日本产生了广泛影响。竹内好在为《中国文学》第91期（1943年1月出版）撰写的“后记”中，讲述自己阅读1942年新年号《中央公论》所载四人座谈记录时的感动，曰：“我记得自己是怀着近于惊叹的感动阅读了这篇座谈记录，而且，这一年间竭诚搜求四位学者的著作。与哲学少有关联的我，现在这样对西田哲学怀有特殊兴趣，也是以这次座谈会为契机。”[21]“世界史立场”主张日本通过“大东亚战争”改写“世界史”，建立日本乃至“东亚”的主体性，本质上是帝国主义哲学话语，是“现代的超克”的另一种表述。[22]竹内好撰写《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精神》一文的目的之一，就是应和“世界史立场”，因此文章论及高山岩男及其主张的“道义性生命力”。高山认为“任何时候，推动世界史向前发展的都是道义性生命力”，这也是京都学派青年哲学家共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日本拥有这种“道义性生命力”，而中国即使有“道义”也没有“道义性生命力”，因此须由日本承担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使命。竹内好不同意他们的中国观，在《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精神》中强调“中国拥有独自的现代”——即强调中国同样拥有“道义性生命力”。这样，《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精神》一文直接参与了京都学派“世界史立场”话语的建构。如前所述，《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精神》与《译者序》直接相关。竹内在这些文章中阐述的中国“内在现代性”与英美的“现代”对峙，具有抵抗英美“现代”的性质，因而成为“大东亚”文化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与政治、战争层面日本对英美的战争相呼应。

《「近代の超克」と京都学派—近代性帝国普遍性》书影

除了“内在现代性”的阐释本身包含的意识形态性质之外，竹内译本对《倪焕之》后十一章的删节，也应结合1943年的日本国家意识形态来认识。如前所引，竹内本人对删节做了解释——凸显五四时代精神、艺术的完整性等等，但是，结合竹内译本前十九章中的一处改译来看，其解释未能说明删节的全部原因。

关于删节，《译者序》最后一节还说：“翻译过程中，译者根据一己之见进行极少删节的地方有两三处。这是因为顾及与时代的距离，并不妨碍对作品的理解。”那么，前十九章中被删除的是怎样的内容？笔者将日译本与原著逐节对比，未发现删节，仅发现一处改译。在小说第19章，倪焕之和同事陆三复等人在小镇上参加学生的宣传集会，陆三复对倪焕之说：“他们接了二十一条，我们印刷的那张东西，都瞪着眼睛仔细地看。而且个个带回去，没有一个人把它随便丢了。”[23]竹内译为：“参考資料を受け取ってね、僕らの印刷してやった奴さ、眼を見張って読み耽っていたよ。しかも全部持って帰った。一枚だって棄てたりしなかった。”[24]将这段日文翻译为中文就是：“接了参考资料，就是我们印的东西，瞪着眼睛仔细地看。而且个个带回去，连一张都没有丢弃。”细微的文字差异姑且不论，重要的是原文中的“二十一条”在竹内译文中变成了“参考资料”。显然，对于正在进行侵华战争的日本来说，二十八年前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是个禁忌，所以竹内做了这种修改。竹内所谓的“顾及与时代的距离”，实为“顾及与军国政治的距离”。日本战败后，1952年10月筑摩书房将竹内译《小学教师倪焕之》改题为《小学教师》重新出版的时候，竹内在《译者后记》中坦言：“从前顾及审查而删除的地方，在这次的译本中全部恢复了。”[25]

结合这一处改译来看，应当认为竹内删除《倪焕之》后十一章同样是因为“顾及审查”。因为后十一章讲述的是倪焕之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走近共产党人王乐山的故事，而五卅运动的发生起因于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导火索之一是共产党员顾正红在罢工、讨薪运动中被杀。1943年的日本正在进行侵华战争，并且在国内整肃日本共产党。在这种环境中，翻译《倪焕之》后十一章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难以通过出版审查。不过，删除20—30章之后虽然获得了政治安全，但对于表现“内在于中国自身的现代性的展开”来说损失巨大。这是因为，小说第26章讲述的“革命”在乡村变形的故事，比前19章中的任何一章都更为充分地表现了传统中国在追求“现代”过程中的挫折，而“革命”运动本身与“国家”意识的强化，恰恰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现代性。

战时竹内好中国观的悖论性，充分体现在他对《倪焕之》的阐释与处理之中。一方面，他在日本全面侵华、日本国民普遍蔑视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努力认识中国、发现中国的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当这种努力参与到战时日本文化意识形态建构之中的时候，中国即遭到歪曲、利用。1943年的中国，面临的不是“现代的超克”或追求“内在现代性”的问题，而是“超克”日本入侵者、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问题。

如前所述，竹内译《倪焕之》在1952、1963年两次出版修订本，竹内亦两次重写解说——即1952年8月为筑摩书房版《小学教师》撰写的《译者后记》，1963年初为增田涉编《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第三卷《五四文学革命集》撰写的解说《<小学教师>与其作者》。修订本不仅恢复了译著初版本顾及审查而删除的内容，后两篇解说与1943年《译者序》的解说相比也有显著差异。差异在于：一是《译者后记》依然强调叶圣陶与《倪焕之》的本土性，但不再用“内在现代性”来解释，二是《<小学教师>与其作者》承认《倪焕之》20—30章的重要性，整理了近五页长的“后十一章故事梗概”。这种差异本身，一方面反证了《译者序》的解说与战时日本思想文化的潜在关系，一方面表明《倪焕之》在推行战后民主主义的日本被竹内好重新认识。

结语：作为方法的“现代”

茅盾的《读<倪焕之>》一文表明，《倪焕之》发表、出版之初中国评论者多将其看作“教育文艺”或“革命文艺”。茅盾和夏丏尊注重的则是《倪焕之》的时代性。相形之下，竹内好从《倪焕之》中读出中国的“内在现代性”是独特的。不过，这种“现代性”处于多种不同的脉络（政治的、文化的、文本的）之中，因此具有不同涵义，须给予不同评价。相对于战时日本思想界的“现代的超克”论而言它是政治性、工具性的，须深入批判。相对于西方的“现代”而言它是“内发”的，有助于理解中国“现代”的特殊性。相对于《倪焕之》这部作品而言它是文本中确实存在的一个层面。对于竹内好来说“现代”问题具有本源性，直接影响到他对国家、民族、历史、文化、战争的理解。他追求的是通过鲁迅论和对于“现代的超克”的再评价而提出的东亚本土性“现代”。本文的论述表明，1943年《倪焕之》的翻译和阐释，对于理解竹内好的“现代”、“现代的超克”论的脉络和内涵来说十分重要。

竹内好的“现代”涉及多种语境和对象，因而成为多义性、歧义性的概念，并且成为具有实体与方法二重性的概念。这里的“方法”一词也是在竹内好的意义上使用的。竹内在其名文《作为方法的亚洲》（1960）结尾处说：“进行那种反攻之际，自我之中须有独自之物。说到那独自之物为何物，大概我不认为它是作为实体存在的。但是，我认为，作为方法即作为主体形成的过程确实可能存在，所以定下‘作为方法的亚洲’这个题目。”[26]由此可见其所谓“方法”乃与“实体”相对的“主体形成的过程”。当亚洲被作为“方法”的时候亚洲即被“工具化”，在此过程中对分析有效性的追求高于对实体真实性的追求。作为“方法”的“现代”同样存在于竹内好对《倪焕之》的阐释之中。这样说是因为，一方面，《倪焕之》中确实存在着起源于“现代”（都市、革命）与“传统”（乡村、保守）二元对立结构的中国“内在现代性”——这是实体意义上的“现代”，另一方面，一旦将“现代”作为分析《倪焕之》的“方法”，还会发现多种并非“内在”的、甚至是外来的“现代”。《倪焕之》中的“现代”绝非与外来影响绝缘，叶圣陶本人虽无留学经历，但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接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来自日本的影响也直接体现在《倪焕之》中。小说第2章中少年倪焕之就读的那所中学的校长是归国的留日生，这种身份的设定并非偶然。叶圣陶作为新文学作家与日本早有关联，1919年他共鸣于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的新村运动，加入新村、成为新村的村外会员。[27]1928年他创作《倪焕之》的时候依然带着新村的记忆。在小说第三十章，曾经与倪焕之共事、当过小学校长的蒋冰如，在倪焕之的灵位前谈自己的打算，表示要在南村建新房子，“那地方风景好；又是空地，一切规画可以称心。房子要朴而不陋，风雅宜人。自己住家以外，还可以分给投和的亲友。这就约略成个‘新村’。中间要有一个会场，一个大茅亭就行。每隔几天我在里边开一回讲演，召集四近的人来听。”[28]这里的“新村”即叶圣陶曾经向往的新村。由此可见，对于《倪焕之》这部作品来说，竹内好的“现代”作为方法（阐释视角）也许更有效。

竹内好与“现代”难分难解，因此存在着“作为方法的‘现代’”即存在着“作为方法的竹内好”。竹内好在现代中国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价值，应当这样理解。

（注：本文原载于《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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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参阅拙著《“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第209页的论述。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5月出版。

[2] 竹内好在1952年8月撰写的《叶绍钧<小学教师>译者后记》中说该小说“1928年连载于《教育杂志》，193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1963年初在解说文章《<小学教师>与其作者》中介绍《倪焕之》的版本时重复了同样的说法。见《竹内好全集》第3卷第54页、69页。东京，筑摩书房1981年3月出版。《倪焕之》初版本版权页注明的是“民国十八年八月初版”，可见，竹内在将民国纪年转换成公元纪年的时候多算了一年。

[3] 本文对竹内好《译者序》的引用出自日文版《小学教师倪焕之》第1—7页，引用者翻译。后不另注。

[4] 《私と周囲と中国文学》。《竹内好全集》第14卷第72页。东京，筑摩书房1981年12月出版。引用者翻译。

[5] 《中国文学の政治性》。原载1948年9月号《思索》杂志。引自《竹内好全集》第7卷4—5页。东京，筑摩书房1981年2月20日初版。引用者翻译。

[6] 《倪焕之》第263页。

[7] 见《倪焕之》日译本第283—284页。

[8] 《<中国文学>の廃刊と私》。载1943年3月《中国文学》第92期。

[9] 《近代的超克》第176页。竹内好著，孙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3月出版。下同。引用之际参照日文原文修改了个别词汇。

[10] 《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精神》（《現代支那文学精神について》）。发表于1943年7月出版的《国际文化》第26号。引自《竹内好全集》第14卷463、468页。东京，筑摩书房1981年12月出版。引用者翻译。

[11] 《近代的超克》第213页。这里的“转向”是日语汉字词，指转变立场或者背叛固有的信念。

[12] 《近代的超克》第196、210页。引用之际将原译文中的某些“近代”改为了“现代”。

[13] 《鲁迅·思想的形成》。引自《近代的超克》第45页。

[14] 《近代的超克》第45页。这是该书译者的解释。引用者认为这种解释符合竹内好的本意。

[15] 见《叶圣陶年谱》第187、227页。商金林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16] 参见鲁迅1936年2月3日给增田涉的信。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给叶圣陶以好评，在给增田的私信中却说“叶的小说，有许多是所谓‘身边琐事’那样的东西，我不喜欢。”“身边琐事”的看法与夏丏尊《读<倪焕之>》中所言叶圣陶小说“题材最多的是关于儿童及家庭的琐事”相同。《倪焕之》1929年8月出版后，叶圣陶在当月22日赠与鲁迅两册。

[17] 例如，竹内好执笔的《中国文学月报》第4期（1935年6月）“后记”中有代售《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广告，竹内1941年4月发表的文章《新中国文学的入门书》对《中国新文学大系》作了详细介绍。见《竹内好全集》第7卷26、246页。东京，筑摩书房1981年2月出版。《鲁迅》（1943）则大段引用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的文字。

[18] 据《竹内好年谱》，竹内好是从1941年7月1日开始为翻译而细读《倪焕之》，1943年4月完成翻译、向出版社交出译稿。《竹内好的鲁迅研究》217、219页。靳丛林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

[19] 引自《近代的超克》第167页。引用之际将译文中的“支那”改成了“中国”。

[20] 《世界史的立場と日本》。东京，中央公论社1943年3月出版。

[21] 引自《竹内好全集》第14卷444—445页。东京，筑摩书房1981年12月出版。引用者翻译。这里的“西田哲学”即西田几多郎（1870—1945）的哲学，西田是四位与会者的导师。

[22] 详见子安宣邦《何谓“现代的超克”》（《「近代の超克」とは何か》）一书中《“世界史之哲学”的时代》《“现代的超克”与战争的二重性》两章的论述。东京，青土社2008年6月出版。

[23] 《倪焕之》第274页。

[24] 《小学教师倪焕之》第297页。

[25] 引自《竹内好全集》第3卷57页。引用者翻译。

[26] 引自《竹内好全集》第5卷115页。东京，筑摩书房1981年12月出版。引用者翻译。这段话中的“反攻”指“东洋”对“西洋”的反击。

[27] 参阅拙文《周作人与〈新村〉杂志》。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2期。1998年6月1日出版。

[28] 《倪焕之》初版本第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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