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孟庆澍：将鲁迅重新嵌入实践 | 自由微信

原创：孟庆澍 2018-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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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马克思有言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作为精神活动，鲁迅研究既是个体性的行为，又是社会实践。因此，鲁迅研究不能局限于书房中的冥想，不能自外于社会进程，而是应该重新自觉地进入社会思想的角斗场，在行动中重建批判性。只有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实践中，鲁迅研究才能不断被新的矛盾所刺激，发现新的问题，保持活力。在今日中国，鲁迅研究若要打开新的局面，或许也应回到实践，提出“导致行动的革命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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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呼唤真批评家

孟庆澍

将鲁迅重新

嵌入实践

当前的鲁迅研究，如果说深受1980年代以来王富仁、钱理群、汪晖以及日本鲁迅研究的影响，应该是大致不错的。注重哲学思辨和理论阐发，以建构阐释体系或寻找核心阐释概念为方法，我认为比较典型地体现了“60-70后”学者的鲁迅研究的整体倾向。当然，其中也有重视考证与文本分析的路径，但总体思路是偏重理论思辨乃至难以避免地出现了“玄学化”的弊病。这一代人的鲁迅研究一方面是个人经验的产物，与个人生活经历有一定的关系，但更是现代文学学科与鲁迅学学科的产物，体现了这两个学科1980年代以来的进展和丰厚积累。这一代学者的目的，既是与诸多前辈学人进行对话，又要提出自己的问题与结论。因此，他们的鲁迅研究一方面体现了与前辈学者之间密切的关联性，又处处可以发现他们寻找自我的紧张、焦虑与执着。这比较突出地体现在这一代研究对前辈学者研究方法的承袭。他们多沿用前辈学者寻找核心概念、建立核心命题的方式，以“攻其一点、意在全局”的方式，表达自己对鲁迅的认识。如汪卫东对鲁迅早期“个人”观念的梳理，梁展对“自我”、“意志”、“生命”等概念的阐释，符杰祥提出的鲁迅“道路”论，刘春勇关注的“多疑”、“虚妄”、“留白”，都捕捉到了鲁迅精神世界中的一些关键之处，体现了研究者的敏锐洞察力。但是，这些概念的能否如“立人”、“回心”、“中间物”那样支撑起一个个鲁迅阐释体系，仍有待观察，目前看来，这些概念仍然没有达到前辈学者所提出的“立人”、“回心”、“中间物”等概念的高度，这或许是研究方法的“模仿”所导致的内在局限。

汪晖

王富仁

钱理群

实际上，这一代学者的研究是在竹内好、伊藤虎丸、木山英雄、尾崎文昭、王得后、汪晖等人提出的概念基础上进行的对话，是对这些概念进行拓展、扬弃或者反驳，因此论证过程基本是是对抽绎出来的理念进行的再抽绎。换言之，这类研究是在鲁迅学内部生长起来的纯理论研究，这实际上导致了一个问题，即它虽然借用了大量的哲学和思想史理论，但实际上不自觉地将自己摆在学科等级的下游，其结论并不具有回过头去影响哲学或思想史研究的能力，也就是说，不具备学科交流的能力，而只是变成了鲁迅学圈子内的概念循环的一部分。但是，这些概念和知识，如果只能是外来影响的产物，如果只能在一个学科内部生产和消化，其学术生命力是有问题的。鲁迅研究如果变成了当代理论旅行的终点站和收容所，产生的成果只能在小圈子里循环演绎，不能和更广阔的思想生活发生联系，其意义就值得打个问号。换句话说，我们越是想通过抓住概念去接近鲁迅，我们反而离鲁迅越远了。我们想通过竹内好、木山英雄的方式超越竹内和木山，但这不太可能。

鲁迅最反对将自己供起来，精致化，我想他也并不赞成对自己过度经院化的理解。他对章太炎的推崇，在于章是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不仅通过著述，而且通过斗争、实践才完成了自己。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P56)鲁迅不仅是思想家，也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人，他生存、写作、交往、斗争，与社会现实处处发生着紧密的联系，是个实践者和行动者。因此，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回到“实践”的语境里重新思考鲁迅？

《文章在兹——非文学的文学家鲁迅及其转变》

这种想法也是在读刘春勇君《文章在兹——非文学的文学家鲁迅及其转变》的过程中产生的，得益于它的启发。书中从尾崎文昭那里看到了对信仰和行动的分析：一般人认为信仰是第一位的，行动是第二位的，但尼采就已经指出这是不对的，“行动，既是最先发生的也是终极重要的！”“只要你放手行动、行动、再行动，有关的信仰很快就会尾随而至。”作者指出：“尾随行动而至的信仰就是我所谓的‘信’，信与行动的关系就像希望与存在的关系，不是存在附丽于希望，而是希望附丽于存在，同样的不是行动尾随信，而是信尾随行动。”正是从这里，我忽然领悟到鲁迅乃是一个“信尾随行动”的实践主义者，一个无时无刻不在行动的战士，虚无也好，虚妄也好，都不能阻止或取消他的行动。换句话说，应该从行动中去寻找他的主体性。鲁迅的虚无是创造性的“无”，是始终实践与行动着的“无”，是“绝望的抗战”。

将鲁迅重新放回实践中去，是中国学术传统和鲁迅学传统的内在要求。

黄侃

黄侃曾说，中国学问有三大条件：“言实不言名”、“言有不言无”、“言生不言死”，所以“各家皆务为治，而无空言之学”。[2](P2)以儒学为主的中国学术，一直有经验性的特征，有注重实践性、行动性、致用性的传统。当然，清儒也有考据学的传统，西方也有纯粹求知的文化传统，如韦伯的价值中立说，但如果说鲁迅研究应该以纯然客观、价值无涉的态度做为标准，恐怕谁都不能认同。

鲁迅研究的学科化、学术化和内倾化是1990年代以来的现象，在此之前的半个世纪，鲁迅研究一直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实践性和政治性。举个例子，曹聚仁的《鲁迅评传》，按今日的标准是谈不上什么学术性的，但它对鲁迅有深入的理解与独特的见识，能成一家之言，就在将鲁迅看作一个生活着、实践着的人——“鲁迅可以说是道地的现代文人，他并不是追求隐逸生活，他住在都市之中，天天和世俗相接，而能忘于江湖”。[3](P161)

《鲁迅评传》

甚至，鲁迅研究本身就是对现实产生作用的实践与行动。王得后、王富仁、钱理群、汪晖诸先生的鲁迅研究之所以至今仍有生命力，也在于它既是学术，讲理论层面的建构，但又是实践和行动的学术，在1980年代是有实践性、斗争性的，是实实在在参与到社会思想文化的革新运动中去，本身既是实践也是行动。因此，它既有学术史的意义，同时又是1980年代社会思想运动的一部分。这种实践性和行动性，至今也没有减弱。但此后的鲁迅研究，这种实践性和参与性就弱多了。以前常常将这两代人的区别归于“体验”之有无，但现在看来，更重要的是前者的生命实践和行动要更丰富、更广阔、更强烈。

怎么样理解“实践”和“行动”？这是两个内涵极为丰富的命题。按照马克思所说，实践包括生存的活动和生产的活动。不过我所理解的实践，一方面是说鲁迅始终是个行动者，通过行动来处理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应该重新认识“行动”概念，它不仅是对外在对象的介入和干涉，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人的主体自身。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坎格尔加认为，实践决定人的存在，人在积极的实践过程之中，对象成为人的对象，人的本质力量获得呈现，构建起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联性，获得人类存在的本质。只有在历史性的实践过程中,主客体相联系,才可能构建起存在感，人的本质力量才获得确证。由于人是历史性实践的存在,人的本质也不是凝固的，而是生成的。因而，实践不仅是一种工具和手段；它同时是人的内在目的，或说是人的存在形式。[4]因此，从实践角度可以重新理解鲁迅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与他的本质存在之间的关系。无疑可以看到，由于实践是永不停止的，因此鲁迅的本质也是永不凝固而不断新生的。

另一方面，提出在“实践”中理解鲁迅，是想强调鲁迅的行动与他所身处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鲁迅是在一定的具体、复杂的历史境遇中开展自己的行动的，不能抽象理解鲁迅思想的发展，而应该将鲁迅思想放在一个政治、思想、教育、经济、文化等方面交叉而成的、具有内在有机性的社会整体结构中去理解，并且这个结构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运动变化的，注意到鲁迅思想的某些不确定性，在一定历史时刻的悖反性，思想发展的多元可能性。这样就可以避免以一个体系化的、光滑自洽的鲁迅取代另一个体系化的、光滑自洽的鲁迅的研究症候。

鲁迅研究中的一些困难问题，例如“向左转”，托尔斯泰和尼采的矛盾，如文体的转换问题，多疑和骂人问题，虚无主义问题，革命文学问题，如果从实践和行动的角度，都可以进行新的思考。例如比较引起争议的鲁迅文体不均衡问题，何以弃小说而转向杂文写作问题，《故事新编》的杂文化是否存在问题，都可以重新认识。试想，如果将鲁迅的各种文体写作都视为连绵不断的实践活动，那么它们不仅在鲁迅的生命历程中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角色，而且文体之间并无高下轻重之分。按照传统的文体分类，无论是小说还是杂文，都属于“文章”，因此它们都是“文章家”鲁迅的实践形式，它们之间的共性与连续性远远大于差异。也正因为如此，“杂文”是不是属于文学，是否具有文学性，鲁迅为什么会放弃小说而改写杂文等等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就都变得不重要了——我们可以清楚指认它们的伪命题本质。

《故事新编》

鲁迅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鲁迅研究本身应该具备的实践性与行动性。作为精神活动，鲁迅研究既是个体性的行为，又是社会实践。因此，鲁迅研究不能局限于书房中的冥想，不能自外于社会进程，而是应该重新自觉地进入社会思想的角斗场，在行动中重建批判性。只有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实践中，鲁迅研究才能不断被新的矛盾所刺激，发现新的问题，保持活力。静态的、经院主义的鲁迅研究是值得警惕的，一方面，它力图使鲁迅研究中立化、知识化，试图使之成为“客观”的知识；另一方面，它试图通过“去实践化”的方式使鲁迅研究去政治化，变成隔绝在真空中的标本。

马克思有言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英国当代哲学家霍夫曼阐释这句话时说：“革命不是在哲学家的书房中，而是在现实世界中进行的。因此，这意味着，我们并不拒绝一切形式的哲学（即不停止思想），而只是想提出新的思想概念，这种思想将自觉地把改变世界作为自己的目的，而不是象哲学家们过去所做的那样，极力讨好反动派，把世界固定起来。要用导致行动的革命解释代替无所作为的保守解释。用具体的、实际的思维方法取代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5](P30)这段话对我很有启发。在今日中国，鲁迅研究若要打开新的局面，或许也应回到实践，提出“导致行动的革命解释”。

发表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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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黄侃讲，黄焯记.黄先生语录[A].张晖.量守庐学记续编[C].北京：三联书店,2006.

[3]曹聚仁.鲁迅评传[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4]傅其林.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存在论美学[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1).

[5]约翰·霍夫曼.实践派理论和马克思主义[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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