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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钟敬文编的《鲁迅在广东》真实记录了一个初到广东、积极参与和支持国民革命的激进鲁迅形象，但随着清党之后鲁迅对国民革命和自身的批判，他否定了这个“革命鲁迅”，重叙出一个受到绑架扭曲的“被革命鲁迅”形象，更在1934年说《鲁迅在广东》“记的太失真，我自己并未改正”。“两个鲁迅”其实是内因与外因、主动与被动交相混合的产物，而鲁迅对自我历史的遮蔽和重叙，反映出知识分子与革命的矛盾复杂关系，更让我们看到了回忆的建构性和历史的话语本质，所以鲁迅研究必须关注鲁迅思想的复杂性和文本的真实性问题。
感谢作者邱焕星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邱焕星
“两个鲁迅”与“鲁迅在广东”
目前关于鲁迅初到广东的情况和心态，因为保留下来的直接资料很少，基本依据的是他本人在《通信（致李小峰）》、《答有恒先生》、《怎么写》、《在钟楼上》、《通信（复Y先生）》等文章中的自述，在这些文章中鲁迅重点谈了自己是如何被绑架、利用和扭曲的。由于鲁迅在批判国民革命变质的同时，也痛责自己“帮助着排筵宴”，文章负有“诱杀青年”的责任，这种“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的态度深深打动了后来者。因此，鲁迅的这段自叙史不但从未被人质疑，更是被研究者做了进一步的阐发：旧的共产革命解读视角，认为鲁迅具有“清醒的认识”，一到广州就发现了“红中夹白”，“假革命”将要占领革命策源地；[1]新的思想革命解读视角，则认为“鲁迅基于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自由思想，不肯依附于任何一种政治势力”[2]。
但是，既往认识忽略了一个重要之处，即鲁迅的这些自叙都是他清党之后的历史追叙，这其实是将“幸存者的视角特权化”[3]了。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重新发掘鲁迅初到广东的资料并据此重建历史的叙述，也正因此，钟敬文在《鲁迅在广东》中搜集的那些鲁迅初到广州发表在报刊上的演讲稿，就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考察这些演讲稿的真实性，分析鲁迅否定它们的原因，并据此探究鲁迅思想和历史叙述的复杂性，就成了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太失真”与“未改正”？
1927年7月，钟敬文编辑的《鲁迅在广东》一书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书中收录了12篇时人关于鲁迅的评论，并附录了鲁迅在广东的一篇杂文《黄花节的杂感》和三篇演讲，即《鲁迅先生的演说——在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会席上》（林霖记）、《老调子已经唱完——二月十九日在香港青年会讲演》（鲁迅）、《读书与革命——中山大学开学演说词》（鲁迅讲林霖记）。该书后来在《北新》上打出了广告：“本书乃收集鲁迅在广东时，那里的一般青年访他，诵扬他，批评他，希望他的文字而成。后附鲁迅先生在广东的言论和演说，皆极有价值之作。实价三角。”[4]
1927年7月 钟敬文《鲁迅在广东》书影
但是鲁迅对此书的出版极为不满，他先是在1927年9月3日致信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表示抗议，该信随后发表在10月1日的《语丝》第151期上，算是鲁迅的一个公开声明：
还有一层，我凡有东西发表，无论讲义，演说，是必须自己看过的。但那时太忙，有时不但稿子没有看，连印出了之后也没有看。这回变成书了，我也今天才知道，而终于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里面是怎样的东西。现在我也不想拿什么费话来捣乱，但以我们多年的交情，希望你最好允许我实行下列三样——
一，将书中的我的演说，文章等都删去。
二，将广告上的著者的署名改正。
三，将这信在《语丝》上发表。
这样一来，就只剩了别人所编的别人的文章，我当然心安理得，无话可说了。但是，还有一层，看了《鲁迅在广东》，是不足以很知道鲁迅之在广东的。我想，要后面再加上几十页白纸，才可以称为“鲁迅在广东”。
9月19日，鲁迅又分别致信翟永坤和章廷谦说：
《鲁迅在广东》我没有见过，不知道是怎样的东西，大约是集些报上的议论罢。但这些议论是一时的，彼一时，此一时，现在很两样。
北新出了一本《鲁迅在广东》，好些人向我来要，而我一向不知道。
1934年，鲁迅又和编辑《集外集》的杨霁云多次通信，反对他收录这些演讲：
又，在香港有一篇演说：《老调子已经唱完》，因为失去了稿了，也未收入，但报上是登载过的。至于《鲁迅在广东》中的讲演，则记得很坏，大抵和原意很不同，我也未加以订正，希先生都不要它。（5月22日）
钟敬文编的书里的三篇演说，请不要收进去，记的太失真，我自己并未改正，他们乱编进去的，这事可我当于自序中说明。（12月11日）
各种讲演，除《老调子已经唱完》之外，我想，还是都不登罢，因为有许多实在记得太不行了，有时候简直我并没有说或是相反的，改起来非重写一遍不可，当时就因为没有这勇气，只好放下，现在更没有这勇气了。（12月11日）
那两篇讲演，我决计不要它，因为离实际太远。大约记者不甚懂我的话，而且意见也不同，所以我以为要紧的，他却不记或者当作笑话。（12月18日）
《老调子……》原是自己改过的；（12月19日）
12月20日，鲁迅在为《集外集》所写的《序言》中特意强调：
只有几篇讲演，是现在故意删去的。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这已经是大可不必保存的了。而记录的人，或者为了方音的不同，听不很懂，于是漏落，错误；或者为了意见的不同，取舍因而不确，我以为要紧的，他并不记录，遇到空话，却详详细细记了一大通；有些则简直好像是恶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说的正是相反的。凡这些，我只好当作记录者自己的创作，都将它由我这里删掉。
鲁迅《集外集》书影
前后如此之多的意见，无疑说明了鲁迅对《鲁迅在广东》的重视和不满，在这些意见中，最核心的就是“记的太失真，我自己并未改正”，后来的研究者也都采信了这一点，所以直到现在《鲁迅全集》也未收录林霖所记的这两篇演讲。然而，马蹄疾、李伟江等学者通过查阅原始资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5]：
首先，林霖记的《读书与革命——中山大学开学演说词》在1927年4月1日的《广东青年》第3期发表时，“编者附识”强调：“《读书与革命》是中山大学开学鲁迅先生的一篇讲说词，由林霖同志笔记，鲁迅先生又亲自校阅过。”因此马蹄疾、李伟江都建议此文收入《鲁迅全集》[6]。
其次，《鲁迅先生的演说——在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会席上》在1927年1月17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26期发表时，林霖在“记者附志”中强调该文因为编辑催稿，“不得已，只得向鲁迅先生和读者告罪，把这篇稿子发了”，的确未经鲁迅审阅。但是，“清水”在1936年12月5日汉口《西北风》第13期发表的《我忆念到鲁迅先生》中也大量提及了本次演讲，马蹄疾比对后认为所记与林霖的大同“小异”，所以他认为：“这篇讲稿的内容，当然与鲁迅的讲演有‘漏落，错误’的地方，但其基本观点与鲁迅的原意大致是一致的，其中谈到的一些问题的观点，是符合当时鲁迅的思想的，我们可以从鲁迅当时的其他文字里找到类似的观点。”[7]
第三，鲁迅对《老调子已经唱完》有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明显变化。查鲁迅书信，可以发现1927年3月3日他在致刘随的信中说：“讲演稿自然可以答应先生在日报发表，今寄还。其中僭改了几处，乞鉴原为幸。”但因为此文在香港未能发表，鲁迅做了大幅度修改后（字数从两千多变为四千多）发表在3月的《国民新闻·新时代》上，《鲁迅在广东》收录的就是这个版本。鲁迅后来又给了孙伏园，由其转载在5月11日的汉口《中央日报·中央副刊》上。[8]王世家认为鲁迅态度转变的原因应该是“鲁迅失记。后经杨霁云的提示，他的态度有了转变”[9]。
很显然，鲁迅所言的“记的太失真，我自己并未改正”是有问题的，所以马蹄疾指出：“现在看来鲁迅当时删去这两篇讲演稿，不光是因为内容有‘漏落，错误’，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10]王世家认为鲁迅的话“既有事实，也有鲁迅的失记”[11]；李伟江完全认同鲁迅，认为一是林霖的问题，二是编者为了“作商品出售”[12]，借机牟利；朱金顺则直接请教了钟敬文本人，钟自言：“当年鲁迅先生对我产生了误会，以为我和顾颉刚是一伙的。”[13]
作为可能的原因，这些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是鲁迅厌恶钟敬文的解释看起来比较说服力，因为1927年7月鲁迅先后两次在致章廷谦的信中批评钟敬文以及北新书局：
近日有钟敬文要在此开北新分局，小峰令来和我商量合作，我已以我情愿将“北新书局”关门，而不与闻答之。钟之背后有鼻。他们鬼祟如此。天下那有以鬼祟而成为学者的。我情愿“不好”，而且关门……（7月7日）
这里的“北新书屋”我拟于八月中关门，因为钟敬文（鼻子傀儡）要来和我合办，我则关门了，不合办。（7月17日）
钟敬文（左）北新书标（右）
但是，上述解释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是一种外因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做得太“实”，由此忽略了鲁迅对《鲁迅在广东》观念上的排斥，这种“虚”的内因才是更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地方。
仔细分析《鲁迅在广东》收录的鲁迅文章，会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他清党之前宣传鼓动革命的言论，尤其是最为鲁迅否定的那两篇演讲，核心都是鼓动学生读书不忘革命、改革广州之旧的。而在鲁迅致信李小峰要求删除自己文章的第二天，他写了《答有恒先生》，指斥清党的“血的游戏”，痛责自己的文章有诱杀青年的错误，“帮助着排筵宴”，“做这醉虾的帮手”，因此鲁迅“立意要不讲演，不教书，不发议论，使我的名字从社会上死去，算是我的赎罪的”[14]。
如果了解到这个背景，那么鲁迅否定《鲁迅在广东》的理由中，“这些议论是一时的，彼一时，此一时，现在很两样”这句话就非常值得关注了。很显然，清党之后的鲁迅对自己清党之前的这些言论有了不同的认识，他在痛悔和自责中选择了救助自己的“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15]。所以，鲁迅要求删掉自己的演讲，就不仅仅是反感钟敬文这么简单了。
更值得关注的其实是鲁迅说的另一句话：“看了《鲁迅在广东》，是不足以很知道鲁迅之在广东的。我想，要后面再加上几十页白纸，才可以称为‘鲁迅在广东’。”从这句话看，鲁迅显然认为存在着“两个鲁迅”形象，还有一个和《鲁迅在广东》中的激进战士形象不同的“鲁迅”。所以清党之后鲁迅在《答有恒先生》、《怎么写》、《在钟楼上》、《通信（复Y先生）》等文章里，公开谈及自己是如何被迫“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在“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做什么》等刊物用作宣传，以及自己批评广州的言论如何“被删掉了”等等。由于鲁迅“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这个“被动革命”的“鲁迅”最终消解了《鲁迅在广东》的公信力，成功地成为了历史的主导叙述。然而也正因此，重新考证《鲁迅在广东》的真实性，对我们重新认识清党之前和之后的鲁迅，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两个鲁迅形象
仔细比对《鲁迅在广东》和鲁迅清党后的自叙，可以看出它们在三个关键问题上有着重大差异：
战士招牌：被动革命还是主动配合
关于初到广州的情况，鲁迅清党之后致李小峰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然而苦矣！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做序，题签的，请演说的，闹得个不亦乐乎。我尤其怕的是演说，因为它有指定的时候，不听拖延。临时到来一班青年，连劝带逼，将你绑了出去。而所说的话是大概有一定的题目的。
这几段话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被绑架的“被动革命”的鲁迅形象，但是，林霖所记的《鲁迅先生的演说——在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会席上》与此颇有出入：
我为什么要来呢？我听人家说，广东是很可怕的地方，并且赤化了！既然这样奇，这样可怕，我就要来看，看看究竟怎样——这样我便到此地来了。
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了，有声的发声，有力的出力，现在是可以动了，是活动的时候了。
将来，广州文艺界有许多创作，这是我希望看见的，我自己也一定不站在旁观者地位来说话，其实在社会上是没有旁观地位可说的，除了你不说话。我年纪比较老一点，我站在后面叫几声，我是很愿意的，要我来开路，那实在无这种能力，至于要我帮忙，那或者有力可以做得到。
从林霖所记的来看，鲁迅显然是因为支持革命而来的广州，他虽然无力开路，但主动表态“不站在旁观者地位来说话”，“很愿意”“站在后面叫几声”。在许广平按鲁迅意思所写的《鲁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中，她也提到：“如果中大需要我——鲁迅先生自己——来，我可以尽一点力量，自然要来的。”[16]
鲁迅 1933年5月1日（摄）
其实在来广州之前，鲁迅就一直为今后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而“徘徊不决”，他最初对中大主任“那种烦重的职务”表示“我是不干的”，但不久他又觉得“中大的职务，我似乎并不轻，我倒想再暂时肩着‘名人’的招牌，好好的做一做试试看”。关于这些游移摇摆的根源，鲁迅自言“我有两种矛盾思想，一是要给社会上做点事，一是要自己玩玩。所以议论即如此灰色。折衷起来，是为社会上做点事而于自己也无害”，然而正如他自己体会到的，“但我自己就不能实行，这四五年来，毁损身心不少”，更多时候他选择了“为人，是可以暂以我为偶像，而作改革运动”。[17]
初到广东的鲁迅展示出的，正是这种“被动革命”和“主动配合”矛盾纠葛但“主动配合”占了上风的状态：一方面鲁迅对有的演讲“不表热心，以不认识广州市的路来推却”[18]，私下抱怨“我想不做‘名人’了，玩玩。一变‘名人’，‘自己’就没有了”[19]；但更多时候，鲁迅积极参加了很多集会演讲，呼吁学生民众支持参与革命，主动向邀请者表示“有空闲的时间他很喜欢来指导我们”[20]，梁式也曾记“鲁迅先生被香港的人邀请去演讲，便毫不迟疑地应允了；他的受了伤的脚还没有复原，他便赴约去了”[21]。所以，《鲁迅在广东》所展示的是一个在公开场合主动革命的“鲁迅”形象，它是鲁迅当时真实状态的反映，说鲁迅此时完全是“被动”的或者是“独立”的，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北新书局的期刊《北新》封面
二
广州之旧：奉旨革命还是永远革命
关于初到广州的观感，鲁迅清党后在《在钟楼上》、《通信（复Y先生）》等文章中这样说：
近日有钟敬文要在此开北新分局，小峰令来和我商量合作，我已以我情愿将“北新书局”关门，而不与闻答之。钟之背后有鼻。他们鬼祟如此。天下那有以鬼祟而成为学者的。我情愿“不好”，而且关门……（7月7日）
这里的“北新书屋”我拟于八月中关门，因为钟敬文（鼻子傀儡）要来和我合办，我则关门了，不合办。（7月17日）
鲁迅这些话的重点是强调作为革命中心的广东，其实和北方的军阀统治没有什么不同，存在的只是一种“奉旨革命”现象，事实上“反革命”正在潜伏着，不久后发生的“清党”就是明证，这也因此被沈鹏年、徐彬如等人进一步解读为鲁迅对“红中夹白”的“清醒的认识”。但是，《鲁迅在广东》中的演讲是这样说的：
据我二只眼睛所看见的，广东比起旧的社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形，并不见得有两样。我只感觉着广东是旧的。……在这样沉静的环境下面，要想生出什么文艺的新运动是不容易的。大家这样子懒下去是不行的，我们要得紧张一点，革新一点。……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了，有声的发声，有力的出力，现在是可以动了，是活动的时候了。（《鲁迅先生的演说》）
要改革的地方很多：现在地方上的一切还是旧的，人们的思想还是旧的，这些都尚没有动手改革。我们看，对于军阀，已有黄埔军官学校同学去攻击他，打倒他了。但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还没有人向他们开火！（《读书与革命》）
而在《革命时代的文学——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中，鲁迅这样谈的“奉旨革命”：
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不但如此，并且也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止看见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
从鲁迅这些清党之前发表的言论来看，他的确一到广州就发现了它的“旧”与“奉旨革命”问题，但是鲁迅并非将此视为“反革命”的潜伏，而是视为革命对于旧势力革除不彻底，所以他的真正意图是呼吁学生和民众，坚持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永远革命”精神。而查1927年5月5日鲁迅发表在《国民新闻·新出路》上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里面基本忠实的记录了鲁迅对广州“革命精神已经浮滑”和革命策源地有成为“后方”“危机”的批评，所以他所言自己的“坏话”被删除的现象，此处也很可疑。
之所以鲁迅清党后对“广州之旧”的叙述发生了变化，是因为清党的“恐怖”和关于自己亲共的流言，让鲁迅处在一种受监控的不自由状态，他由此发现南北政府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样是华盖罩命，晦气临头”[22]，甚至广州“言论界之暗，实在过于北京”[23]，如果说北方是“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那么南方则是“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24]。
三
革命文学：政治工具还是革命工具
清党之后，鲁迅在《怎么写》、《革命文学》、《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等文章中对“革命文学”进行了讽刺批判：
我一向有一种偏见，凡书面上画着这样的兵士和手捏铁锄的农工的刊物，是不大去涉略的，因为我总疑心它是宣传品。发抒自己的意见，结果弄成带些宣传气味了的伊孛生等辈的作品，我看了倒并不发烦。但对于先有了“宣传”两个大字的题目，然后发出议论来的文艺作品，却总有些格格不入，那不能直吞下去的模样，就和雒诵教训文学的时候相同。（《怎么写》）
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革命文学》）
我在广东，曾经批评一个革命文学家——现在的广东，是非革命文学不能算做文学的，是非“打打打，杀杀杀，革革革，命命命”，不能算做革命文学的——我以为革命并不能和文学连在一块儿，虽然文学中也有文学革命。但做文学的人总得闲定一点，正在革命中，那有功夫做文学。（《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这些言论的核心是批判革命文学的政治宣传性和杀人工具性，并以这种假革命文学的存在，反证这是一场“假革命”，因此被那些试图剥离鲁迅与革命关系的学者解读为他一贯的启蒙独立精神的体现。但是，《鲁迅在广东》所记的鲁迅演讲却是这样说的：
文艺这个东西大不可少，究竟我们还有意思，有声音，有了这些，我们便要叫出来，我们有灵魂，得让他叫出来使大家知道。……最希望的是，中山大学从今年起，要有好的文艺运动出现，这个对于中国，对于广东，对于一切青年的思想都有影响的。（《鲁迅先生的演说》）
青年应该放责任在自己身上，向前走，把革命的伟力扩大！要改革的地方很多：现在地方上的一切还是旧的，人们的思想还是旧的，这些都尚没有动手改革。我们看，对于军阀，已有黄埔军官学校同学去攻击他，打倒他了。但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还没有人向他们开火！（《读书与革命》）
从这些话来看，鲁迅其实也在倡导一种广义上的“革命文学”，它的主要斗争对象是旧制度、旧习惯、旧思想，其最终目的也是“把革命的伟力扩大”。也正因此，鲁迅成了国共两党争相拉拢的对象，国民党方面首先将演讲稿发表《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上，主编余鸣銮撰文希望鲁迅“引导我们一齐到‘思想革命’的战线上去”。[25]中共方面也不示弱，发文呼吁青年响应鲁迅的号召，“喊出来”、“联合起来”，“负起我们文艺的使命来”。[26]
《广州民国日报》1931 第 4 期
不过随着北伐战争和广州革命形势的变化，鲁迅认识到“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革命潮流的鼓荡”，使“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所以他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公开提出了“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观点，批评“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他指出：“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也正因此，鲁迅在广州时期作文很少，但大量的参与集会演讲，动员学生“读书不忘革命”。
很显然，鲁迅清党之前对于“革命文学”的看法有一个从肯定到否定的过程，但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是基于“革命斗争工具”的现实需要，这一点和清党之后因为“革命文学”成为“政治斗争工具”而否定有着本质不同，他后来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总结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
三、“革命鲁迅”的形成与遮蔽
综上分析不难看出，《鲁迅在广东》展示了一个南下之后积极参与和支持革命的“激进鲁迅”形象，但必须指出的是，这只是公开场合中的“鲁迅”，并不能代表鲁迅的全貌。本文并非是想将颠倒的历史再一次颠倒过来，以此证明鲁迅清党之后的言论是伪史，《鲁迅在广东》才是正史，而是想提醒大家注意到鲁迅自身思想形成和变化的历史复杂性。
“革命鲁迅”的形成
鲁迅离京的时候，国共两党策划的首都革命由于奉系军阀攻入北京而迅速溃败，以致他颇为悲观地哀叹中国自民元以来就没有真正的革命。但是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南下的鲁迅近距离地“眼见，身历了革命”，他看到了国家统一和新生的曙光，“知道这里面有破坏，有流血，有矛盾，但也并非无创造”[27]，政治革命热情重新被点燃的鲁迅，意识到“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28]。离开厦门的时候，鲁迅“思想已经有些改变”，“沉静而大胆，颓唐的气息全没有了”[29]，“抱着和爱而一类的梦，到了广州”[30]。《鲁迅在广东》的那些演讲，展示的正是这个“为人”压倒“为己”、“ 再暂时肩着‘名人’的招牌”而积极支持革命的“鲁迅”。
上海文艺出版社《语丝》第4卷影印本目录
但是，鲁迅私心里很清楚“为社会上做点事而于自己也无害”是不可能的，首先“自己就不能实行，这四五年来，毁损身心不少”，更关键的是，“不能‘以自己定夺’的事，往往有之”，“譬如挤在戏台面前，想不看而退出，是不甚容易的”。 [31]事实上，鲁迅根本不知道自己受聘中大其实是国共角力的结果，中共广东区委以同意戴季陶入主中大为交换， “提出许多条件，聘请鲁迅便是其中一条”，目的是“用鲁迅的威望发动中大学生，进一步开展斗争”。[32]由陈延年总体部署，“在鲁迅先生还没有踏上长堤江岸的时候，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一是决定由党总支指派毕磊、徐文雅两同志、团组织指派陈辅国同志负专责与鲁迅先生直接联系，做好工作；二是决定搞好对鲁迅先生欢迎的筹备工作。第一步是当鲁迅到达后，由负专责的同志着重帮助鲁迅先生了解当时广州的政治情况；第二步是使他了解当时广州青年的真实思想情况。同时要把党团所领导的或受党团影响的定期或不定期刊物经常送给鲁迅阅读，有的可以请他指教，有的还可以争取他写文章。”[33]
不只是中共方面，“国民党右派也企图争取鲁迅，写欢迎鲁迅的文章” [34]，所以鲁迅人还没到广州，各方政治势力已经私下里做好了安排，革命洪流和政治斗争逼迫着他去充当新的角色。鲁迅最初其实也很谨慎，自言“看不清那里的情形”[35]，所以“投稿也很少”，但是“在革命时期，一个地位稍高的人，整天忙的不外三件事：开会，演说，作文；……一个名人到了革命策源地而不是这样做，在那时确容易被人目为不革命的”，于是梁式和宋云彬就唱了一出双簧，在《国民新闻·新时代》上发表《鲁迅先生往那里躲》，逼迫鲁迅公开表态，“这一来，鲁迅就不能不发表文章了，几天之后，鲁迅答复的稿子到了”。[36]
最终，中共方面的包围策略取得了成效，时任中大党支部书记的徐彬如后来回忆说：“由于毕磊不断向他介绍党内情况，他对我们党的了解也逐渐加深，有了深厚的感情”，“‘左派青年团’的人也去找鲁迅，开头鲁迅对他们也很热情，因为都是青年，后来知道这伙人不好，对他们冷淡了，而对我们则一直很好的”。[37]这个回忆不可尽信，但确实可次从国民党方面的不满中得到印证：“《新时代》总没有鲁迅投稿，关心的人，旁观久了。先来一个好意的忠告，说我去拉拢鲁迅是白费力的，鲁迅正有许多人包围着，男的还有女的，他怎肯向我们的党机关报投稿。”[38]也正因此，清党之后出现了关于鲁迅“亲共”的流言，让鲁迅亲身体验到了清党的恐怖。
徐彬如（左）《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右）
所以，“革命鲁迅”形成其实是内因与外因、主动与被动交相混合的产物，它让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复杂关系，“革命鲁迅”的存在也并非一些坚持启蒙的学者眼中的污点，正如鲁迅自己所言的：“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39]这才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文学的伟大的革命精神。
二
“革命鲁迅”的否定
清党之后，身处恐怖和监控之下的鲁迅，“被血吓得目瞪口呆”，在为“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而“侥幸”的同时，鲁迅对国民革命的“幻梦醒了”，由于这种“血的游戏”是由他支持的政党以“革命”的名义施加的，所以他感受到的不只是恐怖，还有幻灭、怀疑、自责和茫然。
在鲁迅心中，国民革命的正义性和进步性彻底丧失掉了，在“机关枪拥护”下，它退变为“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的无限杀戮。而更让鲁迅痛苦的是，他从青年人的惨死之中反省到“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从1925年开始，鲁迅就有大量“煽动青年冒险”的言行，尤其是到广州之后不断鼓励学生读书不忘革命，所以他自责说：“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40]，“我疑心吃苦的人们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于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实在很苦痛” [41]。
正是在这种自我痛责之下，鲁迅“立意要不讲演，不教书，不发议论，使我的名字从社会上死去，算是我的赎罪”，他说：“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誉在纸片上”。[42]从这个角度看，清党之后的鲁迅否定《鲁迅在广东》，要求删掉自己的演讲、署名，绝不仅仅是因为不满钟敬文个人这么简单，这是鲁迅自我“麻痹”与“忘却”的一个自然举措，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么做能够“医治负罪感，努力让当事人能够重返生活并以此平衡这种负罪感”[43]。
1927年8月 北新书局发行的《语丝》书影
不仅如此，鲁迅对过去的记忆进行了重新的追溯和反思，那个曾经被“革命鲁迅”压抑的被革命绑架扭曲的“鲁迅”形象，开始浮出历史的地表，这个新的“鲁迅”虽然不完全“真实”，但却是“正确”的，它符合鲁迅清党之后的认识，所以这其实是“一种彻底被揭示的、清清楚楚的、干干净净的、得到批准的、完全适合当今的过去”[44]。
但是，这是一段仅可以自我谴责的历史，当“一个被你毒害的青年”Y写信指责鲁迅：“施这毒药者是先生，我实完全被先生所‘泡制’”[45]时，鲁迅却这样答复：“虽然得了延误革命的罪状，而一面却免去诱杀青年的内疚了。那么，一切死者，伤者，吃苦者，都和我无关。先前真是擅负责任。”[46]这段话虽然是借机讽刺成仿吾等左翼革命文学家，但也不难看出鲁迅对Y的不满来，其中的心理动因类似于瓦尔泽所言的，“一旦我想让某人分享我的回忆，我就发现我无法表达回忆的无辜”[47]。可问题的关键是，“在一个充满罪过的时代，有无辜的回忆吗？”[48]
鲁迅的这种“主观精神结构的复杂性、矛盾性和悖论性”[49]，不仅体现在广州时期，更反映在1934年他和杨霁云的通信中。仔细分析鲁迅1927年那些关于《鲁迅在广东》的评价，可以发现他从未否定钟敬文搜集的演讲的真实性，他只是强调这些“报上的议论”不能代表一个完整的鲁迅。但是，当1934年杨霁云重新发掘出这些已经“消失”的演讲时，鲁迅的反应表现出各种自相矛盾的状态，他先是说所有的演讲稿都“记的太失真，我自己并未改正”，在杨霁云的提醒下，又承认《老调子已经唱完》自己改过，这篇从最初两千字被改为四千多字的演讲稿，前前后后被鲁迅修改和推荐发表过多次，它被遗忘的可能性是很可怀疑的。之所以《老调子已经唱完》最后被鲁迅认可，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此次演讲因为是在英殖民地的香港，所以无法直接宣传革命，其主题是鲁迅一贯的国民性批判，也正因此它能包容在1934年的鲁迅形象里。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
与此相反，林霖所记的那两篇演讲展示的是一个曾经积极支持国民革命的“鲁迅”，这显然已不符合1930年代与国民党大斗的“左联盟主”形象。鲁迅当年那些反思清党和自我批判的文章此时多已出版，它们在社会上广为流传，鲁迅成了左翼青年追慕和缔造认同的革命偶像。但是，这个在报刊纸媒中通过语言建构出来的形象，其实很脆弱，它同样也可能为语言所解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林霖所记的那些演讲稿就成了必须遮蔽的东西，这既符合鲁迅的心理，也符合那些拥护鲁迅的人和组织的心理。
结语
清党中“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的鲁迅，留下了永久的创伤性记忆，“精神创伤的可怕性乃在于它的不情愿性”，“它所以是不情愿的，是因为它既不能被忘却，也不能被有意识地加以记忆，更不能被转移到一个对它进行彻底检讨的过程中去”[50]，鲁迅对清党之前历史的遮蔽和重叙，让我们看到了科赫此言的正确性，所以本文试图对此进行重新的“彻底检讨”，这种检讨不是简单的判定是非对错，而是试图呈现鲁迅与历史的复杂性。在这其中，有两个结论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两个鲁迅形象
对《鲁迅在广东》的真实性的考证，还原出一个曾经热切欢迎和支持国民革命的激进的“革命鲁迅”形象，它的存在证明了1920年代其实是一个鲁迅思想不断革命激进的时期，而过去的研究由于总是盯着《彷徨》、《野草》和《朝花夕拾》，就自然得出了“落潮期”的结论，这是严重脱离历史实际的。而从鲁迅对《鲁迅在广东》的否定中，我们又发现了另一个被压抑的坚持自我的鲁迅形象，“两个鲁迅”的矛盾纠葛，其实是内因与外因、主动与被动交相混合的产物，它们凸显出鲁迅自身的复杂性和悖论性，以及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复杂关系。
进一步来看，“两个鲁迅”其实也是“在朝革命”和“在野革命”的区别。由于鲁迅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一个“在野革命”的状态，并且因为鲁迅死得早，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普通公众，其实都很想知道“在朝革命”状态下的鲁迅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历史无法假设，追问“假如鲁迅活着”并不会有结论。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在广东》的意义就凸显了出来，它为我们保留了一个鲁迅“在朝革命”的珍贵文本，它让我们看到了鲁迅是如何配合强势话语来推动革命，以及他的动员功能是如何压倒批判功能的，而这对我们理解鲁迅为何会在文革如此受欢迎，也是很有帮助的。
二
历史的建构性
更值得关注的，其实是鲁迅对自我历史的遮蔽和重叙，它让我们看到了“回忆的真实性问题，显然不仅有其主观方面，而且还有其社会方面”[51]。当清党的杀戮惊醒了鲁迅的幻梦，他开始反思自己的革命之路，在忏悔赎罪的同时，将那个“革命鲁迅”“忘却”，并以否定国民革命的新立场重溯了自己的历史记忆，凸显出一个被革命绑架扭曲的“鲁迅”形象。不难看出，“回忆”总是着眼于当前来再现过去，因而它不能等同于“历史”本身，即使它是历史当事人的自述，其可靠性也不是自明的。不仅如此，1934年鲁迅对《鲁迅在广东》的那些新的否定理由，让我们看到了“回忆”还具有可变性和可构性，随着时间距离的加大和新社会意识的介入，“回忆”与“历史”的差别是越来越明显。
哈拉尔德•韦尔策（编）
但是，后来者对鲁迅的历史自叙几乎是全盘接受，这绝非失察可以解释的，尽管马蹄疾、李伟江等学者多次发出过质疑的声音，但鲁迅研究界更愿接受那些鲁迅的历史重叙，因为它们满足了接受者的现实期待，共产革命者自然认同鲁迅对国民革命的否定，思想革命者也相信鲁迅被激进革命所绑架利用，于是鲁迅这段重构的记忆就成了接受者树立认同和进行现实批判的一种再生性资源，在不断的阐释中，过去和当今合二为一了。
所以，鲁迅研究决不能仅仅以鲁迅的自叙为基础，更不能只看鲁迅全集就进行研究，事实上，鲁迅全集及其注释是鲁迅本人和研究者共同建构的一个历史文本，而忽视了文本的建构性就容易制造出神话，所以我们必须“化经为史”。其实之前日本学者对于仙台幻灯片、周作人对《父亲的死》、王得后关于《两地书》等等的研究质疑，都提醒我们注意鲁迅自我叙述的建构性问题，但是学界对此缺少足够的关注，甚至认为日本学者琐碎而无聊。这反映出学界对史料的认识尚停留在辑佚、辨伪的层次，更缺少文本批判的意识，这就容易造成一种鲁迅史料发掘殆尽的错觉，也会忽略了伪史所反映出的历史观念和研究意义。在这方面，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尤其值得我们借鉴，他凸显了历史的“话语”本质，并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去考察“权力”与“话语”的互动。也只有从“话语”的角度，我们才能看到鲁迅的思想变化与社会历史的互动性和复杂性。
本文原刊于《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7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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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看徐彬如的《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1976年10月）、沈鹏年的《鲁迅在广州时期的若干史实》（《光明日报》1961年9月21日）。
[2]吴中杰：《鲁迅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4页。
[3]阿莱达•阿斯曼：《回忆有多真实？》，《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哈拉尔德•韦尔策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
[4]《鲁迅在广东》（书刊介绍），《北新》周刊第1卷第47、48期合刊，1927年9月16日。
[5]参看马蹄疾的《鲁迅讲演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李伟江的《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岳麓书社2007年版）及其参编的《鲁迅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朱金顺的《鲁迅演讲资料钩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等等。
[6]《鲁迅全集》目前收录的是《中山大学开学致语》，来自1927年3月的《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原题为《本校教务主任周树人（鲁迅）演说辞》，这明显是一个压缩稿，与实际演说内容出入也较大。
[7]马蹄疾：《鲁迅讲演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132页。
[8]参看张钊贻、李桃的《老调子还没有唱完——追溯〈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文本源流》（《鲁迅世界》2002年第3期）。
[9]王世家：《也谈〈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文本源流》，《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3期。
[10]马蹄疾：《鲁迅讲演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页。
[11]王世家：《也谈〈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文本源流》，《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3期。
[12]鲁迅：《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语丝》第4卷第19期，1928年5月7日。
[13]朱金顺：《对〈老调子还没有唱完〉一文的补充和辨证》，《鲁迅世界》，2002年第4期。
[14]鲁迅：《通信（复Y先生）》，《语丝》第4卷第17期，1928年4月23日。
[15]鲁迅：《答有恒先生》，《北新》周刊第1卷第49、50期合刊，1927年10月1日。
[16]景宋（许广平）：《鲁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国民新闻·新时代》，1927年2月。本文同收入《鲁迅在广东》。
[17]鲁迅：《致许广平》，《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91、602、549、605页。
[18]尸一（梁式）：《可记的旧事》，《中华副刊》，1942年10月，转引自《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2页。
[19]鲁迅：《致章廷谦》，1927年2月25日，《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20]《读书与革命——中山大学开学演说词·编者附识》，《广东青年》，1927年第3期。
[21]梁式：《老调子已经唱完·按语》，《国民新闻·新时代》，1927年3月，转引自马蹄疾：《鲁迅讲演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7页。
[22]鲁迅：《革“首领”》，《语丝》第153期，1927年10月12日。
[23]鲁迅：《致章廷谦》，1927年6月12日，《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24]鲁迅：《小杂感》，《语丝》第4卷第1期，1927年12月17日。
[25]鸣銮（余鸣銮）：《欢迎鲁迅先生》，《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第26期，1927年1月27日。
[26]坚如（毕磊）：《欢迎了鲁迅以后》，《做什么？》第1期，1927年2月7日，转引自《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5页。
[27]鲁迅：《马上日记之二》，《世界日报副刊》，1926年7月19日。
[28]鲁迅：《在钟楼上》，《语丝》第4卷第1期，1927年12月17日。
[29]鲁迅：《致许广平》（一一九），1927年1月2日，《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99页。《两地书》出版时删除。
[30]鲁迅：《在钟楼上》，《语丝》第4卷第1期，1927年12月17日。“爱而”即李遇安。
[31]鲁迅：《致许广平》，《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49、542页。
[32]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1976年10月。
[33]黄英博：《血腥的斗争和伟大的跃进——记鲁迅先生应聘来穗》，《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6页。黄英博当时是中共中山大学总支宣传委员，鲁迅的学生。
[34]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1976年10月。
[35]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36]尸一（梁式）：《可记的旧事》，《中华副刊》，1942年10月，转引自《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3页。
[37]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1976年10月。
[38]尸一（梁式）：《可记的旧事》，《中华副刊》，1942年10月，转引自《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1页。
[39]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40]鲁迅：《答有恒先生》，《北新》周刊第49、50合刊，1927年10月1日。
[41]鲁迅：《通信（复Y先生）》，《语丝》第4卷第17期，1928年4月23日。
[42]鲁迅：《答有恒先生》，《北新》周刊第1卷第49、50期合刊，1927年10月1日。
[43]格特鲁德•科赫：《感情或效果：图片有哪些文字所没有的东西？》，《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哈拉尔德•韦尔策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6页。
[44]马丁·瓦尔泽：《德国演说集》，转引自《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哈拉尔德•韦尔策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45]Y：《来信》，1928年3月13日，《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
[46]鲁迅：《通信（复Y先生）》，《语丝》第4卷第17期，1928年4月23日。
[47]马丁·瓦尔泽：《德国演说集》，转引自《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哈拉尔德•韦尔策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48]阿莱达•阿斯曼：《回忆有多真实？》，《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哈拉尔德•韦尔策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49]汪晖：《初版导论》，《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增订版），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4页。
[50]格特鲁德•科赫：《感情或效果：图片有哪些文字所没有的东西？》，《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哈拉尔德•韦尔策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6页。
[51]阿莱达•阿斯曼：《回忆有多真实？》，《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哈拉尔德•韦尔策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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