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虚构/非虚构讨论 | 谢俊：“虚构”如何达到“他们”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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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非虚构”讨论专辑

2010年，《人民文学》杂志开设了“非虚构”栏目，发表了一系列作品，“非虚构”这一新的文体也开始为文学界所瞩目，成为了一个焦点。正如批评家李云雷所说，“非虚构”的提出，及其在文学界引起的广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切中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病症，这一概念的核心是对“虚构”文学所存在的问题的一种反思或反拨，试图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重建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使我们重新认识文学，也重新认识当下世界。但“非虚构”的边界在什么地方，“非虚构”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值得推崇等一系列问题却有待深入讨论。文艺批评公号拟陆续推出相关文章，供大家讨论思考。

今日推送节选自发表于《今天》第115期的《在文本细碎处描写真实》一文，作者着重从理论脉络里辨析“虚构”“非虚构”和“真实”的美学及伦理问题，同时也对当下中国的非虚构写作实践进行了切中肯絮的批评。

感谢作者谢俊及“今天”公众号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谢俊

“虚构”如何达到“他们”的“真实”？

  ——关于非虚构的几点散碎思考

谢俊 著

一、一场造反运动

这个散碎的文章的初衷是要在理论上谈一谈“非虚构”，“非虚构”是一个比较热火的词了，不过在我看来在国内语境里从理论上对“非虚构”讨论还不大多。关于“非虚构”在实践上的用心，李敬泽老师的《关于非虚构答陈竞》[1]一文说得比较清楚，比如指出“非”是为了要和现有的“虚构/小说”形式争夺“真实”。或更确切地，按照李敬泽的说法，争夺“真实感”——因为现在的小说已经渐渐失去了读者认可的“真实感”，现在“非虚构”则是退一步求助事实，并同时通过作者对事实的耕耘，重新争取读者那里的“真实感”。这个说法很清楚了，而关于“非虚构”在近年来的成就，最近洪治纲老师的《论非虚构写作》一文[2]有了较完善的总结，这是有目共睹的，我也不再重复。

但理论上“非虚构”这个概念却不甚清晰，我以为这可能会引起一些误会，特别是会给“非虚构”加上它担负不起的使命，所以想散碎地谈几点。我想可能可以先从什么是“虚构”谈起。“虚构”英文是fiction, 除了小说，编造的意思外，它在拉丁语词源里是制作、塑造的意思。这是一个含义比较复杂的词，根据诺斯罗普﹒弗莱在《批评的解剖》里的说法[3]，“虚构（fiction）”如果作为一种虚构的散文体作品，那么它在中世纪及更早就存在了，它是和宗教作品相比不大严肃的一类作品，往往是对宗教题材的一些演义，不过也许正因为它不是正经八百的东西，人们反而会更愿意读它。但必须注意对虚构类作品来说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长篇小说（novel）这个概念的出现，这个概念和18、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兴起有直接的关联，有意思的是，虽然被排入虚构类作品，这个时候的长篇小说要竭力取消“虚构，编造”这层意思，有着明显的宣誓“非虚构”的倾向，这就逐渐形成了现实主义的无法实现的对知识论的承诺。这个“无法实现”的问题在自然主义那里已经很明显了，而现代主义者则直接指出所谓“现实”无非是压抑性的、陈旧的意识形态滥调。现在现代主义通过重新强调小说的“虚构”性来强调文学的自律性和作家的创造与想象权力，而他们也认为这是通向真实的。也正是在西方这个理论语境下，新时期马原才会去写小说《虚构》，余华才会写他的名文《虚伪的作品》[4]。余华谈到， “经验”是缺乏想象力的，实事求是的，它被日常、习俗、科学常识等规定、操纵了。他的意思是，人们听到故事可能都是老生常谈，比如我们可以假想有一个巴尔扎克的叙事者，这个老巴黎喋喋不休地给你讲那些老掉牙的巴黎韵事。余华所以说他不要这样的讲风俗的叙事人，不要作家在作品里了无新意地议论，他要克制的叙事者，让叙事声音带着读者去体验事物，或让事物扑面而来，比如让读者感受手指触摸钥匙的冰冷。可以说在这个时候，先锋一代是以“虚构”为形式到非虚构的“现实主义”那里去争夺“真实感”，而且这场革命成功了。但是他们也不能篡夺成果太久，到了今天，非虚构的提倡者之所以要去非“虚构”，正是针对先锋派以及纯文学奠定的“虚构”制度，现在是又要去革先锋虚构的命了。比如，我们在文学习作里常常看到一些冗余的个体体验，沉溺的情感和长篇的心理叙事，这是在先锋运动以后大肆流行的讨论，但现在大家觉得这很有问题了。比如会有人问，中国现实主义从鲁迅开始就有的那个写“他人”的传统去哪里了？不管是在马原的西藏还是在苏童的1934年，以及他们形形色色的仿效者的时空里，外在现实是基本消失或虚构化的，我们经验的总是“手指触摸冰冷的钥匙”，而不是他们——不管是历史上的他们还是社会阶层上的他们。现在要再写“他们”，2010年的非虚构在我看来主要是对这种“现代主义”程式的反动，但同时也涉及了对在“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名下的官方和商业虚构的反动，因此这次“非虚构”怕也是跟随着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现实主义回潮、底层写作接踵而来的。

《批评的剖析》 弗莱著

二、“非虚构”与制作

由此我赞同“非虚构”的造反，认可它在政治上的意义，也为它在伦理上的情怀打动。不过我还是想强调对它在知识学上宣称的“真实”还是需要谨慎对待，我坚持认为对“非虚构”只能小心翼翼地去谈美学问题，“非虚构”只能是文学的一种。这么说的话可能要引起一些“非虚构”作者的抗议了。因为不少“非虚构”作家是坚持他们写作在认识论、伦理和美学上的全面意义的——他们写底层写边缘，写的是那些以往不被人认识的人群和世界，这是“真”，而这种书写在认识论背后还负载了伦理上的“善”，难道书写凋敝的村庄和被侮辱的人群不比耽溺于个体的性幻想更有道义？最终，“真”与“善”的追求又促成了“非虚构”的“美”。

这样的提法当然是咄咄逼人的，但我还想坚持要谨慎，因为这样的姿态在自然主义者龚古尔兄弟打算写女仆时就提出来过了，[5]卢卡奇在和现代主义争论写人民更要紧时也提出来过，我们自己的左翼传统里有很多作家批评家也都据此批评过小资产阶级的文学，但仔细看来，这样的提法固然在伦理上占据了制高点，在美学上和认识论层面上则都不是顺理成章的。就美学来讲，我以为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感确实会影响读者——至少是知识分子读者——对“美感”的生成，然而如果写作者仅仅凭道德或政治的意义就想在美学上懒惰，则是危险的。至于认识论上的追求，认为“非虚构”提供更多的“真实”，或者说“非虚构”是为了要记录“真实”，特别是那些被压抑的“真实”，则更是托大的说法。因为从这个角度来看，“非虚构”的作品似乎要执行历史研究、社会学研究或人类学研究的功能，这实在是一个过于大胆的宣言。如何通过“非虚构”去达到“真实”呢？难道写作者要采纳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方式吗？“非虚构”的读者不会这样去要求的，他们还是会将它视为文学，但文学如何去达到真实呢？这不仅是麻烦的问题，而且是危险的问题——因为这里写作者太自信了。

理论上的麻烦在于这里涉及到表征即语言中介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梁庄是一座村庄，是一个存着的物的世界，但是《中国在梁庄》是一个文本，是一套语言。语言的世界要去捕捉物的世界就难免要有取舍、叙述。另一方面，梁庄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村庄，这个村庄有着自己的文化和生活，经济和政治；但《中国在梁庄》的作者和读者是一群知识分子，他们也有自己的文化和生活，经济和政治；而这两个群体基本上是隔膜的。于是当知识分子的作者和读者用自己的概念去理解这个乡村世界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是在阐释、制作后一个世界了。 当《人民文学》的读者说，“这好真实啊！”这时他们获得了一种真实感，但是真实感是这个人群的主观感受，并不对是否符合现实负责。自从康德以来，美学一般被认为是处理主体的问题的，而科学才会尝试着去探索物的世界，而我说“尝试”，因为科学其实也还是一套表征系统，它是否能呈现物的世界也是问题重重。比如我们知道有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两个学科的学者可以去研究“梁庄”或其他村庄，但显然社会科学的严谨性恐怕也并不能消除我们对“表征”和“物”的关系的焦虑，社会学报告能够代表梁庄的“真实”吗？那么人类学呢？人类学家克利弗德·格尔兹的回答是不能的。他在1973年写过一篇奠基性的文章，其中谈民族志写作中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方法，他直截了当地说：

“

人类学写作，因此，是虚构，虚构，我是指它们是那些制作出来的东西，一些被形塑的东西——这是虚构（fiction）最初的用法（fictiõ）——我不是说他们是假的，不现实的，或者说仅仅好像是某种思想实验。[6]

”

格尔兹提醒我们说，我们在“描述”的时候已经是在阐述了，这一点我想“非虚构”作者们都难以否认。但格尔兹不是一棍子打死，他认为有好的人类学制作和差的人类学制作，进而他提醒我们不要“浅描”，比如说，不要用我们的概念框架对社群中的人的思想做直接阐释，再比如说，不要用我们社会科学的概念直接解释所研究的社群。“深描”实际上是要求民族志写作者的克制，格尔兹提醒我们人物的思想和行为是他的社群的集体地、社会地、结构性地决定的，而这个决定过程相当复杂。人类学家不能不去解释这个复杂现象，不能不把这些社群的生活解释给另一个群体，这也就不能不用他们手头的概念工具，但是格尔兹认为至少要足够耐心，要足够谦虚，知道自己所解释的那个社群也已经不是那个社群本身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谈，他才认为民族志写作是“虚构”，是制作。不过，格尔兹的思想很快被认为是老派，新的更激进的人类学家提出了这种“虚构”和“制作”中的权力问题，1985年，克利德福在他收入《写文化》一书的《部分的真理》中就揭露出：人类学家对边缘社群的民族志写作不像表面上那样含情脉脉，相反是一种在对抗关系下的“有力的谎言”，是通过书写去控制，必然卷入了权力和政治。[7]人类学学科在西方的建立确实和殖民主义关系密切，所以这种批评不宜搬用到我们这一股“非虚构”的写作潮流上来，但是，由于“非虚构”这个口号容易隐藏写作者实际上施行的书写权力，而且“非虚构”的一个主流是城市人对农村人、知识分子对工农的书写，这种可能的歪曲、撒谎或误解确实需要预先警示。其实这更多的不是主观恶意，而是一个方法论上的陷阱，所以哪怕是最善意的写作也可能导致对底层声音的压迫，斯皮瓦克的名文，《庶民能说话吗？》并不是完全没有理论上的道理的。[8]

克利弗德·格尔兹

就此，我也可以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在黄灯的颇受好评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9]中有一段对侄子侄媳妇婚礼的描述，虽然是描述，黄灯在其中显然加入了评价，她对排场、礼金等不满，而且还给出两个解释，一是侄子侄媳妇是留守儿童，从小教育有问题；二是他们一生黯淡，想在婚礼上出出风头。这样的解释恐怕正是格尔兹所反对的“浅描”了，而且对于侄子侄媳妇来说就是书写暴力无疑。我想一个“深描”的人类学写作肯定会加入对这个村庄的社会关系、文化习俗、社群心理转变的思考，在这个环境内部去尽量复杂地描述婚礼铺张的社会因素；而如果是一个现实主义小说家去写这段故事，作者为了让人物可信，恐怕会更注意对人物主人公（比如侄儿媳妇）的心理、情绪的细节渲染，也就不会这么粗暴。事实上王安忆在很多年前的小说《庸常之辈》里就写过一个待嫁女儿对嫁妆、金钱的用心，但也写她为自己挣得一个好将来的心愿和勇气，虽然不能说是更真实，但是在我看来是更细致、更耐心的。

所以，说“非虚构”开拓了更广阔的书写现实的空间这是显然的，说“非虚构”挑战了旧的“虚构”套路，比如现代主义文学影响下的对个体世界的虚构套路，官方文学和商业文学的虚构套路、大众文化的情节剧的虚构套路，这些观察也是大体准确的。但是说“非虚构”就可以不虚构、不制作了，客观世界可以自然地被记录和呈现了，这就不仅在理论上不成立而且在实践上有些危险。危险在于：当你自信在记录的时候，你已经在虚构了，所以格尔兹告诫我们要谦逊。非虚构在认识论不能完成它的抱负，而且也不能用认识论解决美学上的真实感的问题。

三、非虚构的美感：集团意识中的“真实感”

现在我们再回到“非虚构”的美学问题上来。不过我想暂时撇开“非虚构”而谈“现实主义”，“非虚构”不是一个成熟的概念，不好把握，但对“现实主义”的讨论则相对充分，而且我以为这两者很有关系。在我看来，“非虚构”从理论上来看和重提“现实主义”是有很大相关性的，虽然它在策略上避免了“现实主义”这个麻烦的、在历史上已经饱受诟病的词，但“非虚构”并不能躲避“现实主义”在理论上的麻烦。现在我想把这个困难重新提出来。其实，就“写真实”来说，我们知道延安时期就有主张暴露黑暗面，在五六年有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在七十年代末又有“写真实”的潮流，在二十一世纪初也有“底层写作”，在这些场合，“求真”的诉求以各种形式被表达出来，“非虚构”恐怕也是这样意图的一个延续。这些都涉及到关于“现实主义”的根本美学难题，明明是一种对现实的制作，却努力希望达到“真实”的美学效果。

也许在英语世界里这个难题更容易显示出来， 现实主义的小说（realistic fiction）可以读成现实主义的虚构，这似乎是一种矛盾修辞法，好奇的读者会问，到底是现实还是虚构呢？这是一个根源上的问题，我在开头已经梳理过，“novel”（长篇小说）的出现和“现实主义”的诞生关系密切，在英国传统里，学者愿意将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看作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当然，这些作品在出版时还是被习惯性地纳入虚构（fiction）作品行列的，但是他们的作者和评论家却要说这是比那些宗教教谕更真实的东西。比如《鲁滨逊漂流记》发表在1719年，影响巨大，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小说原名是：《约克镇海员鲁滨逊﹒克鲁索的一生和他令人惊叹的冒险，他在一个美洲沿海奥里诺克大河附近的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上生活了二十八年；他由于海难被抛到了这个荒岛了，其他人都死了。这里还包括了他如何最终被一群海盗营救回来的故事》。放这样一个现在看来很荒唐的长题目是因为当时这个作品的推销商强烈地想要实现“非虚构”的效果。我这里说效果，是借助罗兰﹒巴特指出的“现实效果”的说法，[10]即用这么多具体的数字，人名，地名来证明这个制作出来的东西是真的发生过的。事实上现实主义在18世纪都以类似的方式宣称自己的真实性的，那时候的叙事者总是会反复宣称他讲述的是他的亲历，或者有绝对可靠的资料证实，而且也时不时发出议论，和读者一起点评人物。可是对罗兰﹒巴特来说，这些“现实效果”不过是伪装而已，我们现在又有多少人觉得鲁滨逊的故事是真事？但问题的关键可能是当时有多少人相信——或者愿意相信？这个问题很难从实证角度来解答，但一些研究告诉我们至少在当时已经有一群新生市民阶级读者“愿意”相信这是真实的、而且有意宣称只有鲁滨逊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关于这个情况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一书里介绍得非常详细。[11]）而且更重要的是，小说里表征的这个形象和小说之外的个人主义话语以及整个哲学、政治经济学学科乃至整个市民阶级的上升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所以马克思才会说，斯密、李嘉图、卢梭的文本都是 “十八世纪鲁滨逊式的故事的平淡无奇的虚构（fiction）。”[12]但马克思的这个虚构也不是指虚假的意识，而是格尔兹谈的制作、塑造的意思，鲁滨逊是资产阶级以自己的面目塑造的“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它表达了这个群体的“真实感”，或者说他们的一种对真实的想象方式，这也是他们对一个新社会到来的预言和希望。我想可以说，这是首批现实主义小说在它们的读者群里实现的“真实感。”那个约克镇海员鲁滨逊是否存在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个虚构的鲁滨逊，当时的市民阶级读者群感受到了“真实”。

《鲁滨逊漂流记》

这么说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冷静却略显刻薄的结论，也许对于不少现实主义作家和读者来说，现实主义小说或非虚构作品是我们自己想象世界的一个方式。但是请注意这是一个特殊的“我们”，不是所有人。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虽然在严肃文学的读者圈子内引起广泛好评，但未必会得到网络读者群的认可，社会影响的广度也肯定不及《琅玡榜》和《小时代》，甚至梁庄的那些农民和打工者在多大程度上认同这个作品我们也不得而知。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夸大了严肃文学，不管是在它对“真实”追求上的深度还是它所获得的“真实感”的广度。不过，既然说“我们”，这就总意味着一个共享的时代氛围，一个共同的读者作者批评家的圈子，这一点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一文里谈得很清楚，萨特问“我们为谁写作？”，并有长长一节考察“1947年的写作情形。”[13]萨特揭示的一个首要问题是文学是一个制度、一个契约，一个审美习惯，作者是为他想定的读者群写作的，而作者或作品的成功也基于这个读者群的认可和裁定的。我不是想否认“非虚构”的很多读者和写作者（包括我在内）都有一些类似萨特式的激情，对边缘阶层的生活苦难或历史上的被戕害者有着道德上的同情，确实，这些作者为“他们”写作！这也就和19世纪欧陆现实主义作家为本阶级写作很不同。但我想指出这种“真实”、“情感”依然不能不受“我们”这个群体的文化意识的制约，更彻底一点说，也许是“我们”需要“他们”，而且我们也是在不断制作、消费这些“真实”和“情感”，用鲁迅先生稍显刻薄的话说就是“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14]

本文原刊于《今天》115期，原题为《在文本细碎处描写真实》，本公号推送为作者删改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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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敬泽：《关于非虚构答陈竞》，收入《杉乡文学》，2011年第6期。

[2]  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收入《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3] 【加】斯罗普﹒弗莱著：《批评的解剖》，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2006年，第450-452页。

[4]  余华：《虚伪的作品》，收入《上海文论》，1989年第 5 期。

[5]  陈嘏在《新青年》二卷六期翻译了龚古尔兄弟的《基尔米亚》序，该序一方面希望“下等社会之人”能在小说上伸张吁求，一方面又将这些声音武断地界定为“无价值之阶级甚卑猥之不幸”，希望读者能如为“上流人伤心堕泪一样”为下等人恸哭。这种道德正义感恐怕是有问题的。（龚古尔著，陈嘏译：《基尔米亚（序）》，载《新青年》二卷六期。）

[6]  英文是我翻译的。See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15). 

[7] 「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第38页。

[8]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ary Nelson, Lawrence Grossberge ed.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271-315).

[9]  黄灯：《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收入《十月》，2016年第1期。

[10] 见Barthes, Roland, “The Reality Effect.” The Rustle of Language（Oxford: Blackwell, 1986, 141-148）.

[11] 见Watt, Ian, The Rise of The Novel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7).

[12] 见Marx, Karl,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Fairford: The Echo Library, 2014,135-136).

[13] 见Sartre, Jean-Paul, “What is Literature?”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1-247). 

[14]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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