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虚构/非虚构讨论 | 刘卓：非虚构写作与社会结构变迁 | 自由微信

文艺批评·虚构/非虚构讨论 | 刘卓：非虚构写作与社会结构变迁

文艺批评 2021-01-25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文艺理论与批评 Author 刘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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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非虚构”讨论专辑

2010年，《人民文学》杂志开设了“非虚构”栏目，发表了一系列作品，“非虚构”这一新的文体也开始为文学界所瞩目，成为了一个焦点。正如批评家李云雷所说，“非虚构”的提出，及其在文学界引起的广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切中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病症，这一概念的核心是对“虚构”文学所存在的问题的一种反思或反拨，试图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重建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使我们重新认识文学，也重新认识当下世界。但“非虚构”的边界在什么地方，“非虚构”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值得推崇等一系列问题却有待深入讨论。文艺批评公号拟陆续推出相关文章，供大家讨论思考。

今日推送的文章原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1期，作者刘卓在主观的情感表达与客观的田野调查两种形式的并置中，细致分析目前“非虚构”写作的特征（既诉求真实，又强调情感表达）和局限（对平等公正的追求与个人经验写作之间的落差），并深刻地指出“非虚构”写作的兴起与社会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有明显的关系。

感谢作者刘卓及《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刘卓

“非虚构”写作的特征及局限

一

“非虚构”写作涉及的面很广。与其说这是一个来自于批评家的命名，不如说更多地是不断发生的、体量巨大的表述需求的自我命名。它以否定性的方式展开，以否定“虚构”作为文学创作本质属性的方式赋予这些表达行为正当性。这个否定性的命名很难说是一个有效的批评范畴，它无法在形式、技巧等层面形成有区别性的界定，但另一方面，它蕴含着从原有的文学格局中挣脱开来的诉求。可以说，在“非虚构”这个命名出现之前，这些旺盛的表达诉求已同现有的文学体制形成了紧张关系。从这个角度看，《人民文学》设立“非虚构”专栏不是新创，而是因应局势，尝试对其进行收编。《人民文学》曾这样解读“非虚构”：

我们其实不能肯定地为“非虚构”概念划出界限，我们只是强烈地认为，今天的文学不能局限于那个传统的文类秩序，文学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学本身也应容纳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这其中潜藏着巨大的、新的可能性。1

这段说明落在一个开放的文学性概念上，以此将这些“潜藏着巨大的、新的可能性”的文学实践作为原有文学的外延做了拓展，将紧张、冲突转变为多元。不过，“非虚构”写作对“虚构”有意识的弃绝，其中的断裂并不像文学史中常见的，比如现代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文学领域内的风格更替。“非虚构”的写作动力不是来自文类秩序内部，而是对文学所象征的整个表达体制的质疑。一般认为“非虚构”的写作特征是纪实或者写实，但如果仅仅是指纪实的或写实主义的手法，那么究其逻辑而言，并不会构成对原有文类秩序的挑战。相反，“非虚构”是跳出文学创作之外来提写作的意义问题。它将写作的意义依托于“真实”，而不再是形式构造。这个“真实”既有心理意义上的真实，也有客观意义上的真实。研读“非虚构”写作文本，会发现“非虚构”写作并不限于某些特定写作方法，也不受困于叙事是否有虚构的成分，是不是文学等。换言之，“非虚构”与传统文类秩序之间的冲突不是有关“写真实”形式的内部变革，而是作为一个价值诉求的“真实”，因而，其写作动力需要从社会结构变迁中来寻找。

梁鸿《中国在梁庄》

二

就思想的深度、艺术的精到等方面来说，“非虚构”写作远不成熟，然而就动力来说，它是不得不写，是源于真实的表达诉求，而不是出于特定的“作家”身份。更简单地说，“非虚构”写作是由于一批新的写作者的出现，用一种还原的方式把“文学”替换为“写作”，把“写作”视为自我认知、表达，或者说，自我重构的一种方式。今天耳熟能详的一些“非虚构”作品的作者，都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作家”，如梁鸿（《中国在梁庄》）、阎海军（《崖边报告》）、何伟（《江城》）、黄灯（《大地上的亲人》）等。在“非虚构”写作中，作者的主观性和其所宣称的客观性并行不悖。这并不是孤例，大部分“非虚构”写作采取第一人称，比如，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序言就直陈“作为整个家族唯一获得高学历的人，我的成长，隐喻了一种逃离乡村的路径”。这种写作或可被解读为寻找自我的过程。何伟的写作更多地使用了第一人称，他在回答“谷雨故事”有关“第一人称”写作的提问时说，他不满于美国报纸写作不允许记者使用第一人称，更进一步说，他的“非虚构”写作不再追求新闻写作意义上的“中立性”。

何伟《江城》

研究者对“非虚构”也有近似的看法。对比“非虚构”与90年代以来农村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品，有研究者认为“非虚构”的优长在于“在场感”，“众多现实主义农村题材的文学与非虚构作品相比，往往现场感不强，农村只是一个题材，没有真正体现和关注农民的生活，这可能也是文学的一种意识形态性”，并且以《中国在梁庄》2为例，认为“非虚构写作一个很大的贡献就在于作家的经验、感受、关怀和焦虑可以直接表达，这正是这种文体的力量所在。”3这个评论并不能当作对90年代文学的确当观察，它更多地是基于当下的接受环境而表达的一种感受。不过，它仍有揭示意义，即只有真实的讲述者的出场，才表示有真实性。这个读法很有代表性，《中国在梁庄》不是作为一个农村题材作品被认可的，而是因为它是在现场观察、记录或者亲身经历的基础上写成的，所以被认为是“真”的经验。

以《中国在梁庄》的一段获奖词为例：“《中国在梁庄》所呈现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田野调查，严谨、客观在这里似乎让位于细腻与千丝万缕的情感纠葛，通常在田野调查中处于主体位置的客观描述，在这里只是每一段落的导读，鲜活的文字描述与作者的主观思绪跃为文本的主体。”4这一段授奖词是尝试捕捉《中国在梁庄》的写作特征：“主观思绪跃为文本的主体”。“非虚构”写作中这个写作者的“在场”，不同于一般虚构所默许的文本构造方式中作者的隐匿。即便是柳青这样深入农村生活多年，被认为与他的写作对象没有区隔的作家，也严守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原则，认为作者不能直接出场，而是让人物和细节说话，以免破坏小说所形成的现实镜像的客观性。

黄灯《大地上的亲人》

那么，让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层：什么是真实的经验。

上面所引项静对9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批评，与80年代对现实主义的反思很不相同。80年代对现实主义的批评主要围绕“概念化”（政治化）和“经验”（生活）而展开，并以此确定反思和重评的尺度。以赵树理、孙犁为例，他们被认为在写作中长于融汇进农村特定时期、地域的真实生活风貌和农民的心理、性格等，其作品中所包含的真实生活，能够纠正社会主义时期现实主义小说中经常存在的人物概念化、叙事局限在“阶级斗争”中等偏颇。5这个分析中的一个隐含思路是提出“生活逻辑”以校正“革命逻辑”。这成为后来解读革命经典作品的主导性思路。6从“生活逻辑”肯定其文学意义，从而将赵树理、孙犁等的作品从革命经典序列中切割出来，7是这些作家在80年代之后被重新关注的原因。人们针对他们的作品所强调的“生活世界”或“传统伦理世界”，都有一个潜台词，即它们相对于抽象的、集体的、革命叙事（概念）而言，是具体的、个人的生活实感（体验），因而也是真实的。8

在“非虚构”写作中也存在一个类似的对峙。《中国在梁庄》的作者梁鸿曾经以批判自己工作的方式来肯定自己的写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都似乎没有意义。”9之所以放弃学术论述，而以个体所见所闻来作为“真实”的表达方式，所隐含的目的是有意识地突破现有的学院知识生产体系，其中的质疑和解构，近于后现代式的拒绝一切元叙事。如果说在90年代初人文精神讨论中，学院仍然是批判思想的原发点，那么今天语境中批判（如政策、媒体等）的原发点是“个人”，每个个体的经验、感受被认为是不容遮蔽的权利，与此相关，它也成为这一代人衡量社会现实的尺度。“非虚构”的写作动力来自那个新生成中的、具有行动能力（包括书写能力）的阶层，即中产阶级。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八九十年代以来一直存在着现实主义的写作，却没有产生介入现实的影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非虚构”以相对简单的叙事产生较大社会反响的原因——在后一个语境中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发言者、接受者，他们有着相同的认知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非虚构”作者的“在场”所表达出来的批判、反省意识与现实主义被期待的社会改造属性属于同一个脉络，不过这个被突出的“在场”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仍达不到“非虚构”预期的真实。与呈现真实相比，更准确的说法是“争夺真相”。这一点在《中国在梁庄》出版后表现得更为显白。媒体推介语上有这样一句话：“还原了真实的农村，梁庄质疑、修正了关于农村的种种通行定见。不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就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10这个表述与上面所引《人民文学》“非虚构”专栏中所说的“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有着很大的不同，“非虚构”写作的出现所表征的不再是多元性，而是与现有“定见”的冲突，是与现有话语表述系统（不仅是文学象征秩序）的缠斗。与此相关，因为写出了“真实的农村”，梁鸿的写作被一些评论视为“冒犯”：“作为学者的梁鸿，厉害在于，一是有行动能力重新回到乡村，带着情感去介入和观察变化中的乡亲的生活……把自己的体验和经验凝结成具有冒犯力量的独特文本，而文学文本的魅力正在于这股冒犯力量。”11实际上，“非虚构”写作缺少“虚构”形式建构的内在张力，这使得作者的意图与作品形态所要传递的消息之间基本一致。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封闭的阐释循环，对现实的客观性描写并不构成新的认知，而只是对原有知识的确证。换个角度说，曾经的巴尔扎克问题，即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之间的冲突不再存在。客观呈现即写作者的正义行动，写作者对真相的追求自动构成了文学性的基础。这意味着无论写的外部对象是什么，实际上所写的还是“自己”。如果把《中国在梁庄》与学术界有关“三农”问题的持续讨论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它对农村的介绍并不新鲜，也不全面。那么，为什么它会被视为新材料和被揭示的真相而收获众多关注？原因不在于其客观性，而在于它所建立起的那种关系，即一个从农村走出来、在城市落脚的知识分子对农村现状的复杂情感。它的影响力其实不在于文本内部的客观描述，而在于情感表述方式，即通常而言的“文学”描写。但是“非虚构”写作者一般会否定这种文学化的理解方式，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并不将其视作情感表达，而是视作伦理诉求，这是先于写作的、被认为具有最高正当性的要求——追求真相。

阎海军《崖边报告》

三

这个有关自我的、事关“冒犯”的、诉诸高度情感化的表达，为什么大量地选择了农村、底层的题材？

《中国在梁庄》单行本出版后获得了很多奖项12，获奖的理由大致是两个方面：农村题材和“非虚构”的写作方式。颁奖机构中有传统的文学杂志，有门户网站，也有立场鲜明的新闻媒体，时间跨度不短（2010-2013）。它所获得的认可超出了文学领域，“非虚构”写作使得“三农”问题摆脱了社会新闻和官方文件等出场方式，在“三农”话题上与普通读者建立了情感性的联系，并且引起公众持续的关注。

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性追求的负面？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想起那在城市黑暗边缘忙碌，在火车站奋力拼挤的无数的农民工，就有悲怆欲哭的感觉？这一切，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如何发生的？……包含着多少个生命的痛苦与呼喊？或许，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乡村的知识分子都必须面对的问题。13

这段追问有着很强的情感力度，使得第一句“从什么时候起”在效果上变成了抒情句的开端，而不是提问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何时堕入贫困的时间节点。“梁庄”系列作品作为一部变迁史，其中的时间节点有些模糊，这与写法有关。村庄的变迁是通过讲述每个乡亲的个体遭遇来构成的，这些个体故事又是通过一系列今昔境况对比来被讲述的。与今天的贫困形成对照的过去，就所访谈的乡亲们和作者的年纪而言，是一个比较近的过去，即60年代、70年代初期，也就是社会主义时期，这些作者和被访谈者的回忆，带出了有关社会主义时期农村的经验，比如自然环境，村里关系的和睦，集体感，人与人的平等，以及“文革”中村里人保有着老礼儿、美德等。这些有关社会主义时期的经验始终以回忆的方式出现，作者并没有借助这些回忆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分析，而只是以回忆的方式凸出了当下感伤。更准确地说，作者并不是有意识地回避社会主义时期的农村，而是回避了客观、理性的观察方式。这种情感抒发的方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2010年人民文学奖”即是从这个角度来肯定《中国在梁庄》的14，但能不能把“非虚构”的农村写作讲成新文学的故事？很难。这一次的“农村题材”写作面临着根本性的变化：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已趋近尾声，不必说社会主义集体化时期农民在生活和基本权益上的获得感，新民主主义时期所制定的“农村包围城市”、农村根据地等政策的社会经济基础也已发生变化，城乡二元对立、以城市为主导已成事实。在这个背景下，非虚构作品直面农村贫困和农民工等情况，不能不是对城乡差距和现代化发展路径的反思。

写完“梁庄”系列后，梁鸿开始参加乡建团体的工作，“从2011年起，我也陆续参与了一些乡村建设团体的活动，并成为他们的志愿者，做宣传员，给学生上课、座谈、或到一些实践点去考察，和各个行业的人一起开会、探讨。那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他们是真正的实践者，在乡村和城市的边缘奔走、呼喊，或默默地做着。”这个尝试可以解读为是从“情感”转化为“行动”的努力，最后的结果是放弃，回到书斋，到美国作访问学者15，并且逐渐放弃了“非虚构”写作，重新回到“虚构”的领域16。这个选择，从个人意义上看无可厚非，而且也不应作过度的道德评判。不过，可以就这一路径做些解读。《中国在梁庄》与春节期间所产生的大量“返乡体”表述被联系在一起，写作中都传达了一个相近的意思：乡村回不去了；因为回不去了，因为无法与乡村建立起一种实质性的联系，才会有“乡愁”式的写作，以之弥补这种缺憾。“返乡体”这个名称有贬义，不过它指出了“乡愁”写作者的真实身份，他们是今天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城里人”，不再具有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启蒙光环。

还有一种更老旧的批判路径，即批判中产阶级的道德虚假性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他们有善良的愿望，但在现实的行动面前退却。这种批评多来自行动着的乡建实践者。如果说“乡愁”、“返乡体”的写作者与乡村之间的联系（乡愁式的情感联系）是虚假的，对于真正行动着的乡建者，他们与乡村、乡民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以及——如果暂不考虑这些乡建实践者的情怀，这一轮新的“到民间去”的思潮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什么？

一个相近的提法是“小资”的“底层”化。所谓“底层化”，是指受过高等教育、更认同精英阶层及其文化的群体，在社会分工结构中越来越与“工蜂”、“蚁族”等群体趋同。这仍与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有关，这个结构需要并不断制造内在的不平等和区隔。这些通过高等教育进城的人们，对自我与社会、目前城市身份与原先农村身份关系的认识，使得他们的思想处于矛盾和撕裂之中。沿着“小资产阶级动摇性”的思路分析，小资只有与底层联系在一起，“才能够真正摆脱‘新意识形态’的笼罩，发展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与美学”17。这个判断的前提是“底层”（无产阶级）才是真正的社会力量所在。不难看出，这个分析脉络来自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经验，小资产阶级需要自我改造、背离自己的阶级，加入到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革命力量中来。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日趋明显，不过，小资的“底层化”是否是一个主导性的趋势？即便小资处于底层化的趋势中，这也是一个庞大的充满了差异性的群体，而且他们与农村的关系与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小资产阶级与农村的关系相比，在农民人口数量、文化关系等方面也有了很大的不同。

而且，小资“底层化”是否是今天的主导性趋势，这个问题仍然值得追问。比如，黄宗智就不认同陆学艺在经济收入意义上关于中国“中产阶级”仅占15%的论断，他认为需要综合考虑当前经济体系的复杂性，提出了70%以上的政治意义上的“中间阶层”的论断（由新、旧小资两部分构成）。18这个中间阶层，就中国现实来说，并不会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证发展，即小资产阶级将日渐减少，换言之，文学、文化领域所观察到的“小资”底层化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际数据支持。与此相关的，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变化（如共享、众筹等模式），这一群体与现有制度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不能简单地因为“乡愁”（小资）就否认其所具有的“冒犯”的正面价值，也不能因为“行动”便无视其左翼视野中新生成的遮蔽。他们分享着同样的时代困境，如何与写作对象之间形成真正的关联？退一步说，这种高度情感化的写作何以成为主导性的表达方式？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无力找到一种全新的城乡关系，以及以这种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前景，因而情感化的表达成为建立其自我与他人关系的一种想象性的寄托。

四

借《中国在梁庄》系列作品来考察“非虚构”的系列写作特征，是为了指出这一写作特征的原初动机（有关平等、公正的诉求）与它所选择的写法（个人的、体验式的）之间的落差。这个落差或许可以从它的情感化表达（主观）与注重田野调查（客观）这两种形式的并置来进行观察。“非虚构”的写实效果是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获得的。在讨论“田野调查”的写法之前，需要引述上文提到的田野调查与现有学术机制之间的对峙。对于“梁庄”的作者来说，以田野调查为基点重构知识系统，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因为“学术及学术式思辨在我们这个时代，早已被置换为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妥协的存在”19。田野调查中的“田野”所被赋予的真实感、行动力，使它不只是一种在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内部的工作方法20，而且还是走出学院、重新激活“知识分子”意义感的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虚构”（学术、思想）和“真实”（个体经验）的对峙结构中，田野调查的形态开始发生变化，它从特定学科内（如人类学）的工作方法逐渐泛化为个人书写的主要方式。换言之，“非虚构”的写作者，虽然其中一些人出身学院，写作中也会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的一些思路，但他们书写行动的原初意识是有别于学院研究所界定的问题意识和分析路径的。

费孝通《江村经济》

《中国在梁庄》大量使用文献、采访、口述等材料，方式近于田野调查，主要的笔法是描写。这个特征，放在文学领域中，曾经被概括为新闻式写作。这里要讨论的不是新闻式写作是否具有文学性的问题，而是这种社会学式的田野调查，采用中立视角的新闻写作如何构建起了我们有关历史、有关日常生活的表述系统。“非虚构”写作借助新闻式的素材和人类学深描的方式，一方面，与传统的“文学”文类产生紧张感，另一方面，“非虚构”写作与新闻报道、社会调查等共享着一个实证主义的认识方式，它只有将自身嵌入到这个写作秩序之中才能获得正当性，获得关注和影响。我尝试指出，“非虚构”写作的“客观性”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回归，不如说是实证主义的认知方式的产物。

就当前“非虚构”写作来看，这种新闻化、人文化的描述方式，导致文本结构越来越松散，分析力减弱而情感表达被凸显。与20世纪初期的“田野调查”相对比，以《江村经济》为例，从目录看，《江村经济》中的“实事”是围绕着当时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交易等体系来选取，并形成关联性的分析，即“正确地了解当前存在的以实事为依据的情况，将有助于引导这种变迁趋向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社会科学的功能就在于此”21。而《中国在梁庄》中的“实事”是随着作者在村中所采访到的人、事而形成的，描述之中穿插着作者的回忆，较少分析，因此经验的呈现就相对孤立，其客观效果是作者与所描写对象——农村——之间的鸿沟反而更大。在一定程度上，这类“田野调查”文字后来被贬称为“返乡体”，其原因可以从写法的内在缺陷中获得解释；而内在结构的松散，使得它易于被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所选择和编织，它所被寄望的介入性和自主性便都无从谈起。

简而言之，“非虚构”的“写实”不能被简单视作现实主义的回归，它所包含的无形式感和对既有文学秩序的颠覆中有更复杂的因素：这个颠覆既否定80年代，又有所继承——个人的体验成为不可被化约的有关真实的原点。这种以“体验”、讲述个体故事为主的写法，为越来越多致力于理解、改变现实贫困和不平等的研究者、实践者所采用，比如吕途的《新工人：现状与未来》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过仍需细看，那些基于个体经验、讲述个人故事的写法是否有助于形成有关工人问题，以及今日中国的有效分析？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写作者、实践者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关联？这些方式与上面所勾勒的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中对于“现实”的诸多探索是怎么样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研究、回答的问题。

本文原载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1期

文章题目原为《“非虚构”写作的特征及局限》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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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民文学》，“留言”，2010年第2期。

2 其主要内容以《梁庄》为题发表于《人民文学》2010年第10期，后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作者将书名改为《中国在梁庄》。

3 项静：《村庄里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中的“返乡”文学》，《南方文坛》，2016年第4期。

4 《中国在梁庄》，“2012年国家图书馆第七届文津图书奖授奖词”，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73-274页。

5 洪子诚：《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第三章“来源于感性生活的思想动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6 刘纳：“《创业史》以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为表现线索，作者给人物确定了政治性身份。而充盈丰富的描写穿越了作者对人物的阶级预设，深厚而又精细地展现了人性与人情。‘生活故事’上面确实套着一个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框架，即使这框架倒了，生活故事的生动性和魅力依然存在。”见《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7 参考程光炜：《孙犁“复活”所牵涉的文学史问题——在吉林大学文学院的讲演》，《文艺争鸣》，2008年第7期。

8 需要指出的是，80年代初，对于“体验”、“生活实感”的侧重，仍是在现实主义的内部反对作品中人物的概念化所造成的对现实经验的背离，是为了打破概念高于经验的等级秩序。其提法的重心，不在于经验本身，也不在于经验的多元，而是“来源于感性生活的思想动力”。在讨论赵树理时尤其强调这一点，一方面，“能从社会的大的背景下来考察农民心理、生活的变化”，另一方面，“对农民的生活方式、追求、心理和情感状态等很了解”。引文同上引洪子诚书。

9 梁鸿：《中国在梁庄》，“序言”。

10 书封上李敬泽的推荐语。

11 参见刘琼：《从梁庄到吴镇的梁鸿》，《文学报》，2015年11月20日。

12 如“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新浪2010年度十大好书”、“新京报2010年度文学类好书”、“《亚洲周刊》2010年度非虚构类十大好书”、“第七届文津图书奖”、“第二届朱自清散文奖”等，作者本人获得“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度“中国骄子青年领袖”。见《中国在梁庄》的书封内介绍。

13 梁鸿：《中国在梁庄》，“序言”。

14 梁鸿：《中国在梁庄》，“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授奖词”，第275页。授奖词如是评价该书：“作为一位年轻学者，梁鸿走出书斋、走向故乡是为了使学术与言说回到坚实的土地与活的人生。现代背景中的故乡书写，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焦点之一，但《梁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仍显出迫切的意义。”

15 梁鸿：《中国在梁庄》“后记”，第271页。

16 2015年，梁鸿出版了小说《神圣家族》（原名《云下吴镇》，中信出版社）。2017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推出其长篇小说新作《梁光正的光》。

17 李云雷：《新小资的“底层化”与文化领导权问题》，《南方文坛》，2013年第1期。

18 黄宗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悖论的社会形态》，《中国乡村研究》第六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

19 梁鸿：《中国在梁庄》，“序言”。

20 同时也能观察到“田野调查”作为一种方法向历史学、文学研究领域的扩散，参考程光炜：《从田野调查到开掘——对80年代文学史料问题的一点认识》，《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21 费孝通：《江村经济》，“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黑体为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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