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张帆：经济人的生成与限度——新时期人性论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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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典型的“新时期”小说，《芙蓉镇》相当完整而深层地叙述出“新时期”人性论的起源。通过对前三十年历史的重新叙述以及对革命叙事模式、革命人物谱系的改写和颠覆，《芙蓉镇》从内部瓦解了革命和阶级政治的正当性，建立起改革的正当性。在这个过程中，《芙蓉镇》对改革逻辑下的人和人性作出了新的阐释和定义，证成了“经济人”的历史性生成，同时也表征了新的生活政治和生命政治的出现。

内容摘要

感谢作者张帆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作者：张帆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经济人的生成与限度

——新时期人性论的起源

古华的《芙蓉镇》（《当代》1981年第1期）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新时期”小说，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使我茅塞大开，给了我一个认识论的高度，给了我重新认识、剖析自己所熟悉的湘南乡镇生活的勇气和胆魄。”[1]《芙蓉镇》的写作完全建立在三中全会的前提和基础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代化取代阶级斗争），有了明确的政治经济前景，不再像“前三年”的小说，政治上和艺术上都与文革藕断丝连。

《芙蓉镇》 古华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就不难理解，“八五新潮”兴起、“新时期”终结之后，《芙蓉镇》在不同领域受到的待遇迅速分化，成为“官方正典”和“大众经典”的同时，不再受专业研究领域的重视。 许子东在1989年就这样回顾：“在大陆创作界，尤其是在圈子里，小说《芙蓉镇》早已成为‘过去’了的话题，无论是它的创新还是它的弱点，也都‘过去’。”这是因为，《芙蓉镇》的价值“只有放在特定时间环境及文学、社会特殊发展阶段中看才有意义”，其“特定社会意义远远超过其‘文学性’的意义”。[2]

古华

但是，什么是“文学性”？ 难道“文学性”本身是自足的而不需要放在“特定时间环境及文学、社会特殊发展阶段”之中吗？一部作品的命运与围绕着它的批评不无关系。必须承认，尽管《芙蓉镇》甫一问世即广受好评，但总的来说，多数评论对《芙蓉镇》的总体定位基本上没有超出古华的自述：“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3]也就是说，多数评论只是对作品内容和意涵的延伸， 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释”。

不过，仍有人已经注意到《芙蓉镇》中“经济的事实”：“这部作品内容的真实性和深刻性还在于：它是从‘经济的事实’入手，对极左路线和封建主义进行揭批的。因而形象本身具有比较丰富的涵义，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新时期‘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必然趋势。”[4]也就是说，在当时人们的意识中，政治经济学仍然是理解文学和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不仅如此，《芙蓉镇》中除了显在的政治经济学内容，更能读出潜在的政治哲学意味。这么说并不是重新在“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二元对立中取舍，也不是庸俗社会学和经济决定论，因为无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政治哲学的因素，都是深层次地渗透在文本的肌理之中。在政治经济学、政治哲学和美学之间，当然有一系列中介和过渡（比如情感和形式，乃至诗学和哲学），只有更为细致地辩证这些因素、线索和层面，所谓“文学性”， 以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芙蓉镇》乃至所有“新时期”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无论是经济的因素还是政治的因素，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都是情感性、形象性的人，通过对《芙蓉镇》的重新解读，我们会看到改革进程所带来的政治、审美、人性等变迁之间的隐秘关联，以及“新时期”的文学如何表征出对人和人性作出的重新阐释和定义，这也是“文学是人学”的真正意味所在。

一、革命、“闯入者”与自然状态的“下降”

小说一开头，就以全知视角向读者展示了一幅风景优美、物产丰富、四邻和睦的“山镇风俗画”。开篇介绍了芙蓉镇的地理位置和地形之后，小说以一段风光描写透露了芙蓉镇的“风景的起源”。尽管这一风景是在“镇守这里的‘山官大人’”的主持下种树开湖而形成的“人工制品”，但由于“不晓得是哪朝哪代”，这一风景的起源就被推向不为人知的往昔，所以风景中的原初秩序既是传统的，又具有自然的正当性。于是，小说接下来展示的就是乡土小说中典型的乡镇熟人社会，而这一熟人社会的传统民间伦理秩序和生活方式，需要由传统的时间来标记：

一年四时八节，……农历三月三做清明花粑子，四月八蒸蒔田米粉肉，五月端午包糯米粽子、喝雄黄艾叶酒，六月六谁家院里的梨瓜、菜瓜熟得早，七月七早禾尝新，八月中秋家做土月饼，九月重阳柿果下树，金秋十月娶亲嫁女，腊月初八做“腊八豆”，十二月二十四日送灶王爷上天。

以集市为中心的传统经济秩序同样如此，有意味的是，这一秩序一直延续到了建国之后，大跃进之前：

芙蓉镇街面虽小，居民不多，可是一到逢圩就是个万人集市。……解放初时圩期循旧例，逢三、六、九，一旬三圩，一月九集。三省十八县，汉家客商，瑶家猎户、药匠，壮家小贩，都在这里云集贸易。 猪行牛市，蔬菜果品，香菇木耳，懒蛇活猴，海参洋布，日用百货，饮食小摊———满圩满街人成河，嗡嗡嘤嘤，万头攒动。

但是，随着大跃进和现代时间（一九五八年）的出现，国家和政治开始介入这一自然和传统秩序，并被叙述为一种负面的形象：

区、县政府行文限制农村集市贸易，批判城乡资本主义势力，芙蓉镇由三天一圩变成了星期圩，变成了十天圩，最后成了半月圩。逐渐过渡，达到市场消灭，就是社会主义完成，进入共产主义仙境。

于是完满的原初状态———不论是经济秩序，还是伦理秩序———被破坏：

共产主义天堂的门坎太高，没跃进去不打紧，还一跤子从半天云里跌下来，结结实实落到了贫瘠穷困的人间土地上，过上了公共食堂大锅青菜汤的苦日子，半月圩上卖的净是糠粑、苦珠、蕨粉、葛根、土茯苓。 马瘦毛长，人瘦面黄。 ……客商绝迹，圩场不成圩场，而明赌暗娼，神拳点打，摸扒拐骗却风行一时……

当然，小说的正式情节展开时，尽管芙蓉镇的经济秩序和伦理秩序难以恢复往昔的盛况，至少是重新进入一种常态：政府“在圩期上放宽了尺度，便利物资交流”。如果我们把故事情节展开之前的自然和传统的民间秩序视为一种“原初的自然状态”，那么遭遇了国家和政治的现代性介入之后而又有所恢复的秩序就是一种“有缺陷的自然状态”。[5]

在这样的“典型环境”中，小说的主要人物次第登场。摆米豆腐摊子的女主人公胡玉音是勤劳致富的典型，其制作的米豆腐不仅物美价廉，服务态度也好。这一集市上的商品流通，遵循着等价交换的原则，并且内在地嵌入传统伦理秩序之中，因此不仅是物质需求的交换和实现，更是人际关系的往来和确认，人与人之间不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关系，打情骂俏之间呈现一派熟人社会的人伦温情。这一“有缺陷的自然状态”仍是一个使用价值的世界，从而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

电影《芙蓉镇》剧照

于是，接下来出场的几个主要人物，米豆腐摊子的几位老主顾，无论是以党员身份出现的“帮助者”角色（如粮站主任谷燕山给胡玉音提供原料，每圩从打米厂卖给她60斤碎米谷头子，大队支书黎满庚提供的是政治保护）， 还是如运动根子王秋赦、 五类分子秦书田这样的 “另类”人物，他们的政治身份都被芙蓉镇的伦理秩序所吸纳和转换。 直到李国香作为“闯入/破坏者”出现，这一自然状态才开始真正变动，小说的情节才正式展开。

以上所叙述的部分不过是小说开篇数页的内容，但已包含了相当丰富的信息。

《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 蔡翔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蔡翔曾经在革命叙事中区分了两种对地方风景的描写，表征的是不同阶段的革命想象。在民族革命和土改阶段的叙事中，原初的地方风景总是呈现一派优美景象，情节的展开总要经历从“闯入/破坏”到革命的环节，结尾则预设着一种对原初风景的恢复和回归， 在这一叙事过程中，革命的现代性整合了民族话语的“本土”、阶级话语的“人民”以及民间伦理话语的“乡土理想”三种地方风景的转喻性内涵，并配合着实践证成自身的正当性。但是到了合作化阶段，这一叙事模式就遭遇到不断推进的革命逻辑的挑战。因为土改是对小农经济的回归，其叙事与想象建立在小生产者的人性基础和土地私人所有的经济基础上，是革命对传统自然经济及其伦理秩序的暂时妥协和让步，一旦进入合作化阶段，“地方”和“传统”，包括小生产者及其生产生活方式，就要面临国家和现代性的改造。于是原初的风景不再可能被描写为优美、完满、自足的，而是呈现出自然的贫瘠和蛮荒，有待人类的征服和改造。[6]叙事也不再可能采取恢复和回归的循环模式，而必须是不断前进和上升的。随着这一全新的政治和叙事的出现，对人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想象和定义都发生改变。 经过革命重新定义的劳动成为人与自然的中介，人在劳动过程中不仅改造外在自然，同时改造内在自然（人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应该说，蔡翔对风景的讨论远不仅限于自然风景， 实际上是对革命叙事中自然状态的分析，风景只是自然状态中的一个部分。对自然状态的设定，决定了其后的社会状态或政治状态的叙述和想象。

作为一部后革命时代的小说，《芙蓉镇》在某种程度上吸纳了上述两种革命的叙事模式，开篇所描绘的两种不同“风景”和两种不同的自然状态都与此有关。

就整体结构而言，小说仍然遵循土改小说的“闯入/破坏/恢复”模式。开篇描绘的以传统时间标记的“原初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完满、自足的状态。但是从接下来的“有缺陷的自然状态”来看，小说又吸收了合作化模式的某些因素。所以，原初的自然状态实际上是一种具有卢梭式的假设性质的应然范畴，一种“理想类型”，因为它完全遮蔽了20世纪上半叶的灾荒、战祸、苛捐杂税等现实可能性。实际上，整个小说的叙述都在不断地回避某些非常重要的时间和事件，比如说，第一章1963年，已经是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调整时期；第三章1969年，则回避了文革高潮期的三年；第四章1979年，又跳过了政治暧昧的“前三年”。在这种不断的回避中，保证了民间伦理秩序的温情得以延续，并抑制了残酷性因素的进入。

“解放初时圩期循旧例 ”一句非常关键，预示着从“原初的自然状态”向“有缺陷的自然状态”的过渡。一方面，这一状况背后是蔡翔强调的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即土改阶段国家政治对传统民间伦理秩序和生产方式的妥协，延续了乡土社会相对自足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或者说正由于前面的原因，在这个生活世界的自我意识里，政治又显得极其暧昧，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似乎对这一生活世界毫无影响，某些更为根本性的转变，比如主权国家的建立及其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并未进入它的自我意识。因此，上面所谓的“有缺陷的自然状态”，也只是民间伦理秩序的自我意识，借用施米特/阿甘本的概念，“原初的自然状态”的下降，实际上是进入了一种政治秩序之下的常规或日常状态。

不过，正是由于这一自我意识的误认，革命叙事传统中的政治与伦理的相互吸纳和辩证在小说中难以再现。在小说的日常状态中，伦理彰显，政治隐退。而政治一旦出场，就被叙述为一种破坏自然和传统的力量，日常状态就转向例外状态。我们会看到，政治的第一次“闯入”，即1958年大跃进，国家政治伴随着现代时间介入传统秩序，使原初的自然状态下降为有缺陷的自然状态。第二次“闯入”，即李国香（及其背后的杨民高）以一种外来的政治身份，再次破坏了所有恢复的伦理秩序。 正如第一次的破坏使芙蓉镇再难恢复到原初的完满， 第二次的破坏是否能够恢复？ 或者说将会恢复到哪里去？

《芙蓉镇》正是一方面继承了革命叙事的传统模式， 一方面又对这一模式进行了重大改写，甚至是内部的颠覆。 正如张旭东发现的一个相当精彩的细节所描写的，身为大队支书的黎满庚本应是革命话语和文化领导权的掌控者，却让五类分子秦书田负责刷写全镇的革命标语，也就是说，让一个专政对象掌握了革命的符号系统，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反讽。[7]不仅如此，《芙蓉镇》对革命叙事模式的改写几乎是全局性的。就人物谱系而言，小生产者胡玉音不再是经典意义上的自然经济的小生产者，而是小商品生产者；党员和干部方面，李国香的旺盛情欲和权力欲自不必说，谷燕山的生理缺陷和黎满庚的忧郁气质也都颠覆了干部的经典形象；王秋赦这样的二流子，不再如土改小说那样由政治力量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成为政治力量介入并破坏伦理秩序的工具；而知识分子/右派秦书田，不是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改造自身，反而成为革命的符号秩序的僭夺者，以及人民群众的知识、技能和生活趣味的启蒙者，而且，也不同于一般反思小说中右派的受难者形象，秦书田——至少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是一个类似于滑稽剧中的丑角。

与此相应的，是整部小说的悲喜剧风格。实际上，《芙蓉镇》的喜剧乃至闹剧的一面，颠覆了社会主义的全部政治严肃性及其强度，而悲剧的一面，则生产出了社会主义的“不自然”或“反自然”。

二、阶级斗争、例外状态与“裸命”的形塑

在《芙蓉镇》的叙述中，社会主义的“不自然”或“反自然”最为集中地体现在阶级斗争上。从社会主义自身的逻辑来说，“改造”和“斗争”本身就不可能是“自然”的，因为社会主义对善好生活的整全性想象和设计，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全新人性的高度要求（尤其强调事业和义务的维度），都不可能来自自然秩序，只能来自对人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重新定义和调整。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出现了严重问题，在后革命的语境中，在重新将人性回归到自然性（动物性）的启蒙思维看来，这一“反自然”的思维和行动当然只具有负面的价值。

《芙蓉镇》对阶级斗争情境的描写，正是典型的后革命时代的写法。正如许多评论家所批评的，《芙蓉镇》以道德化的方式抹消了政治的复杂性和严肃性。“闯入者”李国香尽管总以政治身份出现在情节的发展中，但小说所着力刻画的却是她的道德形象。她的败坏的个人道德，不仅破坏了正常的政治秩序，也破坏了传统的伦理秩序。她对胡玉音的算计甚至源于对胡玉音的美貌和生意的妒忌。

在这个意义上，貌似充满了政治的《芙蓉镇》当然是相当去政治化的，正因为它完全建立在三中全会的基础上，所以不再需要政治辩论和路线斗争，这也是小说中不再设置一个与杨民高相对立的正面领导干部形象的原因。从第三章的1969年到第四章的1979年，就被叙述为一种“自然”的时间进程：“时间也是一条河”，“生活也是一条河”，即使一时遇到了淤塞，只要“打破坚冰，炸掉暗礁，疏通河道”，“时间的河流，生活的河流”就“还是在前进，没有停息，更不是什么倒流”。

当然，更准确地说，所谓去政治化，并不是对政治本身的取消，其实是一种新的政治对先前阶级政治的取代，它有国家政治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全新的生活政治和生命政治的出现。

随着这种新的政治的出现，欲望的逻辑也就出现了。我们发现，胡玉音成为几乎所有男性欲望的对象和被争夺的客体，这些男性欲望的全部区别只在于能否被正当化。谷燕山的欲望，由于其生理疾病，因而是安全的；黎满庚的欲望，受到政治和伦理的双重压抑；而王秋赦，作为一个从始至终其人性都不被承认的人，他的欲望更不可能得到承认；只有秦书田的欲望，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境下被激发，并最终得到承认。

秦书田的形象到小说的后半部分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喜剧人物转向了悲剧人物，与这一过程相应的，是他漂浮的知识分子主体，找到了胡玉音的生活世界的坚实实体。胡玉音作为一个欲望客体，充满了自然生命力，承载着新的生机勃勃的生活实质，只不过她的这一实质在在日常状态中仍是自在的，她在使用价值的世界里仍然是一个混沌未开的“天真”的“自然人”。因此，两人的欲望的相互发现和激发，需要一次打破常规/日常状态的契机，相当吊诡地，这一契机正是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造成了一个全新的情境，一个“悬法”的世界，常规/日常状态中的法和秩序被悬置，即“例外状态”。[8]在这一悬法的例外状态中，芙蓉镇“显现为一个模糊与不确定的地带”，“人人防我，我防人人”，尽管“阶级阵线分明”，但对阶级成分的认定却可能不断改变，以至于连李国香这样的“县常委、公社书记”都可能会被红卫兵夺权。胡玉音和秦书田当然被打入社会的最底层，“牛鬼蛇神”一词相当形象地揭示了他们被取消“人籍”、打入另册的状态。 对于秦书田而言，这还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可对于胡玉音来说则是质的转变，她在传统民间伦理秩序中确立的“自然人性” 由实在性重新退回潜在性。在科耶夫看来，“一个从定义上来说还没有进入任何社会关系的智人，不过是一个动物。因此，真正‘孤立的’‘个人’，绝对‘反社会的’‘个人’，不是人性化的存在，只是一个被剥夺了人性化的上部结构的人，只是这样一个人性化存在的、动物性的物质支撑而已。但在所有人性化的存在中，这种支撑仍然继续存在着，即，在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动物。”[9]当我们看到秦书田和胡玉音内心的声音：“活下去，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这当然指明了一种赤裸裸的暴力，人性的所有规定性被强制拆除，只剩下动物性的肉体生命，也就是阿甘本所谓的“裸命”。

亚历山大·科耶夫

秦书田和胡玉音在雷雨之夜的结合正是在这一悬法的裸命状态下达成的欲望的相互满足。 当然，这一层面的欲望还只是“动物性的或自然性的欲望”，“归根结底是一种‘自我保存的本能’（即，是一种保存自己动物性生存的欲望）”，还不是“关乎人类起源的欲望”。[10]于是当秦书田向王秋赦递交结婚申请时,会诉诸一种动物性欲望的“自然权利”：“我们、我们总还算是人呀！再坏再黑也是个人……就算不是人，算鸡公、鸡婆，雄鹅、雌鹅，也不能禁我们婚配呀！”而当他面对李国香的淫威，得知结婚无望时，“当右派十多年来，第一次直起腰骨，不肯跪下，甚至不肯低头。”我们可以看到，阶级斗争的悬法状态所造成的动物-人，尽管只是一个人性的潜在性的物质支撑，但新的人性基座已经在动物性欲望的满足中打造起来。而人性的真正实现，则有待于新的人性实质充实其上部结构，这就需要对动物性欲望的克服，即一种对他人欲望的欲望———被承认的欲望。

不过，由于前文所述的封闭的民间伦理秩序的空间设定，《芙蓉镇》对裸命的叙述并未推到极致，即使是在“人人防我，我防人人”的例外状态之中，民间伦理秩序仍然不断渗透进来，实施对胡玉音的保护。政治在其中仍然是缺席的，小说不仅没有像当时通行的模式那样设置一个党员与杨民高、李国香、王秋赦进行政治意义上的斗争，就是芙蓉镇曾经的头号政治人物谷燕山，也是凭“天良”和“人性”，而不是共产党员的先锋队意识和政治信念帮助胡玉音的。更进一步说，在阿甘本的讨论脉络里，“裸命”与科耶夫的“动物性物质支撑”并不完全相同，裸命不是自然生命，不是外在于统治关系的“天然”之物，而是在暴力的剥夺下被强制剥离了所有外在关系的生命，也就是说，是以排除的方式被吸纳进权力之中的，它不是前政治的、前法律的，而恰恰是纠缠在政治、法律、权力等诸种关系的网络中。[11]

阿甘本

这更加突显了阶级斗争所造成的裸命的吊诡之处。在《芙蓉镇》的后革命叙述中，革命政治生产出的生命政治及其人性实质最终内在地颠覆了革命政治，革命政治的自我展开最终造成了其自我瓦解和自我否定，从此无人真正相信革命的实践和原则，不仅革命政治无法在“新时期”重新定义人性，民间伦理也无法承担这一功能。小生产者的命运也就这样被规定了，当胡玉音怀上秦书田的孩子时，我们才赫然发现，没有生育能力的不只是谷燕山，还有黎桂桂！也就是说，在小生产者的同义反复、自我循环中，不能产生人性起源的辩证法，而只有知识分子与农民（还必须是小商品生产者）相结合（这是对前30年这一主题的极其沉重的讽刺和内爆），才能构成人性的合题和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但不管怎么说，秦书田和胡玉音在那个悬法的世界、动物的世界、人鬼之间的世界里，已经触碰到了新的人性的可能性，他们的人性的再度上升，只有待于一个最终因素的进入，以及一场哲学意义上的需冒生命危险的殊死斗争。

三、劳动、主奴辩证法与人性的“上升”

从小说的整体构思而言，《芙蓉镇》固然建立在三中全会的基础上，但在故事情节内部，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共和国的建立这一“前史”。抗日战争结束，民族战争再度转向阶级战争，随着主权国家的建立和朝鲜战争的胜利，“外部”问题转向“内部”问题，在战争状态下必须施以肉体消灭的生存论意义上的敌人已不再是主要的革命对象，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施行，使敌友政治论的逻辑开始转化为主奴辩证法的逻辑。

在黑格尔/科耶夫的思想脉络中，人性的起源（自我意识）必须来自一场两个超越了动物性欲望的非自然存在之间的生死斗争，斗争的根本动力是对他人欲望的欲望，即获得承认的欲望，这一斗争的结果，因对死亡的恐惧而无法超越其动物性的自我保存欲望、放弃生死斗争并承认对方之人性的一方，成为奴隶，而为他人的承认愿冒生命危险、不放弃斗争的一方，其人性获得了实在化，成为主人，奴隶的人性由于得不到主人的承认而仍然是潜在性的。[12]我们以此看待20世纪上半叶的革命斗争，可以说，当经济学意义上的奴隶———工人、农民———获得了阶级意识（自我意识）并拿起枪杆子参加革命斗争时，他们已不再是哲学意义上的奴隶，而具备了主性的潜在性，并把他们的阶级对手重新拉入那场关乎人性起源的生死斗争，斗争的结果当然已经历史性地实在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群众当家做主。

但是，主奴辩证法的推进很快使主人面临一种困境/悖论：被他人承认的欲望只有在认输的一方对他的首次承认中才能获得满足，而在输方成为奴隶、胜方成为主人这一局面成立之后，主人的被承认的欲望就无法通过奴隶的承认而得到满足，因为承认必须来自平等的对方，而奴隶的人性却不被主人承认，这种来自奴隶的单方面承认当然无法满足主人的被承认的欲望。 辩证法之为辩证法，正在于它不可能停留在正题与反题相互对立的二元结构中，主人的被承认的欲望的满足的瞬间性/暂时性构成了辩证法进一步发展的动力。[13]

由此我们就触碰到社会主义在处理革命与建设、或政治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时面临的重大危机和焦虑。[14]一方面，主人困境使社会主义必须不断生产出新的对立面，从而以阶级斗争的方式不断重临那个原初的斗争情境；另一方面，战争状态的解除使主人必须面对生活世界，也就是说，由于有奴隶为他劳动，主人在生死斗争之后开始消费，而消费和享受导致本能欲望的满足，从而导致主奴辩证法的停滞。[15]这两方面都将造成主人阶层自身的分化———干部和群众，尤其是当社会主义出现了新的官僚特权阶层时，这一主性的堕落显得尤为严重。

针对这一主人的困境，科耶夫继续发挥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认为我们应该把眼光从主人身上移开，投向奴隶，在主人因消费和享受而遭遇承认的困境之时，只有潜在人性的奴隶却在劳动，因此，奴隶反而压抑了自己的动物性本能和欲望。在劳动中，奴隶改造了外在自然，也改造了内在自然，由此获得了自我意识。[16]正是劳动，使奴隶的人性的实在化成为可能。

黑格尔

 革命政治当然深知这一道理。 毛主席早已把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提到同样重要的地位。[17]对于奴隶（包括地主、资产阶级以及后来的右派），则是通过劳动将其改造成为主人，[18]而针对主性的堕落（官僚作风、干群关系恶化），同样要求主人投入劳动的改造。[19]这样，原来的主人得到新生的主人的承认，这种主人之间的相互承认，克服了主人面对奴隶的承认困境，构成了科耶夫的公民的合题性正义的基础。当然，历史的实际并未按照这样的设想进行，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回到芙蓉镇的世界。

关乎人性起源的最终因素就是劳动。 其实，小说一开始就在不断强调胡玉音的 “新教伦理”式的勤劳和节俭：“每逢赶圩的前一晚，因要磨米浆，下芙蓉河挑水烧海锅，熬成米豆腐倒在大瓦缸里，准备第二天一早上市，两口子总是睡得很迟，推石磨就要推四、五个小时。 ”但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一内在于日常状态的伦理世界的劳动仍只是“自然人”的同义反复，在使用价值的世界里，我们只会看到劳动的肯定性和动物性欲望的满足。而我们知道，肯定性和动物性欲望的满足将会导致辩证法的停滞，辩证法的进一步上升的动力必须来自否定和否定之否定，也即对动物性欲望的克服。

只有经过了阶级斗争，主奴结构达到最严重的二元分化的时候，劳动以及劳动的否定性才会出现。这就是秦书田和胡玉音被打入裸命状态之后的扫街。而在阶级斗争和劳动之中，动物-人的生命力被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来，胡玉音“每次挨斗挨打、游街示众后”，自己都不可思议，“奇怪，还活着？为什么还不死啊！”于是，深埋的欲望也被发现：“她好恨呀，恨自己心里还有一把火没有熄灭！为什么还不熄灭？为什么不变成一个木头人，一个石头人？你这磨难人的鬼火！生活把什么都夺走了，剥去了，生活已经把她像个麻风病患者似的从正常人的圈子里开除出来了，入了另册，却单单剩下了这把鬼火。”而这一欲望，已经不仅仅是本能的动物性欲望，因为它还承载了他们“渴望着过上一个‘人’的生活”的意义，也就是说，它同时是一种被承认的欲望，哪怕只是被承认为“黑夫妻”，那也是重回人的世界的可能性。

经过这一过程，两人的人性实际上已经开始“上升 ”，于是秦书田面对李国香和王秋赦的拷问，“第一次直起腰骨，不肯跪下，甚至不肯低头”，胡玉音拼着“要打要杀”，“也要讲一句话”。在这场重临的“关乎人性起源的生死斗争”中，两人并未因死亡的恐惧而放弃斗争，宁可作为人而死（被判刑十年的秦书田在政治人的意义上确实已死），不愿作为动物活着。 尽管他们内心的声音说着“活下去，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但我们知道，他们此刻已经是人，尽管还没有完全地实在化。

进一步地，无论是秦书田，还是胡玉音，都不能单独完成人性的实在化，毋宁说，只有两人的结合才是“新时期”人性论的真正起源。首先是小生产者必须经历一个自我否定，随着黎桂桂的自杀而剥离掉自身的胆小怕事、优柔寡断，只剩下胡玉音的勤劳、魄力、决断、勃发的生命力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处变不惊。其次是知识分子秦书田的知识、技能和生活趣味。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两者的关系绝不是平等的。在古华的叙述中，必然是男性知识分子秦书田作为主体，吸纳女性小商品生产者胡玉音的实体，这是“新时期”知识分子地位上升带来的必然想象。作为一个反例，王秋赦的人性无论是在政治秩序还是在伦理秩序中从来不曾得到承认，要害就在于他不劳动，不愿在劳动中改造自我与自然的关系，更不敢在人性起源的生死斗争中冒生命危险（见风使舵），其人性也就不可能从自在达到自为，必然被关闭在“新时期”的大门之外。

但是， 让王秋赦这样一个毫无主体性的动物-人来承担所有的历史后果， 而轻易放过了真正的政治投机分子（杨民高、李国香），恰恰暴露了小说和作者自身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正如有人尖锐地指出的，“与其研究王秋赦，不如多多关注郭振山，郭振山这一类人物在我们党内党外多之又多，他们总的一个特点就是‘现实主义’者，庸俗的现实主义，如果碰上文化大革命，绰号‘轰炸机’的这个精明的庄稼人会不会是蛤蟆滩第一个造反派？”[20]其实在《芙蓉镇》中，李国香不正是这样一种主性更为堕落的轰炸机式人物么？

于是毫不奇怪，在《芙蓉镇》里，主奴辩证法最终也没有达到合题，正如前面论述的，没有革命政治的强度，也没有不偏不倚的第三方，因此，主人仍然是主人（杨民高和李国香始终步步高升），奴隶仍然是奴隶。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古华的现实主义，但这同时又导致了小说中诗学正义的贫弱。

不管怎么说，杨民高和李国香最终是外在于芙蓉镇的生活世界的。而秦书田和胡玉音的以动物-人为原型的奴隶的人性上升， 却已不再可能回到自然人乃至政治人，而是成为经济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细节非常重要，就是李国香向胡玉音算账的情节。李国香详细地计算出胡玉音在两年零九个月一百九十八圩的生意里卖了九万九千碗米豆腐，累计纯收入六千六百元，平均每月两百元的收入达到了省级首长的水平！这一计算对胡玉音无异于五雷轰顶。这一情节严重颠覆了政治经济学的正面意义的同时，反过来却“意外地”将胡玉音从使用价值的世界拉进了交换价值的世界，从而对“天真”的胡玉音进行了一次“触及灵魂”的经济学“启蒙”。

小说中由于某种叙述限度的存在（伦理化道德化的历史解释、民间伦理秩序的顽强渗透、相对封闭的叙述空间），并未将这一经济人的逻辑往前推进太多。因此，在结尾处胡玉音成为“青石板街街办米豆腐店服务员”，被吸纳进集体经济，秦书田成为“县文化馆副馆长”，回归为体制内的政治人。在文本的内部，这一叙述限度一方面固然减弱了反思历史的力度，但另一方面，却可以看作是对经济学的人性定义的回应，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的转变， 也抑制了“反市场的资本主义”的兴起。

一旦守不住这一限度，商品经济的逻辑、市场的逻辑马上就会超越传统乡镇集市的等价交换的狭小空间，走向扩张之路。这一点在《芙蓉镇》的小说里是被严格地限制的， 但如果我们把眼光投向同时期的其它一些文本，比如何士光的《乡场上》、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和《腊月·正月》，就会清晰地看到这一过程的历史性展开。 实际上，《芙蓉镇》 本身从小说改编为电影的过程也透露出一点端倪。 在1986年的电影里， 结局改为胡玉音开了“胡记米豆腐店”，重回“15年前的老规矩”，回到了私营经济，秦书田则拒绝了县文化馆的任命，和胡玉音一起经营米豆腐店， 经济人的逻辑已经凸显在文本的表层。其实，古华本人的行动也为这一逻辑作了最生动的反讽性注释。[21]

本文原刊于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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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古华：《闲话〈芙蓉镇〉———兼答读者问》，《作品与争鸣》1982年第3期。

[2]许子东：《谈书录：〈芙蓉镇〉，简化的文革》，《文学自由谈》1989年第2期。

[4]韩抗：《追求新的现实主义艺术———〈芙蓉镇〉 在当代文学中的意义》，载《〈芙蓉镇〉评论选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1页。

[5]此处借用的“自然状态”概念显然来自卢梭和霍布斯之间的经典争执。一般认为，“霍布斯把自然状态，或人类文明社会之外的生活状态，描述为战争状态———‘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卢梭试图证明自然状态是人类的和平状态，以此反驳霍布斯。 ”然而，“在霍布斯看来，自然状态的特征就是公共权力的缺失。 内战中的社会同野蛮人的原始社会一样处于自然状态。换言之，自然状态本质上并不是先于市民社会的。 霍布斯甚至认为， 自然状态实际上并不总133《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5 期是、也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先于市民社会的。 ”卢梭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霍布斯的观念，“把专制称为新的自然状态，……即自然状态会在市民社会中再度出现。 只要自然状态不被城邦或国家的建立所结束，自然状态就会延续；因此，城邦或国家赖以建立的契约的毁坏， 就使自然状态再度出现。 ”所以，“严格地说，卢梭在两种不同意义上使用了‘自然状态’一词：历史意义和法律意义。在第一种意义上，他把自然状态等同于人类的原初状态；在第二种意义上，他把自然状态等同于人们没有生活在合法统治下的情况。”参见美普拉特纳：《卢梭的自然状态：〈论不平等的起源〉释义》，尚新建、余灵灵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53、59、79、80页。而对思想史的进一步考察，我们还会看到“自然状态”更为丰富的含义。 比如在基督教神学传统中，就区分了“纯粹自然的状态、堕落或沉沦自然的状态、恢复自然或恩典的状态”。 参见美古热维奇：《卢梭纯粹的自然状态》，尚新建、余灵灵译，载《卢梭的自然状态：〈论不平等的起源〉释义》，第117页。 卢梭本人对“纯洁的自然状态”和作为专制政治“过度腐化的结果”的“新的自然状态”的区分和论述，参见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45-146页。

[6]蔡翔：《国家/地方： 革命想象中的冲突、 调和与妥协》，《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

[7]张帆：《方法、视野与可能性———“1980：场域和历史关联” 学术研讨会综述》 第3部分，《文艺争鸣》（上半月）2010年第3期 。

[8]关于“例外状态”和“悬法”，参见意阿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台北：麦田，2010年。

[9][10]法科耶夫：《法权现象学纲要》，邱立波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8，259页。

[11]参见阿本：《例外状态》，第239-240页。 亦参见美凯特·吉拉尔：《生命权力：福柯与阿甘本》，黄世权、靳琦译，载汪民安、郭晓彦主编：《生产》第7辑“生命政治：福柯、阿甘本与埃斯波西托”，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9-70页。

[12][13]参见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的“自我意识”部分，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以及法科耶夫：《黑格尔导读》 中相应部分的解释， 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

[14]蔡翔在讨论社会主义危机时将其具体化为“革命之后”历史语境中的五个矛盾：1、平等主义和社会分层；2、科层制和全民参与；3、政治社会和生活世界；4、内在化和对象化；5、维持现实和面向未来。 蔡翔：《社会主义的危机以及克服危机的努力———两个“三十年”与“革命之后”时代的文学》，《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2期。

【15】科耶夫：《黑格尔导读》，第25页。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消费问题，可参见蔡翔：《1960年代的文学、社会主义和生活政治》，《文艺争鸣》2009年第8期。

[16]科耶夫：《黑格尔导读》，第25-26页。

[17]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4页。

[1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第七条中这样规定：“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 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 ”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9月20日）第十九条中，表述进一步明确为“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 ”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25页。

 [19]毛泽东：《关于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1957年4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4页 。

[20]武春生：《寻找梁生宝》，《读书》2004年第6期。

[21]古华于1988年后定居加拿大。“在国外，据他的朋友介绍说，古华一面从事写作，一面醉心研究家具文化。他设计的家具样式，在加拿大很受欢迎。 ”“据说在那里做家具比写作更赚钱。古华发了起来。他靠自己的手艺，扎扎实实地赚了一笔又一笔钱。如今他已经过上了富翁的生活。”见《 从 讨 饭 生 活 到 夺 取 茅 盾 文 学 奖 ———首 届 茅 盾 文 学 奖 得主、旅加著名作家古华哥哥细说古华》，湖南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 公 共 服 务 网 - 文 学 院 - 文 坛 艺 苑 ，http://www.hn12333.com/site/ldbzwxy/wtyy/200512/t20051227_350818.html。 感

 谢 重 庆 大学 高 研 院陈 颀 老 师 提醒我注意到这条材料。 我在此无意评价其个人私德，不过古华的亲身经历恰恰说明其本人也被深深地裹挟在经济人的逻辑之中。而古华在《芙蓉镇》之后的写作中同样体现了这一逻辑的展开，比如《相思树女子客家》（《长江》1984年第1期），在表层意义之下（改革的阻力、改革的必然性等）， 我们其实可以把小说整个情节的展开解读为为了观音姐最终走出偏远山区（到深圳———经济特区去）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政治的压迫、封建传统的势力、爱情的支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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