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沈杏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强行关联法”指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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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作者认为关联研究是文学研究中的基础性方法和常见类型，对于探讨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关系、彰显文学的存在之由与变迁之故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当下的文学研究实践中，由于研究者史料缺失、学力不逮或关联方法使用失当等原因，出现了很多“强行关联”式的学术成果。典型表现为这样几种症状：一是简单并举式“松散关联”，缺少对研究对象之间关联方式和作用程度的深度追问；二是研究对象的关联“痕迹”和影响“事实”被悬置，造成对象之间内在逻辑缺失，形成“虚假关联”；三是以庸俗实证的方法把中国作家的文学品质归结为外国渊源或某种偶然性因素，形成“庸俗关联”。强行关联研究的语法结构共同点是僭越或违背文学现象的真实关系，强行建构起虚假逻辑，主观虚设文学现象间的内在逻辑，体现了方法论上的主观主义和学术实践上的霸权形态。这一学术症候理应受到清理和反思。

感谢作者沈杏培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沈杏培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强行关联法”指谬

关联也即是关系之意。从理论上讲，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是密切而普遍的，因而，探讨、追溯文学现象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内在关联、因果关系、影响效果，从而揭橥文学的内在本质与历史真相，彰显文学的“存在之由”与“变迁之故”，成为文学研究的应有之意和常见路径。但正是这样一种几乎普及性的研究方法，在当下的文学研究实践中，由于研究者对方法论的误用、简化而制造出不少质量低下的学术成果。关联研究的本意是要在现象与现象、类型与类型、作家与作家、原因与结果、表层与内蕴、文本与理论等范畴间建立一种关系，寻找他们之间的内在逻辑，探寻文学发展规律，但由于研究者资料的不足、对历史语境的隔膜或对关联研究方法的非专业化实践，从而形成了一种有局限的研究图式。这些症状典型表现为这样几种形态：一是简单并举式关联，缺少对两种对象内在关联的发现。二是逻辑缺失，或是两种关联对象之间的逻辑关系薄弱，不能坐实。三是“强盗逻辑”式关联，通过庸俗实证和主观弥合强行建立关联。这些研究方法都体现了研究主体僭越事物内在属性和发展规律，主观虚设文学现象间内在逻辑的特征，体现了方法论上的主观主义和学术实践上的霸权形态，我姑且命名这种学术方法为“强行关联”。由于强行关联研究内在逻辑的缺失或弱化，必然会导致学术研究的空洞化和无效性，甚至带来一批批学术谬见。因而，有必要对这种症候式的学术方法进行严肃反思和认真清理。

一、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中的“松散关联”和“简单并举”

崔志远 《中国地缘文化诗学》

在众多关联研究的课题与成果中，文化视角一直是文学研究中用之甚广的一种方法。也即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和各种文学现象成为90年代以来学界较为普遍的方法。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说的文化视角不同于作为学术热点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是特指20世纪50年代由英国威廉斯、汤姆森、霍加特开创的知识领域和学术方法，文化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被引入中国，经过近二十年的学术定义和实践，已然成为一种显学领域。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领域与学科方法，文化研究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典型表现为文化研究作为方法论自90年代被引入文学领域的研究，形成“文学文化学”，至今盛行不衰。在文化研究热的冲击下，文化与各个领域或学科发生关联，形成了纷纭多姿的“文化视野”，仅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学界为文学寻找到了如下的文化视角：地域文化、家族文化、草原文化、消费文化、女性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节庆文化、迁居文化、政治文化、城市文化、租界文化，等等。

如此之多的文化视角，确实为中国文学的研究带来了崭新的视野和开拓性的空间。但文化视角并不是一把万能钥匙，随意使用都可以打开各个文学现象内部空间的所有秘密。关键问题在于，把诸多文化与文学文本/文学现象并置在一起进行学术研究时，研究重心是什么，落脚点是什么，文学与文化的主从位次如何。如果这些问题定位不准，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联研究将是失效的。从方法论的角度，在文化与文学的关联研究上，重点并不是在于“泛谈文化”，而是在于“找出文化在哪些方面、以何种方式造就了文学的重要的和主要的特征”。①也就是说，以文化视角来研究文学现象时，文化是一个观察角度，关注的重点是文化如何影响和塑造文学的品性，落脚点应落在文学上。

近些年来大量的关于文化与文学的关联研究，由于方法上的偏颇，这些成果看似丰硕或厚重，实则并未给文学研究带来突破性影响，也未能提供关于具体文学现象的新的解释。这里举例说明。《中国地缘文化诗学——以新时期小说为例》（作者崔志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以下简称崔著）是近年采用文化视角研究文学的代表性专著。客观地说，这部67万字的专著，特色还是很鲜明的，比如由古贯今的通观视野，由文化、地理、历史、文学构成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对不同地缘文化结构和内涵的细致辨析和准确定义。这些优点暂且按下不表。这里主要谈谈该书的问题。

首先，我比较困惑的是，这本专著是关于文化研究，还是属于文学研究。分属哪种研究，并非仅仅是图书学科归类和书店“上架建议”的小问题，而是涉及到该项课题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重心的选择上。如果是文化研究，新时期小说则很可能是作为文化研究的一种文本材料，用以印证文化的观点，如果该书是文学研究，那么，文化则作为一种方法或角度，最后的落脚点应该回到文学现象的解释和文学规律的揭示上。从该书的中图法分类和作序者反复提及的“文学研究”这一关键词可以看出，该书属于文学研究类的书籍。既然属于文学研究，那么，地缘文化应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或视角，建构关于地缘文化的诗学体系固然是内容之一，但应该把研究重心放在对文学现象的解释上，比如地缘文化资源如何塑造地域文学的属性，地域文化传统如何影响作家的创作心理和审美倾向。但实际上，除了运河文化与刘绍棠、原型意识与王安忆、水象与汪曾祺等作家个案分析中体现了这种学术追求，崔著的学术重心和热情显然在于描述地缘文化的内涵，建构地缘文化的理论体系。这一点可以从该书的体例和行文看出。全书共九章，前两章分别论述中国地缘诗学和中国区域文化格局这两大理论问题，第三章概述性地呈现新时期小说的地缘分布，第四到九章是对第三章的细化，选取六个区域文化进行个案分析。从章节设置可以看出，该书的重心在于地缘文化及其诗学的理论建构，地缘文化是这部书的最大兴趣和倾力所在，而文学成为建构文化体系的一种材料。在论述文学部分，为了与各自地域文化发生关联，作者采用的是“在文学中找文化”的方法，“这里选的均为新时期作家，在分析中主要运用原型批评方法，也运用能够发现文学地缘性的其他方法。”②可见，地缘文化作为崔著的主体内容，是该书最大的学术重心和创新所在，而“新时期小说”在这种热闹、夺目的地缘文化诗学建构中，实际上沦为了辅助性“材料”，对于一部小说研究专著来讲，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学术实践。

其次，从文化与文学的关联方式来看，该书提供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文学”式的简单关联研究方式。该书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地缘文化内涵，一部分是文学特性。在第四到九章的首节都对不同邦邑区域文化进行了相当细致的描述，接着分析每个地域文化之下的作家与流派。该书在地缘文化体系建构上面，用力颇多，无论是总体性的地缘文化诗学，还是中国区域文化格局的历史演变，以及不同邦邑文化区的文化性格界定，都显得绵密而丰富。而在谈及每种邦邑文化圈影响之下的小说风貌时，该书又追求一种大而全的“宏大叙事”：试图一网打尽近百年文学中每个邦邑文化圈中的作家作品与文学流派。由于这种“宏大叙事”涉及的作家与流派多若星辰，注定了该书对小说的地缘风貌只能以描述性、泛论式的方式进行。而这部分被作者自认为是该书“重头戏”③的内容，由于其浓缩性和泛论性，看起来更像是各种不同版本的文学史为了所谓通史视野和学科完整而设定的概述呈现和简史演绎。因而，在这本专著中，我们很难看到不同地域文化如何塑造一个文学群体的属性，地域文化从哪些方面影响作家，不同作家在同一地域文化之下何以形成不同的写作样貌。对于这些问题，该书的个案章节部分，比如刘绍棠、王朔、汪曾祺、高晓声、王安忆、贾平凹等专节反而“落实”得较好一些，即在这些作家个案中可以看到地域文化与作家风格、母题、题材、语言之间的内在关联。但每种文化圈及其文化性格，肯定不止体现在一个作家身上，一种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肯定是由多个作家所体现。那么，地缘文化作用于文学流派与文学个体的机制是否相同，不同个体吸收与转换的机制是什么，地缘文化对于流派风格的形成起着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在崔著中都未得到深入的探析。

朱晓进 《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

最后，判断一种方法和视角是否有效、优劣与否，要看这种方法和视角能否对于阐释文学现象带来新的结论，能否发现其他方法和角度不能揭示出的规律和真相。“一个新的文学解释体系，有没有生命力，就看它有没有独到的解释能力，有没有根深叶茂的创新能力，能不能在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些文学现象中解释出深层的意义。”④从这个角度看，崔著也较为平庸。由于一味追求大而全的地缘文化体系，该著并没有完成文化与文学之间的深度关联和多重关联方式的考察。也就是说，从方法论上讲，该书没有建构起文化与文学关联研究的有效向度。以朱晓进先生的三晋文化与“山药蛋派”研究为例，他认为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研究至少应该包括以下问题：一是研究“山药蛋派”作品所包蕴的三晋文化的内涵；二是研究三晋文化在哪些方面、在何种程度上决定了或制约了“山药蛋派”作家的共同的思维方式、观照问题的角度、审美的偏好以及处理题材的方式方法；三是“山药蛋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在产生、发展和消亡中，三晋文化所发生的影响作用。⑤由是观之，包括崔著在内的当前大量文学文化学的研究成果，其学术方法是值得商榷的。在他们看来，文学与文化的关联研究，似乎就是先罗列出文化的内涵，然后在文学中“找出”文化内容便算结束。因而，很多论文的重心几乎都是放在寻求文化与文学的这种“对应关系”上。这种“在文学中找文化”的学术方法通常具有这样一些关键词汇和表达句式，比如“凸现了xx地域风貌、民情风俗”、“表现了xx文化的魅力”“描绘了xx地区的风俗民情”⑥。实际上，在文学叙事中找到文化仅仅是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基础性研究，还有更为关键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追问，比如一种地缘文化作用于作家，是在文化的哪些方面发生影响；这种文化如何影响作家的题材选择、语言表达、美学风貌；这种地缘文化和其他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某个流派或作家，继而影响作家风格的生成、变异。缺少了这种学术视野，往往会使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流于文化与文学的简单对接，而不能使文化/地域文化成为观照文学的重要视角，并得出新颖、有价值的结论。

茅盾

举例来说，崔著对每种地域文化的特征属性、历史变迁梳理得非常完整，但一旦进入到小说流派或具体作家的文化剖析上，地域文化往往成了游离之物。比如，第六章标题是吴越文化与新时期吴越小说，这一章是把现代以来的鲁迅、郁达夫、叶圣陶、茅盾等吴越作家放在吴越文化视角下进行阐释。那么，从吴越文化的角度解释这些作家，能否看到其他视角所不能看到的问题、得到其他阐释角度所不能得出的结论直接决定了这一地域视角的有效性与否。崔著在吴越文化视角下是如何解读这些作家的？比如解读鲁迅时，用“理智与情感”的多寡将鲁迅的小说分为三类；认为郁达夫的自传性，“透露着吴越人的文化心态”；而茅盾的精辟表现在“为人生”的文学思想和“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再如“将吴越小说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茹志鹃，其《百合花》的成就在于将“女性视域”推上了新的高度⑦。这些分析共同的特征是用地域文化视角阐释作家作品时，并没有得出任何鲜见，要么借了地域文化的壳套用的是文学史已有的结论，比如对茅盾、茹志鹃的分析；要么是把作家的某个特点生拉硬拽与地域文化划等号，比如郁达夫——自传作为一种太过于普遍的文学体裁，何以见得透露着吴越人的文化心态？总之，崔著在这些分析中既没有说清从吴越文化的视角阐释这些吴越作家得出了哪些合理而重要的结论，更没有由此彰显出这种地域视角相比于其他视角的优越性，甚至，有时连这些吴越小说文本中的吴越文化都没有找到。类似的分析不同程度地见之于该书的其他章节中。这样的关联研究，既丧失了文化视角的穿透力，也没有达到对文学的新的阐释。

二、影响研究中的“假式关联”和“逻辑缺失”

在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重要方法论和研究类型。影响研究通常在两种文化语境、两个文学现象之间，考察文学受到的影响，追溯文学之间的渊源与关联，这种追源溯流、考辨因果的研究类型，有利于揭示出文学发展中的生成轨迹和普遍性规律，因而受到文学研究的广泛青睐。但影响研究在影响源和被影响者、放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联如果过于随意和主观，不能通过实证的方式或逻辑演绎落到实处，那么，这种影响研究即使能够找到表面的同源性或类同性，由于不能阐明国别与国别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作家与作家之间，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门类之间的真正交互、融合、影响、变异的规律，这种影响研究将会是丧失合法性的假式关联研究。

洪子诚先生在近年一篇题为《相关性：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的文章中，高度评价荷兰学者佛克马1965年出版2011年才有中译本的《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一书，同时指出，佛克马这部有关“影响研究”著作中，确立了“有迹可循”的学术方法⑧。正如佛克马在书中所说，“我们将只探讨那些有迹可循的来自苏联方面的文学影响，即仅涉及那些明显由苏联文学和文学理论派生出来或有苏联渊源的文学现象。”⑨“有迹可循”在佛克马这儿实际上是指一种确凿无疑的联系，他认为“可循的联系”是所谓影响研究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关键因素，也即，“谈到文学的影响的问题，首先需要弄清何为‘影响’。文学间的影响涉及影响源、受影响的地区，影响者与被影响者之间有可循的联系。历史上不同因素间的不断混合，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如果影响源不确定或者与被影响者之间无可循的联系，那就不是文学的影响问题。”⑩当下的很多文学研究，试图通过“影响”的研究路径探寻文学的“存在之由”和“变迁之故”，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两个对象之间“可循的联系”模糊不清、似是而非，最终使这种影响研究成为一种主观臆测。

考察中外作家或本土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研究视角，这方面的研究常以比较的视野，寻找两个现象之间的影响、渊源等关系，从而确认这种文学关联。而这种关联研究常常借助于“枚举法”来完成。即为了说明两个文本之间的模仿和影响，而列举出两个文本在人物书写、主题表达、母题同构等若干“相似”或“雷同”之处，通过这种所谓影响的“痕迹”来确认两个文本的某种关联。由于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在历史进程中会在某些阶段形成某些共通的伦理道德规则、审美倾向。因而，在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学表述中找到共同点并非难事，但找到了这些共同点是否意味着二者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与事实上的关联？答案是未必。从研究方法上来说，“简单枚举法依靠的是观察，它的结论依赖于观察例证的数量、分布范围和有没有反例，只要有一个反例，全称结论就被推翻。”⑪有学者指出，国内很多学人的研究方法停留在“简单枚举法”的层次，通过中国式的“经验方法”得出多如牛毛的“高论”。但是，“无论堆积了多少‘经验’证据，实际上都不足以得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逻辑结论。”⑫也就是说，有限的“经验”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结论，这既是一个逻辑问题，也是一个方法论问题。

沈从文全集

除了这种跨国文学的比较研究，当前影响研究还被较多地运用于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互文性、渗透性研究中。也就是说，考察文学内部体裁之间（比如韩东的小说与诗歌、张承志的小说与散文），尤其是其他学科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确实，不少中外作家的创作受到了其他学科门类的影响，比如宗教之于托尔斯泰、音乐之于余华、绘画之于汪曾祺或伍尔夫。这一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绩⑬。诚然，文学在生成和流变过程中，难免要与政治、经济、宗教、哲学、习俗，以及绘画、音乐、歌舞、影视、雕塑、建筑、园林等发生关系，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如何去开展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杨义先生认为，应该要去“梳理它与其他艺术形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形式的相互通借”，探求“它们在新的审美可能性上互相逗引”和“缔缘共谋的历程”⑭。但在研究实践中，由于这种关联研究涉及到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还要在文学的肌理中厘析出“影响的痕迹”和“缔缘的历程”，确实充满了难度。要将这类关联研究写好绝非易事。比如陈彦教授的《“物恋”与“写作”——再论沈从文的物质文化研究》⑮一文，从文学与物质文化关系的角度，试图找出沈从文结缘物质文化（研究）对于其文学写作的影响与意义，从而探寻作家的文学手法和美学精神的另类来源。

应该说，这篇文章建构了一个重要而新颖的角度。沈从文对“物”的智性乐趣很可能影响到他对新文学的思考与写作实践，因而正如作者所说，“有必要检视物质文化之于沈从文新文学写作的意义”。物质文化与沈从文新文学写作的关联点在哪儿？作者找到了“留心细物”这一美学视点。认为“留心细物”体现了沈从文的审美方式，也有效寄托了作家“爱欲”的迁移，这些观点都没有问题。但对于关键问题，“留心细物”的艺术视点如何影响沈从文的写作，影响了沈从文的哪些方面，这种美学视点与沈从文的文艺观是怎样的交互关系，文章除了第三部分以《长河》《芸庐纪事》《看虹录》聊聊两三百字简单铺衍这种关联，再无细致分析，从而造成论文核心命题的悬而未答。另外，“留心细物”作为连接沈从文的物质文化研究和文学写作的核心概念，这一视点是如何发生的：是物质文化（研究）催生了留心细物的观照方式，还是说，留心细物作为美学自觉在沈从文投身物质文化之初就已存在，结缘物质文化只是强化了这一艺术视点？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到物质文化与沈从文写作关联的紧密或松散：如果留心细物的美学视点是沈从文在结缘物质文化之前早就有的美学视点，那么，就又不应夸大物质文化之于沈从文写作的意义与内在关联，如果留心细物确实是沈从文从事美术、工艺品收藏与研究之后形成的艺术视野，进而渗透、影响文学创作，那么，这种关联意义又是另外一种价值。但这篇论文显然缺少对这一问题的自觉追问，在我看来，不可夸大物质文化对沈从文新文学写作的决定性意义，“留心细物”并非结缘物质文化之后的产物。沈从文在1949年回顾自己的文学历程时，曾追溯到早年记忆和观察其他生命时“留心微小”的特点，他说：“认识其他生命，实由美术而起。就记忆所及，最先启发我教育我的，是黄蜂和蟢子在门户墙壁间的结窠。工作辛勤结构完整处，使我体会到微小生命的忠诚和巧智。其次看到鸟雀的做窠伏雏，花草在风雨阳光中的长成和新陈代谢，也美丽也严肃的生和死。举凡动植潜跃，生命虽极端渺小，都有它的完整自足性。再其次看到小银匠捶制银锁银鱼，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作手艺，我发现了工作成果以外工作者的情绪或紧贴，或游离。”⑯由此可见，“留心细物”的美学视点在沈从文早年的日常经验和生命体验中早已成为一种美学自觉。断言“沈从文关于‘物’的认知确实重构了艺术史谱系”，问题不大，但是，从“留心细物”这一点来说，物质文化对于沈从文的写作可能没有太大关系，可能这也正是论文总是在强调“细物”认知重构了艺术品谱系，而疏于回答物质文化究竟对文学创作在哪些方面、产生了多大影响的原因。

三、海外汉学研究中的“强行关联”与“庸俗实证”

一直以来，海外汉学界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镇”，无论是海外华裔学者，还是非华裔海外汉学研究者，他们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上，都为本土文学研究提供了值得镜鉴的资源。但另一方面，由于大陆学界普遍存在的“汉学心态”⑰，形成了过分倚重和不恰当抬高海外汉学学术的气候。同时，在海外学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实践中，“强行关联”是一个频频出现的顽症和“幽灵”。这种强行关联法大量存在于日、韩、欧美学者的学术成果中，同中有异，要么体现在理论与文本的强行对接上，要么表现为作家与作家影响关系的庸俗实证上，要么落实在作品与作品关系的主观杜撰上。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拟以日本学者藤井省三、旅日学者李冬木教授，谈谈海外汉学研究中“强行关联”的诸多形态。

藤井省三教授是一位在鲁迅研究和中国新文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日本学者，他大概是少数几个可以称为“鲁迅通”的非华裔外国学者，藤井教授的学术贡献和儒雅友善的人格此处暂且不表。还是先从他的具体文章说起。《鲁迅与芥川龙之介：<呐喊>小说的叙述模式以及故事结构的成立》是由一次演讲形成的论文⑱，这篇文章从大的方面说谈的是日本大正时代（1912—1926）的文学和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关系，论文又主要以鲁迅和芥川龙之介为例，试图说明“他们俩的影响关系非常大”。藤井教授主要分析了《狂人日记》和《孔乙己》两部小说。一般认为，《狂人日记》是写于1918年4月，发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狂人日记》因“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⑲，也被认为是中国新文学的开端之作。藤井教授则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狂人日记》是一部“不太成熟”的作品，而《孔乙己》才是一部“水平相当高”的短篇小说。在藤井教授看来，从《狂人日记》到《孔乙己》之间的“十个月”，是鲁迅小说水平发生质的变化的重要阶段，而促成因素便是芥川龙之介的作品《毛利先生》的影响⑳。提出这样的设想本身无可厚非，历史的真相就应该在假设和辨析中得到彰明。但藤井教授证明自己观点的过程以及重要论据却是错误百出，经不起推敲。

藤井教授抛出的第一个重要见解是《狂人日记》的写作和发表时间“延后说”。他认为，《狂人日记》并不是写于1918年4月，而是1918年5月；《新青年》杂志也不是出版于1918年5月，而是6月份。他的理由是，1918年6月11日《申报》发表了《新青年》关于“鲁迅《狂人日记》”的广告，而《新青年》杂志不可能在出版（5月份）一个月后才在6月份上的《申报》做广告。由这样一个“常识”和《申报》刊登的广告时间，继而得出“《新青年》的出版就在6月份，而《狂人日记》的时间也要比4月份晚”。其实，确认《狂人日记》写作和《新青年》的出版具体时间并不太难。查阅曹聚仁版和鲁迅博物馆的《鲁迅年谱》，以及《鲁迅全集》21，均显示《狂人日记》最初发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笔者翻阅了《新青年》1918年第四卷第五号，清晰可见发行、出版时间为“民国七年五月十五日”，也即1918年5月15日。至于说，因为《申报》上关于《狂人日记》的广告在6月11日发表了，得出“《新青年》在6月11号左右出版”的“常识”，则显然是一种经验式推导，不足为信。

鲁迅全集

那么，关于《狂人日记》的写作，纠缠于时间上的这一两个月，有何意义？藤井教授为何大费周折把《狂人日记》和《新青年》的时间推延？其实，这里面大有深意。北京的一份报纸《晨钟报》（后改为《晨报》）在1918年刊登了好多关于“吃人”的报道，而报道的时间分别是5月19日的“孝子割股疗亲”、5月26的“贤妇割肉奉姑”“贤妇割臂疗夫”。于是藤井教授指出“鲁迅可能看到5月《晨报》里这些吃肉的报道，非常担心中国的吃人历史还在，应该批评这样的情况而写《狂人日记》，这样的可能性比较大。”由此可知，藤井教授煞费苦心把《狂人日记》的写作和发表时间向后推迟一两个月，是为了让鲁迅在写《狂人日记》之前一定要“看到”《晨报》，也即给鲁迅“吃人”主题找到某种源头和现实起因。而所谓“吃人”源头和起因，在藤井教授看来便是《晨报》1918年5月19日、26日的关于吃人的报道，由于《鲁迅全集》以及《鲁迅年谱》一直标注的《狂人日记》写作时间是1918年4月，这一时间显然没法与5月中下旬《晨报》上“吃人”消息发生逻辑关联，所以，藤井教授便“大胆假设”《狂人日记》实际创作时间为5月的某天，而我们现在所见到的4月是鲁迅的“虚拟”或“障眼法”。由于《狂人日记》的写作时间推后了，当然也要让《新青年》推迟一个月。

我发现，日本学者对鲁迅作品中“吃人”主题的来源很有兴趣，但对于“吃人”的来源，他们不承认这种“吃人”是鲁迅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种深刻而痛苦的体悟，也不认为鲁迅在写作《狂人日记》之前已经阅览了大量野史、正史中关于吃人的记载，或是受到了现实真相给鲁迅带来的巨大刺激。他们要么认为鲁迅的“吃人”来自于明治时代的某本书，比如李冬木教授；要么将鲁迅“吃人”这一文化母题归结为报纸上的某几篇报道对鲁迅的某种偶然性触动，比如藤井教授。其实，单是从当时社会现实来看，鲁迅身边不乏这种“吃人”事件，而且早在鲁迅写作《狂人日记》之前的十多年前已有发生。最典型的就是清末革命团体光复会成员徐锡麟在1907年与秋瑾准备发动起义，徐锡麟因弹尽被捕，被残忍杀害后，心肝被安徽巡抚恩铭的卫队挖出炒食，秋瑾随后也被杀害。这些事件带给鲁迅的悲怆体验是巨大的，徐锡麟和秋瑾作为人物原型分别成了《狂人日记》中的“徐锡林”和《药》中的“夏瑜”。已有学者通过大量确凿可信的材料论证了鲁迅吃人主题与其自身早年阅读、历史文化体验之间的内在关联22。也就是说，鲁迅吃人主题的表述，不需要一定要等他看到1918年5月份的“吃人”报道，才产生了藤井所说“应该批评这样的情况而写《狂人日记》”，也并非来源于李冬木所说的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中的吃人记载。而这两种学术观点共同的用意是抹杀鲁迅《狂人日记》中关于吃人命题具有的先锋性和深刻性。

为了“矮化”《狂人日记》，藤井教授抛出了他的第二个观点，由于《狂人日记》有很多无法解释的“谜”，“这可能意味着它是不太成熟的作品”。藤井教授的这个判断与逻辑令人费解。一般来说，经典的作品由于其内在厚度和丰富内蕴，而具有了多种阐释视角和如同谜一样不能说尽的魅力，无论是《红楼梦》，还是莎士比亚的剧作皆如此。而在藤井教授这儿，无法释然的“谜”，竟成了作品“不太成熟”的依据。难道直白、浅显是成熟作品的必备条件？有“谜”的特质的作品都是不成熟的作品？这种见解和逻辑过于虚妄而霸道。藤井教授之所以认为《狂人日记》不成熟，依据的是两点：一是鲁迅自己说过“这部作品很幼稚”，二是1933年，鲁迅在上海编辑《鲁迅自选集》的时候，没有把《狂人日记》收录进去。所以他说，这部作品不成熟，“对鲁迅来说，也不一定很重要”。其实，鲁迅说这部作品“很幼稚”，完全是自谦的话，如果鲁迅真觉得“幼稚”，也不会在后来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作出“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的断语和自我表扬，也不至于在这种“自夸”之后，声称《新青年》除了他的《狂人日记》等小说之外，“此外也没有养成什么小说的作家”23。把鲁迅的一句自谦的话当做了实情进而当做否定鲁迅的例证，这何尝不是对鲁迅的一种误读？

藤井省三《鲁迅与芥川龙之介》

至于鲁迅不把《狂人日记》收进自己的集子，并不是因为“不成熟”而羞于见人，真正的原因在于，鲁迅怕这样的小说“教错了青年”24。鲁迅1918年受新文化的感召“遵将令”写作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开启了一种启蒙之路。但鲁迅一直心有犹疑，正如他在《呐喊》自序里所说，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正做着好梦的青年”。一直到晚年，鲁迅对自己的启蒙始终抱有疑虑，尤其是，鲁迅目睹到很多青年受其感召而加入到社会运动中来，结果遭到了政治性屠杀，加上收到“一个被你毒害的青年Y”来信（1928年）指责鲁迅是毒害青年的“元凶”，在这种情况下，鲁迅更为怀疑自己的启蒙。这种“诱杀青年”的愧疚和痛苦的自我怀疑，造成了晚年鲁迅这样一种心境：“当时他说话，已经是顾虑重重，很有分寸了，已经是苦心孤诣地删除些黑暗，装点些光明了。”25因而，在1932年出版自选集时，“将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却特地竭力抽掉了”26。可见，鲁迅不把《狂人日记》收进自选集里，并且在反对将《狂人日记》收进中小学教材，并不是如藤井教授所言由于作品“不成熟”，而是出于鲁迅思想上的这种痛苦和对“启蒙”的反省。

否定了《狂人日记》的功绩和特色之后，藤井教授抛出他的第三个重要命题，鲁迅的“第一篇成熟的作品”不是其他作品，而是《孔乙己》。尤其重要的是，芥川龙之介的《毛利先生》影响了《孔乙己》的写作。通过具体的情节、主题比较，藤井教授得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孔乙己》与《毛利先生》是有直接影响关系的作品，前者“模仿了”后者。

从文学史实来看，芥川龙之介与鲁迅虽没有直接见过面，但二人对彼此印象颇好，在芥川龙之介1921年6月来华之时，鲁迅翻译的芥川作品《罗生门》正在报刊上连载，芥川对于鲁迅的译文“惊喜交加”27。两位作家有种惺惺相惜的知音之感，在他们的作品中能够看到某种共通甚或影响。但具体到《孔乙己》与《毛利先生》这一个案，说他们具有一种“影响关系”，还需要确凿的史实来证明。擅长实证研究的藤井教授当然要为这一结论找到对应的史实：《毛利先生》发表于日本《新潮》杂志1919年1月号上，同时收录在新潮社1919年1月15日发行的《芥川第三短篇集》的《傀儡戏》中。《孔乙己》写于1919年3月10日，发表于《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上。由于“存在”这样一个时间差，同时根据周作人日记里周氏兄弟收到这部小说集的记载，藤井先生断言“肯定鲁迅先看过《毛利先生》以后再写《孔乙己》的，我这样猜。”28周氏兄弟拥有某本藏书，是否意味着鲁迅一定读过该书，并且是否一定对他的写作产生影响，这些具有多种可能性的历史细节，在藤井教授这儿，不加辨析、不由分说地被简化成一种言之凿凿的现实，那就是鲁迅“肯定看过”，而且对其创作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这个有待商榷的结论暂且不去追究真伪，姑且认为鲁迅看过。值得一说的是，由于鲁迅翻译过芥川的作品，并对他的作品有过评价，因而，《孔乙己》模仿《毛利先生》，从逻辑上来讲，是有这种可能的。但有一个关键问题藤井教授搞错了，那就是《毛利先生》发表于1919年1月，《孔乙己》并非写于1919年3月。按《鲁迅全集》中《孔乙己》篇末的时间，确实标注的是“一九一九年三月”，但这个时间是“发表时间”，而《孔乙己》真正的写作时间正如鲁迅在篇末的《附记》里所记载“本文作于1918年冬天”。可见，藤井教授误把《孔乙己》的发表时间或鲁迅在编辑时补加的时间，当做了小说的创作时间。也就是说，鲁迅在北京创作《孔乙己》的时间是1918年冬天，而远在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则是在1919年1月发表了《毛利先生》。鲁迅怎么可能在写作《孔乙己》的1918年的冬天读到翌年1月才公开发行的芥川的《毛利先生》？由此可以说，藤井教授断言《孔乙己》“模仿”《毛利先生》的大前提就是错误的，其结论的崩溃也就是必然了。

鲁迅自选集1933年版

除了此篇认为《孔乙己》是模仿芥川《毛利先生》，这种牵强比附和庸俗实证在藤井教授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鲁迅研究中即已启动。比如认为《故乡》模仿契诃夫的《省会》，复仇源自《真实如此伪装》29。这类研究以所谓实证为基本方法，将鲁迅作品与外国某位作家作品的某句话、某段描写，进行对比，继而得出某某作品是“模板”、鲁迅“模仿”某某等结论。诚然，我们并不能否认鲁迅的作品确实会有一个“模仿、提升的过程”30，我们也赏识日本学者这种爬梳史料、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的研究方法，但这些研究在试图为鲁迅的精神生成和文学创作找寻源头，试图依靠史料和实证还原真实鲁迅的学术诉求中，是不是应该让研究前提更扎实些，让材料和结论之间的逻辑更密实些？考量明治时代对鲁迅的“巨大影响”时，是否也应该兼顾到鲁迅去国前后的时代环境、文化体验？

运用这种“强行关联”研究鲁迅的还有任教于日本佛教大学的李冬木教授。《鲁迅怎样“看”到的“阿金”？——兼谈鲁迅与<支那人气质>关系的一项考察》31、《明治时代“食人”言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32等文是李冬木教授较有代表性的鲁迅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采用田野调查、实地勘查等方法，将鲁迅的某部小说分割出若干元素，实证推演出某部分是虚构的，某部分是写实的，以“现实原型”作为探求文本世界的最大要义。另一方面，李文的这些实证研究无一例外地试图引出他的宏论：鲁迅创作《阿金》是因为借用了美国传教士斯密斯《支那人气质》日译版这一“模板”；《狂人日记》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对外国人的模仿，尤其是“吃人”主题更是直接因袭和模仿日本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限于篇幅，此处言简意赅地指出这种关联研究的路数和弊病。鲁迅1902-1909年在日本留学，这期间正是日本的明治时代，日本留学时期的体验、阅读与经历确实对鲁迅的文化观、人格形成与文学表达等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日本学者往往喜欢研究明治时代对于鲁迅的影响，肆意确认鲁迅与明治时代的文化、文学关系，任意扩大明治资源对鲁迅的意义。李冬木教授与很多日本学者一样，通常采用实证的方式，追溯鲁迅文学的渊源和跨国影响，他们对日本的文学传统与文献史料比较熟稔，在找到鲁迅与日本作家、文学或现象的某个联结点后，会大量罗列出关于日本文学的相关史料，以某种“论从史出”的逻辑宣布鲁迅与日本因素的之间影响、渊源及其“不可动摇性”。而实际上，由于与中国文化语境的“隔膜”，加上主观预设的“日本影响”的先在性，他们建立起来的论证逻辑看似“实证”和密实，实际上经不起细致推敲。“阿金考”和“狂人考”式的研究简化了鲁迅探求现代社会理想和文化出路的意义系统及其思想渊源，夸大了日本明治时代的文学资源对于鲁迅的影响。而这种把鲁迅文学与日本文化、文学进行简单关联，在二者之间找到某种类似之处，进而武断宣称鲁迅作品的某种叙事形制、思想原点是来源于日本，从而确认日本资源之于鲁迅的渊源意义和决定性影响，体现了学术心态上的某种霸权倾向，在方法上显得庸俗与机械。

四、结语：走出“刀耕火种”和“虚假逻辑”的学术实践

作为一种学术方法，关联研究是一种必要的思路和基础性的方法，但另一方面，由于文学研究本身具有的主观性和阐释性，加上研究者知识结构和资料占有的不同，关联研究方法生产出了大量关联泛化、关联虚化、关联缺失的相关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从方法论上来说违背了逻辑学上的“充足理由律”，正是因为理由的不充分，现象之间的论证逻辑发生中断或弱化，从而使这种关联显得浮泛而游移，甚至漏洞百出。这种被普遍应用于当前学术实践中的强行关联法根本的弊病在于“逻辑硬伤”。强行关联法看似借助于材料、理论与实证的方法，试图在事物与事物、现象与现象、起因与结果之间建立某种内在关联，继而描述文学的这种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但由于论证过程中逻辑中断或是伪逻辑的建构，而使整个研究过程丧失真正的阐释效用，继而走向一种不具合法性的学术实践。

强行关联法之所以成为当下文学研究中一种较为普遍的学术思维与研究图式，原因之一在于，学术生产中过于强烈的“目标取向”和“发现问题”的功利性心态。学术生产强调学术实践的目标指向与问题意识，这是一个常识性的共识，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如果带着一种先验的学术动机，主观预设一种学术规律和学术关联，然后再去找材料，所有的论证都似乎是完成这种关联的确认和和目标的获得，这种研究是有问题的。还有一种情况，在学术论证过程中，中途发现规律难以实现，关联发生中断，面对这种情况，研究者能否大度而客观地承认这种关联研究的失效？事实上，并非每个研究者都能够心甘情愿地“承认”这种失败。有学者指出，中国现当代的思想活动和学术实践中，存在着一种“农民式的学术开垦”，它以极端的功利主义为特点，这种学术方式常常对客观材料断章取义或为了实现一己言说百般曲解文本，这种学术硬伤必然导致类似于原始人“刀耕火种”式的粗放型精神生产33。确实，在当下急功近利的学术生产环境下，学术人都要以真理的发现者和重大问题的提出者时不时地现身或发声，即使对于一些自己明知可能没法做出“新见”和“重大发现”的研究，也要微言大义、煞有介事地找出意义和价值。

刘士林 《先验批判》

问题是，由于事物自身的复杂性或客观研究条件的限制，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关联，原因与结果之间有时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吕思勉先生在《论论史事之法》中曾这样说道，“史事之相关如水流然，前波后波息息相续，谓千万里外之波涛，与现在甫起之微波无涉，不可得也。”34具体到文学研究中，各种文学影响、中外文化的差异，很可能在作家的实际创作过程中“溶解了”35，如果在论证过程和具体技术层面，不能有效量化这种影响的“痕迹”，研究者能否客观地承认这种影响和关联研究的失效，并明示自己这种研究的限度？这实际上关乎到研究者的客观立场和科学态度。学术研究中的主客观之争是20世纪中外学术史上的一大论题。事实性与价值性是主客观关系的基本表现方式。事实性是指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价值性是指学术研究的目的、立场。“虽然我们不反对怀疑、假设等主观性较强的方法，虽然我们无法去除学术研究中价值、政治倾向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但我们仍然强调客观性、事实性、科学性是第一位的。”3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反对各种学术假设和主观判断，我们反对的是那种“虚假逻辑”和“想象关联”的学术实践，我们赞成实证研究和史料梳理，但不赞同那种“庸俗实证”和随意捏造的学术关联。

本文原载于《文艺研究》2018年第四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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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视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6页。

2、3、7、崔志远：《中国地缘文化诗学：以新时期小说为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第6页，第268-271页。

4、14、杨义：《读书的启示：杨义学术演讲录》，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53页，第207、212页。

5、朱晓进：《文化自觉与文学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77页。

6、段崇轩：《地域文化与文学走向》，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2-36页。

8、洪子诚：《相关性：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2期。

9、10、[荷]佛克马：《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季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9页，第248-249页。

11、陈波：《逻辑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3页。

12、33刘士林：《先验批判》，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5页，第5页。

13、比如，翟业军：《“淡淡”文章，“萧萧”书画——汪曾祺文学与书画创作的相互阐释》，《文艺研究》2015年第9期；张慧：《诗歌、绘画、音乐与情感——李金发诗歌创作的艺术追求》，《文艺争鸣》2010年第8期。

15、陈彦：《“物恋”与“写作”——再论沈从文的物质文化研究》，载《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

16、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全集.27》，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17、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18、20、28、藤井省三：《鲁迅与芥川龙之介：<呐喊>小说的叙述模式以及故事结构的成立》，载《扬子江评论》2010年第2期。

19、23、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6》，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第247页。

21、参见曹聚仁：《鲁迅年谱》，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5页；《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5页。

22、王彬彬：《鲁迅内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页。

24、鲁迅：《华盖集续编·不是信》，《鲁迅全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3页。

25、王彬彬：《鲁迅晚年情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1页。

26、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页。

27、[日]藤井省三：《日本鲁迅研究精选集》，林敏洁主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3页。

29、李有智：《日本鲁迅研究的歧路》，2012年6月20日第3版《中华读书报》。

30、李冬木：《歧路与正途——答<日本鲁迅研究的歧路>及其他》，2012年9月12日第3版《中华读书报》。

31、李冬木：《鲁迅怎样“看”到的“阿金”：兼谈鲁迅与<支那人气质>关系的一项考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7期。

32、李冬木：《明治时代“食人”言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载《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

34、吕思勉：《吕思勉讲思想史》，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页。

35、王富仁：《对一种研究模式的质疑》，载《佛山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36、李承贵：《通向学术真际之路——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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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洛洛

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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