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陈若谷：枯木里长出的“自由人联合体” ——《青年马克思》观影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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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5月在大陆上映的电影《青年马克思》，直线讲述了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到人道主义者，再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也是他从时评家转为革命家，从哲学阐释转型为经济研究的过程，作者认为这好比树林里的枯木所蕴含的思想力量——枯木里长出的“自由人联合体”。这部电影在呈现这一历程时最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它并没有完全抛弃那些与马克思意见相左的同时代人，对他们思想里具有反思价值的一些细节仍旧有所呈现，并且，影片末尾的静默展示出的强大的蕴藉，是一种能够揭示本质的思辨带来的力量。

感谢作者陈若谷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陈若谷

枯木里长出的“自由人联合体”

——《青年马克思》观影记

今年5月在大陆上映的电影《青年马克思》，基调沉稳，内容平实，环环相扣地勾勒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每一段精神痕迹，也埋下了青年马克思的未来思想伏笔。这个并未捧着皇皇巨著的马克思，是让一般观众触摸马克思思想的一个有效形象，另一个重要角色——马克思夫人燕妮，作为影片中为数不多的暖色，也有着闪光的表现。在和蒲鲁东的首次交锋中，燕妮神助攻，她对蒲鲁东说马克思从来不伪装，他只是认为对方（蒲）的学说是用一个东西“是什么”来解释它本身，也就是追着自己的尾巴兜圈子。这不仅直击蒲鲁东学说的软肋，也为马克思的人格做了辩护。影片中虽然也表现了思想家们普通人的一面，比如马克思的求职困窘和糊口压力，恩格斯对蒲鲁东盛名的忌惮，但总体说来，这些具体的情节并不构成惊喜。

电影海报

影片是直线讲述的。《莱茵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后，马克思赴巴黎与卢格办《德法年鉴》。在那里，他开启了与恩格斯持续一生的友谊。流亡布鲁塞尔后，马恩加入英国的正义者同盟，后向全世界宣布了《共产党宣言》。1843到1848前后五年时间，包含了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到人道主义者，再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也是他从时评家转为革命家，从哲学阐释转型为经济研究的过程。实际上，电影一开头就已经提示了观众，树林里的枯木所蕴含的思想力量。

卡尔·马克思与燕妮·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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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有一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元叙事”：醉酒呕吐后的马克思，灵光闪现般地告诉恩格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昭示历史的真理常常蕴含在平凡人的小小生活波纹里，让顿悟混合在酒精和思想的化学反应中，有可能只是为了让马克思的思想呈现少一点说教气。其实从影片开头就确立的马克思“人设”来看，这个转折显得比较牵强。因为，马克思从来不是一个被动的思想者，现存社会变革中有任何需要支援的时刻，他都立刻投身其中。“改变世界”不能算是马克思政治思考的本质规定。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已经使现实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而且工业革命后的社会变迁比过去几个世纪的还要巨大。因此，历史交给马克思的使命，不是彻底改造世界本身，他的贡献另有一番模样，就是首先要对世界彻底了解和剖析，然后才能“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

《共产党宣言》现存于世的唯一一份手稿

青年马克思的“改造”活动并不是鼓动工人暴乱，也不是打歪工厂主的鼻子。1845年，当巴黎警察下达驱逐令时，他也只是沉默地交出护照。在此之前，只有一场看似鸡飞狗跳、实则有惊无险、最后轻松愉快的“警匪”追逐戏，像是作为氛围的调剂而存在。也许算是一种遗憾，影片中没有剑拔弩张的对抗场面，也没有充分展现整体社会生活的景深，但这个向内的选择对于马恩视野而言更为准确，它力图展现的是一种纲领性思想的发源与起伏。

唯一一场两个立场的正面对峙和理念交锋发生在伦敦。

恩格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妻子”玛丽躲雨时偶遇老恩格斯的资本家好友内勒，他的一个工厂里有30名成年工人和20个儿童，面对雇佣童工的指责他说自己别无选择，并认为追逐利益是“市场的天然法则”，“也就是经济”，而经济是社会运转的永恒规律，社会要存在，这种状况就永不会改变。紧接着马克思便用“生产关系”的变动性挞伐了资产阶级以其利己性冒充社会永恒正义的幻想。这种学说对于认为资本的世界固若金汤的资本家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内勒嘲讽马克思的“荒诞”学说，“好像是希伯来语”，这恰好戳中了马克思的犹太血统隐痛，也说明两个阶级势如水火无法兼容。

亚当·斯密试图通过“理性经济人”的道德情操协调资本积累中可能存在的负面问题，马克思更多地吸收了魁奈的生产理论和李嘉图劳动价值论，并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名称取代斯密“商品社会”，通过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动的理论透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演讲的时候，有人提出困惑，总是会有工人、总会有资本家，不利于工人的境遇是永久的。而马克思说，没有什么“总是”，没有什么是生来不可改变的。100年前，鲁迅也说过这么一句话：从来如此，便对么？

亚当·斯密《国富论》（英国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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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来看，影片的开头是最为重要的索引，这个历史视角在后面的情节里不断被打开与重返，也成为马克思后来思想转向时的一束微光。

19世纪初，德国资本主义开始成长，地主占有了一切自然资源，比如森林和草地。贫苦的农民仍按惯性依靠这些资源谋生。普鲁士政府为了维护地主的利益，制定了禁止农民采伐的法令。几年间，法庭审理的所谓林木“盗窃案”多达几十万件。也就是说，原始社会时代，人人可采集、砍伐、狩猎，到了这时候，德国的贫民却再也没有权力使用自然。在省议会准备通过的《林木盗窃法》中，无论是折断树枝还是捡地上的枯木，都叫“林木盗窃”。

马克思引用了孟德斯鸠的话，“有两种腐败现象，一种是人民不遵守法律；另一种是法律本身使人民腐败。”第二种逼迫人犯罪的法律，又直接动摇了第一种给人定罪的法律根基。贫民在树林里因“盗窃”而受到普鲁士警察殴打时，马克思的旁白内容就是发表在《莱茵报》上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后来又有一篇相关文章《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而这些激怒了当局，招致了封刊惩罚和牢狱之灾。

影片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马克思梦见贫民在树林中被刺杀而惊醒，这个马克思最惊恐软弱的时刻恰好说明，马克思理论的原始出发点在于同情。实际上，在1843年去巴黎之前，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把人看做是“类”意义上的人。在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批评的立足点，就是基于人作为“人”所应具有自由本性的“天然”大前提。《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虽然强调给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划定界限，但是人（应获得）的解放是最早出现的，马克思对于宗教的批判，“一个人，如果想在天国的幻想的现实性中寻找一种超人的存在物，而他找到的却只是自己本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自身的假象，寻找非人了。”其实就是把人看作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人本主义。而早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这篇文章里，我们就清晰地看到马克思理性思考和天然良心的交汇。他说：“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民因贫困压在头上而发出的粗鲁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美学家那种善于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述思想的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义务暂时用迫于贫困的人民的语言来公开地说几句话，因为故乡的生活条件是不允许他忘记这种语言的。”（顺便一提，《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正是片中马克思去向卢格索要稿债的那两篇文章。）

《黑格尔哲学批判》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 荷兰文 1905年

更重要的认识在于，马克思无法对贫民的困境袖手旁观，于是他开始直接面对物质利益问题进行思考。他指出剥削者盗取国家权力，使得“一切国家机关都不过是大私有者的耳、目、手、足，为大私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不惜把许多无辜的贫苦群众“从活生生的道德之树上砍下来，把他们当作枯树抛入犯罪、耻辱和贫困的地狱。” 用一根枯枝就能剥夺曾是人的那种东西，这就是私有制，也就是导致摩塞尔河农民贫困状况的罪魁祸首，这也逐渐动摇他对国家和法的唯心主义观念，促使其向唯物主义转变。

工厂里的情形当然也是如此，这在片中恩格斯出场时就已有所展示。工人破坏机器，那么他们就不得不赔付机器的维修费，因为机器和工人在工厂里的劳动（用玛丽的话说，也就是工人的10根手指）都是工厂主私有。资本家和监工对工人的奴役，并不是奴隶社会时奴隶主那样直接鞭打，而是克扣工人的工资，或者完全剥夺他们的劳动资料——直接开除。

从树林盗窃法出发，马克思已经初步按照人们的经济地位来思考生存权利和政治权利，而这些思考不断在片中回响，比如他质疑蒲鲁东对财产的定义，还有后来马克思在图书馆学习经济学（虽然与影片里的时间地点无关，但我想，中国的观影者都会想起那个“大英博物馆里马克思的脚印”的梗吧），并由此开始铺展未来写作《资本论》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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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马克思受卢梭和黑格尔影响，认为国家应该追求公平正义，法律则应坚持法的精神。实际上，正义、公平并非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是要落实到具体政治里。于是他需要发展一种更根本的学说，每往前走一步，都要和过去的某个同路人分道扬镳。

而这拉开了马克思“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的长名单。

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批评自己的同事，包括鲍威尔，批评文章只会隔靴搔痒，不敢大刀阔斧，他写《神圣家族》（原定名《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批判他们企图用哲学的思辨来完成对现实的批判的幼稚想法。马克思与巴枯宁第一次见面就旗帜鲜明地表态自己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他不相信工厂里的暴动能推翻所有权威。格律恩的主要观点是以超阶级的“博爱”和“人道”代替阶级斗争，蒲鲁东认为经济学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客观形式和具体体现，但马克思不承认抽象的东西，他用《哲学的贫困》切断了蒲鲁东勾勒的历史顺序链条。

在马克思看来，魏特琳的错误在于“只要有十万无产者和四万劳改者”的盲动主张。资本主义已经具身为一个巨大的现实，而他却寄望于一个世俗里的天国，人类的幸福和仁慈都在其中。在坚硬和柔软二者之间，植根于血缘关系的“兄弟”之爱的一种转喻更容易有市场，这就是为什么魏特琳的口号大行其道，拥有世界各地的众多拥趸的原因。而马恩坚持的是，理性只有在与现实的对立中才能保持自身。

不过，《青年马克思》这部电影最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它并没有完全抛弃那些与马克思意见相左的同时代人，对他们思想里具有反思价值的一些细节，仍旧有所呈现。魏特琳失意地离开同盟者大会前，说道：“批判会吞噬一切存在，当一切都不存在了的时候，它就吞噬自己。”蒲鲁东的提醒是，“您可不要像马丁·路德一样，毁了天主教，又搞出一个一样让人受不了的新宗教。”这个新造的宗教在何时现身呢？马克思批驳《贫困的哲学》时说，蒲鲁东认为各种观念在辩证运动中不能互相“区分”，那么他就一笔勾销了运动的影子和影子的运动，而本来总还可以用它们造成某种类似历史的东西。

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

想想这两句话，我们不禁也要开始怀疑，如今的精神生活，是一种影子的运动还是运动的影子。所向披靡的批判，不仅仅打碎了道德，也让人怀疑“常识”，甚至引发了批判的狂热。一尘不染的纯洁，也许作为一种完美政治的理念，可知，但是可见吗，可触摸吗？批判会带来破坏性，以及对破坏的破坏，以及对破坏的破坏的破坏，乃至无穷后推，而找不到原点，目的性消失了。鲍德里亚洞察到一个由仿像构成的世界，与现实事物的对照被消解了，我们有时候会以某种方式忽略现实的经济、以及原初的良知，坦然地接受乌托邦幻化的另一种形式。太阳是在头顶还是在脚下，似乎没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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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私有财产的运动是异化了的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马克思穿越资本主义现实性的特殊方法只能是把政治制度问题改变为经济制度和生产问题。从哲学到经济，从抽象到具体，是一种意识的降格，但却是实践品格的递增。共产主义并不建立在对于“人的价值”“平等”“正义”等等道德、伦理的诉求基础上。道德鼓动引发的声浪也许可以把房顶掀翻，但无法翻转世界。

“无知救不了任何人”——这就是马克思的“改造”，他改变的是对于国家、法律、经济运行规律，以及资本家的“别无选择”的道德的认识。

我们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得知的是，人类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走来，（有的）经历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但终将奔向共产主义。这已然成为小学生都懂的知识，但是我们早就不记得，最开始奠定这种历史理论的过程。《共产党宣言》里清晰地呈现了：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自由人联合体”不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以自制力和人格担保，自己不去妨碍他人的自由，而是，要在一个合理的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确保不再有人受到掠夺和剥削，这便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共产主义需要切实可靠的理论，而科学基础蕴含在经济中，然后再衍生出法律和公权。理解财产私有制和经济关系的变动性是很有必要的，尤其不能釜底抽薪地谈论价值和平等。《共产党宣言》不应该是共产党人的《圣经》，“圣经”的修辞也不够合适，因为这只是把共产主义仅仅供奉为一种遥远的“理想”，取消了它所需的漫长的奋斗。因此，某一种核心价值观，是一件需要被担负的事业，而不是被灌输的作业。

《共产党宣言》并没有产生在11世纪，也不是18世纪，而是诞生在19世纪，并且缔造了19世纪。影片末尾一群无产者们的正面凝视镜头使观影者的凝视就此失效——他们，从最开始的恐惧、逃命、乞求，到最后的无畏和正视，静默所展示出的强大的蕴藉，是一种能够揭示本质的思辨带来的力量。

据说，电影《青年马克思》的片尾本来是以Like a Rolling Stone作结，但我没有听到。不过鲍勃·迪伦还有一首Blowin' in the Wind，How many times must a man look up Before he can see the sky，一个人要仰望多少次／才能看见天空？也许所有的青年都经历过这种追问。影片中，马恩走在伦敦灰色天空下或者磅礴大雨里，另一边，在19世纪的30年代到60年代，狄更斯一直以雾都伦敦为背景，勾画出了许多受苦人形象。如果雾霾深重，仰视就只看得见悬浮颗粒，而过去有人、未来也会有人，努力地武装自己的大脑，去穿透这层障碍。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同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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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井水甜不甜

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