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朱金顺：新文学的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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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上世纪80年代，朱金顺教授的《新文学资料引论》《新文学考据举隅》出版，成为了中国新文学史料学研究奠基之作。而今重编升级版的《新文学史料学》汇集了朱金顺老师学术研究的精华，从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考证、版本、校勘等全面介绍了新文学史料学的方法论体系，并收录了相关研究文章作为补充。该书以《新文学资料引论》作为上编，改正错字，保留原貌，而下编则重编《新文学考据举隅》，举隅性长短文章，厘为六组，讲考据学、新文学版本、校勘与目录。文艺批评公号特推送作者自序和该书的第四章（改题为《新文学的校勘》），并附上全书目录，以飨读者。

感谢作者朱金顺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新文学史料学》

朱金顺

《新文学史料学》

自序

我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留校教书43年。前20多年教写作课，后20多年教中国现代文学。1983年我奉命带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开了一门学位课——新文学史料学。讲义后来公开出版，即《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10月）。稍后，我将报刊上发表的文字集为《新文学考据举隅》（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作为教学参考资料使用。后来多年招硕士、博士研究生，新文学史料学的教材就是这两本书。

20世纪80年代末，我曾拟写一部《新文学史料学》，申报国家项目也获批准，当时就请启功先生为我题了书名。可惜因自己疏懒和杂务打扰，书就没有写出，留在手头的只有那题签和几方印拓。如今我已进入耄耋之年，无力跑图书馆，这笔文债拖欠日久，就想用另一种形式出版《新文学史料学》，了此心愿。

《新文学资料引论》(1986)

《新文学考据举隅》(1990)

30年前出版《新文学资料引论》时，正好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同行们提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年代，因此书一出版，就受到了同行们的肯定，很有几位著名学者称赞它。文学研究所前所长马良春先生，在《新文学资料引论·序》中，说它是现代文学史料学的“第一部理论著作”。王瑶先生在为《鲁迅年谱稿》（蒙树宏编著）写的序中说：“1985年初马良春同志曾提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倡议，接着又出版了朱金顺同志《新文学资料引论》的理论性著作。”蓝棣之先生认为，“继承传统的研究方法”是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樊骏先生在对现代文学史料工作做总体考察的长文中，给本书充分肯定，说“本书取名‘引论’，的确在指导我们进入史料工作的殿堂”，而它“为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安放了第一块基石”（参见《中国现代文学论集》第328页）。严家炎先生总结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时，说：“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的出现，也是新时期史料建设的可喜成果。”（《世纪的足音》第299页）我们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这些专家都这样夸它，是因为当年缺少同类著作吧！

这本“另一种形式”的《新文学史料学》，是将30年前出版的《新文学资料引论》作为上编，而下编则是重编的《新文学考据举隅》。30年来，我研究史料学，发表的长短文字不少，今选取其中24篇，尽量选取与“引论”相契合的文章。这样出版的这部《新文学史料学》，虽然与当年的设想不尽相同，但史料学就是求真，就是讲考据，讲新文学的版本、目录和校勘，所以我想，从书的内容说，应当是庶几近之。启功先生是我的老师，我留校后我们又是中文系的多年同事，启功先生的题签能在这本半旧半新的书上印出来，我总是很高兴的，这也是对启功先生的纪念。

最后，关于书的内容再说几句。

上编按当年出版的《新文学资料引论》重印，内容不做修改，仅改掉当年排印的错字。我研究史料，是一个初版本主义者，30年前的书，今天看当然很幼稚，就保留原貌吧！如今是插图的时代，我也凑凑热闹，书中加了些旧版书影之类，这在初版中可是没有的。在“引论”原书第23页（本书第29页）上，举过一个发掘史料的例子，那是错的，略说几句。1982年蔡清富先生发表了《周总理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讲词并未沉没在长江里》，并公布了讲演辞。我没经考据，就作为史料辑佚的例子，写在书里。后来韦工先生指出，此讲演辞是记者的摘要，刊于《新华日报》，实则整理好的讲演辞，确与牺牲的李密林沉于江中。（参见《广东鲁迅研究》1993年第1—2期）我使用材料，没有仔细核实，犯了考据错误，特此说明。但错例照印，不予更换，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

《新文学史料学》

实际上版本、校勘、目录，都离不开考据，新文学史料学，就是讲考据学在新文学史料研究方面的运用。考据学是中国学术研究领域的绝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必须继承它。各组文章的编排，不按写作先后，而是将内容相近的放在一起。各篇是不同时间在不同类型的报刊上发表的，如今汇编在一起，可能风格不同，在举例时也有重复的现象，但也随它去吧！

最后，要感谢星汉文章肯于接受这本旧作加汇编的《新文学史料学》，还不知出版后学术界会不会接受它；也要感谢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黄开发君，没有他的介绍，此书不可能出版，没有他的帮忙，这旧作不能披上新装。

2017年3月14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丽泽区寓中

摄于20世纪80年代，从左至右为

朱金顺、钟敬文、唐弢、杨占升

新文学的

校勘

1.略说

校勘之学，也是我国汉学中较为发达的一个门类。古代出过不少校勘家，在整理古籍上做过贡献。

校勘，古代称为校雠，它起源很早，到了汉代，就成为很专门的工作了。刘向的《别录》中载：

“

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缪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1]

”

古来把校勘的工作，称为校雠，是很形象的。校指校读上下得谬误处，而雠则指校对时如仇家相对也。校是校对，勘是勘误，校勘也有称作校对的。但我们这里专讲对不同版本的校勘、整理，不涉及印刷时的校对清样工作。

校勘本来是校正传抄刻版的错误，力求还原书以来本面目，所以，最初校勘的范围总不出文句的异同和章节段落的位置。后来，校勘学成为专门的学问，尤其是经过乾嘉学派的提倡和发展，更成为一门极严密的学科，并且扩大了校勘的范围。所以，梁启超把校勘分为狭义校勘学和广义校勘学两种。他把校正传抄刻印错误的，称为狭义校勘学；而把校正原书内容的缺失及著录遗缺，称为广义校勘学。[2]

校勘学是我国传统的重要学问之一，被称作绝学。清朝人时，很多学者费尽心力，把我国古代文化典籍进行了加工整理，产生了许多精校精刊本；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校勘学经验。这是我国一批精神财富，我们应当加以继承，并求得发展。

《新文学史料学》插图

新文学发展以来，采用西法排版印刷，虽然铅印也不能免夺字、衍字、误字的问题，但毕竟比古代好多了。那么，是否就不需要进行校勘了呢？恐怕并不如此，新文学书刊，由于政治或其他原因，不同版本的异文并不少，也正有待于校勘和整理。新的校勘学是需要的，我们应当在旧的校勘学的基础上，研究新问题，把握新特点，建立新文学的校勘学。在这门学问上，我以为继承问题很该注意，我们的前人在校勘古籍上，有许多科学的经验，有不少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于这些有用的东西，凡是可资借鉴的，可供学习和采用的，应当全部吸收，使新校勘学内容丰富、方法正确，用更科学的精神，进行新文学的版本研究和整理工作。

20世纪80年代，在鲁迅、郭沫若、茅盾全集的编辑中编者进行了大量的校勘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实际上，新文学书籍的重印中，各种选集的编印中，都离不开校勘工作。那工作，有的由作家本人进行，有的由出版社责成专人负责，总之，校勘工作是一时也不能停止的。但理论的探讨，方法的总结，却是不够的。有关资料工作的研究中，校勘学应当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和门类，我们都要关注它。

2. 底本的选择和确定

校勘，首先要选择底本，这是紧要的、不能忽视的工作。确定好底本，才能进行比校，整理出可靠的本子。

所谓底本，是指校勘时被采为主要依据的那个本子。有了底本，才能根据内证、外证对它进行校勘，使之达到尽善尽美。底本，原指稿本，或据以刊印的原本。在校勘时，总是采用接近稿本的版本来作为底本，进行雠校。段玉裁说：“校书定是非最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也。……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经韵楼集·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定底本之是非，是校勘的重要任务，而选择好底本，则是十分必要的了。

《经韵楼集》

[清]段玉裁 著

 凤凰出版社

 2010-12 

选择底本，最好取作者的稿本或初版本，以保持原作的本来面目。陈乃乾说：“尝谓古书多一次翻刻，必多一误，出于无心者，‘鲁’变为‘鱼’，‘亥’变为‘豕’，其误尚可寻绎。若出于通人臆改，则原本尽失。宋、元、明初诸刻，不能无误字。然藏书家争购之，非爱古董也；以其误字皆出于无心，或可寻绎而辨之，且为后世所刻之祖本也。校勘古书，当先求其真，不可专以通顺为贵。古人真本，我不得而见之矣；而求其近于真者，则旧刻尚矣。”[3]这里实际上讲了校勘古籍寻求底本的问题，求真本不可得，则求诸原刻、旧刻，以其较接近本来面目，所以可贵。经过学者、通人臆改的本子，失去了原来的面目，是不能做底本的。

新文学书，时代较近，铅印本的错字也比较少，似乎选择接近原稿的底本并不难。实际并非如此，新文学校勘的底本确定，有不少新问题，我们是需要注意的。

第一，新文学书，多异文。不仅初版本与原发表的报刊文字不同，各种重排本也往往与初版本不同。这诸多字句，甚至内容的不同，改动者大都是作者本人。这种情况，在新文学的作品及有关文章中，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异文的多，版本的多，不仅给校勘造成了困难，而且给我们确定底本带来了困难。选择上要有眼光，要熟悉版本情况，同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保证底本的最高文献价值。

第二，新文学发生的年代较近，因此，许多作品和文章的手稿还留存着。还有手稿与印本字句相异的情况，这种异文，对于研究作家作品自有好处，但在确定底本、进行校勘时却出现了复杂的情况。例如，鲁迅的《两地书》，它的初版与保存下来的原始书信，多有异文，是作者付印前改动了的。那些原信，对于校勘《两地书》的文字，当然非常重要，但却不能用原信做底本。为了便于研究和参考，原信被辑为《鲁迅致许广平书简》（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出版）刊行。类似这种情况的出现，也给确定底本，进行校勘带来了复杂性。

《鲁迅致许广平

书简》（1980）

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编

第三，新文学诞生在军阀混战和外敌入侵的年代里，新文学尤其是其中的无产阶级文学，受到了干扰和破坏。在各种版本上，往往带着时代的烙印，留着被删削、查禁的痕迹，因此，我们在选择底本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力求得到较切近原作的本子，去掉那些被扭曲了的部分。

这种情形是很容易理解的。比如，按常理初版书排印较好，错字少，但因为印刷条件差，初版错字更多的例子，是不少的；又如，初版是被删过的，而重印本却是完全的；再如，再版书的删改、修订，是政治形势的需要，改动的背后，有着时代的烙印。总之，政治形势的影响使版本呈现了比较复杂的现象，我们为了校勘选择底本时，这种种因素都要考虑到，以便选出更恰当的底本来。

出于以上的原因，我们校勘新文学书，在确定底本时，应遵循以下各项：

（1）初版本或重要的订正本，常常被采为底本，这是很对的。初版本书，较为接近原稿的面目，错字也比较少。新中国成立后，翻印新文学的书籍，往往做必要的校勘，常采用初版本为底本，这是很好的。它既可以接近手稿，又能较初版少几个错字。20世纪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把文学史上产生过影响的、有代表性的作品，选择出来加以重排印行，包括《卷葹》《背影》《新梦·哀中国》《草莽集》等，都是以初版本作为底本，并“订正了其中的个别讹误”，对于后来版本有变化的，则加注说明。这种选择和处理，无疑是很妥当的。

《卷葹》《背影》《新梦·

哀中国》《草莽集》(1984)

对于原始报刊上的文字，也应当作为重要的资料加以利用。书籍初版时，作者往往不仅改正了误植的地方，还会对字句有些润色，如果是重印书籍，校勘文字时，恐怕不能一一改回去，即不好用原刊做底本，但那应当是重要的参考资料。如果是重编本，选自报刊，自然以刊物上的文字做底本了。原始报刊是重要的，它往往能够纠正初版本的错误字句，发现印刷过程中的误排者。总之，校勘时要处理好原刊与初版本的关系，恰切地选择好底本。在校勘上，底本的选择是紧要的，不可信手拈来，要进行周密的研究和比较，版本知识在这里是能起重要作用的。

（2）盗版书、删节本，都不能作为校勘的底本。盗版书是旧社会的一种现象，是商人侵害著作权的产物。“这种书往往变乱旧章，面目全非”，有时是“张冠李戴，以假乱真”，有时则“滥改原文”[4]，这种盗印本，是对原书的糟蹋，决然不可取作校勘的底本的。

在新中国成立前，有不少删节本书籍，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这也不可以选作底本的。被删削的原因可能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种，是受到检查机关的查禁而削减的，长篇会抽掉章节，短篇则砍掉篇目。这种部分被禁的书，在过去可以流传，聊胜于无，但如用它为校勘的底本，那可就大错了。这种书的例子是不少的，像鲁迅先生的《二心集》被禁后，合众书店为免经济上的更大损失，将审查机构允许存留的十六篇改题为《拾零集》出版，这种删节本，只能作为掌故和版本为我们所知，却绝不可作为校勘的底本的。又如茅盾的《子夜》和《春蚕》，都受过删削。《子夜》出版不久，就被查禁，经书店交涉，归入“应行删改”一类，检查官的批语是：“二十万言长篇创作，描写帝国主义者以重量资本操纵我国金融之情形。P.97至P.124讥刺本党，应删去。十五章描写工潮，应删改。”[5]于是，重印的《子夜》中，就删掉了农村暴动和工厂罢工的文字，成为删节本了。对于《春蚕》，检查官的批语则是： “《秋收》后半篇有描写抢米风潮之处，《喜剧》P.208有不满国民革命言论，均应删改；又《光明到来的时候》一篇不妥，应删去。”[6]这时再版本已印成，只好抽掉这三篇，在书脊上加印“订正本”字样，实际上这是删节本。这类被迫受了“酷刑”的版本，怎么可以作为校勘的底本呢！

《子夜》

出版社:  开明书店

出版时间:  1933

印刷时间:  1943

删节的情况很复杂，原因也不止一种。有些删削并不是大段的，也不是抽掉某些篇目，而是某些字句的删除，那种情形，一般更难于被发现。正是因此，这种版本尤其不能当作底本，以免使之流传。

（3）作者手校本，是最宜做底本的。一书出版，总是会有些误植的地方，失校在从前的书籍中，那简直是不可免的。作者自藏本、赠送本，往往会进行校对，把那些排错的地方纠正过来。这种手校本，是做底本的最好材料。

举例来说，鲁迅的《呐喊》，初版于1923年8月，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后归北新书局，为“乌合丛书”之一。从1930年1月第十三版起，抽去《不周山》，为改版重排本。初版本鲁迅曾亲自校对，错字较少；第十三版则错误较多，同时也有些与初版不同的改正之处。这一版是后出各版的祖本，因此，可以作为校勘的底本，在孙用编的《〈鲁迅全集〉校读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中，就是用它为底本的。鲁迅在当年，曾对第十三版做过校勘，保留在手稿中，有一份《呐喊正误》[7]，录下他校出的误处45处。这份手校的记录，是极珍贵的资料，用这改正后的第十三版做底本，当然比用带有多处误排者为底本，要妥当得多。重视作家当时的手校本，这是很有道理的，能减少底本的错误，给校勘带来许多方便。

《呐喊》1923年8月北京大学新潮社第一版

《呐喊》1926年5月北京北新书局第四版

这类的例子是不少的。作品、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后，作者、编者常常有勘误发表，这应当视为手校，我们取这些报刊为底本时，请不要忘记勘误，一定用订误后的文字为底本。这样的文本错误较少，算是较好的底本，如果以那些带着错误的字句的本子做底本，有时会由于校勘不精，使谬误长期留存，是对不起广大读者的。例如《莽原》周刊第十二期（1925年7月10日出版）上，有编者鲁迅写的《正误》[8]，把第十期、十一期的误植处，加以勘误，这不仅表现了鲁迅的严谨学风，也为我们以后使用这些文章，提供了准确的底本。新文学发展究竟年代较近，各种形式的手校本还存在着，在我们选择底本时，要加以充分利用，采用作者手校的成果，使校勘工作少出差误。

（4）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印本，一般不能选为底本；那些修改本、删节本，都不得用作底本。

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印本，除一些第一次收集或出现的著作外，均为翻印本，这种本子要审慎选择，一般不能做底本用。当然，翻印时往往校勘过，改正了若干错字，这无疑是校勘的有用材料，但要再进行校勘，应当寻求它们的祖本做底本，否则是会出现讹误的。这种本子，由于经过了翻印，已经属于第二手材料，一般不要用为校勘的底本。虽然它们往往声明没有改动，但那翻印过程中的错误，则是难免的。翻印本不同于影印本，选底本要找到它们的祖本，使之更接近原始的面貌，保存历史真实性。还有翻印本，说明除个别文字有所改动外，内容没有变化，这就更不能用作底本了。“个别文字”往往大有文章，这是不符合校勘学的原则的。从选底本说，则应求得初版本或是胜过初印的再印本，忠于原作是校勘学的首要信条，我们必须遵循它。

新中国成立后的修订、删节之本，不论这种改动是出于作家本人之手，还是别人代庖之作，均不得用作校勘的底本。这是一条重要的原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表现。因为，在新的形势下的改动，已然失掉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也就失掉了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给一般读者阅读自然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史料，则是不行的。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那些经过作者编定、润色过的“文集”“选集”，虽然是作者自己动手的，却已丧失了文献价值。要知道，作品发表之后，成为精神产品，已然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存在，几十年后，连作者自己也不能改变它，因为历史是不能重写的。有人以作者最后改定为理由，强行使之成为“定本”“标准本”，岂知那是做不到的，写下的历史，那是挖也挖不掉、改也改不了的，除非历史能够重写。因此，这种本子都不能做校勘时的底本，而只能是重要的参考本。这条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每个研究史料的同志，都需要遵守它。

《女神》

作者: 郭沫若

出版社: 泰东图书局

出版时间: 1924

例如，最近出版的《郭沫若全集》中，《女神》用《沫若文集》第一卷本为底本，理由是这是作者生前最后编定本，若从史料学的角度说，那是大大降低了它的价值的。而《〈女神〉汇校本》[9]，则从《郭沫若全集》，以“文集本”做了底本。编者这个选择，恐怕是欠考虑的，既然是汇校，当然要罗列各本的异同，为研究者提供丰富史料。显然，这个版本不是供一般读者用的，而是专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的。那么，就应当以《女神》1921年初版本做底本，汇校各本异同，展现出《女神》发展、修改的历史面貌。这既有了原始本的原样，又有了历次修改的异文，对研究者是多么珍贵和方便呀！现在用最后的修改本为底本，校以其他众本，写出校记，我们要从后往前看，倒转来了解历次修改的样子，以今逆行到古，对于把握《女神》的修改源流和了解作者的思想发展，都是不方便的。这个底本的选择，对于保存历史原貌和学术研究，都是一个失败。

3. 校勘方法简介

对于校勘之学，从汉代起学者就十分注意了，经历代学者的研究、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归纳出不少切实可行的方法。这些具体的方法，在新文学领域的校勘工作中，也多有可用的东西。如果说到学术上的继承，我以为在校勘上可以取法的东西是很多的。

清末藏书家叶德辉说：“今试言其法：曰死校；曰活校。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文。顾千里广圻、黄荛圃丕烈所刻之书是也。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择善而从，版归一式。卢抱经文弨、孙渊如星衍所刻之书是也。斯二者，非国朝校勘家刻书之秘传，实两汉经师解经之家法。郑康成注《周礼》，取故书、杜子春诸本，录其字而不改其文，此死校也。刘向校录中书，多所更定；许慎撰《五经异义》，自为折衷；此活校也。其后隋陆德明撰《经典释文》，胪载异本；岳珂刻《九经》《三传》，抉择众长；一死校，一活校也。明乎此，不仅获校书之奇功，抑亦得著书之捷径也已。”[10]

这里所讲的死校、活校两法，不仅古人校勘时用之，今人校勘时也常用它。不独校勘古籍如此，校勘新文学以来的书籍，也有两种不同的路子。一般新印的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学书，如“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各种，校勘上用的是活校，进行校字，择善而从。但也有死校的，如《〈女神〉汇校本》、鲁迅旧体诗的校勘等，仔细注明各本文字的异同，不轻易进行改动。活校、死校的校勘方法不同，但各有各的长处，从古至今都是并用的，不可用一种方法代替另一种。

《女神汇校本》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对于校勘的方法，朱希祖说：“校雠之法有二：一则罗列各本，择善而从；其不善者，弃而不言。然必择一本为主，若他本、他书有善者，据以校改此本，必注云：‘原本作某，今据某本或某书改。’否则必犯无征不信之讥，且蹈无知妄改之戒。原本不误而校改反误者，皆由于此。一则择一本为主，而又罗列各本之异同。心知其善者，固当记注于上；即心知其误者，亦当记注于上，以存各本之真面。使后世读此书者，得参校其异同，斟酌其是非，择善而从，抑亦校雠之善法也。然主前法者，或讥后法为芜颣而无所发明；主后法者，或讥前法为专擅而妄改古书。其实各得其法，不偭其矩，皆有益于学者。”[11] 这里讲的两法，前者近似于活校，后则近似于死校。他说明两法虽然不同，但可以并用，皆可有益于学者。它们是不矛盾的，用不着互相讥讽。在新文学领域中，后者便于比较研究，但并不常用，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异文；前者使用较广，却并不注明“原本作某”，只是择善而从罢了。这里难免会出现误校之处了。

讲校勘的方法，最为科学的，是已故陈垣校长的主张和分类，这里加以介绍。他本来是讲古籍校勘的，但对新文学也适用。这里举些例子，并略说不同之处。陈先生说校书有四法，他校《元典章》时便用了这些方法。他在《元典章校补释例》[12]卷六中做了说明。

陈垣与《元典章校补释例》

第一种校勘法，陈垣先生说：

“

一为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

”

对校法，的确是校勘的基本方法，我们现在印书，校对文字就用对校来发现排字的错误。古代校勘旧籍，用两种或多种本子对校，找出异同来。新文学书籍，用两种或多种本子对校，也是发现异同的手段。但这种异同，并非刊刻的错误，或者说，主要不是排版的问题，而是作者或编印者改动的缘故。

用对校法校勘新文学书的例子，是常见的。像《〈女神〉汇校本》，就是对校出几种本子的异同，这种异同，不是是与非的问题，而是作者修改的结果。又如，《〈鲁迅全集〉校读记》[13]一书，编者用新版十六卷本《鲁迅全集》为底本，校出原刊的不同文字，也兼及其他版本上的异文。编者使用的是对校法，找出的异文是收集前的或手稿上的，目的在于告诉读者，鲁迅是怎样推敲、锤炼文字的。当然，其中也有少数是原刊的误排者，但已经分别不清了。这类对校，我们援引一个例子：

“

 《白光》

    ① 543第2—3行：“只见七个头拖了小辫子在眼前幌”，原刊及初版与此相同，第十三版漏落“见”字。

    ① 543第5行：“他迟疑了片时”。原刊及初版均与此相同，第十三版误排为“他迟了片时疑”。

    ① 543倒9行：“便不由嘻嘻的失了笑。”原刊“的”字在“嘻嘻”之前。

    ① 543倒7—6行：“便禁不住心头突突的狂跳”。原刊及初版均与此相同，第十三版“心头”误作“的头”。

    ① 544第12行：“那声音却又提高的复述道”。原刊及初版“提高”均作“较高”。

    ①544倒2行：“ 却又立刻觉得不合了”。原刊无“了”字。

    ① 546第10行：“他栗然的发了大冷”。原刊及初版“栗然”均作“凛然”。

    ① 546倒12行：“他躲在远处的檐下的阴影里”。原刊与此同，初版及第十三版“躲在”均作“躺在”。

”

孙用先生以新版全集为底本，“①”表示第一卷，上边所引为《白光》一文的校读记，他仔细校出了各版文字的异同，使用的方法是对校，至少用四种版本做了比较，列出异同，不说及是非，供我们研究时使用。

《<鲁迅全集>校读记>》作者:  孙用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王得后同志把《两地书》和原信做了校勘，写出了校读记。这里使用的也是对校法，作者说：“我把鲁迅与景宋对原信所作的增删修改的主要文字一一录出，并注明上下文的衔接，供读者研究。……我校读的目的主要不在遣词造句的技巧，而在思想内容上的比较研究，着力于恢复原信的内容。”[14]在《两地书》中，作者对于原信的内容，多有删节和改易，在对比校勘中，多处添上了被删掉或改动的内容，使读者更清楚原信的面貌，并进一步写出自己的看法，以供参考。但从校法说，主要是对校，比较二者的不同，没有论及是非。

例如，对《两地书》二十五的校读记是这样的：

“

这封信重要的删削只有一处，即在“把自身看作废物，其欲利用之者，犹之尸体之足供医士解剖，不无小补也”之后，有“‘光明’在那里？老实说，我说那么大就患色盲，毫未有光觉。一日未走尽头，姑且一日做和尚一日撞钟，所以从前有见船坐船之说。预算即希望，俱是不可见之魔鬼，我且不理它。‘活着，就不放心’，是替活着那人个体不放心的，范围是个人。‘死了，就安心’，也是为死人的本体打算，自然是如此说法。即如‘闹潮’，为我本体想自然受卖（发表时改为‘受买收’）可以比在外做人之患舒服……”

此外还删了几处。一、谈到信“有拆过再粘合失了原状的痕迹”后，删去“这也可算是‘碰壁’”。二、在谈到“比较‘纵酒’稍胜一筹吧”后，删去“可是小鬼也常常纵酒”。三、谈到“自然先生的见解比我高，所以多‘不同’”后，删去“但是不必过于欢迎‘阎王’吧！闭了眼睛，什么好的把戏也看不见了！幔幕垂下来了！”。

还有，“敌人居然检查邮件了”，《两地书》则改为“牠们”。

”

用对校的方法，说明原信怎样，题为《两地书》出版时又改成怎样。这里既不必说哪个版本怎样，因为那是清楚不过的；也不必评论其优劣，那也极难说的。对校出二者的不同，就提供了材料，对研究者很有价值。

第二种校勘法，陈垣先生说：

“

 二为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缪误。吴缜之《新唐书纠缪》，汪辉祖之《元史本证》，即用此法。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予于《元典章》，曾以纲目校目录，以目录校书，以书校表，以正集校新集，得其节目讹误者若干条。至于字句之间，则循览上下文义，近而数页，远而数卷，属词比事，牴牾自见，不必尽据异本也。

”

本校法，这在古书的校勘上，是常用的，也是很有效的，从文章的前后，尤其是一部书的前后，很容易校出误刊之处。在新文学书刊中，用先进的方法排字，错误要少得多，但并不是没有的。用本校法，可以校出误刊之处，也能校出作者的笔误之类，总之，本校法的使用也相当广泛。

这里举一个例子。在鲁迅的《风波》中，有这样一段：

“

第二日清晨，七斤依旧从鲁镇撑航船进城，傍晚回到鲁镇，又拿着六尺多长的湘妃竹烟管和一个饭碗回村。他在晚饭席上，对九斤老太说，这碗是在城内钉合的，因为缺口大，所以要十六个铜钉，三文一个，一总用了四十八文小钱。

”

在《风波》结尾处，则是：

“

六斤的双丫角，已经变成一支大辫子了；伊虽然新近裹脚，却还能帮同七斤嫂做事，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

”

一个饭碗，钉合的铜钉数却不一致，用本校法可知，有一处是笔误。1926年李霁野发现了这个矛盾，写信问鲁迅。回信是这样的：     

“

六斤家只有这一个钉过的碗，钉是十六或十八，我也记不清了。总之两数之一是错误的，请改成一律。记得七斤曾说用了若干钱，将钱数一算，就知道是多少钉。倘其中没有七斤口述的钱数（手头无书，记不清了），则都改十六或十八均可。[15]

”

《风波》中写明“三文一个，一总用了四十八文小钱”，那么可知“十六个铜钉”是对的，后边“十八个铜钉”则错了。用本校法可知这“十八”乃“十六”之误。通行本的《呐喊》中，《风波》的结尾处并没有订正，还保留了“十八个铜钉”的字样，用加注的形式，说明“十六”是正确的。这么处理是尊重鲁迅的原文，其实改为“十六”也可以，因为鲁迅在回信中已说过“请改成一律”的话。

再举一个本校法的例子。在《鲁迅书信集》上卷中，有《致杜衡》（八月十四日，见第399至400页）的信，最末一段是：

“

倘赐复，请寄××××××××××××××，较为便捷，因为周建人忙，倒不常和我看见的。……

”

这里有14个“×”，表示缺14个字。编者注云：“此处系《现代作家书简》编者所略。”这是说，这封信没有征集到原信，据书籍所收印入的。原书编者孔另境略去的十四字，是鲁迅的通信地址，这字用本校法可以校出，即“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在《鲁迅书信集》中，此信之前后，均有这相类的字样，如《致开明书店》（第361页）、《致开明书店》（第403页）、《致程琪英》（第355页）、《致胡今虚》（第410页）、《致郑振铎》（第412页）等等，都是这个地址，只在对上海之外的朋友写时，加上“上海”二字。用同书其他地方校勘此处，能准确校出这略去的文字。

鲁迅全集 （1-16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在十六卷本的《鲁迅全集》中，收入了这封信，在第十二卷的第215页上，编者就准确无误地校出了缺文，使用的是本校法。编者为了慎重，没有改掉那十四个“×”，而用注文说明，略去的字是“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这种校字是正确的，读者都不会怀疑它。

第三种校勘法，陈垣先生说：

“

三为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丁国钧之《晋书校文》，岑刻之《旧唐书校勘记》，皆此法也。

”

使用他校法进行校勘，情况很普遍，用本校不能解决问题时，多用他校。例如，1934年5月4日夜，鲁迅致林语堂信中，有这样的话：

“

先生自评《人间世》，谓谈花柳春光之文太多，此即作者大抵能作文章，而无话可说之故，亦即空虚也，为一部分人所不满者，或因此欤？闻黎烈文先生将辞职，《自由谈》面目，当一变矣。 又及[16]

”

“花柳春光”一词，似有误。要校勘它，可以使用他校法。林语堂的自评，出自《方巾气之研究》一文，该文原载《申报·自由谈》（1934年5月3日），后收入《我的话》（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6年版）一书中。《方巾气之研究》中，有这样的话：“例如我自己认为第一期谈花树春光游记文字太多不满之处，就没有人指出。”原刊和集子中，均作“花树春光”，“柳”字乃“树”字之误，是《鲁迅书信集》编者疏忽造成的。这字的校勘，使用了查原书的办法，得到正确答案。虽则一字之差，但很不一样，这个误字是被马蹄疾同志所校出[17]，可惜没有被十六卷本《鲁迅全集》所吸收，甚为遗憾（见《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401页）。

新文学时代较近，在进行他校时，不仅可以使用一切文献材料，还可以使用活材料，这是校勘古籍时没有的条件。这里举一个例子。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通过了理论纲领。在《拓荒者》第一卷第三期（1930年3月出版）上，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底成立（报导）》发表，其中记载了“左联”理论纲领。有一段文字是：

“

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稳固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

《拓荒者》第一卷第三期，

目录中可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底成立》

稍后的《萌芽》第一卷第四期（1930年4月出版）上，也发表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底成立（报导）》，这段文字中，“稳固社会地位”排成了“失掉社会地位”。那么，到底哪一个对呢？

这里找不到文字材料校勘，用一般他校法就不能奏效了。最后，请教理论纲领的起草者冯乃超同志，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蔡青同志是这样说的：

“

笔者就这个问题，曾请教过“左联”理论纲领的起草者冯乃超同志。冯乃超同志说：“稳固社会地位”与“失掉社会地位”两个提法，“失掉社会地位”的提法是正确的。因为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是不稳固的，它上可升入资产阶级，下可降至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不稳定性，决定了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左右摇摆，忽冷忽热。为了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我们加了形容词，说“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拓荒者》排校马虎，大概是它印错了。[18]

”

冯乃超同志的话，说明了那两个字是正确的，也就对《拓荒者》进行了勘误。从校勘上说，这是他校，从当事人口中得到了正确答案。后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4月出版）中，辑出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底理论纲领》，那句话作“失掉社会地位”。编者附记中说：“文中‘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拓荒者》原文为‘稳固社会地位’，据原纲领的起草者冯乃超同志审核，他认为‘失掉社会地位’的提法较为准确。”

使用他校法的情况比较多，精确的校勘，除掉对校、本校之外，是离不开他校的，否则很难精确无误。这里，我们不过举出两个例子罢了。

第四种校勘法，陈垣先生说：

“

四为理校法。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若《元典章》之理校法，只敢用之于最显然易见之错误而已，非有确证，不敢借口理校而凭臆见也。

”

用理校法，解决明显的笔误和误排者，这是常用的方法。由于错误显而易见，所以不会犯臆测的毛病。例如，以手稿形式被保留下来的《孩儿塔》（殷夫著），20世纪80年代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之一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就订正了明显的错字。它还被全部收入了《殷夫集》（丁景唐、陈长歌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2月出版），也校勘了错字。使用的方法当然是理校。像“曼〔漫〕步旷野，心空空”（第17页）、“青春的死灰难再然〔燃〕跃跃〔耀耀〕光豪”（第24页）、“一朵在两〔雨〕中带泪的梨花”（第30页）、“飘渺的天宫，寂察〔寥〕”（第74页）等等，就都是的。这里改正错字，是用了保留原状并加订正的办法，更注意了史料价值，表现了编者的审慎态度。这类的理校较为常见，也少争议，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殷夫《孩儿塔》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较为困难的是“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那就见出了校勘的见识和水平。理校之法，最危险者在此。下边，我们用鲁迅的《哀范君三章》为例，说明理校之难。

《哀范君三章》有初稿和定稿两种，多有异文，加上传抄、排印的错字，异文就更多。如果弄不清这个关系，搞错了版本源流，那它的字句的理校，也是很困难的。原因所在，就是弄不清其中的“理”。为了说清问题，只能从它的刊布过程说起了。

1912 年7月19日，鲁迅在北京得知范爱农“水死”的消息，22日，“夜作均言三章，哀范君也”。全诗就写在日记上，为初稿：

“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独沈清泠水，能否涤愁肠。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猶茗艼，微醉自沈沦；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19]

”

23日，鲁迅抄寄给绍兴的周作人，发表在8月21日或22日的《民兴日报》上，其为地方小报，不为人知。该报至今找不到，所以登在哪一天也说不准。但这手稿被保存下来，1959年后，曾被广泛地影印过。它无疑是鲁迅的最后定稿，对该诗的字句，多有修改之处。如果理校，当以它为准才对。那改动的文字是：“竟尔”作“遽尔”，“已登场”作“尽登场”，“寒云恶”作“彤云恶”，“清泠水”作“清洌水”，“涤愁肠”作“洗愁肠”，“茗艼”作“酩酊”。标题为《哀范君三章》[20]。事实是明白的，如果校勘文字，用理校法，那应当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是，这事实是后来才弄清的，并且由于版本源流问题，这个极简单明确的事实，却不为多数人接受，这也可以说明理校之难了。

为了说明这个“难”字，我想从头说起。鲁迅所写这首哀诗，虽然日记上记着初稿，《民兴日报》上登着定稿，但都少有人知道。诗的原文，连鲁迅自己也记不清了。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图书馆楼上写《旧事重提》的最后一篇《范爱农》，没有文献可查，原诗中，只记得六句，写在回忆文中是：“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后来，杨霁云编《集外集》，请鲁迅补了两句：“幽谷无穷夜，新宫自在春。”[21]出群众版《集外集》时，把“幽谷”印成了“出谷”。这八句诗，不仅有两句是新补的，其他六句也多有异文。这不是作者的改订，而是记错了。有人说它是最后改定的，这不合事实。我们只要明白这原委，就能理解那众多不同文字的原因了。但如据它去校勘《哀范君三章》，就于理不合了。

鲁迅逝世后，1936年底，许寿裳写《怀旧》（原刊《新苗》第13册，北京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编辑出版，后收入《我所认识的鲁迅》一书），再次公布了《哀诗三首》，文字与《鲁迅日记》上的相同，仅仅多了两个错字：“寒云恶”作“寒云黑”，“清泠水”作“清冷水”。是许先生抄错了，还是《新苗》排印误植，就说不清楚了；但它无疑是许寿裳当年据日记过录者，是该诗的初稿。

1938年初，周作人在《宇宙风》上发表《关于范爱农》（署名知堂），文中说明《哀范君三章》的手稿被他保存着，当年送《民兴日报》的，是他的抄件。并且在文中公布了全诗，不同的文字已列于前边，这里从略。实际上，周作人再一次发表了《哀范君三章》的定稿，在保存和订正这诗的文句上，他是有功的。但也出现了一处误植：“成终古”作“终成古”。

《宇宙风》（1936）

1938年，许广平为《鲁迅全集》编《集外集拾遗》，收入了这首诗，但所据版本却是许寿裳的《怀旧》。仅在“广平谨按”里，说明了《关于范爱农》一文中，诗的题目和异文，是附录的性质。许广平先生这么做，当时是有理由的，她既见不到原诗手稿，又无《民兴日报》可查，自然是许寿裳的文字更可靠些。但今天来看，许广平当初的判断是错的，周作人提供的材料是真实可信的，这有被保存下来的手稿为证。

由于《鲁迅全集》（二十卷本）收入了哀诗的初稿，便一直延续下来，各处选用此诗，均为初稿。新中国成立后，十卷本《鲁迅全集》出版，依然用过去的文字，仅标题据周作人的《关于范爱农》一文，改为《哀范君三章》，并在注中列出几处异文。后来，周作人把他保存的那页手稿交出，在几个版本的《鲁迅诗稿》中影印，可以说已向世人公布了珍贵的史料，这个版本的源流，应当是真相大白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1959年以来的印本，均用初稿的文字，至多在附录、备考、注释中告诉读者，还有别本的文字如何。异文互相理校，这个“理”总不被人接受。1981年，十六卷本的《鲁迅全集》出版，《哀范君三章》收在第七卷的《集外集拾遗》中，依然是用定稿的标题，初稿的文字，并且连校勘记式的注文也没有了（但把定稿手迹作为插页放在书前边）。

鲁迅这“均言三章”，由于版本上存在着曲折的经过，又多次印行，它的异文便相当多。在校勘上，要从互异的文字中求得正确答案，需用理校法，而旧诗文字的酌定，是很难的。对于这首诗，按一般理校则不可，因为有两种手迹留存，我们必须从这里判断出初稿和定稿，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才能使理校取得成功。从这个小例子中，或者看出理校之难了。

最后，还要说及《哀范君三章》诗后的那一段附言。在《关于范爱农》中，周作人写出了那四行附言。全文是：

“

我于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至今未能释然。昨忽成诗三章，随手写之，而忽将鸡虫做入，真是奇绝妙绝，辟历一声，群小之大狼狈。今录上，希大鉴定家鉴定，如不恶乃可登诸《民兴》也。天下虽未必仰望已久，然我亦岂能已于言乎。二十三日，树又言。

”

这段文字，是写给周作人的，所以发表时并没有它；但由于它曾被许广平引在“广平谨按”中，所以流传很广，虽则仅在附录、注释的地位。短短附言中，也有一处异文，查手迹，“群小之大狼狈”却作“速死豸之大狼狈矣”，这里无疑是周作人写入《关于范爱农》时妄改的。有一个旁证，在《关于范爱农》收入《药味集》（新民印书馆1942年3月版）时，这里改为：“辟历一声……今录上”，没有用“群小之大狼狈”代替“速死豸之大狼狈矣”八个字，却用了一个删节号，这既去掉了他不喜欢的那八个字，且不负改窜之责，但也证明，原来的文字，是他改动的。这一处手迹与印本的异文，谁真谁假，也是很明显的。从校勘说，应当加以纠正；可惜，时至今日，各种印本均用“群小之大狼狈”。当然，这里的关系并不大，但从理校上说，却有道理在，说明正确校勘之不易。

《药味集》周作人

 新民印书馆

出版时间:  1942

版次:  一版一印

4. 新文学校勘的注意事项

新文学书刊的校勘，虽然与古籍校勘多有相似之处，但毕竟还有不少不同的地方。这里有情况的不同，也有方法的不同。我想，有几个问题是应当注意的。

第一，笔误或误植者，要改。校勘，对于明显的错字，不论是作者的笔误，还是印刷过程中的误植，都应当改正。这一点，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什么算误，什么不算，则需严格控制，必须是明显的错字、误字，才能够改正。可此可彼的字，不够规范的字，都不要随便改正，处理这些问题，不可以臆为之。尤其是名家的习惯用字（或词），要保留原貌，不可在校勘时予以纠正。有些严肃的校勘者，常常保留原字，在后边校正，并用“〔 〕”为校记，这种办法是可取的，不致因校勘不当而失去原样。举例来说：

1938年出版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对于用字的校勘，就极为审慎。唐弢说：“先生用字，极为谨整，全集的校对，不无粗浅忽略之处，但对于字体格式，一本先生生前主张，是颇费一番斟酌的。”他举了不少实例，有些因简化和异体字废除，今天已看不出区别，有些则还保留着鲁迅用字的特点。像鲁迅书中“预”作“豫”、“採”作“采”、“蝴蝶”作“胡蝶”、“痲痹”作“麻痹”、“金钢石”作“金刚石”等，都完全照先生的意志而勘定。又如，鲁迅把“澈底”写作“徹底”、“伶俐”写作“怜悧”、“诅咒”写作“诅呪”，都是有所本的，不能随便改动；而他把“和平”写作“平和”、“介绍”写作“绍介”，则是习惯用语，不能认为是误植者加以改动。[22]我们校勘几十年前的书，要慎重从事，多一些文字学的知识，切不可把并非错字或误排者加以纠正，也不能用习见的用字加以统一。我们说的校正错字，必须是真的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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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8月10日，20卷本的《鲁迅全集》

正式发行。图为《鲁迅全集第十六卷》

在《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五辑上，全文重刊了“左联”《秘书处消息》第一期。原为内部油印刊物，错字较多，发表时做了校勘，采用方括号标出的办法，以保持文献的原貌。诸如：“从文艺上进行反帝国主义的和反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必须在这种任务的进进〔行〕之中扩大自己的组织力量”“必须在自己的机关杂志上毫不放轻〔松〕的发展一切方面的自我批评”[23]等等。这种校正错字的办法，目前也较为流行，它能够保持文献的原貌，又校勘了文字，史料价值比较高。当然，有一些文学作品，并不适于用这种校勘法，它很影响文字的流畅，读起来不方便。但属于误字的校勘，也必须像上述这样明显的误植者，才能加以校正，否则是会因轻易改易而失去文献价值的。

第二，避讳问题。避讳是中国特有的风俗，起源甚早，能够直接影响到古书校勘。陈垣先生说：“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其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又说：“研究避讳而能应用之于校勘学及考古学者，谓之避讳学。避讳学亦史学中一辅助科学也。”[24]在过去，常用的避讳方法是改字、空字和缺笔。民国以来，推倒了封建帝王，随之避讳的习俗也废止。新文学发生后，指导思想是反帝反封建的，过去那套避讳的讲究自然也没有了。

但是，新文学是在与旧势力的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它常常受到干扰，遭到禁止，受到检查。作家们为了逃过检查官的眼睛，也巧妙地利用了避讳法，把一些违禁字眼，用空字的办法来代替，往往用“×”或“□”表示。当时通俗的说法，叫作开天窗。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作家文稿中被审查删掉的文字，有人也用空字的办法印出，表示抗议，实际这也是避讳问题的变体吧！

例如，徐懋庸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中，有这样几句话：

“

……但我们决不可忽略了目前的特殊的现实所赋于这战争的特殊的意义。这特殊的现实，就是××帝国主义的灭亡中国步骤的加紧，因此，这特殊的意义，是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全民统一战线的组织。[25]

”

这里的“×”全是避讳，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主义，不许人们谈抗日，所以，“日本”用××代替，“抗日”用“抗×”代替，使用了中国传统的避讳法。当年，唐弢在一篇文章中说：“看近来的报纸，以××代替日本的情形，比较的少了下去，但副刊上的文字，却还是死样多而活气少，偶有激论，莫非滥调，间或也有翻陈出新的，……”[26]这里说的“以×× 代替日本”，就是20 世纪30年代较为常见的避讳法。

对于避讳的文字，校勘时要特别注意。常见的有两种办法：一是补上避去的文字，恢复当初面貌；二是保持避讳的原状，加注说明避去的文字。

举例说，何其芳的《星火集》，初版于国统区的重庆。“出版社震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审查制度的余威，把其中《我歌唱延安》和《论对待文学的态度》两篇自动抽掉了，而且‘××’很多，……”[27]后来，再出版时，作者就补上了避去的文字。像《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一文，初版中有“× 区”“××市”“×××”等等[28]，“××”很多，读起来很气闷。新中国成立后，该文收入《关于现实主义》一书中，把“× 区”改为“边区”，“×× 市”改为“延安市”，“×××”改为“毛主席”[29]，就是补上了当年避去的文字，恢复了作者当初手稿的面貌的。这么处理的不少，尤其是作者将原书重印时，往往如此。

民国重庆土纸本《星火集》

群益出版社（1912）

有些史料价值较高的出版物，校勘重印时往往保留避讳的痕迹，空字照旧，并不补齐，而是用注脚的形式，说明避去的文字。对于保存文献，这种办法是可取的。例如，瞿秋白的《水陆道场·民族的灵魂》中，开头有这样的文字：

“

昏暗的黑魆魆的大门口，先发现两星红火，——这是两枝香；跟着，一盏灯笼出现了，灯笼的火光是那么摇荡着，禁不起风似的缩头缩脑，可是，因为周围是乌黑的，所以还勉强看得出那油纸灯笼上印着三个红字：“×国府”。

”

这里的“×国府”，校勘时并不补上，而是在小注中说明。《瞿秋白文集》编者注云：

“

“×国府”，明白的说，即“宁国府”。因为国民党的中央政府称为“国民政府”，简称“国府”；而《红楼梦》中也有“宁国府”其大门外也有石狮子；“宁”又为南京简称，所以“宁国府”即暗指南京国民政府。[30]

”

《水陆道场》是一组犀利的杂文，《民族的灵魂》开头，暗指国民党政府，用“宁国府”影射它。即便如此，也怕遭到禁止，用了避讳的办法，用“× 国府”代替“宁国府”。校勘时，用注释说明，并不改为“宁国府”，既保存了文章的原貌，又较为幽默。

总之，避讳是门很重要的专门学问，它并非校勘学的本身，但与校勘的关系极密切。我们在进行校勘时，要注意它，处理好有关避讳的问题。当然，在现代文学领域中，避讳问题可能没有古代那么多。

第三，应当补足被删掉的文字。我国书籍刊印，总爱求全，讲究足本，在校勘时，要补足被删节的文字，使内容没有遗漏。新文学书刊虽然没有古书传抄刻版时脱落的情况，但在严酷的审查制度下，被删除的文字则不少，我们校勘时，应力求补足被删之处，恢复原书的面貌。

鲁迅在编《且介亭杂文》时，就做了校勘工作，他把《门外文谈》《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病后杂谈之余》等几篇发表时被删去的文字一一补上，并用黑点为记。而《脸谱臆测》《阿金》中被检查官删掉的文字，补足后用黑杠子为记，不仅恢复了原稿的面目，而且留下了那被删的痕迹。但是，并不是都每个人能做到这一步的，即使鲁迅先生，也有遗漏的地方。

例如，《天上地下》一文，最初发表在《申报·自由谈》（1933年5月19日）上，是经过检查官删削的，但收入《伪自由书》时，却没有经过校勘补入。《天上地下》的手稿被保存了下来，在第五段，“这也是对于‘非安内无以攘外’或‘安内急于攘的题目，做出来的两股好文章”。这句后面，被删掉了44个字，在手稿上是：

“

买飞机，将以“安内”也，挖地洞，“无以攘外”也。因为“安内急于攘外”，故还须买飞机，而“非安内无以攘外”，故必得挖地洞。[31]

”

这几句很紧要的话，发表时被删掉了，但后来也没有补上。看来，校勘时的补遗工作，是很重要的。

再如茅盾的《见闻杂记》，最初发表在1941年香港的《华商报》晚刊上，总题为《如是我见我闻》。后来，出版单行本，改题《见闻杂记》，1943年4月由文光书局出版，收18篇散文，并《后记》一篇。新中国成立后，出版《茅盾文集》，《见闻杂记》据文光版单行本收入第九卷。作者在新写的《后记》中说：“那时候，国民党的书刊检查官有两套‘本事’：一是涂去他认为不利于蒋党的字句（这主要是赞扬延安，赞扬八路军、新四军的），又一是把讽刺蒋党的字句改为颂扬蒋党。一篇文章被这样一改，便只有索性不发表这一个办法了。我自己抽掉的二三篇，原稿已失，而且也记不清它们的内容了。至于此处重印的十八篇，其中有几篇也受过‘斧削’之刑，可是我既未存有原稿，只好就照这个样子再印了。”（《茅盾文集》第九卷）

《华商报》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影印版

《见闻杂记》中诸篇的原稿当然不可见，但在《华商报》上发表的文字，也多有与单行本中不同处，明显地留着出单行本时被删削的痕迹，也许这就是茅盾所说的“原稿”吧！据姜德明同志考证，茅盾所说的“斧削”，即指桂林出单行本时的删节，据统计，十八篇散文，删去的文字足有一万字。[32]例如《西京插曲》一篇，结尾处的文字就被删掉了。原文是：

“

“哈，那是十足安全了，而且，在保护和招待方面，也方便！”S 君笑了笑说，觉得现在有些聪明的事情当真为古人所万万不及。

听说那天中午，因有某某办事处邀请慰问团吃饭，临时惹起了另外两处的宴会，结果是团员诸公连吃两顿中饭尚不得闲，只有不扰某办事处那一顿了，夜饭呢，光景是要到华山去吃了，不过迄无正确材料，姑以存疑。

”

《西京插曲》是篇含蓄而带讽刺的作品，它写出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华侨慰问团的特别保护，名为安全，实则不许接触群众，结尾一段，是写不许慰问团与八路军办事处接触的。这就被检查官删去了。从校勘说，《见闻杂记》中被删削的文字，应当补上，似乎出版《茅盾文集》时，作者有这个意思，但因找不到原稿，只好按单行本（文光版）排印，在删去较多的篇后，用《附记》略说始末了。

据鲁迅先生说，“……”是洋货，“五四”运动后才输入的；而“□□”是国货，称为阙文。过去，阙文只见于古人著作里，无法可补，“现在却见于今人的著作上了，欲补不能”。后来，则渐有代以“××”的趋势，这是从日本输入的。[33]如果是带了这些记号，校勘时还较为容易发现，即使一下子补不上，也知道是有过删削的。但更为厉害的，是不许留空白，那在校勘时就很难发现了；如果找不到原稿或较好的本子，是只能归咎于作者了。鲁迅说：

“

日本的刊物，也有禁忌，但被删之处，是留着空白，或加虚线，使读者能够知道的。中国的检查官却不许留空白，必须接起来，于是读者就看不见检查删削的痕迹，一切含胡和恍忽之点，都归在作者身上了。这一种办法，是比日本大有进步的，我现在提出来，以存中国文网史上极有价值的故实。[34]

”

进行校勘，被删的问题要加以注意，但是否能够补上，用什么方式处理，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第四，择善而从问题。古书校勘，出现异文或错文时，常常从文章中选择一个最妥当的，习惯上称之为择善而从。在新文学领域中，如果出现了不同的文字，除非是误植者，必须进一步探求原因，寻求是非，不能使用古书校勘上择善而从的办法。换句话说，新文学校勘的择善，这个“善”的出发点，不能是文意的好坏雅俗，而是孰为原稿。离开了作家手稿本来面目的真伪，去凭主观意图臆断是非，那是决然要犯错误的。

这是因为：（1）新文学年代较近，异文的出现，总能找出历史原因，它与古书出现的异文，情况是很不同的；（2）用排印出版的新印刷术，错误较少，传抄刻版的错误往往不存在。新文学的异文，总是有原因的，我们找到了原因，才可准确地定是非，才能不出错误。

如果用古人使用的择善而从，不仅不能校勘出好的版本，相反，还会造出新的非甲非乙的版本，导致异文更多，那是没有好处的。所以，新文学校勘应当慎重从事，不论是大的改动，还是小的改动，都要有根有据，合情合理。任意的择善、集纳，是绝对不行的，这点要特别注意。

第五，力求占有全部材料。进行校勘，需要占有详细的材料、全部的材料，这是古今皆然的。没有足够的资料，就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校勘工作就难以得到圆满的结果。

还拿鲁迅的《哀范君三章》说，这首诗的校勘应当不成问题。现在所以成为莫衷一是的难题，就是因为占有的资料不齐全。例如，当年编二十卷本《鲁迅全集》时，如果找到最初发表该诗的《民兴日报》和当年的《鲁迅日记》，这问题就会很容易地解决。后来，以许寿裳抄录、排印时加了错字的诗句入全集，以周作人公布的定稿为附录，就导致后来的种种误判，这也是因为资料不足。当时如果周作人拿出手迹，或者发表手迹影印件，情况会有很大的不同。由于缺少这个关键性材料，才使校勘上出现了差误，以致流传到现在，不能得到纠正。这诗在多次印刷中，也出现了错字，为正确校勘增加了障碍。

《新文学史料学》插图

现在，由于时间的关系，《哀范君三章》的异文广泛流传，而要掌握全部材料，已经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了。因此，要得出正确的校勘结果，已不容易，并且不容易为人们接受，这在鲁迅著作的版本史上，是一个很令人遗憾的问题。我认为，要弄清问题的原委，得到正确的结论，应当掌握如下资料：

甲类

《鲁迅日记》（影印本或排印本）

许寿裳：《怀旧》（《新苗》第十三册，或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我所认识的鲁迅》）

乙类

《民兴日报》（1921年8月21日或22日）

知堂：《关于范爱农》（原载《宇宙风》1938 年5月1日出版，第67期）

周作人：《关于范爱农》（收入《药味集》中，与前篇比，文字有改动）

《哀范君三章》原诗手迹（收入几种版本的《鲁迅诗稿》中）

丙类

鲁迅：《范爱农》（见《朝花夕拾》）

鲁迅：《哭范爱农》（见群众版《集外集》及二十卷和十六卷本的《集外集》）

鲁迅：《致杨霁云》（1934年12月13日）

丁类

鲁迅：《哀诗三首悼范爱农》及“广平谨按”（见二十卷本《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

鲁迅：《哀范君三章》及注释（见十卷本《鲁迅全集·集外集》）

鲁迅：《哀范君三章》及注释（见十六卷本《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

以上四类，是准确校勘这首诗应当把握的全部原始资料。甲类，是该诗的初稿，即写于7月22日夜间的“均言三章”；乙类，是该诗的定稿，写于7月23日的《哀范君三章》；丙类，是作者二十四年后追忆的诗句，和编《集外集》时补成的《哭范爱农》；丁类，则是两种《鲁迅全集》收录的不同哀诗。有了它们，才能进行全面比较，才能判定字句，找出初稿与定稿的不同，发现排印、传抄中的错字，也才能使校勘工作取得正确结论。

总之，校勘工作是极细致的工作，也是靠材料说话的工作，只有占有了丰富的材料，才能取得好结果。对校是它的基础，也是最基本的方法；而占有全部材料，则是对校的可靠依据。不论古籍还是新文学书，离开占有丰富资料，校勘都不能很好进行。

本文为《新文学史料学》一书的第四章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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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段文字转引自《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风俗通》。

2参阅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36年3月出版。

3陈乃乾：《与胡朴安书》，转引自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华书局1963年4月出版。

4引文均见唐弢：《翻版书》，《晦庵书话》，三联书店1980年9月出版。

5引自唐弢：《〈子夜〉翻印版》，《晦庵书话》，三联书店1980年9月出版。

6引自唐弢：《且说〈春蚕〉》，出处同上。

7收入《〈鲁迅全集〉校读记》中，孙用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

8鲁迅：《正误》，《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9《〈女神〉汇校本》，桑逢康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

10叶德辉：《藏书十约》，《观古堂所著书》（第1、2集），光绪二十八年湘潭叶氏刊本。

11朱希祖：《郦亭藏书题跋记·校本意林跋》，转引自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

12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励耘书屋丛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

13孙用编：《〈鲁迅全集〉校读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

14王得后：《鲁迅和景宋的通信与〈两地书〉校读记》，《〈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

15鲁迅：《致李霁野》，《鲁迅书信集》上卷第113页。

16鲁迅：《致林语堂》，《鲁迅书信集》上卷第536页。

17参阅马蹄疾：《读鲁迅书信札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出版。

18蔡青：《“稳固”和“失掉”——就左联理论纲领的两个词语访问冯乃超同志》，《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19《鲁迅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8月版第11—12页。

20参阅《鲁迅诗稿》。有文物出版社1959年10月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年9月版、文物出版社1976年8月版等版本可用。

21鲁迅：《致杨霁云》，《鲁迅书信集》下卷第689—690页。

22参阅唐弢：《关于〈鲁迅全集〉的校对》，《短长书》，南国出版社1947年4月出版。

23均见《〈秘书处消息〉第一期》，《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4月版。

24陈垣：《史讳举例·序》，《励耘书屋丛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

25徐懋庸：《“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徐懋庸杂文集》，三联书店1983年2月出版。

26唐弢：《天灵盖以外》，《短长书》，南国出版社1947年4月出版。

27何其芳：《后记二》，《星火集》，群益出版社1949年12月出版。

28参阅何其芳：《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星火集》，群益出版社1945年9月出版。

29参阅何其芳：《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关于现实主义》，海燕书店1950年3月出版。

30见《水陆道场·民族的灵魂》注释〔二八〕，《瞿秋白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10 月出版。

31参阅于枚：《新版〈鲁迅全集〉的一个补正》，原载1958年4月3日《人民日报》。

32参阅姜德明：《〈见闻杂记〉的本来面目》，《书梦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年9月出版。

33参阅鲁迅：《“……”“□□□□”论补》，见于《花边文学》。

34鲁迅：《准风月谈·前记》，见于《鲁迅全集》中。

《新文学史料学》

作者：朱金顺

出版社：海燕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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