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孙佳山：《西虹市首富》——国产喜剧电影的类型创新及其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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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市场化、产业化改革步伐的不断加速，院线制逐渐普及，中国电影观众数量的迅速暴涨，带来了极为复杂的行业影响。能否通过喜怒哀乐、家长里短的商业类型的定制生产，来收割观影群体的最大文化公约数，而不是动辄诉诸高概念、高卡斯、大投入、大IP的视觉特效大片，则充分说明一国影视领域的文化工业的平均水平。
“开心麻花”系列喜剧电影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其对当代喜剧电影的“笑”的机制背后的复杂社会心理的持续性深度挖掘，这是其近年来持续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但《西虹市首富》的最大症结，也正在于其在价值观上的滞后，其出现也昭示着国产喜剧电影乃至中国电影的类型创新仍然面临着结构性的行业困境。
本文原刊于《中国电影报》2018年8月8日，感谢作者孙佳山授权文艺批评发表！感谢公众号“媒介之变”授权转载！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孙佳山
《西虹市首富》：
国产喜剧电影的类型创新
及其困境
尽管对于《西虹市首富》是否是“开心麻花”系列喜剧电影“根正苗红”的第四部影片，目前尚有不同声音；但若将其定性为一部具有典型“开心麻花”系列喜剧电影特征的商业类型片，恐怕并无太多争议。的确，“开心麻花”系列喜剧电影，自2015年9月的《夏洛特烦恼》登上银幕以来，既获得了票房上的商业成功，也出现了《驴得水》这样赢得高口碑的精品佳作。“开心麻花”系列喜剧电影，实际也是2010年以来，中国电影票房踏上百亿门槛之后，在喜剧电影领域进行商业类型探索的最为典型的代表，在其身上所折射出的种种相关症候，也是我们进入这一问题的有效路径。
国产喜剧电影对于早在世纪之交就开始的我国电影行业的市场化、产业化改革，也有着特殊的意义。从1988年的“王朔年”开始，国产喜剧电影就开始作为中国式的商业类型探索，在当时只是最初萌芽阶段的电影市场中进行不断的尝试。由王朔作品改编引发的，有王朔风格的喜剧电影实践在十年之后的1997年，在最终落地为由《甲方乙方》开启的“冯氏喜剧”的同时，也开辟出了“春节档”这一内地第一个真正市场化意义的档期概念。
不仅如此，那一时期的国产喜剧电影也呈现出了足够的丰富性特征。以《临时爸爸》《爷俩开歌厅》《赚它一千万》《编外丈夫》《孝子贤孙伺候着》《飞来横福》等为代表的，同样具有鲜明北京地域特征的，陈佩斯系列的喜剧电影也取得了巨大的阶段性成功。在实际影响力上其也并不逊色于“冯氏喜剧”，在商业类型意义上，《赚它一千万》在1990年代初期，就已经具备了今天的《西虹市首富》的很多特征。
然而，由于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市场化、产业化改革步伐的不断加速，院线制随着我国商业地产在三四线城市和广大县级市的一步步落地生根，数以亿计的40岁以下的，未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不稳定，且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人群开始走进影院，成为中国电影的新的影院观众，仅在2017年当年，这一数字就接近2亿。中国电影观众数量在短时间内的迅速暴涨，也带来了极为复杂的行业影响，国产喜剧电影自然也不会例外。
具有超长生命周期的“冯氏喜剧”的失效，就是最为显著的例证。从《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等一直到《非诚勿扰》系列，“冯氏喜剧”的“笑”的机制逐渐丧失了曾经横跨大江南北的广阔的涵盖能力，海量新的电影观众并未在其中获得喜剧性的观影认同。“冯氏喜剧”也在中国电影票房站稳百亿门槛后，悄无声息地退出了由其所开创的“春节档”。
这并不是个案，包括赵本山、小沈阳师徒也曾在2010年前后试图在小品和电视剧的巨大成功基础之上进军喜剧电影，同样具有超长生命周期风靡一时的赵本山式喜剧机制，并没有如想象中被成功地复制到喜剧电影之中。与《西虹市首富》档期相近的《猛虫过江》就是最新的例证，在演员结构重合，甚至拥有相同的女主角和男配角的情况下，几近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就悄然下线。
与此同时，《屌丝男士》系列、《煎饼侠》、《缝纫机乐队》等脱胎于网生综艺的大鹏（董成鹏）系列喜剧电影，和由“开心麻花”IP系列衍生出的《夏洛特烦恼》《驴得水》《羞羞的铁拳》和将在国庆档上映的《李茶的姑妈》等，这两个完全不同脉络的喜剧电影，新世纪以来却逐步发展壮大，在当下已经是各具风格的主流类型的代表。
尤其是“开心麻花”系列喜剧电影，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和“冯氏喜剧”一样，其恰恰也以“贺岁舞台剧”也就是“贺岁”概念出发，得益于从2003年至今15年间，20余部代表作品在横跨一二三线的40多个城市的，超过2000场的大剧场演出所积淀的宝贵经验，对于喜剧电影的“笑”的机制，有着更为接地气儿的直接触碰，使其得以以目前每年一部的速度推出质量相对稳定的喜剧类型电影，这种储备和积淀则即便是徐峥、陈思诚等目前已各领风骚的其他风格的喜剧电影脉络也不可能具备的优势。
但正如前文所述，《西虹市首富》的最大争议，就在于其不同于之前的《夏洛特烦恼》《驴得水》《羞羞的铁拳》和即将上映的《李茶的姑妈》，并不是来自于“开心麻花”的既有舞台剧IP，而是直接购买环球影业1985年电影《酿酒师的百万横财》的版权进行本土化改编。当然，购买在其他电影市场上得到验证的成熟IP本身并没有原罪，在《我不是药神》中也同样可以能找到2013年《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影子。如能经过充分调试，完成有效的本土化改编，未尝不是成功的商业类型翻新。《西虹市首富》在这个意义上，还是达到了一部合格的商业喜剧类型电影的各项基本要求，特别是有可能创造“开心麻花”系列喜剧电影票房纪录的亮眼表现，也充分说明其对近年来数以亿计的40岁以下的，未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不稳定，且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中国电影的新的影院观众的适应性。
《西虹市首富》与《酿酒师的百万横财》
尽管票房并不能说明一部影片的所有价值，但能否通过喜怒哀乐、家长里短的商业类型的定制生产，来收割观影群体的最大文化公约数，而不是动辄诉诸高概念、高卡斯、大投入、大IP的视觉特效大片，则充分说明一国影视领域的文化工业的平均水平。
对于新世纪以来在市场化、产业化改革过程中，缴纳了昂贵历史学费的中国电影来说，这何尝不是一个颇具意味的节点。当然这一节点并不是只有《西虹市首富》一个标识，同在暑期档的《动物世界》《我不是药神》《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等不同类型的影片，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展示着这个行业正在一点点获得的进步和成熟。
诚然，在中国电影史上，早在1930年代，就有“王先生”系列等犀利展现小市民阶层日常遭遇的现实题材的经典喜剧电影。就我国而言，现实题材的喜剧电影，是现实题材影片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嬉笑怒骂进入现实亦是喜剧电影的独特优势。同样，也正是由于喜剧电影需要进入现实，因此不可避免地要直接触碰相关的价值观问题。喜剧电影的“笑”的机制，除了通过夸张、反讽的表演之外，剧情上也需要尽可能使电影观众获得智力上的相对优越感、和道德上的相对制高点，而稳定、清晰的价值观内核则是喜剧电影的“笑”的机制的宣泄、释放效果得以完全展开的基础。
“开心麻花”系列喜剧电影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其对当代喜剧电影的“笑”的机制背后的复杂社会心理的持续性深度挖掘，这是其近年来持续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但《西虹市首富》的最大症结，也正在于其在价值观上的滞后。《西虹市首富》最终要表达的爱情高于金钱的核心价值固然无可非议，但是在关于爱情的两性关系的情节搭建过程中，却依然停留在上世纪80、90年代好莱坞电影、香港电影的老套类型、模式。而由于各自社会观念的进步，今天的好莱坞电影、香港电影早已不敢再对两性关系中的女性角色，进行类似的物化表达和呈现，都已经明确摒弃了这一类价值观。
不可否认，对于近年来数以亿计的40岁以下的，未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不稳定，且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中国电影的新的影院观众来说，上世纪80、90年代好莱坞电影、香港电影的某些老套类型、模式，确实依然奏效，在三四线城市和广大县级市依然可以起到不错的市场效果；但显然，对于国产喜剧电影乃至中国电影的类型创新而言，不能仅仅停留在满足于票房成功这一阶段和层次。
近年来，以“开心麻花”系列喜剧电影为代表的，既包括暑期档的《动物世界》《我不是药神》《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等，也包括《战狼2》《红海行动》等一批不同商业类型的较高水准的影片的不断涌现，在说明我国影视领域的文化工业加工能力已经初具规模的同时，《西虹市首富》的出现也无不在昭示着国产喜剧电影乃至中国电影的类型创新仍然面临着结构性的行业困境。下一步，国产商业类型电影能否在价值观上有所突破、升级，无疑就是国产喜剧电影乃至中国电影在类型创新上能否再上新台阶的关键一环。
本文原刊于《中国电影报》
2018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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