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梁展：帝国的想象（下）——卡夫卡《中国长城修建时》中的政治话语 | 自由微信

文艺批评 | 梁展：帝国的想象（下）——卡夫卡《中国长城修建时》中的政治话语

梁展文艺批评 202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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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弗朗茨•卡夫卡历来被认为是一位孤独地从事内心写作的作家。本文尝试将这位布拉格作家重新置于晚期奥匈帝国的历史中，以《中国长城修建时》为中心，探索这部小说残篇的创作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奥匈帝国的现实政治之间的隐秘关联以及它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诸多政治话语的互动，进而揭示卡夫卡独特的国家认同方式。在《中国长城修建时》产生的年代，作为奥匈帝国制下波希米亚王国里一个操着双语（德语和捷克语）的犹太人，卡夫卡依然未能脱离晚期奥匈帝国皇天子民的身份，他的想象的或虚构的世界只能由此开始。

本文原刊于《外国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转载自“海螺社区”公众号，感谢“海螺社区”和梁展老师授权！本公告推送为全文未删节版。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梁展

帝国的想象

——卡夫卡《中国长城修建时》

中的政治话语（下）

三、大奥地利

《圣经》中的巴别塔故事旨在宣示上帝对人类傲慢天性的惩戒。如果通天塔能够被建成，那么人类今后便会无所不能；因此上帝让奇迹降临，迫使人们操起不同的语言，彼此无法沟通。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还让人们散居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卡夫卡作品中的巴别塔如同《圣经》里的一样，“同时象征了人类为实现理想的目标而付出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的失败”，但《圣经》中人类的失败缘于“最高力量对人类意志的干预”，而在卡夫卡这里，这要归咎于“人类自身的弱点”。[70] 在《守陵人》中，雷欧侯爵的工作是竭尽全力为自己的统治打下堪与巴别塔一比高低的基础。据生活在长城修建之初的一位学者的看法，“长城是在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为一座新的巴别塔创造一个坚实的基础”（NSF I：343）。在他看来，当初人们之所以没能建成巴别塔，并非出于别的原因，而是因为它的基础过于薄弱，如今随着建筑知识的增长和技术的成熟，一座崭新而坚固的巴别塔将指日可待。这又重蹈了人们在当初修建巴别塔时的普遍看法：“工程根本不会耗时太久；在奠基这件事情上，人们完全没必要过于夸张，乃至退缩”（NSF II：318），在作于1920年秋的《城徽》（„Das Staatswappen“）中，卡夫卡借叙述者之口这样说。但是，之后的数代人在真正投入建塔的劳动时又会这样做：“掌握完善建筑知识的下一代人，会发现前代人的劳动成果并不怎么好，于是他们将旧塔推倒，以便重新开始。”（NSF II：319）如此周而复始，建一座完整的巴别塔便成了无望的事情。预料到这一结局的人们转而希望“拥有漂亮的街区，于是就爆发了各种各样的冲突，直至这些冲突上升为流血的战争”（NSF II：319）。

巴别塔

长城的修建也无外乎此：防御“北方民族”的入侵、维护帝国一统的大业无法排斥修建长城这项宏大工程所要求的劳动分工。“分段修建”实出于人类的天性：“人类的生性，根本上来说就是轻浮的，就像是在半空中飞扬的尘埃一样，受不得一星半点儿的束缚，假如他们被捆住了手脚，那么不消多时，他们就开始疯狂地挣脱绳子，将城墙、锁链甚至是自己都抛撒向四面八方去。”（NSF I：344）由于人类的天性中“缺乏必要的集中”（NSF II：319），“分段修建”方式的结果表明，长城的最终目标并非为筑就一个完整和封闭的防御体系；相反，人们各自在修建属于自己的长城，城墙与城墙之间根本就无法连通，而是被有意地留下了一个个的缺口，后者“通常不能得到填补，据说这些缺口的宽度要远比已经建成的部分更大”（NSF I：338）。当初修建巴别塔的事业失败之后，人类便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修建着（各自的）长城，正如《城徽》中的人们转而修建供自己居住的街区那样，就连作为下级指挥者之一亲自参与工程建设的叙述者“我”也弄不清长城的修建究竟始于何时[71], 他说：“不如说领导向来都是存在的，而修建长城的决策也是如此。”（NSF I：348）分段修建的方式表面上看来是领导者的有意设计，但实质上只是顺应了人们出自天性而提出的要求而已：“他了解我们。带着深切的关怀，反复思索的他知道我们，了解我们小小的追求，他看见我们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低矮的茅屋里，夜晚坐在亲人们中间的父亲发出的祈祷有时让领导感到高兴，有时却也令他感到不快。”（NSF I：347-348）领导的意图和决策“早就已经在那里”，不像那些高官们仅凭一时之兴，便召集大家开会，做出那些朝令夕改的决议（see NSF I：348）。正如叙述者所说，领导者不见得没有意识到分段修建本身隐含的“矛盾想法”，但他显然没有能够克服“集体劳动所面对的困难”，因此，他的所谓决策也只能是“权宜之计，而且不合乎目的（Unzweckmässig）”（NSF I：345）。此乃人类的天性使然，它体现了人性中的弱点。

巴别塔寓言中的人类傲慢与中国人的封闭之间仅仅隔了一层纸。迪特马在他的中国旅行记中记录了两位西方人与此有关的一段谈话。俄国间谍Z先生认为，长城的修建正是中国人傲慢、封闭的国民性格的表现，“再也没有比中国人更加封闭的民族了……他们将整个帝国用一道城墙与外界隔绝开来”（Neuen：38），他说，城市有城墙，家院有院墙，刚刚致富的家庭就迫不及待地要修建第二道院墙。在市民生活中，人们也尽可能地不与他人往来，甚至中国人的复杂穿戴方式也与其封闭的性格有关。美国人摩尔女士不同意俄国人的观点，她认为在层层围墙背后的是中国人不断向后退缩的倾向，这“或许是他们从遥远的故乡，从寒冷、荒芜的内陆亚洲高原地区继承下来的东西”（Neuen：38）。应当指出，这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人所建构的典型的东方主义话语。在上世纪30年代以欧亚边疆研究著称的欧文•拉铁摩尔看来，长城的修建虽然体现了作为农耕文明的中国与“蛮族”即中亚地区的蒙古、满族这些游牧和森林民族之间的关系，但其功能却并非是防御性的，相反，修建长城实质上是中华帝国对其国家行动范围的自我限制。在理论上，长城的修建旨在界定哪些地域和民族可以被有益地纳入帝国以及哪些地域和民族应当被排除在帝国之外；在实践中，作为不可跨越的绝对边疆概念的长城从来就不存在，它试图达到的目标在于保持一种外部压力持续存在的表象，以减缓帝国扩张的进程。与古罗马帝国一样，修建长城的真实目的是对中华帝国的“天下”扩张加以限制。[72]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西方人的东方主义话语反过来成为《中国长城修建时》的叙述者的自我和国家认知。透过这位“比较民族史”学者的眼睛，我们的目光又转向了另一个国度。1867年始建的多瑙河帝国，由于皇帝的去世、战争局势的恶化以及饥饿人口的增加，在1916年末至1917年初再次陷入了统治危机。大战爆发以后，约瑟夫皇帝身体不佳，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但他还是能够通过频繁地召见内阁大臣、阅读前线送来的报告、召集御前会议等方式，牢牢地掌握着帝国内政和外交的最高权力。对于事先选定的继承人，他一个都不满意，无论是他的弟弟费迪南•马克思，还是他和伊丽莎白的儿子鲁道夫，或是他的侄子弗朗茨•费迪南（see Erste：640）。鲁道夫大公生性聪慧，俨然一幅皇位继承者的气象，但成年后的他与父亲产生了深刻的矛盾。与信仰天主教的父亲不同，鲁道夫是一位自由思想者，亲近法国，崇尚法国式的民主制度。老皇帝对匈牙利的妥协态度令他感到不满，鲁道夫认为多瑙河帝国必将通过与沙皇俄国的一场战争来捍卫帝国的未来所在——巴尔干半岛。因此，他拒绝源自约瑟夫一世时代的那种带有保守色彩的联邦制构想，计划建立一个以德语为官话的统一和强大的奥地利帝国，同时采取措施将帝国制下那些落后的少数族群提升至西欧文化的高度。为了赢得捷克人的支持，他准备认可他们所主张的波希米亚国家法权；对南部的斯拉夫民族，他预料到他们必然会投向奥匈帝国的怀抱；而波兰人则让人无法信任，因此他准备为生活在波兰境内的鲁提尼人（乌克兰人）提供保护；他拒绝承认意大利族群拥有国家法权，打算在那里推行“日耳曼化”，准备通过与意大利交战来保护帝国的意大利族群。至于帝国的深远目标，这位王子认为，在于建立起一个将大塞尔维亚国家和大罗马尼亚国家纳入帝国版图的“大奥地利”，反对任何试图使匈牙利脱离奥匈帝国的行为。由于不被允许参与任何政治决策，鲁道夫的帝国计划无法付诸实施，他只能坐观老皇帝的“错政”使国家一步步走向衰亡（see Grundzüge：255）。

弗兰茨·约瑟夫之子、皇储鲁道夫

鲁道夫死后，其继任者费迪南大公的命运更具悲剧色彩。他资质平平，缺乏必要的政治和法律知识经验，却非常急于接掌大权。既然不能直接参与国政，他就建立起由自己掌控的“军部”。1905年，亚历山大•布罗什-阿莱瑙成为费迪南大公的侍从副官。这位靠自学成才的年轻军官在很短的时间里便成功招纳了一批知名的法学教授、新闻记者和各族群的著名人士，他们在维也纳费迪南的寓所贝尔维德莱（Belvedere）组成了一个为未来皇帝的政策提供全面支持的团队。这些人不断就国内政策、族群政策甚至宪法问题发表备忘录、计划书等宣传品，以至于在维也纳皇宫之外形成了一个“影子政府”，朝臣们必须在皇帝叔侄之间做出选择：或跟随现任的统治者，这样不久就会获得一个重要的官职；或跟随未来的皇帝，这样做马上就会换来个人美好的政治前景，当然也同时会开罪于台上的皇帝。出于天主教信仰，费迪南主张在奥匈帝国建立 “一个介于信奉新教的普鲁士和分裂天主教的俄国之间的天主教大国”，其“大奥地利”的构想受到了罗马尼亚人奥莱尔•波波维奇的深刻影响，后者提出严格按照地理和语言界限将包括匈牙利在内的帝国划分为15个联邦国家。在外交方面，费迪南反对与沙皇俄国交恶，力主恢复与德国和俄国在1815年对抗拿破仑法国时形成的“神圣同盟”（see Grundzüge：259）。

约瑟夫和费迪南之间的矛盾，据说缘于他在老皇帝患病期间表现出的冷漠态度以及他和波希米亚贵族出身的苏菲•肖特克的不符合身份的婚姻，但更多应是出于两人性格上的不合：年轻的侄子性情暴躁、容易发怒，年老的叔父则处事灵活、善于妥协。另一方面，正如费迪南的一位传记作者所说，类似现象普遍存在于王朝新旧权力交接之时：一个是保守的统治者，一个是自由的继任者。[73] 约瑟夫对侄子心生厌恶和不信任，侄子则对自己身边的人说：“然而，他［约瑟夫皇帝］难道是世上唯一能逃脱生老病死规律的人吗？”[74] 晚年的老皇帝有意在家族成员面前表现出某种等级感，在身体上更是疏远他们，这个习惯甚至影响到了他对新立的皇储卡尔•弗兰茨•约瑟夫的态度：虽然新选定的继任者在皇宫拥有自己的位置，但约瑟夫总是支使他外出巡视，尽可能地设法不让这位皇储留在自己身边。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新的继任者却一改前两任的做派，对老皇帝的态度变得非常谦恭（see Erste：641）。因此，我们很难说，《守陵人》中的弗里德里希和雷欧身上就没有这叔侄三人的影子，透过卡夫卡的政治想象，我们似乎看到了隐藏在哈布斯堡王朝光鲜外表下的阴暗一面。

面对新的合法性危机，鲁道夫和费迪南都曾经发愿要修改1867年宪法（史称“十二月宪法”）奠定的民族妥协体制。战争造成的国内困局迫使奥匈帝国军政部门也开始考虑进行必要的帝制改革，实行具有地域差别的、更有效的军事专政形式。唯一的反对力量来自皇帝本人，约瑟夫不惜付出向匈牙利低头的代价维护这个持续了数十年的二元体制，“他以自己的存在造就了一个障碍”（Erste：649）。眼下老皇帝已去，机会终于到来了。1917年3月12日，新皇卡尔一世发布敕令，决定不久将重新召开帝国议会（see Erste：734）。然而，就在三天之后（3月15日），俄国爆发革命，沙皇制度顷刻间就被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推翻。在奥匈帝国内，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各派政治力量都认识到帝国无法经受起这样一场暴力革命，于是，他们通过外交部长策尔宁向卡尔一世皇帝施压，要求他认真考虑修改宪法的问题。5月30日，中断三年多的帝国议会终于重新召开，困扰帝国数十年的二元体制遭到了正面的冲击，被视为压迫各族群的工具，人们纷纷要求将“哈布斯堡-洛林王国转变成一个建立在民族自觉权之上、由多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国家组成的联邦国家”（Erste：736）。

在这次会议上，南部斯拉夫族群的代表要求将帝国境内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人统一起来，按照民主原则重新建立一个居于王朝君主制之下的国家；鲁提尼人和乌克兰人要求从波兰属下的加里西亚独立出来；波兰则要求重新恢复受到战争重创的加里西亚地区的民事管理、经济秩序，要求为本地区人民在战争期间遭到的甄别和审判给予道德上的补偿。人们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军队最高司令部”（AOK）：扩大战区、军队拥有民事司法权、军人接掌地方行政等制度均遭到了清算（see Erste：736）。这些战时军管措施加剧了战前就已经趋于紧张的地方与中央以及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不过即便如此，包括以推翻帝制为目标的民族主义极端势力在新的国会中也没有市场，捷克民族主义者所主张的“历史法权”没有成为会议的议题：尽管受到来自日后分别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首任总统和总理的托马斯•马萨里克、爱德华•贝内齐领导的伦敦流亡组织的压力，捷克代表团的领导者在会上还是坚持宣誓效忠哈布斯堡国家，同时要求按照联邦制的路线重组帝国。[75] 由此看来，虽然皇帝已死，但在约瑟夫统治之下，奥匈帝国在经济繁荣时期所积蓄的国家意识却没有迅速消散，至少在国会重开之际，以联邦主义和爱国主义为底色的“大奥地利”帝国观念依然占据了公共舆论的主流。弗里茨•兰普尔的爱国主义组织“艺术厅”就出现在这样的时代氛围当中。3月8日，卡夫卡发出了上文提到的那封致这位爱国艺术家的书信。四天之后，卡尔一世宣布不久将重开国会。在此期间，至少是在3月29日之前，卡夫卡写下了《中国长城修建时》，两个月之后，国会正式召开，他所关心的奥地利重建问题成为中心的议题，由此，卡夫卡的虚构走到了现实的前面。

奥匈帝国的二元体制是历史的产物。1866年，两场战争的失利使约瑟夫认识到，面对普鲁士和意大利的威胁，要想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必须依靠匈牙利的力量，尽管此时的马加尔人还没有从因1849年匈牙利革命失败而对奥地利的仇视中完全走出来。1867年3月15日，约瑟夫皇帝与匈牙利代表弗朗茨•德克达成了两个国家的妥协。自此之后，奥地利帝国变成了由两个主权国家构成的一个国家实体，约瑟夫皇帝随后在布达佩斯加冕成为匈牙利的国王。新的帝国以莱塔河（Leitha）为界，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东南部即被称为“外莱塔尼亚”的施蒂芬王国或者匈牙利；西北部被称为“内莱塔尼亚”，即由王国和领地组成的奥地利（1915年之后才有这个官方名称）。在二元体制下，双方共同拥有一个国家元首、共同处理防卫、外交和财政事务，国会代表由两个国家分别选出，轮流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召开。但是，在具体实践的过程当中，1867年体制却出现了许多无法弥补的权力和义务漏洞，这些权力真空使这一体制本身最终变成了一个压制和剥夺国内少数族群政治权力的工具。首先，在决定加入这个体制之前，匈牙利国会并没有征得境内少数族群代表的同意；其次，匈牙利自己制定的妥协法案规定，在帝国两个组成部分之间，“鉴于要处理共同的事务，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就是完全的平等” [76] 。作为这一平等原则的体现和象征，国会中的奥地利和匈牙利议员在人数上必须相等，双方按照70/30或63.6/36.7（1907年的数据）的比例缴纳费用。“上述平等原则的政治含义在于，在现今更加平等的维也纳和布达佩斯议会中，那些占据多数的团体变成了妥协原则的受益者,” 奥匈帝国史专家格哈德•施杜尔茨说，“这一情形对多瑙河帝国其他少数族群——文策尔王国领地上的捷克人——所造成的影响显而易见。”（„dualistische“：108）它实际上导致了西部操德语的奥地利人和东部马加尔人（匈牙利）士绅变成了奥匈帝国的“统治族群”，而其他的族群则成了二等族群（see Grundzüge：232）。

匈牙利革命

“十二月宪法”在规定两个属国地位的条款上存在着模糊性，这为匈牙利一方留下了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解释空间，使组成奥匈帝国的两部分之间未能实现融合，而是形成了一种并列关系。首先，匈牙利有意否认宪法中的“奥地利”一词的含义涵盖了整个帝国，借以逃避自己对帝国所承担的义务。其次，尽管约瑟夫皇帝规定新帝国的名称是“奥地利-匈牙利帝国”或“奥地利-匈牙利王国”，但匈牙利的统治精英却执意去掉“帝国”字眼，坚持使用带有独立色彩的名称——“奥地利-匈牙利”。在国际条约签订中，在国家象征符号（旗帜和国徽）的使用方面，匈牙利刻意突出了自己与“奥地利”之间的对等和竞争而非隶属的关系。第三，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个属国之间签订的海关和商业条约有效期只有十年，到期将须续约，而续约与否常常受到匈牙利当权者对待奥地利之态度的影响，“续约的恶果体现在它使妥协法案的整个存在常常成为问题”（„dualistische“：117)。归根结蒂，奥匈帝国的两个属国各自拥有非常不同的结构：匈牙利是一个拥有少数族群的民族国家，而奥地利则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它还有保持境内各民族和语言平等的权力诉求（see „dualistische“：119)。

1867年宪法引入的“民族平等”原则在奥地利产生的另一个深远的后果是“民族自治”（die nationale Autonomie）,即族群（Volksstämme）自治的思想。奥地利的自治传统始于1849年革命之后制定的自由社区制度，作为没有国家行为干预的行政制度，它一直延续到1918年。[77] 帝国政府与民间自治机构组成了奥地利复杂的双重行政体系：在维也纳设有中央政府和多家行政机构，在王国领地（Kronland）有地方长官（Statthalter），他们负责执行国会制定的法律以及政府各部门发出的政令。王国自治领地也有自己的一套组织机构，领地议会有权制定法律，行使管理职能。领地之下是拥有不同自治程度的社区，在领地议会，尤其是社区议会和市级议会当中还有分别操不同语言的族群代表组成的一个个小组，它们负责管理日常与语言相关的事物。[78] 1900年代，民族自治思想在奥地利国家成为主流的政治话语。大战之前，这个制度曾经激发了新的奥地利民族意识。1905年，在维也纳成立了“民族自治协会”，其成员包括自由派政治家卡尔•雷纳、捷克民族主义者托马斯•马萨里克、捷克诗人和政论家让•马沙尔、犹太作家和政论家纳坦•伯恩鲍姆、历史学家和政论家理查德•沙拉马茨、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赫尔茨等等政界、学界和文学界名流人物（see „dualistische“：120)。波希米亚王国的莫拉维亚（Mären，1905）和布克维纳（Bukowina，1909）分别实施了富有成效的族群调和工作。德意志族群代表和捷克族群代表经过充分协商，制定了共同的族群和语言认定规则，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它把族群身份引入到了奥地利的国家事务当中，自此之后，帝国的臣民不再以家乡而是以集体身份——族群归属——来加以区分。基于这段历史，施杜尔茨认为，1867年至1918年之间，奥匈帝国的政治经历了一个明显的“族群化”（Ethnicizing）时期。[79]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卡夫卡生活的波希米亚王国。1867年，自由派改革家、1848年革命的英雄、德裔犹太医学博士阿道夫•费什豪夫提议，在一个少数族群人口不少于五分之一的行省，议会代表应当组成一个类似于罗马元老院的机构，投票决定涉及族群管理的种种事务；族群混杂省份的代表应当依据代表者本人的民族情感和意愿，选择自己要加入的由各族群分别组成的“元老院”。这项提议于1871年在捷克成为法律草案，赋予当地德意志人和捷克人平等的选举权，他们自愿选择加入不同族群的“元老院”。1873年，波希米亚王国正式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将在同时设有德语学校和捷克语学校的社区分别成立各自的校委会，当校委会某位成员自愿选择的族群归属遭到他人怀疑时，将以本人的自认作为最终依据。随着族群归属的认定制度进一步推行，波希米亚王国各地的行政机构纷纷开始分裂。1890年，波希米亚王国的学校委员会分裂为德语和捷克语分部。1892年，布拉格大学分裂为以德语作为授课语言和以捷克语作为授课语言的两所大学，接着波希米亚医学院也分裂了，医生们不得不在去哪个分部的问题上做出选择。在此后的数年里，帝国的西里西亚、莫拉维亚和波兰都出现了类似的分裂状况。[80]

在认定个人的族群归属问题上，传统的“主观”即以个人意愿作为最终标准的方式，在莫拉维亚的族群调和工作中转变成了“客观”的方式，即按照某个人可以触摸到的（fassbar）外部特征作为判断其族群身份的标准。一位具有捷克民族主义思想的官僚甚至主张，在遴选学校官员之时，应当考察他的“情感和思想是否能够代表其所从属的族群”，也就是说，是否忠诚于自己的族群（national gesinnt）成了遴选官员的依据。这种做法甚至导致了“特洛伊木马”现象：在选举过程中，一个声称德裔的捷克人故意潜入对方选民阵营，并向当局揭发其中有3,000人“不是”真正的德裔，结果可想而知。[81] 在战争年代，忠诚和爱国超越其他一切情感，被视为能够促成战争取胜的重要因素。因此，甄别人们对帝国的忠诚度是奥匈帝国军管部门的任务之一，而一个人的族群归属则成了判断其忠诚度的重要标准。例如，在波希米亚，操德语的捷克人被认为是帝国最忠诚的族群，而操捷克语的捷克人则与懒惰、不服从和叛国联系在一起，捷克民族主义者甚至遭到了逮捕或被迫流亡，但新近的研究却表明族群类型化的做法遮蔽了他们对帝国的真实情感。[82] 总之，在战时的国家管理中，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族群因素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边界的认定、空间的安排等等均须考虑复杂的族群问题。出于对敌国阴谋和间谍的恐惧，人们往往对居住在国内的、拥有不同民族情感的“陌生人”，对隶属于敌对国国籍的人，对来自国外不同族群的人都产生了怀疑。[83]

在奥匈帝国晚期，“民族自治”导致的民族隔离（Apartheid）日趋严重，各民族之间充满了怨恨和敌意。1897年4月5日，时任奥地利（内莱塔尼亚）总理的波兰贵族巴德尼为了获得捷克人的政治支持，与内阁其他几位部长联合签署了一道命令，要求波希米亚王国的“司法和国家行政官员”在1901年7月1日之后须“具备两种语言［德语和捷克语］的读写知识” [84] 。这项语言法令自公布之日起就遭到大批德裔官员的激烈抗议，因为他们只掌握了少量的捷克语，捷克官员的涌入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压力。暴动、骚乱、阻拦国会召开的现象迅速蔓延至维也纳和布拉格等地，国家遂陷入一场影响广泛的危机。虽然迫于压力，巴德尼的职务被约瑟夫皇帝解除，但这场危机却使政府内阁经历了不小的动荡，深刻地动摇了帝国统治的根基。卡夫卡和他的妹妹们求学的时代正值捷克人主导的布拉格市政当局推行“语言民族主义”的高峰时期。作为犹太人，他的父母和其他族群的父母们一样面临着究竟为孩子选择哪所语言学校就学的问题。这意味着他们要在民族归属上做出选择。[85] 语言的政治已经将波希米亚首府分裂成两个阵营，“人们可以说，把捷克人和德意志人分离开来的东西是‘一道玻璃墙’”，“帝国的其他地方也是如此”（„dualistische“：124）。在奥匈帝国的晚期，从两个属国之间到普通的民众之间，正在用语言和族群的篱笆筑起一道道围墙，把自己封闭起来。穆齐尔的话很好地概括了这一状态：“在这个国家里，人们可以说，每个人面对其他任何一个人与我们今天全都一致的追求表现出的厌恶，早就形成了一种被升华了的仪式。”[86]“结实的篱笆造就友好的邻居”，一位研究莫拉维亚族群调和工作的学者这样说，但施杜尔茨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恰恰是“良好的意图”带来了“邪恶的后果”（„dualistische“：124）。

如此冷漠、封闭、充满敌意的国民，难道与摩尔女士眼中的那些“躲在重重围墙之后”的晚清中国人有任何不同？东方主义话语在卡夫卡的笔下被翻转过来：隐藏在“分段修建”与“民族自治”背后的是试图平息族群和语言纷争的帝国治理技术，它所体现的正是“我们”——普通民众——的本性。“在对最高领导所做安排的解读当中，我们认识了自己，假如没有领导，我们从学校里得来的那点儿知识和理解力，连我们在一个巨大的整体之中承担的小小职责也无法完成”（NSF I：344-345），卡夫卡借《中国长城修建时》的叙述者之口如此说道，维持帝国境内各个族群间的妥协或平衡（Ausgleich），勿使其中的任何一支像春天的潮水般泛滥成灾（see NSF I：346），这是帝国治理的秘密。生活在中国长城修建时的这位叙述者不仅对王朝的过去不感兴趣，对遥远的北方民族、对帝国发动的边境战争也置若罔闻，仅仅因为语言和族群的不同，他和他的族群甚至连邻省爆发的叛乱都表现出厌恶的态度（see NSF I，Apparatband：344-345）。

卡夫卡并非和平主义者。1914年7月31日，约瑟夫皇帝发布了战争总动员令，卡夫卡的两个妹夫都应征入伍，他顿时陷入了孤独当中。[87] 8月5日，《布拉格日报》登出了一条不起眼的小消息：“一支炮兵部队今天穿越城区，受到了公众的热烈欢呼”，妇女们纷纷投掷鲜花，士兵们频频脱帽致意。[88] 目睹这一场面的卡夫卡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记下了“皇帝万岁”的欢呼声以及出征的军人们脸上那种肃杀、凝重的表情：“我被震撼了，久久不能平静。”（Tagbücher：545）翌日，有人看到卡夫卡出现在布拉格街头的爱国集会和游行队伍当中。游行的队伍汇集在布拉格老城议会大厦的敞廊前，市长格罗茨站在一层露台上发表讲演，代表市政当局向市民们的爱国热情致谢。从一片山呼万岁的声浪中悄然离去的卡夫卡在日记中流露出了他的不满：“‘我们亲爱的君主万岁，万岁。’我带着恶意的目光站在那里。这种游行是战争附带的最让人反感的现象。”（Tagbücher: 547）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

卡夫卡自己也肯定喊出了“皇帝万岁”的口号，因为他承认“虽然从犹太商人的角度出发，既是德裔，又是捷克人，但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大声呼喊出来”（Tagbücher：547）。在战争动员期间，德国人表现出来的审慎、有力和果断的品质使卡夫卡一度坚信，与奥匈帝国结盟的德国最终一定能够取得胜利。[89] 1915年11月5日，在一番犹豫过后，卡夫卡劝说母亲购买了2000克朗的战争债券，“我感觉自己直接参与了战争，在心里尽我所知地盘算着经济前景，利息的升降，供我支配的又有多少”（Tagbücher：771）。1915年4月底，他还陪伴着妹妹埃丽乘火车去往位于匈牙利最北边的纳吉伊米哈（Nagymihály），看望军营中的妹夫海尔曼，并在这座被军队占据的小城里住了一晚。[90] 从前线探访归来，卡夫卡曾经三次打算放弃公职，申请当一名战士。1914年秋天，东线战局受挫，加里西亚难民大量涌入布拉格，对奥地利失败的担忧甚至使卡夫卡中断了写作（see Tagbücher：677）；两年之前，他对土耳其在巴尔干战争中的失败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因为这个结局会使南面毗邻的塞尔维亚国进一步强大，直接威胁奥匈帝国，尤其是1908年被吞并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的安全（see Briefe：54）。1914年冬，奥匈帝国军队在塞尔维亚的失利让他感叹道：“指挥者没有头脑。”（Tagbücher：710）

与生活在波希米亚土地上大多数说德语的犹太人一样，卡夫卡至少在战争初期是完全拥护战争的，其中的原因无外乎三个：其一，1867年宪法赋予了犹太人与帝国其他民族平等的权力，这使约瑟夫皇帝制下的犹太人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战争给了他们表达爱国热情和对帝国忠诚的机会；其二，在犹太人看来，这是一场圣战，因为敌人就是全面迫害境内犹太人的沙皇俄国；其三，通过这场战争，犹太人希望获得国内和平，减轻他们向周边民族归化的压力，以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刊登在《奥地利周报》（Österreichische Wochenschrift）上的一篇文章还言之凿凿地声称，“俄国之所以迫害犹太人，缘于他们对奥地利的同情，对皇帝的忠诚，缘于他们对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陛下的热爱和敬重” [91]。当然，战争对卡夫卡和包括布罗德在内的布拉格文学圈子来说，也意味着个人外部生存环境和写作环境的恶化。[92] 由于保险局里有多名同事入伍，再加上卡夫卡所在的部门还要承担从前线下来的伤残人员及其家属的抚恤工作，卡夫卡的工作负担陡然增加，无法从容地从事创作，以至他在日记中时有抱怨之声（see Kafka：58）。但与战争追求的宏大目标相比，个人受到的影响退居其次，因此卡夫卡说，“这种［对奥地利失败的］恐惧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可笑的，而且也是卑鄙的”（Tagbücher：677）。与倡议和平主义的布罗德等人不同，有一件事情可以表明卡夫卡的政治态度。1917年12月初，维也纳的文学史家约瑟夫•科尔纳邀请卡夫卡参与编辑《多瑙河家乡》(Donauland)，一份由科尔纳本人、布罗德、霍夫曼施塔尔和里尔克等人合作编辑的杂志。面对这份杂志制造的“狂热的混杂”，卡夫卡说：“我并不是说反对奥地利，反对军事主义，反对战争。” [93]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于以往的战争，是一场机械化和工业化战争 [94]，它所造成的伤残不止局限于士兵的身体方面，神经系统的损伤程度更为严重。作为战时社会保险部门的职员，卡夫卡每天都要面对大批各式各样的伤病人员，他比别人更多地看到了现代战争残酷的一面。在1916年9月致菲莉丝的信中，卡夫卡说：“人们试图把历史作为对下述命题之验证的通常做法是错误和危险的，即所谓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人们应当放弃这个无法自我证明的历史验证，把目光集中于暴力在其施加者和受害者的心灵当中所造成的苦难的心理学表现。”（Briefe：707）不久之后，卡夫卡就承担了建立“士兵和平民神经疾病治疗机构德裔人士协会”的宣传工作。在一份倡议书中，卡夫卡带着罕见的热情呼吁民众解囊救助深受病痛折磨的父老乡亲：“倾尽全力去施以帮助，这是我们出自人类、祖国和民族的、理所当然的义务。” [95]卡夫卡甚至用“民族力量”（Volkskraft）这个词汇来描述这项事业所需要的巨大动力支持，令人联想起中国长城修建时的那种民族团结（Solidarität）的状况：离别家乡奔赴异地的“领导者”受到了乡亲们的夹道相送，“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家乡如此广阔、富庶、美丽和可爱，每一位乡亲都是兄弟，为他去修建一道保卫他的长城，他倾其所有，日日夜夜都在想，统一！统一！胸贴着胸，跳起民间的圆形舞，血液不再被堵塞在逼仄的血管里，而是甜蜜地流动着，一遍又一遍地穿越无边无际的中国”（NSF I：342）。

《中国长城修建时》中的叙述者遍寻偌大的中华帝国，却无论如何都找不到“最高领导者”的足迹，他在想象中看到了垂死的帝王正在向一位身处偏僻乡间的卑微臣子传达一道口谕，但信息的传达是如此的艰难，以至于“你”只能在日落之后的夜晚，枯坐在窗边梦想着它的到来。“我们的民族如此无望也如此满负希望地看待皇帝”（NSF I：352），“或许再也没有哪个民族比我们这个居住在南方的民族更加忠诚于皇帝了，但忠诚却对皇帝没有益处”（NSF I：354）。伴随着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故去，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也许会就此终结，然而我们看到，战争年代的卡夫卡却对祖国怀有特殊的感情，奥地利帝国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依然清晰可见。抬起头来看看现实吧，新君卡尔一世还不到30岁，在老派帝国官员的眼里完全是个小孩子（see Erste：665），他迫于形势而提出的联邦制改革究竟能否挽救奥匈帝国于水火之中？摆在卡夫卡面前的问题是：一个没有皇帝的奥地利帝国将如何存在？

在卡夫卡的长城故事落笔两年之前，赫尔曼•巴尔在《新评论》上一篇讨论奥地利前途的文章中说道： “奥地利首先是由通过征服、联姻和讨价还价得来的一块块土地联结在一起形成的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它们被操控在一个人手中，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96] 在这位同时代的文化评论家看来，奥地利“依赖她的社区而存活，她的生命隐藏在国家之中”，整个国家从外表上看来凌乱不堪，但其散落各处的社区却一个个秩序井然，因此，在一个陌生人看来，“所有这些秩序井然的社区合在一起便产生了一种无序状态”。扎根于奥地利土地上的社区数十年来处于一种自治状态：它们完全为自己生活，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决定自己的事务，它们是自主的（suverän），仿佛一个自由国家立足于另一个国家的领土之上，没有任何力量来约束这个国家，也不存在任何必须予以认可的法律，它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无须把自己或自己的任何一个部分交付出去（see „Österreich“：917)。奥地利的社区最初是自然形成的社会组织。1848年革命之后，时任内政与文化部长的斯达东伯爵在“没有国家行为介入”（Staatfreiheit）的社区中发现了“奥地利国家的生命力”，并努力使之成为一项国家制度。1849年3月20日，刚刚登基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授权斯达东领导的部长会议在全国实施《社区临时法》。这一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背后的基本信念就是，从法律上认可基于“共同利益、共同生活和共同效用”而形成的社区共同体，认为后者表现了个体生存的基本权力；社区作为一个道德人格，合法地促进了对个人发展的承认和保障。[97] 出于自然主义信念，巴尔认为假如1849年的社区法能够贯彻至“国王领地”，最终上行到达国家层面，那么一个现实的奥地利国家终究会出现在人们面前。“斯达东把一个现实的奥地利奠定在他的社区里，然而，在这个基础上什么也没有能够建成”，巴尔继续说，“奥地利的根基在这里，而它的上面却什么也没有。奥地利建立在它的旁边，而不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它建立在空无之上”（„Österreich“：921)。

巴尔的矛头直指斯达东的继任者——亚历山大•封•巴赫，说他所奉行的新权威主义把一个仅仅体现为政令的、不现实的奥地利强加给了领地和社区。“巴赫的思想是让奥地利的统一出现，然而他却混淆了形式(Form)和变形(Umform)”两个词的含义，巴尔继续评论道，“任何思想，即使是最真实的思想，是急匆匆走在现实前面的思想，也不能指挥现实。奥地利是一个，但不是一致”("Österreich":932)。卡夫卡显然读过巴尔的这篇文章，看看《中国长城修建时》中的那位叙述者都说些什么吧：“这一看法当然算不上是一种美德。愈发明显的是，这种虚弱恰恰是促成我们民族统一的最重要的手段……是我们生存的根基。把这当做谴责我们的理由，那不是在动摇我们的良心，而是在撼动我们的双腿。”(NSF Ⅰ:356)这个“生存的根基”便是古老中华帝国的乡土和村落，便是奥匈帝国现实中的社区和领地：帝国必须建立在乡村和地方的根基之上，才会获得新的生命和活力：“奥地利的现实将随着广阔的社区跃升至领地而焕发青春，当他再度年轻之时，我们便拥有了一个自然的国家。如果缺失了这一点，那么奥地利的现实将会在瞬间崩溃，非现实的东西就会占据顶峰("Österreich":932)“先建墙，后建塔”的主张之所以是“混乱的”，原因在于它试图让整个民族“尽可能地在一个目标下聚集起来” (NSF Ⅰ:344)，这无论是对于普通的人性，还是对于想象力虚弱的“我们民族”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奥地利是一个，但不是一致。”皇帝的口谕永远不可能送达，来自异乡、异地的一定是陌生的人和陌生的语言。

卡夫卡毕竟是卡夫卡。在巴尔对奥地利帝国历史所做的自然主义诠释中，卡夫卡并没有找到让自己感到满意的答案，于是，长城故事的叙述者在百般困惑当中停止了对这个问题的思索。肉体的皇帝虽然离去了，但对于这个布拉格的犹太人作家而言，精神上的帝国和帝王却依然没有消失。《守陵人》中的内廷少府说：“我自始至终都会永远同情那种不顾自身安危、誓死效忠于公爵的行为。”（NSF I，Apparatband：256）一个来自异乡的、陌生的水手突然出现在长城故事的结尾，他对“我的父亲”说：“一道长城将被筑起，用来保卫皇帝，一伙异教民族聚集在皇宫之前，他们中间有一些魔鬼正在把他们的黑箭射向皇帝。”（NSF I，Apparatband：302-303）一番撕心裂肺的表白显然没有收到说服乡民的效果，于是这个水手“扑腾跳上帆船”走向了“圣战”的战场，这不是别人，而正是“想当一名战士”的卡夫卡。1915年6月，在写给菲莉丝的信中，他曾经这样说：“当兵对我而言是件幸事儿，假如身体吃得消的话，而那是我希望的事情。”（Briefe：638）

本文原刊于《外国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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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See Stéphane Mosès, L’Ange d’Histoire. Rosenzweig, Benjamin, Scholem, Paris: Gallimard, 2006, p.14.
[71] 小说中有两处地方交代了长城始建的时间，但明显不一致。在开头部分，叙述者说：“我运气不错：20岁那年，我通过了最低等学校的最高等考试，恰逢长城正开始修建。” (NSF I: 340) 在结尾部分，叙述者又说，长城开建的消息在30年之后才传到“我”所在的村里：“我，那时十岁。”（NSF I: 356）不应将上述不一致看做是卡夫卡在结构文本时的失误，恰恰相反，将过去看作当下，把历史视为现实正是《中国长城修建时》、也是卡夫卡作品突出的文本策略和特征。
[72] See Owen Lattimore, “Origins of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A Frontier Concep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1937), in 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97.
[73] Alma Hannig, Franz Ferdinand. Die Biografie, S.96.
[74] Alma Hannig, Franz Ferdinand. Die Biografie, S.96.
[75] See Catherine Albrecht, “The Bohemian Question”, in Mark Cornwall, ed., The Last Years of Austria-Hungary: A Multi-National Experiment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2002, p.92.
[76] Gerald Stourzh, „Die dualistische Reichsstruktur, Österreichbegriff und Österreichbewusstsein 1867-1918“, in Gerald Stourzh, Der Umfang der Österreichischen Geschichte. Ausgewählte Studien 1990-2010, Vienna, Cologne, Graz: Böhlau, 2011, S.107.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77] See Gerald Stourzh, „Länderautonomie und Gesamtstaat in Österreich 1848-1918“, in Gerald Stourzh, Der Umfang der Österreichischen Geschichte. Ausgewählte Studien 1990-2010, S.53.
[78] See Gerald Stourzh, „The Ethnicizing of Politics and National Indifference in Late Imperial Austria“, in Gerald Stourzh, Der Umfang der Österreichischen Geschichte. Ausgewählte Studien 1990-2010, S.119.
[79] See Gerald Stourzh, „The Ethnicizing of Politics and National Indifference in Late Imperial Austria“, S.184.
[80] See Gerald Stourzh, “Ethnic Attribution in Late Imperial Austria: Good Intentions, Evil Consequences”, in Gerald Stourzh, Vienna to Chicago and Back: Essays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Europe and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157.
[81] See Gerald Stourzh, “Ethnic Attribution in Late Imperial Austria: Good Intentions, Evil Consequences”, p.166.
[82] See Mark Cornwall, ”The Wartime Bohemia of Franz Kafka: The Social and National Crisis“, S.40.
[83] Dietmar Neutatz und Lena Radauer, „Besetzt, Interniert, Deportiert. Der Erste Weltkriege und die Zivilbev lkerung im Östlichen Europa“, in Dietmar Neutatz und Lena Radauer, Besetzt, Interniert, Deportiert. Der Erste Weltkrieg und die Deutsche Jüdische, polnische und Ukrainische Zivilbevölkerung im Östlichen Europa, Essen: Klartext Verlag, 2013, S.1.
[84] Lands-Gesetzes-Blatte für Königreich Böhmen im Jahre 1897, ausgegeben und versendet am, 28 Jänner 1898, S.43.
[85] See Ingrid Stöhr, „Franz Kafka deutsch-tschechische Zweisprachigkeit im Prager schulischen Kontext“, in Ingrid Stöhr, Zweisprachigkeit in Böhmen Deutsche Volksschulen und Gymnasien im Prag der Kafka-Zeit, Köln: Böhlau Verlag, 2010, S.207.
[86] Robert Musil, 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 S.34.
[87] 1914年8月2日，卡夫卡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去游泳学校。”（Franz Kafka, Tagbücher, Hrsg. v. Hans-Gerd Koch, Michael Müller und Malcolm Pasley,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0, S.543.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很多人据此以为卡夫卡是位和平主义者，这是不准确的。
[88] See „Ovationen für die Abrückende Artillerie“, in Prager Tagblatt, 5, August, 1917, S.2.
[89] Hartmut Binder, Hrsg., Kafka-Handbuch. Bd.1 Der Mensch und seine Zeit, S.461.
[90] See Peter-André Alt, Franz Kafka. Der ewige Sohn. Eine Biographie, S.432.
[91] Marsha L. Rozenblit, Reconstructing a National Identity: The Jews of Habsburg Austria during World War 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35.
[92] See Bernd Neumann, Franz Kafka, S.478.
[93] Franz Kafka, Briefe 1902-1924, S.210.
[94] 从环境、军事技术和全球史角度描述一战的论著，详见William Kelleher Storey, The First World War: A Concise Global History, Plymouth: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9。
[95] Franz Kafka, Amtliche Schriften, S.268.
[96] Hermann Bahr, „Österreich“, in Oskar Bie, Hrsg., Die Neue Rundschau. 26 Jahrgang der Freien Bühne, Bd.2,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Verlag, 1915, S.917.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与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97] See „Allerunterthänigster Vortrag des treugehorsamsten Ministerrathes betreffend die Erlassung des provisorischen Gemeinde-Gesetzes“, in Wiener Zeitung, 20, 3, 1849, 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