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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 | 谢韫：作为马克思主义艺术家的宫崎骏

文艺批评 202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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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宫崎老人在青年时代求学期间接触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然后将马克思主义真理融化在自己的艺术中，深刻地影响了宫崎骏的历史观。通观宫崎骏的艺术创作生涯，他曾有意识地将马克思的商品理论融入到作品之中，通过《幽灵公主》、《千与千寻》等作品分析了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二重异化”；以《侧耳倾听》、《哈儿的移动城堡》等作品表达宫崎骏自己对于女性人物塑造方面的独特理解。在他看来，真理与艺术是统一的，追求艺术的过程也就是追求真理的过程。所以日本哲学家梅原猛评价道，宫崎骏的思考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作家，宫崎与其说是导演，还不如说是一位哲学家、思想家。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06期，感谢作者谢韫及“文艺理论与批评”公众号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作为马克思主义艺术家的

宫崎骏

谢韫

日本哲学家梅原猛（Umehara Takeshi）教授评价道，宫崎骏的思考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作家，宫崎与其说是导演，还不如说是一位哲学家、思想家。

宫崎骏

商品与历史

宫崎骏早年在日本学习院大学政治经济学部主攻政治经济学。本科四年期间，他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并积极靠拢左翼运动，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马克思对商品的思考，深刻地影响了宫崎骏的历史观。

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从对商品的思考开始的，而《资本论》则是宫崎骏和柄谷行人这些左翼学生在大学时代埋头苦读的经典。可以说，他们的思考，就是从马克思起步的。马克思认为：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就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经济活动，一种活动是追求商品的使用价值，一种活动则是追求商品的交换价值。前者指向具体的产品，后者则追求交换的中介——金钱。

人对于具体产品的追求是有限的，这就是马克思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所阐明的，“满足优裕生活所必需的这类财产的量不是无限的”1，但是，人对于金钱的追求——货币积累的欲望则是无限的，资本主义就是从交换领域，从对“交换价值”的追求中发展出来的。

马克思与《资本论》

马克思的上述论断，深刻影响了宫崎骏的历史观，例如，《幽灵公主》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网野善彦（AminoYoshihiko）的史学观点，指出日本并非农民国家，而是一个从手工业中发展起来的商业国家，因为与农产品不同，手工业产品的主要功能不是为了满足需求，而是为了满足交换，因而与农业不同，手工业是为了交换而发展起来的。日本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是从15世纪的室町时代开始的。

日本人对自然的残暴始于室町时代。《幽灵公主》（1997年)的舞台是15世纪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和冶铁工厂他塔拉。宫崎骏大胆地打破了由农民、野武士（农民的武装集团）以及武士构成的日本社会构图，因而，《幽灵公主》的主人公是由手工业者构成的。例如，他塔拉铁匠铺组织起来的，分别从事锻造、铁砂挖掘、烧炭等的劳动者，以及用马或牛运送物资的人，这与以往的日本电影和历史学研究结论是不同的。

《幽灵公主》讲述了“荒山之神”与人类的斗争，实质是以寓言的方式，借15世纪的历史舞台批评当下日本，可以说，当下日本的资本化的社会形态形成于室町时代。在室町时代，商业和金融的出现虽然使社会整体走向富裕，但随着钱的流通，合理计算的流行，人类对于欲望的追求日趋强烈。人类无限制地向山林索要，向海洋索要。日本的农业并非自然发展起来的，而是货币经济的产物——由于种植大米利润高，方才产生了发展农业的想法。于是，湖和泻被改造成水田，正是由于决定农业发展的是商业和利润的需求，而不是社会和自然需求，因此，社会作为共同体的价值观逐渐减少，“计算损失和获益”支配了价值观，这就是“荒山之神”——那些守护着因人类的无尽索取而由绿洲变为荒山的神灵们——诅咒报复人类的原因。

《幽灵公主》海报

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暴力起到了辅助作用，而不是主导作用，因为支配社会转变的主导力量是商业和利润，而不是简单的暴力。因此，在宫崎骏看来，室町时代既不是战国时期常备军打组织战的时代，也不是镰仓武士时期，而是走向资本化的社会组织的过渡期。与此同时，以往的观念，例如将新年第一次捕获的鱼供奉给神，表示对神的敬畏，在伐木后植树，作为向自然的回礼等观念，在室町时代逐步消逝了。

在自然之神那里，人、兽、树木的生存价值是同等的，所以，不仅是人类需要生存空间，兽和树木也需要生存空间。时至今日，日本人在举行破土仪式及滚石伐木时，还会给神献酒等，举行简单仪式。然而，自室町时代起，日本人的仪式感就变得形同虚设了，即使镰仓时代的佛教也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丧失了人与自然众生平等的诉求。

劳动与异化

马克思将劳动称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从这个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对于劳动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

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劳动的价值，被理解为“劳动力”的价值，劳动者不再被理解为社会的人、有社会需求的人，而仅仅被理解为“劳动力”，因此，所谓“工资”仅仅是资本对“劳动力”的评价，而不是对劳动者的社会需求的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者不被理解为是有社会需求的人，而仅被理解为“人力资源”，它丧失了自己的社会身份，仅成为“人力资源”统计表上的一个符号。因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所谓异化，就是指经济领域从社会领域中独立出来，并与社会相对立。这表现为三个方面：一、土地被仅仅理解为“地租”，自然被理解为利润的来源。二、货币由交往的中介，变成投资生利的“资本”。三、劳动者由社会的人，变成劳动力。

宫崎骏则分析了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异化的新形式：随着科技和机器体系的发展，生产日益扩大，商品日益丰富，生产活动由人的劳动，逐步变成了以科技发展和机器体系能力的增强为主体。于是，人由生产的主体，变成了消费的主体，也就是说：在劳动者被异化为“劳动力”之后，人又被从生产者，异化为“消费者”，通过这种“二重异化”，人的本质力量——劳动进一步被边缘化了。

上述思考在宫崎骏的代表作《千与千寻》中得到深刻体现。

误入“神明世界”的10岁女孩荻野千寻，被汤屋（浴场）的主人老魔女汤婆婆的魔法夺走了名字，同时，还面临着像其父母一样，被汤婆婆变成贪婪的猪，最终成为神明们的盘中餐的悲惨命运。而所谓“贪婪的猪”，就是消费社会里人的命运的真实写照。

《千与千寻》

值得深思的是：在宫崎骏看来，与马克思的时代不同，我们面临的是“二重异化”，于是，摆脱异化，不仅是使劳动者由“劳动力”变成有衣食住穿需求，有审美、道德和思考能力的社会的人，而首先是使人从消费的人成为劳动的人，即首先是恢复人的劳动能力。于是，在宫崎骏那里，人类自我救赎的过程，不是一个历史进步的过程，而是一个历史“退步”的过程，即首先要努力从“消费社会”退回到“工业社会”和“劳动社会”，即从“消费的人”退回到“劳动的人”，这是人类自我救赎的第一步。尽管如恩格斯曾说：“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你们的劳动的产品能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旦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无利可图时，就让你们饿死”2，但在宫崎骏看来，那样一种社会里被压迫的劳动者，毕竟还是比消费社会里的“猪”要离人更近一点。

因此，千寻自我救赎的唯一契机是：神明界里有一则通行规则，即只要与汤婆婆签订雇佣合同，在神明界获得一份工作，便可保持人形而不被变为动物。于是，在神明界白龙引导下，胆小得连过黑暗隧道也要牵着母亲手的千寻，在面目狰狞的汤婆婆面前拼命为自己争取，攥紧拳头大声喊道“请给我工作，我要工作”，最终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份在浴场做保洁的工作。

千寻与白龙

在这个故事里，千寻是通过获得劳动机会才保住了人形，而不被汤婆婆变为消费动物。但是，宫崎骏还有如下叙述：在那个劳动社会里，她只是作为“劳动力资源”表格上的一个符号，为了与汤婆婆签订劳动合同，千寻被赋予了名字——“千”——而这只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没有任何社会意义，它不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感情，什么是智慧，而仅仅是劳动机器上的齿轮或螺丝钉。

在宫崎骏的故事里，人类在神明界待久了，便会忘记自己原来的名字，继而忘记家人和经历过的一切，满足于“日出而息、日落而作”的日子，一心一意为汤婆婆工作——这就是说，人丧失了社会性，而真正的救赎，便是找回自己的名字，找回人的“社会属性”。

这是千寻救赎的第二步：所以，无论是被汤婆婆魔法绑架的白龙（原名赈早见琥珀）还是钱婆婆，都反复叮嘱千寻，“千万不要忘了自己的名字”，“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的名字”。通过这个叙述，宫崎骏想要传递的观念是：劳动与做人——成为社会的人，不可分割，在反抗异化的过程中，人要经历从消费者，到劳动力，再到社会的人的辩证历程，或者说，人类社会，要从消费社会，经历劳动社会，向“人的社会化”和“社会化的人类”复归。而这正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以格言阐释的深刻命题。

宫崎骏认为，我们不能忘记这个事实：日本当今的孩子们是在二战结束、经济腾飞之后，在一个消费的时代成长起来的，这样的孩子没有创造能力，也没有在劳动中与人交往的社会能力，而孩子的问题就是大人的问题，就是社会的问题。不让孩子做家务，只要学习好就行，孩子想要的东西全部给予，认为这就是对孩子的爱。这样做的副作用已经出现了。

宫崎骏还认为，日本当下的问题不是经济陷入低潮，而是教育出了问题，日本是教育失败之国。教育与现实脱节，剥夺了孩子们了解世界、体验世界的权利。孩子们在与真实世界的互动中得到发展的能力，例如应对挑战的能量和活力、好奇心、精气神，被扼杀在教室里，被扼杀在电脑前。要提高孩子的动手能力，因材施教，让能学习的孩子学习，对于不想学习的孩子不采用强迫的方式。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充分地了解真实世界，不要扼杀他们超越想象的能力，让孩子劳动。人类是社会的人，必须与社会保持关系，因而人类必须干活。现在的孩子，肉体的成长与社会生活经验之间已经存在鸿沟。因此，尤其需要通过劳动，帮助孩子们与现实世界建立关系。但现实是，电视、游戏等在填满孩子们内心的空隙，使他们认识到虚拟世界比现实有趣。孩子们一旦陷入现实和虚拟的夹缝之中，便有可能成为病理现象。

性别与政治

有一篇出自美国观众的影评，在与迪士尼动漫比较的基础上，指出宫崎骏对女性人物的独特塑造，是宫崎骏动漫的重要魅力。宫崎骏在作品中塑造的日本女性，绝不仅仅是男性的配角。在宫崎骏的价值观里，男女之间并不存在固定差异，女性是社会的一份子，是独立的人，是劳动的人，是有独立经济权的人。

影评首先指出，宫崎骏在对女性人物的塑造上摆脱了俗套，更摆脱了这种俗套背后的“性别的政治”，即女性人物没有迪士尼作品中的“公主病”。因此，宫崎骏动漫是对“迪斯尼性别政治”的挑战。

所谓“迪斯尼性别政治”是指：传统的迪士尼作品长期依赖于“陷入危机的公主”（Damsel indistress）模式，在《睡美人》《白雪公主》以及《灰姑娘》等作品中，女主人公几乎没有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是需要王子或英雄来拯救。这种陈旧的公主和王子的童话故事在不断固化性别差异，对刚刚理解男女差异的3至6岁的小观众而言，其影响力是极为强大的，难以消除的。

迪斯尼的公主们

事实是，男女在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不存在性别差异。倘若“陷入危机的公主”模式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那么各国的女性领导人就将是外来生物了。因此，决不能小看“迪斯尼的政治”，只要迪斯尼动漫不放弃对“陷入危机公主”模式的依赖，性别差异的固化就将不断存续。显然，生活在神话中的“陷入危机的公主”，对于女性观众的成长是不利的。

同时，宫崎骏动漫作品的女性人物，其形象没有被过度商业化。即女性的性别特征，不是使其在商品世界的竞争中胜出的筹码。然而，迪斯尼动漫中的女主人公的裙子和装饰，会在迪斯尼授权的商店里销售。因此，这位作者认为，对于美国孩子来说，宫崎骏动漫对女主人公的塑造，更适合作为女孩子的成长范本。3

其次，在宫崎骏动漫中，性别是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束缚人物成长为独立人的阻碍。在迪斯尼动漫中，女性的性别魅力依然是男女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要素。迪斯尼公主始终是以美貌和女性魅力俘获男性之心。迪斯尼公主通过性别魅力拥有改变周边男性的影响力，而男性则在为获得女性青睐的过程中成长为“好人”。在剧中，女主人公不是主体，仅仅是因美貌而令王子着迷的对象，仅仅是促使王子成长的一个诱因，故事的主体是王子。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爱情故事，无论是《美女和野兽》《阿拉神灯》，还是《长发公主》，对女主人公的塑造，会使得女性观众在观看后陷入一种错觉，即认为只要不断增加女性魅力，更貌美一些，或家务能力更高一些，就能改变现实生活中的渣男。并且，在现实生活中以这种错觉为行为指导方针，而忘却了另一个选择，即迅速离开渣男。尽管在近年的迪斯尼作品中，女性逐渐成为故事的主体，并经常出手拯救王子，但公主的行为依然受到与男性关系的影响。然而，在宫崎骏动漫中，女主人公的性别魅力既不是某一种关系的替代物，也不是改变他人的手段。宫崎骏动漫的女性首先是独立的个体，女主人公的行为主要围绕其自身而发展，不过度受到与男性关系的影响。

在宫崎骏看来，人的社会关系是复杂的，不能用好和坏、善与恶来简单框定。在商品社会里，所谓好与坏、美与丑，往往只是为自己赢得竞争优势的手段，因此，在宫崎骏作品中，性别不会给主人公带来好处，但也不会带来被歧视之类的负面结果。女主人公在恋爱之外，有自己的生活。例如，作品《千与千寻》中的千寻，在成长过程中拥有以自己为主体的部分，千寻的恋爱故事只是副线，既不是千寻生活的中心，也不是拯救父母故事的主线。由于宫崎骏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的个性复杂，不容易形成固化的性别差异，更是体现了性别平等、性别中立的精神气质，所以，宫崎骏塑造的女主人公会经常做些男孩子气十足的事情，这一原则即便在宫崎骏演绎的古典恋爱故事中也得到遵循，例如《侧耳倾听》中的雫和《哈儿的移动城堡》中的索菲。

《侧耳倾听》

《哈儿的移动城堡》

在宫崎骏动漫中，性别魅力所承担的作用是有限的，性别魅力仅限于男女关系中的一个要素。身体或外貌之外的魅力要素，例如相互认同、共鸣、尊重、敬慕等，维系着宫崎骏动漫中男女主人公的关系。反之，宫崎骏动漫中的爱情是一种放大的爱情，是闪耀着诚实、舍我、友情，当然还有爱情光环的大爱。

同样的，如果摒弃人性的复杂性，只看善与恶，最终是难以抓住事物的本质的。宫崎骏动漫传递价值观的手法摆脱了固定模式，不仅仅是主人公，对于对立面的立场和主张的叙述也是周到并具有哲理性的。宫崎骏的动漫探索人性的阴暗面，暴力、仇恨、愤怒、贪婪、愚蠢等，但是，他认为，暴力并非人类的负面部分或不正常的部分，而是人类的属性之一。人类同时具有慈祥和残暴这两种对立的属性。因此，宫崎骏动漫在塑造人物时，刻意地不用正派角色或反派角色等范式来加以设定。这种摆脱了陈旧套路的表达，对于不满足或者说厌倦了劝善惩恶故事的西方观众而言，尤感新鲜。

结语

宫崎骏认为，继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及日本3·11大地震之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和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日益破产，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即将到来。尽管危机是以美国为震源向世界扩散传播的，但可悲的是，很多日本民众只知道这种诱发文明危机的美国的生活方式，众多的年轻人没有健康的心，没有改变世界的动力，满足于做集体的零部件，满足于做乖乖的社会人。

在日本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强烈批判思想的宫崎骏只是一个边缘人，但正是由于宫崎骏动漫处于与日本主流动漫抗争的边缘地带，身处动漫亚文化地位，反而使宫崎骏获得了创作的自由和空间。这正应验了一句原创者不详的真理：先进的思想总是来自边缘。

宫崎骏是不为官方所认可的艺术家，他对日本社会的批判均落实在行动上。为了捍卫战后来之不易的和平，为敦促安倍晋三政府放弃修改和平宪法，在参加反对修宪、反对核电站重启的抗议活动中，经常能看到身着白色工作装的宫崎老人。宫崎老人还通过公共媒体表达自己的主张，即便被对立面斥责“晚节不保”、“卖国贼”，也毫不退缩，充分展示了一个战士的形象。对于那些一受到外界压力就选择表达“自律”者，或对表达观点犹犹豫豫者，宫崎老人淡然指出，那还不如一开始就什么都不说呢！

宫崎老人在年轻时代，曾经历了日本全国工会组织的“反越战”罢工。当时，日本工人阶级的罢工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工资，而是为了反对越南战争。为此，不惜牺牲劳动者自己的生活。星移斗转，这个传统在日本社会却得到传承。海湾战争期间，日本的群众团体发起在美国《纽约时报》刊登“批判海湾战争广告”活动，宫崎骏积极响应。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同年3月宫崎骏的影片《千与千寻》（2001）获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宫崎骏拒绝出席颁奖典礼，并委托制作人铃木敏夫带去了他手书的宣言：“如今世界上正发生如此不幸的事态，虽得奖但也无法感受喜悦，这真是很悲伤的事情。”

宫崎老人在青年时代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然后，将马克思主义真理融化在自己的艺术中，在他看来，真理与艺术是统一的，追求艺术的过程，也就是追求真理的过程。

本文原刊于

《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06期

注释

1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8页，注释6。

2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3页。

3 Erik Wecks, Great Greek Debates: Disney Princesses VS.Hayao Miyazaki,https://www.wired.com/2012/01/disney-vs-miyaza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