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宫立：与《新文学史料》的点点滴滴——楼适夷书信四通释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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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著名作家、翻译家、编辑出版家楼适夷（1905-2001）的书信，结集的出版的只有《黄源与楼适夷通信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书信尚待发现及整理。本文作者宫立于华夏天禧·墨笺楼2017年7月18日至26日举办的“巴金、冰心、姚雪垠、周而复、萧乾等著名作家墨迹专场”，发现了楼适夷的书信4通。通过对此4通书信的钩沉，作者不仅考证了书信的写作时间，而且也从另一个层面证明了楼适夷对《新文学史料》杂志的持续关注。

本文原刊于《传记文学》2019年第3期，感谢作者宫立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宫立

与《新文学史料》的点点滴滴

——楼适夷书信四通释读

著名作家、翻译家、编辑出版家楼适夷（1905-2001）的书信，结集的只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的《黄源与楼适夷通信集》。《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7期刊有《楼适夷先生谈鲁迅〈赠蓬子〉诗本事（通信）》，公布了楼适夷1977年7月14日、1977年9月1日给姚锡佩的书信2通。徐庆全在《百年潮》2000年第1期写有《楼适夷与周扬关于冯雪峰的通信》，公布了楼适夷1979年4月18日、1979年10月7日给周扬的书信2通。周国伟在《上海鲁迅研究》2002年第1期写有《忆与楼适夷先生的书信交往》，公布了楼适夷1980年至1989年给他的书信4通。王世家在《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5期写有《适夷先生书信笺释—读札忆往之二》，公布了楼适夷给他的书信19通。赵修慧在《上海鲁迅研究》2005年秋之卷写有《关于楼适夷给赵家璧的十五封信》，公布了楼适夷给赵家璧的书信15通。《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1期刊有《名家致牛汉信一束》，公布了楼适夷给牛汉的书信1通。笔者近日又找到楼适夷的书信4通，略作钩沉，以为纪念。

楼适夷

《黄源与楼适夷通信集》

一

罗逊在2018年2月17日《上海书评》写有《新见楼适夷致施蛰存信札》，钩沉了楼适夷1982年2月23日给施蛰存的书信一通。笔者在华夏天禧·墨笺楼2017年7月18日至26日举办的“巴金、冰心、姚雪垠、周而复、萧乾等著名作家墨迹专场”，又找到楼适夷给施蛰存的书信一通，照录如下：

蛰存同志：

在沪别后，我就去厦门鼓浪屿，住了不及二月，因身体不适，改变了越冬的计划，于上月末提前回京了。一直不大好，写信也就懒了。

老年人冬天不大好过，那天去看望您，晨起咳嗽的样子，竟同我差不多。我知道您较我年长，但精力好得多，好久不闻音讯，身体好吗？

今年六月，冯雪峰同志诞生八十年，义乌家乡正计划搞纪念活动，邀请全国友好参加，有金鉴才等二同志，来过北京，后去上海，我曾介绍他们去拜访您，可能已经见到。

您允许给《新文学史料》写纪念雪峰的文章，现在希望早日写寄，《史料》83.2号拟辑一组文章，配合纪念，我们都约一些雪峰生前最老的友好，象汪静之、蒋天佐等写文章，另外还有一些研究工作者写的传记篇章，二月中须发稿，请能于最近拨冗写成，甚感甚感！

专此即请

岁祺

弟适夷 26/1 （83）

施蛰存

冯雪峰

施蛰存最终写就的怀念冯雪峰的文章题为《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施蛰存坦言：“雪峰的政治生活我无可叙述；现在我笔下的冯雪峰，是一个重情谊、能念旧的好朋友，是一个热情团结党外人士的好党员。”为了纪念冯雪峰诞辰80周年，《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设有冯雪峰研究专辑，除了施蛰存的《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还刊有李霁野的《忆冯雪峰同志》、汪静之的《〈雪的歌〉—雪峰的象征》、骆宾基的《初访“神坛”（第一夜）—回忆乡居的冯雪峰同志》、刘哲民的《缅怀冯雪峰同志》以及楼适夷为《〈雪的歌〉—雪峰的象征》写的“附记”。楼适夷对《〈雪的歌〉—雪峰的象征》涉及的两个问题—“一，雪峰1942年出狱赴重庆，为什么住在叛徒姚蓬子处？二，‘文革’初风传所谓‘上饶集中营一批政治犯集体脱党声明’，其中有雪峰的名字，是怎么一回事”—作了补充说明。

二

华夏天禧·墨笺楼2017年9月5日至11日举办的“钱学森、楼适夷、赵家璧、萧乾、吴小如等名家信札专场”，有楼适夷给牛汉的书信一通，摘录如下：

牛汀同志：

二十四日手书读悉，同时收到洪治同志转来刊物四种九册，请转告谢谢。我预定疗养期二月，下月上旬准备如期回京，这儿现属雾季，多雾阴寒，对呼吸系统并不好，下月中以后，转入暑期，气候就凉透了，还可以下海，但我还是决定不留了。因在此检查全身，基本正常，支气管慢性病，虽进行多种治疗，但缓解期间，亦难觉察显著效果，原来目的想写些东西，收效亦不大，故有归欤之思了。请转告小岳同志，书刊不必再转。

启伦、木兰同志回来，收获颇多，甚喜。以后能多搜集一些作家创作回忆，是一个新领域，对文学史研究有益，有些长篇自传，用摘要选载的办法比较好。听到友人反映对近期《史料》意见是有的，这么几个人搞这么大一个刊物，要十分细致，是困难的。但对有些不熟悉的人和事，多了解一点还是需要的，我们希望好人不被埋没，也不叫作风不正的人来自我标榜。有点缺点是难免的，只望不太多，与其事后更正，宁可事先谨慎一些。（纪念徐雉一文七期能发吗？）

锡金那篇《左联解散后党怎样领导文艺工作》，题目很大，内容琐杂。这稿子他先是寄给我看的，我提了一些意见，要他把题目缩小。左联解散于35年底，他却从38年写起，中间三年，文艺工作在党领导下，做了许多工作，他却当做空白了。可是他没作什么改动，仍用原题直接寄到组里发表出来了。这位同志很勤奋有才能，就是有时不免浮夸，请加注意。但不必对他说了。组里约他采访冯乃超同志的事，以后有否进行，乃超同志大概已出院了。

我那篇文章是很得罪人的，以后文艺活动会受到一些封锁。本来我是被半封锁的，但我原已不能作什么活动了，故亦不甚在意。今后能写还得写一点，无处发表还可藏之名山嘛。

去年我向周扬同志提出，请他写纪念雪峰的文章，他文章没写，回了我一封信，没说要发表，我也未提过请他发表。我回过信，表示了两点不同的意见。现在韦君宜给我信要将此信编入周的论集，因我不在手边，黄炜也出差去了，答应六月交她。家里孩子送去，她已出国，无人代收，故未交出，此事请告知屠岸或李曙光同志，好在我就要回来了，大概总来得及吧。

……

楼适夷

六，二八夜

蒋锡金的《“左联”解散以后党对国统区文艺工作领导的亲历侧记》刊于《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4期，署名锡金，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弹花》，赵清阁编，她是一个带些神秘性的人物，政治倾向上是属于国民党的。”难怪赵清阁1979年10月9日致信《新文学史料》编辑部：“近读《新文学史料》第4期，内有锡金的一篇《“左联”解散以后党对国统区文艺工作领导的亲历侧记》，在谈到一九三八年‘武汉文坛情况’，涉及当时我和我编辑的《弹花》文艺月刊。一九三八年武汉文艺界实行统一战线大团结，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和编辑人，不可避免地结识了不少各方面的文人作家，但这都是光明磊落的。我记不起是否认识锡金，为什么要这样打击我？实在困惑的很！”

楼适夷信中“我那篇文章是很得罪人的”一句中的“文章”指的当是他在《鲁迅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发表的《为了忘却,为了团结—读夏衍同志〈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王锡荣在《“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中说：“刚刚进入80年代，一场关于左联历史的论争也激烈爆发。事情源于1966年冯雪峰撰写的一份“交代”材料《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1978年夏天，茅盾看到了这份传抄材料。对其中说到该口号最先由胡风提出一说感到震惊，因鲁迅当时跟他商量此口号，他一直以为是鲁迅提出的，故感到受了欺骗，于是写了《需要澄清一些事实》一文，后与冯雪峰的上述材料一起刊登于《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二辑。1980年1月，夏衍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针对冯雪峰的材料，对他1936年到上海后的一些做法，指其不找周扬、夏衍而找鲁迅，是无视党组织，与‘反革命分子’胡风一起提出新口号，而鲁迅不辨忠奸、被胡风利用等等。夏文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包子衍、余开伟、楼适夷、吴奚如等纷纷撰文，批评其对冯雪峰、鲁迅和胡风的指责不公，认为从中仍可见当年的宗派主义的阴影。发表夏衍文章的《文学评论》收到很多篇批评夏衍文章的来信和文章。由此惊动上层，中宣部发布了8号文件和31号文件，要求停止此事争论。3月下旬，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周扬在大会上作主题报告，对左联的历史和得失以及两个口号论争做出了比较中肯的表述，承认当时左联领导人对鲁迅不够尊重，得到了广泛的认同。4月，楼适夷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为了忘却，为了团结》，既对夏衍的文章做出批评和澄清，也发出了团结共进的希望。一场剑拔弩张的论争就此暂告平息。”实际上，楼适夷的《为了忘却,为了团结—读夏衍同志〈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原定在《文学评论发表》，但最终没有。《陈荒煤文集》第10卷收有陈荒煤1980年3月12日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朱穆之、廖井丹的信中提到，“送上楼适夷同志一篇批驳夏衍同志的文章，请你们审阅批复”，“楼适夷同志的文章，我详细看了，我认为这样的文章不能发表”。严家炎在《胡风在四五十年代文学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中说：“为什么楼适夷原定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文章《为了忘却，为了团结》1980年要被荒煤同志勒令撤掉?后来我将稿子要过来刊发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为什么当时的中宣部要下死命令规定不许刊登？再后来在《延河》上排出之后，为什么当时的中宣部竟然接二连三地打长途电话给陕西省委宣传部一定不许发表，至少要他们把胡风是日共党员一段删掉呢?——最后是终于删掉了那一段才发表的。”

楼适夷1979年4月18日致信周扬：“冯雪峰同志改正问题，中央已批示，现在在筹备重新举行追悼会，大家盼望您写篇纪念文章，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事。从雪峰遗物中，发现了他最后写的一篇寓言作品，大概是七五年十一月在病床上写的，家属推测是在您去探病之后。现在想以适当方式予以发表，先把抄稿给您看看，不知您有什么意见，请示。”冯雪峰最后写的这篇寓言作品指的是《锦鸡与麻雀》，刊于1979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和《安徽文学》1979年第8期。楼适夷信中提到的周扬“回了我一封信”，指的当是周扬1979年5月1日给楼适夷的回信，后来这封信以《周扬同志致友人的一封信》为题，刊于《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我回过信”，指的当是楼适夷1979年10月7日给周扬的回信，信中说：“文学史总得是研究作家作品史，不是口号纠缠史”，“雪峰材料是文化大革命中奉革命群众勒令写的，但并不是逼供信。当时被人传抄，到72年雪峰发现，又在文字上做过一些修改，我以为他未下井投石，也并无传闻不实之言。您信中又说对两个口号错误，雪峰做过检讨，材料中所写，只言提此口号时未请示党，及未付之大家讨论。本来两个口号均非经中央批准提出的党的口号，都未经过群众广泛讨论（当时情况都不可能做到），故正如主席所说的均为抗日的口号，不是党的口号，故不能说为单方面的错误。57年批判中据雪峰在牛棚中对我私下所言，当年批判有与事实完全出入之处，但他以为事已过去，不必在这样的时候提出申辩，其所写材料中也未提出”。由此可推知，楼适夷给牛汉的这封信写于1980年6月28日。

另外，“纪念徐雉一文”指的当是徐雪寒的《诗人徐雉同志的一生》，最终刊于《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总第9期）。

《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华夏天禧·墨笺楼2017年9月16日至23日举办的“臧克家、楼适夷、萧乾、苏金伞、碧野、谢冰岩等著名作家墨迹专场”，还有楼适夷给牛汉的书信一通，照录如下：

牛汀同志：

这里三篇我以为可以发表。吴文中谈博古名字，我把他删改了。博古同志后来是壮烈牺牲的，以不提名为好，谅吴老亦必能同意。陈北鸥文只谈二事，题目大了，故改为“二三事”。许幸之谈与郭老无直接关系，特别谈自己的，我意大可压缩，是否请方殷同志动动手术。周而复在郭老于北京医院适亦住院，他有意写一篇郭老的最后，是否请木兰同志去催催，以完成下期郭老专辑，我打算再向郭老家属要部分佚文。此外，或有他稿，则七期可编一郭老专辑矣。

敬礼

楼适夷

一、廿二夜

1980年5月22日出版的《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总第7期）设有郭沫若研究专辑，除了刊有吴奚如的《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周而复的《缅怀郭老》、陈北鸥的《杂忆郭老在东京》，还有阳翰笙的《回忆郭老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和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赵景深的《〈沫若前集〉和〈郁达夫全集〉—郭沫若给我的信》、孙玉石的《读郭沫若的〈论诗〉通信》以及郭沫若的《关于话剧〈武则天〉的书简》。由此可以推知，楼适夷给牛汉的这封信的写作日期是1980年1月22日。

信中的“吴老”指的当是吴奚如。《新文学史料》刊出吴奚如的《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时，用“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党中央当时作为***之一的一位同志”指代博古。

《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1期《名家致牛汉信一束》收有楼适夷（1980年）1月4日给牛汉的信，其中说：“我看了周而复怀郭一文二万余字，觉得不错，拟请郭氏姐妹看看，再交给组里……郭文已执笔数日，考虑不少，还没写成……看了别人的更自觉不如，但还是想把他写好才行，不过对于我刊，我的文章是不值重视的，我手边信债文债，堆积不少”。信中提到的“周而复怀郭一文”指的当是周而复1980年1月27日写就的《缅怀郭老》。“郭文执笔数日”，楼适夷最终于1980年2月6日写成《访问郭老的故乡》，刊于《当代》1980年第2期，署名适夷。

《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1期

三

华夏天禧·墨笺楼 2018年6月23日至30日举办的“师间的交往与互动—尺牍轩旧藏顾颉刚、张元济、朱经农、楼适夷、冯其庸等名家墨迹专场”，有楼适夷给陈梦熊的书信一通，照录如下：

梦熊同志：

上月廿九日信，始复为歉，因我已离家一月，春节方归。

裘兄文已读，事实基本无大出入，却帮助我引起许多记忆，可以另文补充。

在《新文学史料》上出一专辑，不知与编辑部有过联系否？见信正值假期，待上班后当将来信转去，与具体执行之同志（牛汀）商量再复。

我的文章是可以写的，但能见到原刊，写起来就具体一些。此事现不能办到，承抄示全目，认出了一些笔名，可以补充裘兄记忆之不足，但有的须看看原刊内容，才能断定。既不能外借，只好等有机会到上海去看。你们正收满涛遗文，此目中除恩维铭外，尚有杜微（可能还有，但光凭题目，一时还想不起。我的笔名，有司马寇，外史，一叶，海风（？））火山午客（？）……不知有否可能，将我的文章，请收藏图书馆，代为复印寄下，其费用由我自负。

你们打印资料，是否可改为铅印？《社会科学》第四期，希望即 能见到。关于《奔流新集》——《直入》《横眉》共两集，我已有复印全刊，蒋锡金同志将来京，如由我们两人共同串联一下，相信可以写成比较全的回忆。

沈子复同志我想不起来，不知是否相识，更不知今在何处。《大陆》目录如全部内刊发表，一定还有许多人会记起更多的事。此刊经理人江少怀，估计在上海，又如医生江圣造，即少怀友人，余新恩是一位名医（元化的亲戚）。S.Y是四川作家刘盛亚，已受迫害而死。他的夫人正收集其遗稿……

以上匆匆作复，容与编辑部联系后再告。我不大去社，现在又不家居，因正集中写几篇稿，并审读《郭集》注解。最近还不能专为孤岛资料写稿，真对不起。

敬礼

楼适夷

19/2

来信可寄北京西郊友谊宾馆5105室

信中的“裘兄”指的当是裘柱常，《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刊发了裘柱常的《追忆〈大陆〉》。由此可推知，楼适夷给陈梦熊的这封信写作日期为1980年2月19日。裘柱常回忆：“说起上海在‘孤岛’时期的《大陆》月刊，我多少还记得一些情况，但是不免有些含糊了。幸亏由洪荒、梦熊两位给我看了一份《大陆》全份的目录，就使我多想起了些差不多四十年前的情况；又和当时和我一同参加这工作的朋友蒯斯曛谈了一谈，又弄清了一些往事，希望能写得比较详细一些，但也只是比较详细一些而已。要是能和适夷共同回忆一下，自然可以更其充实一些。”“这刊物的主持人是王任叔，实际负责编辑的是楼适夷，由我以裘重的笔名向公共租界工部局登记为对外的编辑人，由任叔的朋友江少怀登记为发行人”，“《大陆》月刊的实际编辑史适夷，我只帮忙组织部分文稿而已。第一期封面也是适夷设计的”，“满涛写了他在美国留学时的生活，署笔名恩维铭”，“因为要使《大陆》的政治色彩非常含糊，所以写文章的人，也不一定用一个笔名，往往有用二、三个笔名的。记得适夷曾用过司马寇的笔名，还有其他的我已完全记不起来。有的连作者自己也记不起的，柯灵同志就是这样。他曾经问过我，可是也不知道，直待洪荒同志把《大陆》全份的目录给他看后，才辨认出来。”

关于《大陆》月刊，楼适夷虽然在信中坦言“可以另文补充”，“我的文章是可以写的”，但他最终未写。不过，楼适夷在回忆文章中还是有提到《大陆》的。《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1期刊有楼适夷的《我谈我自己》，其中谈道：“这时，王任叔来找我，要我编一个刊物。当时上海最流行的是黄嘉德等编辑的《西风》，专门宣扬美国生活方式；我们也要出一个刊物，外表不要太红，既能争取各阶层读者，又便于隐蔽。这个刊物由我主编，钱由几个统一战线内的资本家拿出来。刊名叫《大陆》月刊，由裘重（裘柱常）出面向公共租界工部局登记。印刷发行是江少怀。从一九四0年九月创刊，出了一年，因为经济困难办不下去了”。楼适夷在《痛悼傅雷》中也曾回忆：“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在成为‘孤岛’的上海，我和傅雷开始建立了友谊。在太平洋战争前夕，国民党顽固派一次次掀起反共高潮，很多在上海的文艺工作者，都陆续进人抗日民主根据地，留下来的人越来越少了。朋友们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着对敌、伪、顽三方面的文化斗争。当我们一些公开的进步刊物都不能存在时，得到工商界一些抗日爱国人士的帮助，我们又办了一个表面几乎不显露政治色彩的文化综合刊物—《大陆》月刊，组织上要我来担任筹办工作，为了扩大我们的阵线，尽量团结平时与我们很少交往的文化工作者来参加这个刊物的撰稿。朋友裘柱常给我介绍了他的亲戚傅雷。”

关于《奔流新集》，楼适夷回忆：“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我们出了个《奔流新集》，主要由我、许广平、王元化、满涛、蒋锡金等搞的。共出两辑，第一辑叫《直入》，第二辑叫《横眉》。第二辑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印成，正好珍珠港事变发生，日本军队进了租界，印刷所打电话来叫我们赶快拿走，不拿走就要烧了。锡金说是由他一个人到印刷所取得了三册样本，当时答应去雇车取运，就再也没有回去，而由印刷所全部销毁了。取出的三册，一本放到傅雷家里，一本交给许广平，一本留下我们几个人传阅。其实，锡金的回忆不确实。最近王元化对我说：‘你这个人记忆力那么坏，明明是你和满涛拿了好多本来分送给朋友们的。’经元化一说，我想起来了，我记得“印刷此刊的中国科学印刷公司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马路上日本兵都站岗了，许多卡车装着撕碎了的报纸、杂志一车车拉到纸厂去作纸浆，我们拿了几本出来也说不清了。”

《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总第1期）

《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3期刊有《楼适夷同志生平》，其中提到：“1978年，楼适夷同志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顾问。他提出创办《新文学史料》杂志，亲自制定规划和办刊方针，为《新文学史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后又担任《新文学史料》顾问，直至去世”。本文钩沉的楼适夷的这4通书信，无一不与《新文学史料》有关，这何尝不是楼适夷持续关注《新文学史料》发展的有力证明！

本文原刊于《传记文学》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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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法国梧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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