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五四百年特稿 | 罗岗：“新纪元”的曙光——“欧战”的意义与“五四”运动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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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百年

五四百年特稿

编者按

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发生后，旋即被确立为中国的现代传统。这一传统经由无数次的阐释和界定，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起源神话”。五四事实上是多场运动的汇聚，特别是政治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这两面，构成了其内在张力。不同的政治力量与社会群体，也都借助对五四的阐释而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并勾画出不同的五四面貌。可以说，五四始终是一个被阐释的现代传统,其历史阐释与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实践紧密相关。2019年是五四运动百年，文艺批评于5月3-5日将连续推送三篇特稿，分别是罗岗《“新纪元”的曙光 ——“欧战”的意义与“五四运动的兴起》、瞿骏《“五四运动”在地方是如何展开的》、贺桂梅《五四与当代中国：三个时期三种阐释》。罗老师和瞿老师的文章分别引入了世界史视野和社会学方法对五四运动的政治文化进行新审视和历史细化，贺老师对有关五四运动的阐释进行了历史化。三位老师的文章展示了当下学术界有关五四研究的新路径。21世纪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们回顾五四回应20世纪和现代世界体系挑战的方式本身，会发现五四仍旧为我们提供着深刻的历史启示。我们现在需要在新的意义上重返五四，重新思考现代中国的发生，在一种真正的世界史视野中思考当代中国与全球文明的未来。

本文为文艺批评“五四百年特稿”专辑第一篇，发表于“联合早报网”2019年5月3日刊，感谢“联合早报网”、作者罗岗老师授权文艺批评转载！明后日将继续推出本专辑其他两篇文章，敬请关注！

目录：

1.罗岗：“新纪元”的曙光——“欧战”的意义与“五四”运动的兴起

2.瞿骏：“五四运动”在地方是如何展开的

3.贺桂梅：五四与当代中国——三个时期三种阐释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罗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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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的曙光

“欧战”的意义与“五四”运动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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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15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普遍称之为“欧战”）停战的消息传到中国，北京举行了一系列庆祝协约国胜利的大会 ，李大钊面对各界庆祝胜利的行动，“学界举行提灯，政界举行祝典”，觉得多少有些“强颜取媚，拿人家的欢笑当自己的欢笑，把人家的光荣做自己的光荣”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 并进一步追问道：“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哪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李大钊：《庶民的胜利》）

1918年11月11日，一战停战协议签署。

1918年11月11日，

美国费城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消息。

很显然，李大钊之所以将“欧战”的胜利理解为“庶民”的胜利，是因为他不就“战争”论“战争”，而是把“欧战”放在“革命”的延长线上，并且认为“革命”构成了一种“只能迎，不可拒”的“潮流”：“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1789年的法国革命，是 19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 20 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欧战”胜利的意义被“俄国革命”所改写：“这次战局终结的真因”，“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Lenin）、陀罗慈基（Trotsky）、郭冷苔（Collontay）的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夏蝶曼（Scheidemann）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我们对于这桩世界大变局的庆祝，不该为那一国那些国里一部分人庆祝，应该为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庆祝；不该为那一边的武力把那一边的武力打倒而庆祝，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

李大钊

《Bolshevism的胜利》

等著作

正如有人指出的，李大钊之所以转向马克思主义，是与他在东西方文化冲突的背景下，一直试图促进世界各民族创造一种兼具东西文明特质的“第三文明”的文化论述和文化理想有关。但这一文化理想得以在现实中找到某种对应物，却是在“欧战”爆发之后特别是“俄国革命”胜利之后。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认为，兴起于十九世纪欧洲的文明论述具有严格的等级性。“文明”最初是指奠基于基督教和启蒙价值的西方文明，而这一文明又被视为普世价值和主权主张的唯一标准，进而赋予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普遍性道德权威和“文明化”使命，成为其对外进行殖民征服的合理化依据：所谓“国家”，必然是文明的，反之亦然；而被征服的地区则因为处于“未开化”或“半开化”状态，需要“文明”的开化和提升。这种“文明等级制”在某种程度上被深刻动摇，一方面固然和“欧战”爆发之后对西方文明的普遍质疑有关，杜赞奇就特别强调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通过全球性流通网络发挥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则是“欧战”导致的老大帝国崩溃、新兴国家崛起尤其是“俄国革命”胜利推动的反帝浪潮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因此，李大钊能够提出突破“文明等级论”的“第三文明论”时，与“欧战”与俄国革命对他的冲击密切相关。他逐渐发展出来的“第三文明论”“既有更新中国固有文明的意图，又有超越西方现代文明的愿望。这两方面创造性地结合，再加上青春宇宙观的推波助澜，使得李大钊比同时代大多数人，更早地掌握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与世界的进步意义。 

列宁在十月

李大钊通过“欧战和”“俄国革命”所掌握的进步意义，同时深刻改写了中国人对“十九世纪文明”和“二十世纪文明”的感觉与把握。他的那篇首次礼赞“十月革命”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在比较“法国大革命”之于“十九世纪文明”的意义上，进一步凸显出“俄国革命”的文明史意义：“十九世纪全世界之文明，如政治或社会之组织等，罔不胚胎于法兰西革命血潮之中。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一如十八世纪末叶之法兰西亦未可知”。这意味着“俄国革命”代表了人类从十九世纪文明转变至二十世纪文明的巨大跃迁，因为，“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这一革命立足于“爱国的精神”和“国家主义”，从“欧战”爆发的历史教训来看，这种精神和主义“恒为战争之泉源”；而“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这一革命立足于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具有“爱人的精神”并“倾向于世界主义”，同样从战争爆发的背景来看，这种精神和主义“足为和平之曙光”。所以，“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代表了“二十世纪”的时代精神与“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 就像李大钊在同期《新青年》上发表的另一篇与“庶民的胜利”相呼应的文章《Bolshevism的胜利》所揭示的：“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庶民的胜利”意味着一种“十九世纪文明”和“二十世纪文明”之间的“断裂”意识，这种“断裂”的直接表达就是伴随着“欧战”而来的“革命”。李大钊正是基于这种“断裂”意识，才将“庶民”理解为“胜利”的主体和即将展开的“历史的主体”。就他个人的思想历程而言，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李大钊感知到平民主义的普遍意义和政治前景，民彝之理激化为道德自我认同的民意和平民的自由联合。李大钊追求的善良之政治，从以民彝为精神的代议政治，逐渐转向以民意为基础的革命政权。他对民主主义的信仰是贯穿其思想的隐线，一方面，他始终期待和呼唤道德共同体的出现——从人心凝聚而成的风俗（群）到普遍而神圣的民彝、基于‘公我’的公意，再到冲决一切罗网的民意；另一方面，南北分裂之后法统中断、中国陷于长期的军阀混战，也使他对专制、徇私的‘中流社会’失去信心，转而对新兴的学生、工人的自由联合充满期待”。（陈霓珊：《寻求善治：李大钊的政治正当性论述（1912-1924）》）

《1917年5月列宁在普基洛夫工厂工人大会演讲》，伊萨克•伊兹赖列维奇•勃罗茨基创作于1929年。在普基洛夫工厂大会上，列宁号召工人们为反对资本家和地主而斗争。

 但如果从更开阔的国际视野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论敌的问题意识，都笼罩在这一深刻的“断裂”和“转变”中。早在1916年，陈独秀在《一九一六》中说“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文明为止境。”他断言：在欧战的影响下，军事、政治、学术、思想“必有剧变，大异于前”，甚至不无夸张地强调“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讫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陈独秀在《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中断言：“此次大战争，乃旷古未有；战后政治学术、一切制度之改革与进步，亦将为旷古所罕闻。吾料欧洲之历史，大战之后必全然改观。以战争以前历史之观念，推测战后之世界大势，无有是处。” 同年4月，杜亚泉在《战后东西方文明之调和》中说：“战后之人类生活，必大起变化，已无疑义，改革时代，实近在眉睫之前。”又说“此次大战，使西洋文明显露显著之破绽”，一种“东西洋之现代生活，皆不能认为圆满的生活”、“东西洋之现代文明，皆不能许为模范的文明”的“觉悟”油然而生，“而新文明之发生，亦因人心之觉悟，有迫不及待之势。” 就像汪晖指出的：“没有一种与十九世纪的政治-经济模式断裂的意志，中国的激进政治不可能形成；同样，没有这一断裂的意识，中国的那些被称之为‘保守主义’的文化理论也不可能形成。这一对‘十九世纪’的态度并非从一开始就已经明确，但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文化论战的两个方面都逐渐地展开了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将‘五四文化转向’置于由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人类震惊之中，我们或多或少可以理解这一‘意识的转变’的普遍意义。这是一个‘自觉’的时代，一个通过‘自觉’启动新政治的时代，一个以相互对立的‘自觉’展开论战并对各种立场进行理论化的时代……所有这些‘自觉’或‘觉悟’均以欧洲战争和共和危机为前提—前者击破了晚清以降中国知识人创造的近于完美的西方形象，后者打碎了仅凭共和政治本身（但不同立场的自觉对于共和价值的评价则截然对立）就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幻觉。总之，新的政治必须建立在新的‘自觉’之上，但政治与自觉的这种关联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意味着政治与历史之间的断裂—政治不能从历史中自然延伸，政治产生于历史断裂的意识—‘保守主义’以断裂为前提讨论接续传统的问题，而‘激进主义’以断裂为前提讨论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世界的问题。”（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一战和中国的“思想战”》）

1917年，俄国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聚集在彼得格勒的圣艾萨克大教堂前举行游行。

“欧战”及其引发的革命之于“二十世纪”的转折意义，正如一九一九年元旦李大钊用“新纪元”来为这一时代命名，一九一九年以后的时代是“人类生活中的新纪元”，“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一场大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现在“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今后更“晓得生产制度如能改良，国家界线如能打破，人类都得一个机会同去作工，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 ……这就是“新纪元的曙光”，表现为“要求人民的平和，不要皇帝，不要常备兵，不要秘密外交，要民族自决，要欧洲联邦，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对“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而言，“新纪元”的曙光就像“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李大钊：《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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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百年特稿 | 瞿骏：“五四运动”在地方是如何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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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丈二人間

图源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