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五四百年特稿 | 瞿骏：“五四运动”在地方是如何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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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百年

五四百年特稿

编者按

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发生后，旋即被确立为中国的现代传统。这一传统经由无数次的阐释和界定，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起源神话”。五四事实上是多场运动的汇聚，特别是政治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这两面，构成了其内在张力。不同的政治力量与社会群体，也都借助对五四的阐释而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并勾画出不同的五四面貌。可以说，五四始终是一个被阐释的现代传统,其历史阐释与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实践紧密相关。2019年是五四运动百年，文艺批评于5月3-5日将连续推送三篇特稿，分别是罗岗《“新纪元”的曙光 ——“欧战”的意义与“五四运动的兴起》、瞿骏《“五四运动”在地方是如何展开的》、贺桂梅《五四与当代中国：三个时期三种阐释》。罗老师和瞿老师的文章分别引入了世界史视野和社会学方法对五四运动的政治文化进行新审视和历史细化，贺老师对有关五四运动的阐释进行了历史化。三位老师的文章展示了当下学术界有关五四研究的新路径。21世纪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们回顾五四回应20世纪和现代世界体系挑战的方式本身，会发现五四仍旧为我们提供着深刻的历史启示。我们现在需要在新的意义上重返五四，重新思考现代中国的发生，在一种真正的世界史视野中思考当代中国与全球文明的未来。

本文为文艺批评“五四百年特稿”专辑第二篇，发表于“联合早报网”2019年5月3日刊，感谢“联合早报网”、作者瞿骏老师授权文艺批评转载！明日将继续推出本专辑文章，敬请关注！

目录：

2.瞿骏：“五四运动”在地方是如何展开的

3.贺桂梅：五四与当代中国——三个时期三种阐释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瞿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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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在地方

是如何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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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在地方的展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新文化的“下行”，另一个方面是地方读书人如何“到手”新文化。

就新文化的“下行”来说，其最重要的渠道有四个:阅读报刊、听取演说、地方演剧和阅读新书。从阅读报刊说，当时已经形成了一种地方读书人如饥似渴阅读新文化报刊的“读者文化”，而这种“读者文化”的形成和当时报刊之间的“互联”关系紧密。《新潮》、《少年中国》、《北京高师教育丛刊》等均在广告页上会出现彼此的出版、内容讯息。《新青年》（北京）、《时事新报》（上海）、《解放与改造》（上海）、《黑潮》（上海）、《新教育》（上海）、《心声》（河南）、《江西教育行政月报》、《湖南教育月刊》等报刊也已形成了中心报刊和中心报刊，中心报刊和地方报刊间互做广告，互帮宣传的网络。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

第二种渠道是听取演说。20世纪初的中国已成为一个“有声的中国”。在五四时期，一方面，杜威、罗素、胡适、蒋梦麟等新文化著名人物常到各地演讲，反响热烈。另一方面自1915年起，特别是1919年后地方上反日爱国的集体行动此起彼伏，各处的市镇、乡村学校受到上海、长沙等大城市罢学、罢市、罢工的影响，也纷纷组织各种演讲团赴村镇演讲。这类演讲团多由学校教师、学生充当讲者，聆听演讲者少则数十众，多的往往能至三四百众。

第三种渠道是地方演剧，据顾仲彝回忆1919年他是浙江嘉兴秀州中学三年级的学生。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们组织了一个爱国剧团，排演了《朝鲜亡国恨》、《云南起义》、《中国魂》、《打倒卖国贼》等剧目。这些剧目仿照当时流行的海上“文明戏”形式，往往不编台词，很多即兴发挥，取得了极佳的宣传效果。

胡适

最后一种渠道则是阅读新书，在新文化“下行”的视野里，地方读书人究竟在读什么样的“新书”，从这些新书中他们接受和理解的是怎样的“新文化”是个关键问题。胡适在为《胡适文选》作的序言中就指出：三集《胡适文存》约有一百四五十万字，书价已在七元以上，贫寒的中学生已无力全买了，也不是他们能全读的了。

这段话说明《胡适文存》无论是其阅读量还是其定价均可能不是地方读书人所容易承受的。而且中学生在胡适眼中已属“不能全读”之列，更遑论地方上那些高小或初小毕业的青年。他们一定有“其它读物”来接触新文化。那么这些“其它读物”是什么呢？

《胡适文存》，亚东图书馆1929年版

有新人物自己创作的小册子和小丛书。亦有那些跟随时风的出版机构匆忙“合成”的新书。周作人即指出：“中国出版界的习惯，专会趁时风，每遇一种新题目的发现，大家还在着手研究的时候，上海滩上却产出了许多书本，东一本大观，西一本全书，名目未始不好看，其实多是杜撰杂凑的东西”。

那么做“合成新书”的出版机构有哪些呢？新文化书社、亚东书局、大东书局、泰东图书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均是善于把握时风的出版机构，正是它们大量出版了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康白情等代表“新文化”大家作品的选本、编本、辑本和节本。

在大量选本、编本、辑本和节本出版的同时。北京政府也在为新文化的“下行”推波助澜。1920年1月12日教育部通令全国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国文教材改语体文，两年内小学全部教科书改为语体文，同年又令至1922年中学文言教科书一律废止。这些通令的意义按照胡适的说法是“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

正是有北京政府强令推动语体文、国语、国音等“新文化”的契机，同时语体文、国语、国音等“到底是什么”其实漫无标准。前述机构亦出版了诸如《白话文范》、《近世文选》、《国语文选》、《国语文类选》、《白话文做法》、《白话文规范》等适应政府“部令”需要的书。

《新潮》第一卷第一号

就地方读书人如何“到手”新文化来说。我们先来看几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发生在苏州甪直古镇。甪直古镇虽然不太起眼，但五四时期那里却能设立《新潮》杂志的代卖点。据此我们或许可以说五四运动的影响极其深远，范围已到达偏僻的水乡古镇。但这故事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新潮》杂志曾交代它各个代卖点的位置。属于“镇”这个层次的只有甪直这一处，苏州地区其它《新潮》代卖点都在苏州城内。因此在古镇能设立代卖点，并不是因为杂志真的已经能通过市场销售网络传递至甪直。北京大学的《新潮》能让小镇上的读书人到手和两个具体人物密切相关，他们就是叶圣陶与顾颉刚。

叶圣陶

顾颉刚

叶圣陶与顾颉刚是从幼年就开始交谊的挚友，顾颉刚则是北京大学新潮社的骨干成员。通过顾颉刚的介绍叶圣陶向《新潮》投稿，并在1918年底加入了新潮社。而从1917年3月开始，叶圣陶任教于甪直镇上的吴县第五高等小学，正是通过在甪直的叶圣陶、时常在苏州的顾颉刚与在北京大学的新潮社连接，《新潮》杂志才有了在小镇传播，让当地读书人“到手”的可能性。但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申报》等在各地已成熟的市场销售网络相比，这种由私人关系维持的“点对点”传播方式并不具有持久性，一旦叶圣陶离开了甪直，则《新潮》在那里就再无踪迹了。

钱穆

梁启超

第二个故事关于钱穆与梁启超。1925年12月梁启超的《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出版，同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钱穆的《论语要略》。对读两书我们会发现钱穆书有不少地方对着梁书在讲，不少地方顺着梁书在讲，还有不少地方参考梁书。但两书又同时出版，这是何故呢？缘由在梁书正式出版前早已有以《群书概要》为题目的讲义本和讲义材料的经年传播，连边远省份云南也有流传。因此从新文化“到手”的角度，对一个读者来说出版本、讲义本和讲义材料是在同等位置上的，我们若不去仔细追索那些仍然存世的讲义本、讲义材料，而仅是以容易获得的出版本为研究对象，不少问题就难以解释清楚。

第三个故事和著名学者金克木的回忆有关。金克木生于1912年，1919年不过7岁，1925年才13岁。但他却自认是一个“五四青年”，这种认同的形成和金克木的一段下乡经历相联系。据金克木说：1927年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家里把他送下乡到亲戚家暂住，躲避兵灾。在乡下金氏遇见了一个从县城教会中学回来的学生，名叫“警钟”。正是在“警钟”家里他读到了《新青年》一至五卷的合订本，是“警钟”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据金克木说：当时他已经读过不少书，可是串连不起来。这五卷《新青年》正好是一步一步从提出问题到讨论问题，展示出新文化运动的初期过程。看完后，他又和警钟多次讨论。回城时金克木感到了巨大的变化，和出城时相比“成为了两个人”。

金克木

综观这三个故事，我们不难看出地方读书人对新文化的“到手”并非如以往想象的那么“顺理成章”。它来自于个人的独特机缘，经常有出乎意料的途径，更有超乎想象的时间落差和讯息完整度的落差。金克木的经历说明直到1927年一些读书人才有了完整“到手”前五卷《新青年》的可能性，能把这一个“提出问题到讨论问题”的过程看得相对通透。而前数年不少地方读书人甚至大都市里的读书人不少只能零敲碎打，断断续续地阅读《新青年》和其它日后耳熟能详的报刊。

而且报刊随着时间推移从零散到完整只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报刊随着时间推移从相对完整到零散直至消失。像五四著名刊物《星期评论》在其出版期间深受读者欢迎，销量在江浙地区经常排在《新青年》之前。因此在1920年6月停刊后，很多人希望它再版，不过终究未能实现。

这些五四的即时情形都提示我们，现在读者在阅览室、电脑上、手机上一期接续一期翻阅《新青年》的方式与金克木的阅读方式较为接近，而与真正在五四前后那几年读《新青年》之人的方式已相差太远。我们经常以为鲁迅的《阿Q正传》是很多人都读过的，阿Q代表何种类型人物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其实在1920年代不少地方读书人并未读过，读过也不知道如何去分析这一人物，需要他们详加询问报刊和报刊编者做仔细回复与细密解释。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寻找五四读书人即时的阅读方式、“不知道”的状态和浸染于时代氛围中的认知感受。具体在：

第一，重视地方读书人新文化到手的“条件”。这些“条件”除了前文已述的个人机缘、获得途径和各种时间与讯息完整度的落差外，还包括经济能力、交通状况、商业布局、学风偏好、生活习惯、阅读速度、沟通方式等等，其中尤其要意识到重视“条件”经常不是去看到他们到手新文化的“便利”，而是发现他们到手新文化的“限制”。比如对“五四运动”历史的掌握，地方读书人常常会遭遇无从了解的困境，1923年有人写信到《学生杂志》就说：“我以前每到书坊，要买一种关于‘五·四运动’的详细情形的书，却都没有买到。现在恰巧有一篇朱文叔先生做的《五·四运动史》，我真侥幸极了！但不知道这书的发售处是什么地方和什么书局，以及定价若干？请先生把这书详细地介绍出来，我真感激得很呢”！其实朱文叔的《五·四运动史》是一篇文章，而不是一本著作，这位地方读书人的提问大部分属于“无的放矢”，但这正说明他们在地方上必须穿透重重迷雾，才能获得零星半点的可怜讯息，很多时候还是不准确的，何况穿透迷雾本身就已困难重重。

《稻草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第二，虽然地方读书人“到手”新文化有很多限制，但却不必将他们的“到手”过程看作一个简单的获取过程，而是应看作一个努力“再创造”的过程。我们应该平心静气地观察他们对于新文化的模仿、攀附、重组和改写。著名文学评论家李长之幼年读书时会把叶圣陶发表在《儿童世界》上的童话“分别撕裂下来，另订为一册”，再用其中一篇《玫瑰和金鱼》作为自编新本的题目。这种私人自编“叶绍钧童话选本”的出现要早于1923年叶氏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童话结集名作《稻草人》，它或许正代表着一种不再定于《稻草人》一尊的五四儿童新文化的“再创造”。进而言之，这种“再创造”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令“五四运动”具有了高低错落的多个声部，它亦能催生和重构对于“近代中国”、“明清时代”乃至“中国传统”的全新理解。

本文原发表于“联合早报网”2019年5月3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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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

“五四”与当代中国

——三个时期三种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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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法国梧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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