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陆扬:创伤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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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学批评结缘“创伤”有助于反思自身的方法和观点，更可回应迫切的社会问题，这也是库尔兹编《创伤与文学》一书的宗旨。凯茜·卡鲁斯注意到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中就创伤和梦展开比较，由此提出创伤对于意识而言是一段缺失的不被承认的经验。卡琳·斯蒂文斯对左拉小说《人面兽心》的分析，则糅合火车意象、现代性及左拉推崇的科学心理学来谈创伤，展开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或如卡鲁斯所言，创伤是历史的一种必然，就像德曼当年鼓吹抵抗理论，表面上是在否定理论、排斥理论，实际上恰是证明了理论的无所不在。理论如此，创伤亦然。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19年第5期,转载自公众号“ 文艺研究”，特此感谢！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陆扬

创伤与文学

一、 创伤文学研究回顾

西方文化中的“创伤”（trauma）一词，词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路加福音》中，耶稣讲了一则寓言，说是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落在强盗手里，给剥去衣裳，打个半死，抛在路边。有祭司和利未人相继路过，视若不见，唯独有个撒玛利亚路人，见此惨状动了慈悲心，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顾他”[1]。上文中的“伤处”（traumata），即是“创伤”一语的来源，虽然它指的还是肉体上的创伤，而不是现代意义上在精神和心理上更甚的伤痛。创伤与文学的因缘由来已久。文王演《周易》、屈原赋《离骚》，都可视为典型的创伤之作。相比于身体的囚禁和放逐，心灵上的伤痛和压抑应是其创作更为直接的动力。16世纪意大利诗人塔索的英雄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的一个片段，经过弗洛伊德的引证，成为创伤与文学关系的标志性形象。弗洛伊德说：

史诗的主人公唐克雷蒂，在一次决斗时，无意中杀死了他心爱的克罗琳达，彼时她伪装披挂着敌方骑士的盔甲。把她埋葬后，他一路走进一片陌生的树林，那是让十字军军团闻风丧胆的魔法树林。他一剑砍向一棵大树，可是树干伤口里流出血来，还有克罗琳达的声音，她的灵魂给囚禁在树里，他听到她在泣诉，他又把他心上人砍了一刀。[2]

美国学者罗杰·库尔兹主编的文集《创伤与文学》，开篇谈的就是唐克雷蒂和克罗琳达的这段悲剧情缘。库尔兹提醒读者，这段插曲应当放到更大的故事背景中考察，这个背景便是四百余年前塔索雄心勃勃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库尔兹注意到史诗情节如疾风骤雨，引人入胜，然而有时也不乏过度夸张，特别是涉及爱情、荣誉、武功的描写。例如克罗琳达摘下头盔，露出金发飘飘的模样，甚至有些许“B级电影”的风味。不过事关创伤，这段情节最经典的评论无疑来自弗洛伊德的《超越快乐原则》。库尔兹指出，在弗洛伊德看来，塔索的这段描写栩栩如生地展示了人们如何在不知不觉之间重复伤害自己或他人。弗洛伊德将之命名为“重复强制”，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创伤”。由是观之，弗洛伊德从创伤视角来探测文学中的人性，不失为俄狄浦斯情结之后的另一大发明。

唐克雷蒂与克罗琳达

　《创伤与文学》一书的封面，用的即是表现唐克雷蒂和克罗琳达上述情节的一尊雕塑的图片，雕塑现藏于洛杉矶郡立美术馆，作者是18世纪中叶一位佚名的那不勒斯艺术家。画面上唐克雷蒂跪在奄奄一息的克罗琳达身边，一手牵住心上人手臂，一手扶起她靠在树根上的躯干，四目交集，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之中。恍惚之间，这个封面让人想起张艺谋电影《影》中境州小将杨平刀劈青萍公主的后续画面。青萍死士披挂上阵，却死在和亲对象的无情刀下。当杨公子抬起女孩下巴，突然发现眼前这个气息奄奄、满目娇嗔哀怨泪的垂死姑娘，竟是他心仪良久的长公主，我们几无例外在期待锥心泣血的创痛镜头出现，但是转眼之间，公主将匕首插入了小将脑穴，因为后者曾经信口开河要她做妾。这个出人意表的突转，在貌似将完成创伤叙述之际，转向了“烈女传”的道路。可见，文学神出鬼没，殊非读者观众所能预料。

J. Roger Kurtz (ed.), Trauma and Literature

　　库尔兹认为当代社会，特别是在“911事件”之后，创伤意识在日渐增强。《创伤与文学》“导论”中引了《纽约时报》的一组数据：1851年到1960年这一百多年间，“创伤”（trauma）一词现身该报的次数共计300次；而1960年至2010年这五十年间，“创伤”一语亮相该报的次数达到了11000次[3]。可见“创伤”这个词语，在现代日常语言中几乎无处不在。“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下文简称PTSD），亦在不断蔓延。从病理上说，PTSD是指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灾难、死亡及其威胁后所导致的延迟出现、然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当今PTSD居高不下的发病率，显示它已经成为一个公共健康问题。这样看来，西方当代文论中异军突起的创伤研究并非无病呻吟、纸上谈兵。弗洛伊德的收笔之作《摩西与一神教》，作为创伤批评的先驱，洋洋洒洒、不遗余力地论证摩西不是希伯来人而是埃及人，在《出埃及记》中，他被麾下的以色列人谋杀身死，因此犹太民族背上了挥之不去的原罪。对于该书的写作宗旨，弗洛伊德本人也交代得清楚明白：它是一部针对世界范围排犹主义的叛逆之作。

　　现代意义上的“创伤”概念，一般认为源于19世纪晚期“神经病学之父”让—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法国神经病学家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以及弗洛伊德等人的精神疾病治疗实践。1894年，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评论》杂志创刊号上刊文评价布洛伊尔、让内和弗洛伊德等人的成就时，将上述几位欧洲同道所说的“创伤”比作精神中的荆棘。在库尔兹看来，这个比喻恰如其分地揭示了创伤是一种外来的东西，嵌入心理深处，就像伤口表面愈合，底下溃烂却在扩展，唯有打开伤口，重新清洗，才能真正得到治疗。弗洛伊德本人1920年发表的《超越快乐原则》被公认为创伤理论史上的经典文献。弗洛伊德视创伤为心理防御墙面上的裂口，它是如此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瞬间就突破了心理保护机制的防御。上述塔索史诗中的唐克雷蒂和克罗琳达片段，在弗洛伊德看来就是再形象不过地勾勒出了创伤来袭的画面。自此以还，这个画面不但成为创伤批评的一个标志性图像，而且毋庸置疑地将创伤和文学联系起来。文学牵连创伤不仅在于理论上阐述“诗可以怨”的悠久传统，而且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诚如库尔兹所言：“无论是出于学科外部还是内部的原因，文学似乎是在创伤研究中发现了一系列概念，它们一方面让文学来回顾自己分析文学文本的观念和方法，另一方面也让文学拓展自身，同当今最为紧迫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4]

　　西方当代创伤文学批评的一位领军人物，是现执教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凯茜·卡鲁斯。1988年，卡鲁斯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学位论文经过修改扩展，1991年题名为“经验真理与批判小说：洛克、华兹华斯、康德、弗洛伊德”出版，这是她的第一部著作。以创伤为题，卡鲁斯的相关著作有《不被承认的经验：创伤、叙述与历史》（1996）、《文学与历史的灰烬》（2013）和《倾听创伤：与灾难经验理论及治疗领军人物的对话》（2014）等。1995年卡鲁斯主编的文集《创伤：记忆探讨》“序言”中开宗明义提出，创伤之所以意味着记忆探讨，是因为伤痛太甚，难以面对，故而经常以记忆形式存留；创伤研究近年来崛起而且流行不衰，是因为现代社会创伤甚多，当务之急是缓解病人的伤痛，这是一切创伤研究的核心。在该书“导言”中卡鲁斯又说，创伤现象似乎已经变得无所不包，但它之所以发展到这个状态，恰恰是因为它暴露了我们理解力中的局限：倘若说精神分析、精神病学、社会学乃至文学如今开始相互倾听创伤研究中的新声音，那是因为这些学科的倾听发生在创伤经验的剧烈断层和沟壑之间[5]。这段话可以见出创伤研究鲜明的跨学科特征。文学和创伤的相互倾听，无疑同样发生在创伤经验的剧烈断层之间。 

二、 不被承认的经验

卡鲁斯的《不被承认的经验：创伤、叙述与历史》被公认为当代创伤批评的开山之作。该书开篇引了塔索《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三句诗作为题记：“尽管恐惧得发抖/他再砍出一刀/然后/决心一睹究竟。”顺着这段题记，卡鲁斯将读者引入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第三章中关于唐克雷蒂和克罗琳达这一片段的分析，并引弗洛伊德的话，称其为创伤命运“最动人的诗歌画面”。卡鲁斯强调说，这段故事的动人之处，在于它引人注目地并列陈述了重复伤害和见证哭声这些神秘未知事件，而最好不过地表达了弗洛伊德本人对于创伤经验的本能感知和激情幻想。卡鲁斯指出，弗洛伊德之所以求助文学来描述创伤经验，是因为文学就像精神分析，致力于探究已知和未知世界的复杂关系。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弗洛伊德谈了创伤性神经症的特征并将之和梦比较，将对创伤成因的探究由外部刺激伤害转向病人内部因由，这在创伤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在该书第二章弗洛伊德指出，有一种状态是大家熟悉的，它往往发生在强烈的机械震荡、火车事故和其他危及生命的事故之后，它就是“创伤性神经症”。那时刚刚结束的世界大战就导致这类疾病的患者大量出现。但时至今日，人们已经不复将此种异常现象归因于外部机械伤害造成的神经系统损伤，它的诸多症状中有许多相似的重复性运动症状，这一点与歇斯底里很相像。创伤作为战争后遗症固然情有可原，但是在和平时期，创伤性神经症同样层出不穷，这又该当何论？弗洛伊德感慨，对这个困惑还未有人做出过完整解释。

　　卡鲁斯同后来的创伤批评家一样，标举弗洛伊德的两部著作《超越快乐原则》和《摩西与一神教》分别为创伤分析的发轫和经典之作。但卡鲁斯更愿意将“创伤”界定为历史事件对心灵的巨大影响。她注意到，两书均著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都直接将创伤理论与历史暴力联系起来。她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神经官能病症频出不穷，弗洛伊德惊讶地发现一种病症——噩梦连连，战场事件卷土重来，其体验像一种神经官能症，但是症状总是直接指向暴力事件的发生。由此弗洛伊德将它和另一种困扰人很久的现象联系起来：事故神经症。故而，战场后遗症可以与事故噩梦做比较。她引了弗洛伊德的一段话：

创伤性神经症患者所做的梦，会反复将病人带回到他所遭遇事故的场景当中，这情景再一次让他惊悸不已，以至于惊醒过来。人们对于这一点是见多不怪了……

要是有人以为患者夜间做梦，应该将他们带回到导致自己患病的场景里去，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就是误解了梦的性质。[6]

对此，卡鲁斯的分析是，弗洛伊德不解创伤噩梦何以频频卷土重来，因为它同愿望的达成毫无关系，而且没有无意识层面上的意义，而是实实在在原初事件的回归，即便当事人的意向适得其反，对原初事故避之唯恐不及。所以，创伤性神经症患者不像普通的神经症病人，他们身不由己卷入原初不幸事件频频闪回的侵扰之中，根本无法理解个中缘由，病人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这时外部事件不经过任何中介，直接变为内部创伤。这里的病因根由是创伤复发本身，而不是神经官能症的错误诊断。总而言之，弗洛伊德在创伤性神经症中遇到的问题，不指向任何恐怖事件，而是反映了幸存者特定的困惑体验。倘若说梦和创伤事件的幻觉重现由此引起弗洛伊德的格外重视，那是因为它们提供了见证。故而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中对于历史问题的再思考，其核心是一个迫在眉睫的未得解决的问题：幸存意味着什么？

　　因此，创伤在卡鲁斯看来，就是一段未被认领、不被承认的经验。她声称《不被承认的经验：创伤、叙述与历史》这本书，不是通过意识和原初事件之间仿佛直截了当的关系，而是通过心理创伤似是而非的间接结构，来探讨创伤和幸存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因为在意识层面上，幸存者对于昔年殃及性命的创伤事件与其说是耿耿于怀，不如说是在有意回避和忘却，躲之唯恐不及。

　　卡鲁斯注意到，弗洛伊德讨论创伤，一开始就在强调心理学中的创伤并不是来自于严格的危及生命的伤害事件。恰恰相反，身体上的伤害，通常是对神经症病状的发展起反作用。对于意识来说，病人对创伤经历更经常是不知不觉的。假如创伤事件不受控制地反复再现，患者的思维、记忆或梦中不断涌现与创伤有关的情境或内容，就像清醒时分的记忆一样，那么它也只能发生在发病时或者梦境之中。她接着援引了弗洛伊德的相关叙述：“有人认为，创伤经历甚至在睡眠中也在持续不断对病人施加压力这个事实，证明了此种经历的强烈程度：人们会说，病人固着于他的创伤了……但是，我没有发现创伤性神经症病人醒着的时候也经常回忆他们所遭遇的事故。也许他们更在意的是不去想它。”[7]这是说，梦中经历创伤事件，不能证明当初的身体伤害多么巨大，而是说明幸存者内在的心理机制受伤害更深，以至于欲罢不能。所以，梦见创伤事件，并不意味着原初事件直接维系着幸存者当下的生活，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幸存者意欲探究事件发生之初他未能完全理解的内容，是意在克服创伤事件与当下生活并无直接联系这个事实。由是观之，创伤之所以成为创伤，不是因为伤口愈合出了问题，而是因为意识层面上，创伤事件对于幸存者来说始终是一段未被认领、未被承认的惨痛经验。

三、 左拉与火车创伤

美国创伤批评新秀、执教于林赛威尔逊学院的卡洛琳·斯蒂文斯，在她的《作为创伤文化炼狱的现代性》一文中，立足火车意象，分析了左拉小说《人面兽心》（La Bête humaine）中的创伤寓意。1890年出版的《人面兽心》是左拉《卢贡—马卡尔家族》小说系列的第17部，是一部描写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如何导致个人心理失调的自然主义作品，出版当时就反响巨大，1938年被让·雷诺阿改编为同名电影。小说标题“人面兽心”指的是天资聪颖的青年机车司机雅克·朗蒂埃。朗蒂埃因有歇斯底里遗传基因，看到年轻女性每每会不由自主颤栗起来，然后又突然心起杀机。左拉说，朗蒂埃根本不认识这些女性，与她们无冤无仇，但一旦发起病来，他就会失去理智，埋在心底的复仇感左右着他的行动，至于他对女性有什么仇恨，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也许这只能追溯到远古时代，追溯到那时女性对男性的压迫，甚至追溯到穴居时代女人对男人的欺骗。一次旅途中，车站副站长卢博逼迫妻子塞芙琳娜与他合伙杀死公司董事长格朗莫兰，恰被朗蒂埃撞见。案后调查时和在法庭上，因为塞芙琳娜的一双美目，朗蒂埃鬼使神差保护卢博夫妇避开了嫌疑。柔情似水的塞芙琳娜让朗蒂埃欲罢不能，两人很快堕入爱河，开始图谋杀死讨厌的卢博，不料朗蒂埃旧病复发，反而掐死了塞芙琳娜。小说结尾写朗蒂埃与被他偷了女友的司炉在时速60公里的机车上扭成一团，最终滚下车去，两人一起死于非命，给轧得血肉模糊。18节车厢满载着快乐高歌的法国“炮灰”士兵，在无人驾驶的“利松号”（La Lison）疯狂机车牵引下，驶向普鲁士战场。

电影《人面兽心》海报

斯蒂文斯认为，《人面兽心》戏剧性地将铁路、现代性、创伤和左拉力推的科学心理学纠合在了一起。朗蒂埃内心在苦苦挣扎，拼命克制一见女性身体便旧病复发的冲动，特别是对他情人塞芙琳娜的嗜杀欲望，却终难逃脱毁灭悲剧。小说情节发生在巴黎到勒阿弗尔之间的铁路上，左拉为了细节描写的真实，专门耗时数月深入铁路考察，以至于朗蒂埃驾驶的那辆机车“利松号”，当仁不让地成了嗣后“火车创伤”中的范例。斯蒂文斯引了小说中的这一段文字：

这么多人！还是那一群人，那个一望无际的人群，周遭车厢隆隆、机车长鸣、电报哒哒、钟声当当！就像一个巨大的身体，一个巨人头枕巴黎，脊椎顺铁轨延伸，四肢张开如条条支线，手脚是在勒阿弗尔和其他终点。它向前、又向前，机械刻板、洋洋得意，以数学般的精确一头冲向未来，一意孤行，视而不见两旁人类生活的其他部分，那是目不可见然而悠久不息的生活，带着永恒的激情、永恒的罪恶。[8]

在斯蒂文斯看来，这段话结合了现代性的两个标志：人群和铁路，将之融合进一股乖张任性的邪恶力量，完全无视其他鲜活的个体生命，一笔勾销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小说中对火车车祸血肉模糊的可怕描写，也活脱脱就是现代性创伤的写照。诚如左拉通过小说人物之口的评论：这个发明了不起啊，没什么可说的，人类在飞快前进，越来越聪明；野兽依然是野兽，不管人类发明什么先进机器，野兽依然如故。现代性由此见证了血淋淋的杀戮本能，“利松号”就是它的象征：

左拉以铁路来代表他对现代性的客观观察，将这观察同时延伸到个人和社会层面的心理动因上面。故此，利松号的毁灭潜能变成朗蒂埃谋杀本能的一个象征，小说高潮是他刺杀塞芙琳娜，发生当口正值“巴黎号快车呼啸而过，狂野不羁、迅疾如风，以至于大地也在震颤；她一命呜呼，仿佛暴风雨中突遭雷击”。[9]

斯蒂文斯进一步的分析是，就像19世纪医学将创伤性神经症归结为遗传基因，左拉笔下的朗蒂埃也相信他是父债子还，是在给酗酒无度的父辈和祖辈偿还孽债，是原始的兽性要将他拽回丛林，让他混迹于专门吞噬女性的野狼之中。所以不奇怪，左拉是弗洛伊德情有独钟的小说家之一。这样来看，左拉对朗蒂埃的心理描写就是对典型的记忆丧失症和创伤性神经症的个案分析。主人公在人性和兽性之间苦苦挣扎，所导致的不光是个人悲剧，同样也是社会的悲剧。斯蒂文斯特别强调了小说结尾的描写：朗蒂埃跟司炉生死搏斗，双双毙命，无人驾驶的列车继续奔驰，仿佛焕发了青春，车速快得惊人，茫茫黑夜里，年轻的“炮灰”士兵拥挤在车厢里，如醉如痴，大声高唱，奔赴普法战争的战场。这是一辆魔鬼列车，横冲直撞，轧死几名行人，几乎撞翻一台实验机车，它毫不在乎，像一只既瞎又聋的野兽奔向死神王国，一次又一次钻进茫茫黑夜，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左拉以火车和铁路为背景来展开《人面兽心》的故事叙述，有其时代背景。19世纪火车事故频繁，造成的伤害并不止于肉体，更有心理和精神上的持续伤害。火车事故后遗症的标志是“铁路脊柱”（railway spine），顾名思义，它指的是火车事故对脊柱和大脑带来的无可弥补的后遗创伤。“铁路脊柱”作为19世纪火车事故后遗症的典型症状，在斯蒂文斯看来，是早期现代性创伤综合症的代表意象。在《作为创伤文化炼狱的现代性》一文中，斯蒂文斯也梳理并交代了相关线索。英国外科医生约翰·埃里克森（John Eric Erichsen）1856年出版的《论铁路和神经系统的其他伤害》，应是第一部有关“铁路脊柱”相关症状的大部头著作，“铁路脊柱”因此也得别称为“埃里克森病”。但是埃里克森和19世纪医学的流行做法，都将火车创伤看作机体伤害，尚未将之同心理学和精神分析联系起来。19世纪不但出产“铁路脊柱”，同样见证了多不胜数的暴力、战争、死亡和种种其他事故。唯这些事故的创伤后遗症，初时诊断都还局限在物理和身体伤害上面，其深入探究向社会文化、技术、政治和经济方面延伸，还有待时日。

“铁路脊柱”同心理学和精神分析联系起来，同样有鲜明的社会背景。当其时，不乏有人找到铁路部门，报之在火车事故中受了伤害，可是身体上却没有伤口，铁路方面因此拒绝赔偿，认为是欺骗作假。所以“铁路脊柱”究竟仅仅事关肉体，还是一样牵连到精神，首先具有临床意义。英国医生赫伯特·佩奇（Herbert Page）和法国精神病学家沙可，公认在“铁路脊柱”治疗由生理向心理侧重的过渡中担当了领军角色。1952年《英国医学杂志》（BMJ）上刊登了英国心理学家米莱斯·卡尔平（Millais Culpin）的一篇文章《一些被遗忘的片段》，作者回顾“一战”期间士兵的炮弹休克症，然后讲到有一天他收到赫伯特·佩奇一封来信，两人后来见了一面。佩奇1892年出版了《铁路事故》，专门分析火车创伤，但是谈到“铁路脊柱”的治疗问题，却声称他当时对心理学其实还一无所知。可见火车创伤从生理到心理的认知转变，并不是出于精神分析学家天马行空、异想天开，而是有着切实的临床实践基础。佩奇本人是现代创伤理论的开拓者。他认为所谓的“铁路脊柱”，实际上是一种神经休克，表达了恐惧因子：

　　铁路事故导致的这一巨大的精神休克，在导致直接崩溃的因由中，占据了很大部分，许多病例中甚至是唯一因由。铁路事故的后遗症相当严重，一如事故发生之后我们所见，甚至更为严重。[10]

精神休克而非身体伤害，是火车创伤的主要因由，这个命题标志着19世纪末叶，医学界终于开始重视起了创伤的精神内涵。沙可后来将佩奇的创伤研究引入法国，把火车事故和歇斯底里联系起来。佩奇认为火车创伤后遗症不是脊椎受伤引起的生理病症，而必涉及深层的精神情绪状态。沙可改造佩奇的理论，认为歇斯底里就像铁路创伤，它是如此巨大，有时候甚至就是直接崩溃的唯一原因，可导致病人长达数月的生活失调。沙可特别强调了佩奇理论中的恐惧因素，指出它们对于病人的影响甚至胜过伤口本身。不过在斯蒂文斯看来，虽然佩奇和沙可奠定了创伤精神分析的基础，二人终还是主要局限于从生物学和功能方面来定义创伤。现代创伤研究的发轫之作应是弗洛伊德的《超越快乐原则》。再往上推，早在1895年，弗洛伊德的《歇斯底里研究》也已经谈及了外部创伤的理论因由问题。

斯蒂文斯特别注意到《人面兽心》的结尾，她认为左拉这部小说最后站在1890年的高度来回顾并诊断普法战争疯狂的起因，将其视为现代社会的一个警示：就像朗蒂埃受困于遗传疾病，现代社会丧心病狂的战争暴力，也都可在人类社会原始时代的本能冲动中去追究因由。故而小说不仅在警告人性的退化，而且预示了无意识的崛起：

说到底，《人面兽心》是以文学改编了19世纪医学对遗传的重视，预演了无意识的崛起。小说最后，火车满载着浑然不知的青年士兵，疯狂穿越死亡原野的意象，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屠杀的先兆，也彩排了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1930）中对集体本能的解析。[11]

这个现代社会的集体本能无疑是令人悲哀的，它毋宁说就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一种创伤性本能。从凯茜·卡鲁斯《不被承认的经验：创伤、叙述与历史》这部创伤批评的开山之作来看，无论是作者对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雷乃和杜拉斯《广岛之恋》的作品分析，还是对德曼和拉康理论的解构阅读，都清晰显示了这一点。创伤是历史的一种必然，就像德曼当年的著名文章《理论的抵抗》（1982），表面上是在呼吁抵抗理论、排斥理论、否定理论，实际上恰恰论证了理论的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理论如此，创伤亦然。而文学联姻创伤，便是在可见与不可见、可知与不可知、可追忆与不可追忆之间，唤醒一个时代的创痛意识。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19年第5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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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圣经》（和合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2007年版，第126页。

[2][6][7] See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 p. 59, p. 61.

[3] Thomas Laqueur, “We Are All Victims Now” (Rev. of D. Fassin and R. Rechtman, The Empire of Trauma: An Inquiry into the Condition of Victimhood),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2 (July 2010): 19. See J. Roger Kurtz (ed.), Trauma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 

[4] J. Roger Kurtz, “Introduction”, in Trauma and Literature, 2018, p. 17.

[5] Cathy Caruth, “Introduction”, in Cathy Caruth (ed.), Empirical Truths and Critical Fictions: Locke, Wordsworth, Kant, Freud,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 

[8][9][11] Karolyn Steffens, “Modernity as the Cultural Crucible of Trauma”, in Trauma and Literature, p. 45, p. 46, pp. 47-48.

[10] Herbert Page, Railway Injury, New York: William Wood, 1892,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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