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张武军：国民大革命与革命文学的历史检视——以武汉《中央副刊》为考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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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回到历史语境中考察和分析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这已成为左翼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气象，可是大家却很少关注国民大革命之于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意义。大革命时期武汉的《中央副刊》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其丰富性和复杂性。《中央副刊》也是我们重构革命文学谱系不可或缺的一环，藉由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实现对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的历史检视，也会带给我们对这一老命题全新理解。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5期，原题为“国民革命与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历史检视——以武汉《中央副刊》为考察对象”，感谢作者张武军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张武军

国民大革命与革命文学

的历史检视

以武汉《中央副刊》为考察对象

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是研究界的老话题，却屡屡被视为“一个学术的生长点”[1]。新世纪以来，随着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少学者开始注意到了这些概念自身的含混，边界的不清晰不确定。洪子诚提出：“进入‘当代’之后，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成为惟一的合法存在的文学。这就必须先讨论中国的‘革命文学’或‘左翼文学’这样的概念，究竟指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上要讲清楚，并不是十分容易。……通常，我们在使用‘左翼文学’、‘革命文学’这些概念时，有时内涵并不很清晰，指涉的对象、范围也不总是很清楚。”[2]颇有意味的是，洪子诚的这一追问是从当代文学研究的视角来提出，即提醒研究者需要正视“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等概念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差异。与此同时，引领新世纪以来左翼文学研究热的王富仁也提出了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主流意识形态和左翼文学的问题”，在他看来，我们不能用1949年之后所谓主流意识形态去理解30年代的左翼文学。[3]

洪子诚

王富仁

一、回到历史语境的

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

在洪子诚和王富仁的追问提出之后，注意辨析1949年前后“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不同内涵，并回到历史语境对“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及其相关概念进行重新考察和界定，这成为左翼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气象。程凯明确提出：“就历史研究而言，‘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社会主义文艺’等概念应有各自的历史规定性。我倾向于将20世纪20年代以鼓动革命为目的的文学言论称为‘革命文学’，将三四十年代以对抗资产阶级政权、宣扬无产阶级革命或其他革命理念为特征的文学实践称为‘左翼文学’，尤以‘左联’为其代表。”[4]

“左联”和“左翼文学”的复杂关系自然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早在2000年西南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八届理事会上，“左联和左翼文学”议题是大会的一个重点，不少学者如钱理群等人就提出，“左联与左翼文学这两个概念应该有所区分。有的左联成员的作品不带左翼色彩，有的非左联成员的作品却是左翼文学”[5]。葛飞也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并追问何谓左翼、何处是它的边界：“19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左翼思潮’、‘左翼文化人’是学界习用的概念，这些仿佛是不证自明的名称，一旦具体化就成了问题：哪些人可以称得上是左翼文化人，哪些作品是左翼作品，哪些文化组织可谓左翼组织？左联、剧联盟员‘当然’是左翼文化人，但是，左翼文化人却不止于盟员。——萧红、萧军等人虽然没有加入左联，一般仍被视为‘左翼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者皆可称作左翼，那么，我们如何处理胡秋原和被视为‘第三种人’的杜衡？他们在30年代也承认文学有阶级性，却拒不接受党/左联的领导，或许可以称之为非主流的左翼文化人？”[6]曹清华在《何为左翼，如何传统——“左翼文学”的所指》一文中，“试图把‘左翼文学’一词放回到1930-1936年的文学历史中，具体地分析与‘左翼’相关联的文学活动和写作实践，梳理‘左翼文学’的多重所指”，并分析了“‘左联’对‘左翼’的规训”。[7]

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讲话（陈逸飞画）

很显然，这些回到历史语境中对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的重新考察和界定，为左翼文学研究、革命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天地，尤其是对左翼文学和左联机构、左翼作家和党团身份的辨析，是左翼文学研究走向深入的标志。但是左翼文学和革命文学究竟是怎么样的关系？我们究竟要重返怎样的历史语境？除了程凯[8]之外，大多数研究者也只是把左翼文学放置在左联成立到解散这一时段之内，即在1930-1936年的文学历史中考察左翼文学的丰富和多重所指，而把左联成立之前的1928开始的革命文学视为左翼文学的准备期。“左联”成立就成了一个分水岭，之前为革命文学，之后为左翼文学，或者说之后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就合二为一。“左翼文学开始称为‘革命文学’，只是到了左联成立前后，才有‘左翼文学’的称谓。从本质上来说，左翼文学就是革命文学，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是‘普罗塔纳尼亚（proletariat）文学（简称普罗文学），它是与布尔乔亚（bourgeois）文学（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文学）相对立的。”[9]

事实上，不论是对1928革命文学发生作为左翼文学准备期的阐述，或是对1930年“左联”成立及其之后左翼文学内部复杂性的探究，这样历史语境重返都是基于同样的史观逻辑，即从共产党人单一的革命史观来审视革命文学、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的发生到左翼文学形成和共产党人介入文学大体同步。过去大家普遍认为1928年为革命文学的起点，其实并不在于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成员提供了多么新颖的理论，而在于这个时期倡导革命文学刚好和共产党独立革命的历史进程相符，尽管当时倡导革命文学的创造社诸多成员还并非共产党员。现在也有研究者把革命文学发生的上限追溯到1920年代初早期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沈泽民等人相关论述，但这一切都被描述为共产党人个体意见表达，并不是具有整体指导意义的组织行为，同时也表明，即便早期的不成系统的革命文学提倡依然和共产党人相关。“左联”成立之所以成为分水岭，成为从革命文学到左翼文学质的变化，同样并不在于革命文学理论建构上有了多么大飞跃，而在于共产党党团组织对文学的介入程度更深。据此我们就不难勾勒出一条清晰的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发生、发展、变迁的脉络，从共产党人个体性、零散性地提倡革命文学到最后由党组织系统领导和建立左联这样的机构从而形成左翼文学。可问题是，左联时期并非共产党人第一次介入文学，在大革命时期从广州到武汉，作为实际控制国民党宣传部的共产党人，曾更系统更完整地介入和掌控了文学和宣传，尤以武汉政府时期更为显著，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回到大革命的历史语境中重新检视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的来龙去脉呢？

邓中夏（左上）、恽代英（右上）

萧楚女（左下）、沈泽民（右下）

另一方面，在左翼文学研究中，学界还是更多从理论的角度来考察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的发生和变迁，艾晓明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是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在2007年再版的引言中作者明确指出，“左翼文学几乎一开始就是一场理论运动，投身于这场运动的著作家们留下了大量的理论文字”[10]。当我们只是关注到革命文学理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去把思考的中心投向这些理论的来源——苏俄的或者日本的。艾晓明的著作就是详细考察和分析了苏俄、日本的文学理念如何构成了中国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的理论来源，陈红旗的《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1922-1933）》[11]，也着重分析了“俄苏体验”、“日本体验”之于中国左翼文学发生发展的意义。尤其是日本的福本主义和后期创造社的转变，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和太阳社的理论建构，这常常被视为革命文学发生的主要依据，不少学者都会援引胡秋原的说法，“在中国忽然勃兴的革命文艺，那模特儿完全是日本，所以实际说起来，可以看作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个支流”[12]。可事实上，1928年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大革命时期的革命组织和革命理论，革命力量和革命实践都远超日本。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中国的大革命历史实践作为中国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理论依据呢？

这一切只是因为我们接受了“大革命失败”这一前提，所以尽管这一时期共产党人曾系统介入文学和宣传，也只能是反思和回避；只因为我们接受了“大革命失败”这一前提，所以宁愿把革命文学的兴起完全归功日本理论的输入，也不愿意在大革命的历史中来检视中国革命文学发生、发展。这种“大革命失败”的前提，构成了学界忽视大革命之于革命文学的重要因素，也是学界凸显“革命文学理论”而不是革命实践的主要原因。

但是，我们真的可以把“大革命失败”作为一个不加质疑的前提么？ 

二、民国视野与武汉《中央日报》

及《中央副刊》

对于大革命这一复杂的历史事件，国共双方至今仍然分歧巨大。从国民党方面来说，1927年4月12日，上海清党及武汉分共是国民党在危难时刻挽救了革命，是对革命的维护，是引领中国国民大革命走向了最终的胜利；从共产党方面来说，四·一二政变及其后武汉事件是国民党背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背叛了革命，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行为，此后，共产党人真正地并独立地扛起了中国革命的大旗。直至今日，这种巨大的分歧和各自针锋相对的判定依然主导着各界对国民大革命的阐释。因此，正视这种复杂的多维的大革命，是我们理解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丰富性、多维性的前提。

四·一二政变

其实不仅国民党方面从未认为1927下半年到1928是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党人当时也并不认为大革命失败了，相反他们也认为1927年下半年以后正处于革命的高潮期，最终的胜利即将到来。郑超麟提到：“《布尔塞维克》创刊号里，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大意是：《国民革命失败后我们应当怎样？》从题目可以知道文章内容。我是认为革命已经失败了，我们应当从头做起。出版之后，我们接到了中央通告，仿佛革命并非失败，而是更进一层发展的。我们离胜利是更加近的。”[13]由此可见，“大革命失败”说在当时并不为国共两党所认可，或者说，在当时国共两党对大革命都持一种复杂的甚至是极为混乱的态度。后来两党对大革命越来越清晰的评判都是建立在各取所需的遮蔽之上，因此，我们不只是回到大革命的历史时段，更应回到多维革命史观下的大革命中来检视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即回到民国历史视野下的大革命中去，摆脱过去单一的革命史观，正视大革命的含混、复杂、多重可能性，这才是我们探究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丰富性的逻辑起点。

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视野下重新考察大革命和革命文学的关系，避免以论代史，最好的切入点莫过于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日报》及其副刊。1926年底国民政府及其中央党部迁往武汉，标志着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开始，1927年3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3月22日《中央日报》在武汉创刊。尽管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央日报》存续时间并不长，但对我们了解当时革命的复杂性以及之后革命走向却至关重要。

然而，在后来历史记述中，国共双方都有意回避武汉时期的《中央日报》，偶有论及也大都作反面评价。

《中央日报》（1946）

台湾新闻史家只认可1928年2月1日上海《中央日报》作为始刊，有意回避武汉《中央日报》的存在，“民国十六年三月，汉口曾有中央日报之发刊，自三月二十二日起至九月十五日停刊，计共发行一百七十六号，因为当时武汉政治局势，甚为混淆，报纸亦无保存可供查考，故本报仍以十七年二月一日为正式创刊之期。”[14]很显然，“报纸亦无保存可供查考”只是个说辞，而“政治局势，甚为混淆”则是史实，更明确说，当时的大革命是那样的复杂和丰富，而各党各派总是按照自己后来的需求择取或者规避。曾经参与过武汉《中央日报》编委会并在《中央副刊》发表过不少文章的胡耐安，后来在台湾回忆这份报纸时颇多尴尬。“此之所谈的‘中央日报’，如果仿照朱家的‘紫阳纲目’例来写，可不应该冠之以‘僭’或‘伪’，才可免于有悖乎‘正统’的道统？然乎否耶？暂不苛论。转思：此一《中央日报》（在汉口出版的《中央日报》），确实是前乎其‘时’的为现代中央日报‘先河’之导；书僭书伪，又未免有激浊扬清的慊疚于心。”[15]

武汉《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创办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党报，之前国民党曾以上海《民国日报》作为其机关党报，但它当时影响力有限，也没有成立相应的国民政府，并且很快就降格为上海市党部的地方性报纸，同样《中央日报》创刊之前，武汉《民国日报》也只是湖北省党部机关报而已。在国民革命即将彻底胜利并将一统全国之际，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创办一份全国性的领导报纸，是《中央日报》第一次使用“中央”之名的缘由，也是其创办的主旨所在。《中央日报》创刊时曾在武汉《民国日报》上刊登启事：“本报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报，职在作本党的喉舌，指示国民革命之理论与实际，以领导全国民众实行国民革命。”[16]

《汉口民国日报》

照理来说，作为国民党喉舌的《中央日报》不应被国民党否认和回避，“指示国民革命之理论与实际”的《中央日报》，更不应该用“僭”或“伪”的称号，除非这个“革命”并非国民党后来所界定的革命，或者远比国民党人后来的“革命观”更复杂、更丰富。

和国民党人一样，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后来的叙述中，也刻意回避《中央日报》。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从事报刊宣传工作的亲历者茅盾，在后来的记叙中这样描述：“《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机关报，部长顾孟馀原是北京大学教授，中山舰事件后，被蒋介石请去当了宣传部长，因此在他领导下的《中央日报》是国民党右派的喉舌。虽然主笔陈启修也是个共产党员。《汉口民国日报》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但实际上是共产党在工作。”[17]因为茅盾自己是《汉口民国日报》的主笔（总编），他自然无法否认《汉口民国日报》，于是就肯定其革命性，并称赞“《汉口民国日报》是共产党办的第一张大型日报”。的确，从上海《民国日报》到广州《民国日报》，再到汉口《民国日报》，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国民革命包括共产党人革命观的发展变迁，这些报纸的副刊也是我们重构革命文学谱系不可或缺的环节，目前学界还少有人论及。但是，茅盾由此来贬低武汉《中央日报》及其副刊，并指称其为“国民党右派的喉舌”，则和事实大相径庭。要知道，茅盾自己曾在《中央日报》副刊中主编“上游”特刊，发表了《最近苏联的工业与农业》、《<红光>序》、《<楚辞>选释》等文章，即便在所谓的“七一五政变”发生之后，茅盾辞去了《民国日报》的工作，仍在《中央副刊》发表了不少作品，如署名“玄珠”的《云少爷与草帽》（《中央副刊》1927年7月29日）、《枯岭的臭虫——致武汉的朋友们（二）》（《中央副刊》1927年8月1日）、诗歌《留别》（《中央副刊》1927年8月19日），还有署名“云儿”的《上枯岭去》（《中央副刊》1927年8月18日）。尤其是最后一篇《上枯岭去》，从目前资料来看是茅盾的一篇佚文，《茅盾全集》中没有收录，最近出版的《茅盾全集·补遗》也没有，包括最后一篇文章在内的诗文是茅盾大革命时期文艺创作活动的开始，值得我们去特别关注。即便到了1927年的七八月，茅盾和《中央日报》及副刊关系仍很密切，因此茅盾所谓“国民党右派的喉舌”很显然是后来立场的主观呈现。

茅盾、顾孟馀

事实上，从1925年10月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以后，共产党人就进一步掌控了文宣领域，整理党务案后，毛泽东虽然辞去代理宣传部长，但共产党人在宣传领域的实际权力并未减弱。武汉国民政府时期，随着恢复党权运动的展开，共产党人就更加系统更加完整地掌控了舆论宣传、报纸杂志。当时负责湖北宣传工作的郑超麟曾说道：“当时武汉所有的报纸都是共产党员当编辑，或者能受共产党指挥的。”[18]共产党员身份的军人部宣传科主任朱其华也印证了这一说法，“武汉的中央日报与武汉民国日报，那时还全在共产党手中”[19]。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共产党人对报纸的全面掌控，不免引起国民党右派的抱怨，“一九二七年初，滞留在武汉的吴稚晖，有一次见到张太雷，就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国民党的报纸，按共产党的编辑方针办，真是自己养的女儿在家偷野汉子，天下少有，妙也乎？妙矣哉！’后来太雷转告秋白，秋白笑说：‘我们干的本来就是自古未有的事。’”[20]很显然，这一记叙带有很强的艺术加工成分，但大体意思应该不差。在当时，国民党内一些右派的确对共产党人在文宣领域中风生水起表示了某种担忧。

国民党人抱怨共产党人控制了《中央日报》从而极力回避，共产党人却也因为它是国民党的党报而不愿谈及，从双方都本该重视却又极力回避的姿态中，我们不难看出武汉《中央日报》及《中央副刊》是中国革命史和革命文学史上多么复杂的一个存在。因此，在民国的历史语境中，考察武汉《中央副刊》既是对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在历史语境中的重新检视，也是对中国革命文学谱系的重新构造。 

三、“酱色的心”：革命的颜色和心态

在讨论《中央副刊》有关革命文学的论述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关注武汉《中央日报》及《中央副刊》的主要参编人员——报纸的主编陈启修，副刊的主编孙伏园，副刊星期日特刊“上游”的主编茅盾。尽管他们在当时并非纯粹在文学领域活动，正如《中央副刊》并不是纯粹的文艺刊物，文学家的“茅盾”那时还只是一个叫做“沈雁冰”的政治活动家；但是他们都是我们了解革命文学不可或缺的人物，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出革命文学的丰富和复杂，以及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之后的历史走向。

陈启修

《中央日报》主编陈启修曾是北大教授，和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关系密切，是中国翻译《资本论》的第一人[21]，1923年游学苏联，在罗亦农、彭述之等人的推荐下，经由蒋介石介绍加入国民党，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武汉国民政府时期，陈启修在国民党中宣部工作，成为中央宣传委员会主要成员之一，参与武汉《中央日报》创刊并任主编。陈启修曾在《中央日报》撰写了大量宣扬革命的社论，也在《中央副刊》上系统地刊登了他的一系列革命理论。例如第二天的副刊就开始刊登他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4次演讲整理而成的《革命的理论》[22]，在第八军政治训练班讲授的《革命政治学》[23]，这些演讲和言论涉及革命理论的方方面面，其中也有关涉到如何认知和理解革命文化、革命文艺。

当然从直接的文学理论建构和文学实践来看，陈启修在这些言论并不值得我们以革命文学的名义来展开讨论，但是考虑到陈启修从事革命宣传和党报主编的经历构成了他后来革命文学理论译介和文学创作实践的素材来源，他的革命经历以及后来的革命文学思考又极具代表性，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对陈启修之于中国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的意义，仍缺乏应有的关注。

日本学者卢田肇曾对陈启修有较为系统的研究，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了《陈启修在东京的文学活动——关于他的诗论、文学评论和文学作品的翻译、“新写实主义”论等》，文章论述了陈启修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展中的意义，并以此“见证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之间的联系”[24]。不过，让我更感兴趣的是陈启修对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译介中明显夹杂了自己大革命时期的个体体验，甚至他因此对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有不少修正、不少反思。因为他自己曾有在大革命中非常丰富的宣传工作实践，也历经了1927政党政策混乱而又多变的现实，这就使得陈启修再次倡导革命文学时更多一份冷静和全面，对文艺和革命的复杂性有着较为清醒的思考，不像后期创造社以及太阳社一些成员那样简单、激进，他特别不同意把文学归结为宣传或政党政策的传声筒，而是小心翼翼地捍卫并追寻革命文学中的主体性建构。

《酱色的心》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陈启修围绕着大革命时期的经历创作了一系列小说，发表在《乐群月刊》，后结集出版名为《酱色的心》。陈启修曾这样跟茅盾解释“酱色的心”：“‘酱色的心’是比喻他自己在武汉时期，共产党说他是顾孟馀（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走狗，是投降了国民党的（陈原是共产党员），所以他的心是黑的；但在国民党方面，仍把他看成忠实的共产党员，他的心是红的；他介于红、黑之间，那就成了酱色。”[25]陈启修用力最多的一部小说《小大脚时代》堪称是他自己大革命时期的写实自传，主人公姚武成曾是北大教授，游学苏联，回国后在汉口担任“中央党报”主编，投入国民大革命，这一段经历几乎和陈启修自己完全相符。更相符的是主人公在作品中大段大段的内心独白，完全是陈启修后来自我意识的完整投射，作品中姚城武因为对过激的群众运动和妇女运动稍有些怠慢，马上被人攻击为宣传部G部长的忠实走狗，很显然G部长就是顾孟余，《中央日报》的社长。主人公在这混乱而又茫然的革命中现实开始了自我的反思：

他想：自己的末路，也太可怜了，简直无力资助一个投怀的小鸟！自己辛苦了两年，只弄得一个病体，加上一个走狗的美名，大的走狗也好了，偏只是一个G部长的走狗，一个走狗的走狗！呸……浑蛋！走狗分什么大小？根本错误，只在太过于忠实服从，太过于以半路出家人自居了。早应该主张自己的意见，如果主张不行，早应该引去呢。……[26]

的确，顾孟余接任宣传部长后，启用了不少和他一同从北京来的熟人进入宣传领域，引起其他宣传人员的不满和嘲讽，如共产党员朱其华讽刺顾孟余“染满了北京的官僚的习惯”，在宣传部“完全换上了他自己的一批人”，“他所带来的人，都是他的高足，这些人不知道干了些什么事，中央宣传部简直工作也没有做”[27]。陈启修以及孙伏园等人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被顾孟余拉入到宣传和党报的编辑工作中，因此，陈启修不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法改变他属于“顾孟余的人”的事实，朱其华曾多次表达“最使我不满意的是中央日报”，原因仅仅是针对人而不是报纸本身，“笨拙”的陈启修和“布尔乔亚文学家的典型”孙伏园，不管他们身份是否为共产党员，在朱其华一些人眼里都是来自北京的顾孟余的人，因而对《中央日报》及《中央副刊》就报之以“其内容是不待说了”、“不用说了”的鄙弃[28]。

孙伏园

可是，作为顾孟余的人，甚至被骂为顾孟余的走狗，然而让陈启修最难释怀的是顾孟余并未把他真正当作自己人，在和茅盾的交谈中，陈启修谈到了顾孟余做好随时撤逃的准备却让前来打听消息的陈启修不要担心，正如作品中的G部长自己找好了退路却并未告知姚成武。

这种被红的看做黑，被黑的看做红，被后来的红黑双方都抛弃，沦为不红不黑；或者说这种红黑分明的划分都是后来的返观而已，在大革命时期红黑原本就交织在一起。革命文学就是在红与黑的交织中发生、发展着，呈现出酱色。无独有偶，武汉《中央日报》停刊后，1928年上海复刊的《中央日报》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艺副刊，名称就是《红与黑》[29]，主编这一副刊就是大名鼎鼎的胡也频、沈从文、丁玲。可见红与黑交织融合的酱色在革命文学发展中多么重要的一种颜色，酱色的心是作家们多么普遍的一种心态。

胡也频、沈从文、丁玲

因为有了对“酱色”的自我体认，陈启修也自己选择了脱党，在之后的革命家和理论家眼里，这种“酱色的心”无疑是小资产阶级心态的体现，脱党是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行为。不过，陈启修自己把这种“酱色的心”看成找回自我的开始，不再盲目的追随所谓的红与黑，寻找自己的道路，不再一味的服从他人或政党政策，“酱色的心”并非只是一种幻灭的悲哀，而是一种重新发现“自己”的喜悦。“他（姚成武，笔者注）同时发见出他自己的长处了。他觉得，找出一条应走的新路了。他看见独立走路的自己了。他看见他自己变成完全的大大脚了。他反而发见G部长和许多自命为革命行家的人是小大脚了。”[30]

和陈启修同样选择的还有《上游》特刊主编同时也是武汉《民国日报》主编的茅盾，茅盾也选择了脱党。过去，学界常常认为茅盾回到上海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因此思想极端苦闷，于是开始了文学的创作，这种苦闷感、幻灭感也在《幻灭》、《动摇》、《追求》等作品中集中体现，尔后引起了一些革命文学提倡者如钱杏邨等人的批评，茅盾据此写《从枯岭到东京》来进行自我辩护和对批评的回应。这样的描述有诸多逻辑上的错误。事实上，茅盾脱党并非是联系不上党组织，而是和陈启修一样是他自己的主动选择，在茅盾后来的回忆录中分明记载着他回到上海后报告党组织处理丢失支票的事情[31]，同时茅盾的回忆和郑超麟的回忆都可以相互印证郑超麟和茅盾、陈独秀和茅盾往来的事实，由此可见和党组织失去联系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茅盾自己的主动选择。同时，根据赵璕的考证，“《从枯岭到东京》乃同样是茅盾主动选择用以表达自己的主张的结果”[32]，因为在《从枯岭到东京》发表之前，茅盾的《幻灭》、《动摇》并未受到多少责难，自然也不存在茅盾回应批评和指责这样的说法，它也不是茅盾被动的表达对革命文学的意见，而是茅盾追寻自我主体性的体现。

郑超麟

陈独秀

我们过去往往只是把“幻灭”、“动摇”之类的字眼用作对茅盾的批评，而事实上，和陈启修对“酱色的心”的自觉认知并寻找独立走路的自我一样，茅盾对“幻灭”、“动摇”的自觉书写，同样有一种发现自我找回自我的喜悦感和满足感。多年以后，尽管茅盾不停地为曾经的脱党做各种辩护的、悔恨的说辞，但仍有一种抹不掉的主体性情怀。“自从离开家庭进入社会以来，我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不愿意随声附和。这种习惯，其实在我那一辈人中间也是很平常的，它的好处，大家都明白，我也不多讲了；但是这个习惯在我的身上也有副作用。这就是当形势突变时，我往往停下来思考，而不像有些人那样紧紧跟上。”[33]

陈启修（陈豹隐）和沈雁冰（茅盾），武汉国民政府时代最主要的两大报纸主编，也是同为《中央副刊》上倡导革命文化和文学的重要人物，他们相逢在日本一定有太多共同的话题和想法，当茅盾听到陈启修有关“酱色的心”的阐述时，他会心有戚戚焉，一个是改名取“君子豹变”而隐的陈豹隐，一个是改名为矛盾而来的“茅盾”。他们却并不是逃避、退隐，“停下来思考”是为了再一次的前行，为了重新出发。今天我们从多维的革命视野来观照，就可以发现像陈启修、茅盾这样脱党者并没有放弃革命的理念，他们只是无法认同当时混乱而又多变的政党政策，由此开始通过文学上的译介或者创作来表达自己对革命的独立思考。中国的革命文学正是建立在这种独立思考革命的基础上，建立在对大革命实践的深切体悟和反思基础上，由此中国的革命文学以及后来成立的“左联”虽受到日本的启发，但很显然，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包括新写实主义等诸多命题在日本越来越没落，而在中国却呈现出不断繁荣的迥异局面，这一切均得益于中国的国民大革命，得益于像陈启修、茅盾这样的主体性价值追寻者。

当然，茅盾和陈启修并非是个例，有太多和他们同样经历和感受的文人，例如武汉《中央副刊》的主编孙伏园、发表《脱离蒋介石以后》以及在随后革命文学争论中的重要人物郭沫若、创作《从军日记》红遍中国堪称革命文学代表人物的谢冰莹，等等。根据和茅盾一起被党组织派往《民国日报》的张福康回忆，《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当时是中共党员，后来也脱党了”[34]。限于目前材料的匮乏，还没有孙伏园加入共产党的直接证据，不过根据后来很多武汉政府时期的人士回忆，共产党在那个时候极力发展党员，街头群众大会、学校工厂常有大规模集体入党的情形，不少国民党人士只有思想稍微激进(事实上，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不激进的国民党太少了)，也会被动员加入共产党，成为跨党党员，跨党在当时也是很普遍的情形。孙伏园显然属于思想特别激进的，不管从其在副刊上发表的文章还是组织的稿件我们都不难看出这一点，例如大家都较为熟悉的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被孙伏园登在《中央副刊》上，所以孙伏园加入共产党或者成为跨党分子并非没有可能，当然这都需要继续寻找资料做更进一步的论述。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郭沫若，他在《中央副刊》上刊登的《脱离蒋介石以后》中所提到：“说我是投机呢，我的确是一个投机派：我是去年五月中旬才加入国民党的，而且介绍我入党的是我们褚公民谊。所以我自己才仅仅是一个满了一周年的国民党员，或者可以说是‘投机婴儿’罢。至于说我跨党呢，那我更不胜光荣之至了。现在‘跨党’二字差不多成了‘革命’的代名。只要是革命的，便是跨党的。”[35]颇有意思的是，郭沫若后来的改写中删掉了加入国民党和跨党的这些字眼，只留下他和共产党接近的事例以证明其革命性。此外大革命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作家谢冰莹，她是被《中央副刊》捧红的一个作家，堪称《中央副刊》在文学方面最大的成就。如果翻阅当时的报纸杂志，回到历史的现场来看，革命文学中最有影响力，可以说是革命文学第一人的当属女兵身份的谢冰莹，寻找发现、讨论分析“我们的冰莹”是当时一个热门的话题，其人其作都成了革命的代名词。估计谢冰莹在武汉大革命时期加入了共产党，不过目前我们仍然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资料，只有一些间接的证明，如谢冰莹后来作为发起人之一创建北方左联并担任组织领导工作，杨纤如回忆谢冰莹曾被“开除出党”[36]，再比如武汉中央政治军事学校的绝大部分学生都加入共产党，著名的共产党人左翼作家符号，也是谢冰莹的丈夫，曾多次提到他们互相称呼对方为革命伴侣。从以上诸多迹象来看，谢冰莹的党员身份基本可以确定。[37]

茅盾、谢冰莹

郭沫若要极力剔除他在大革命时期和国民党的关系，谢冰莹要掩饰和回避她大革命时期和共产党人的关联，他们都只想把自我描绘为一种单纯的色彩而非红黑交织在一起的酱色。郭沫若、谢冰莹、孙伏园、茅盾、陈启修等等在《中央副刊》常露面的重要人物，他们大革命时期的政党身份归属直到今天仍然扑朔迷离。“酱色”正是当时革命颜色的一种很好的描述，它既指涉被分裂的国共双方都无法真正体认的脱党者，也指涉红黑没有像后来那么泾渭分明时国共两党交织的跨党分子。他们的革命实践、思考、心态是中国革命文学生成、发展、演变的主导因素。毕竟，陈启修、茅盾、郭沫若、孙伏园、谢冰莹这些或被记住、或被疏忽、或被改写的人，是我们在民国的多维的革命视野中探讨革命文学所无法绕过的，他们的言行和创作也带给我们对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新的认知、新的界定。 

结论：从东京回到武汉

“从东京回到武汉”，这是钱杏邨后来批评茅盾时所用的标题，而且是不止一次使用的标题。茅盾主动发表《从枯岭到东京》以后，钱杏邨迅速撰写《从东京回到武汉——读了茅盾的<从枯岭到东京>以后》来做答复。正如前文所提及，钱杏邨对茅盾的《幻灭》、《动摇》评价原本多是肯定和赞扬，但在这篇答复文章中，则明显是针锋相对和严厉批判。颇有意思的是，钱杏邨最后的责问是要求茅盾恢复武汉的革命精神，回到武汉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并列举了茅盾发表在《中央副刊》上的《<红光>序》为正面例证。“呜呼，茅盾先生的走入歧途已经不成问题，事实已经很明白的放在我们的眼前了。我们为着无产阶级文艺前途的发展而战斗，我们在‘事实上’不能不揭穿，批驳他的主张，使革命的青年不致因他的甘言蜜语为他所惑。同时，我们认为每一个唯物论者谁都应该是一个勇于检点自己的错误的人。无论如何，茅盾先生曾经相信过无产阶级的唯物论的哲学的，如果他能以翻然悔悟，那我们指出他的错误，也就是希望他能够把革命的现状重行考察一下，把自己的理论重行检定一回，认取自己的错误，勇敢的回到无产阶级文艺的阵营里来，依旧的为着无产阶级文艺胜利的前途而战斗。”[38] 1930年3月，钱杏邨编辑出版自己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二卷，涉及对叶绍钧、张资平、徐志摩、茅盾四个人的评论，有关茅盾部分的题目是从《新流月报》上发表的《茅盾与现实——读了他的“野蔷薇”以后》[39]而来，但是在本书茅盾论述的页面页眉上，保留了“从东京回到武汉”的字样，并在文章后面有“附记”部分，专门解释他直到付印前仍有使用“从东京回到武汉”作为茅盾评论的总题目的意思。“本卷第四篇内容，原分上下二部，上部批评茅盾君的三部曲。下部是答覆他的‘从枯岭到东京’的论文。当时便用了这论文的题目‘从东京回到武汉’作全篇题目。在付印的时候，感到那篇论文放在这里不相宜，故把它抽去，加上‘野蔷薇’一文。并改排了‘序引’。因此，在本篇上还留着‘从东京回到武汉’的题目，恐怕读者误会，特附记于此。”[40]钱杏邨结集出书时有关茅盾论的前后变化、差异以及改排、改写，前文提到赵璕先生已经做了很好的考证，在此更值得我们关心的是钱杏邨对“从东京回到武汉”这一标题的迷恋。“从东京回到武汉”，这是“茅盾与现实”应该有的姿态和立场，也就是说即便在批评茅盾时，钱杏邨仍然和茅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回到武汉的革命现实中来，恢复武汉的革命精神，再现大革命时期茅盾和大家同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事业中来。这再一次说明，不论我们从哪个层面来思考、辨析中国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我们都应该也必需“回到武汉”，回到国民大革命的历史中来检视。

钱杏邨

“从东京回到武汉”，在民国的历史中重新检视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中央日报》及其《中央副刊》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在这一份时间并不长的报纸副刊上，有太多的话题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有太多的作家作品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例如，30年代红色革命文学成为主流是否和一个强力的武汉革命政府和革命党报支撑与培育相关？《中央副刊》有关托洛斯基革命文学观念的提倡和30年代之后革命文学观念究竟有怎样关联和差异？“左联”立场是否是对武汉政府时期左倾文化立场的一种回归？除了前面提到的陈启修、茅盾、孙伏园、郭沫若、谢冰莹之外，《中央副刊》上倡导革命文学的作家作品我们该怎么来重新审视和分析，并探讨他们之于中国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意义。像傅东华的《什么是革命文艺》（1927年3月23日）的演讲，译作《文学与革命》（1927年3月25日开始连载）、顾孟余的《学术与革命的关系》、张崧年的《革命文化是什么》（1927年4月1日）、邓演达的《新艺术的诞生——致<中央日报副刊>》（1927年4月5日）、淦克超的《建设革命的文艺——呈孙伏园先生》、顾仲起《红色的微芒》（1927年5月8日）、李金发的《革命时期就不顾文艺了吗？》（1927年5月12日）、曾仲鸣的《艺术与民众》（1927年5月19日）、樊仲云的译作《无产阶级的文化与艺术》（1927年6月10日开始连载）、黄其起的《无产阶级文艺的建设》（1927年6月20日）、采真的《关于无产阶级文艺园地底创造》（1927年6月29日）、符号的《无产阶级与文艺》（1927年7月5日）等等，不胜枚举；此外还有像向培良、陈学昭、王鲁彦、潘汉年、张光人（胡风）等都有不少重要作品或著述刊登在《中央副刊》上。上述并不完全罗列的作家作品在我们讨论1928革命文学或之后的左翼文学时很少被关注、被提及，由此不难看出我们的革命文学谱系建构中曾经缺漏了多少重要的东西。借用钱杏邨的标题，“从东京回到武汉”，这才能更好地实现对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的历史检视，也定能带给我们对这一老命题全新理解。

本文原刊于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5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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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富仁：《有关左翼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东岳论丛》，2006年第5期。

[2]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259页。

[3]王富仁：《关于左翼文学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

[4]程凯：《寻找“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历史规定性》，《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5]秦弓：《左翼文学的历史地位》，《光明日报》2000年7月20日。

[6]葛飞：《何谓左翼？何处是它的边界？》，《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7]曹清华：《何为左翼，如何传统——“左翼文学”的所指》，《学术月刊》2008年第1期。

[8]迄今为止，完整而又细致地把革命文学的谱系考察和左翼文学的发生推进到国民大革命历史中的是程凯，他2004年的博士论文答辩稿《国民革命与“左翼文化思潮”发生的历史考察》，到最近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大量增删而出版的著作《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都展示了他在这一命题探索上所取得的成就。不过，在程凯的论著中，他一方面试图清晰地勾勒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历史发展变迁，另一方面又沉迷于革命的张力下文学和思想的复杂性探求，所以尽管他对国民革命不同时期的革命理念和文人心态做了极其精彩的阐述，但总体框架上仍然体现出共产党人革命观下的革命文学到左翼文学谱系构造。

[9]方维保：《红色意义的生成：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3页。

[10]艾晓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页。

[11]陈红旗：《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1922-1933）》，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

[12]梁若容：《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0页。

[13]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73页。根据《布尔斯维克》创刊号原文核对，郑超麟发表的文章题目为《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如何？》，文章题目和郑超麟回忆有出入，但是文章确实表达了国民革命已然失败的主旨。

[14]上官美博：《六十年大事记》，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台北中央日报社1988年，第246页。

[15]胡耐安：《谈汉口发行的<中央日报>》，台北《传记文学》，1976年7月，第29卷1期。

[16]武汉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8-59页。

[17]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358页。

[18]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51页。

[19]朱其华：《一九二七底回忆》，上海新新出版社，1933年，第258页。

[20]羊汉：《一九二七秋白在武汉的情况片段》，瞿秋白纪念馆编：《瞿秋白研究》（1），学林出版社，1989年，第384页。

[21]刘南燕：《陈启修——第一位翻译<资本论>的中国学者》，《前进论坛》，2003年第9期。

[22]陈启修：《革命的理论》，《中央日报·中央副刊》，1927年3月23、4月2日、4月9日。

[23]陈启修：《革命的政治学》，《中央日报·中央副刊》，1927年4月18日。

[24]芦田肇：《陈启修在东京的文学活动——关于他的诗论、文学评论和文学作品的翻译、“新写实主义”论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1期。

[25]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403页。

[26]陈启修（陈勺水）：《小大脚时代》，《乐群月刊》1卷6号，第96页。

[27]朱其华：《一九二七底回忆》，上海新新出版社，1933年，第25-26页。

[28]朱其华：《一九二七底回忆》，上海新新出版社，1933年，第118-119页。

[29]具体论述上海《中央日报》文艺副刊“红与黑”交织的意义，参见拙作《红与黑交织中的摩登——1928上海<中央日报>副刊之考察》，待发。

[30]陈启修（陈勺水）：《小大脚时代》，《乐群月刊》1卷6号，第105页。

[31]茅盾在回忆录有这样的记载：“至于我失掉的抬头支票，当时报告党组织，据说他们先向银行‘挂了失’，然后由蔡绍敦（也是党员，后改名蔡淑厚）开设的‘绍敦电器公司’担保，取出了这二千元。”由此可见，茅盾回到上海不存在联系不上党组织一说。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381页。

[32]赵璕：《<从枯岭到东京>的发表及钱杏邨态度的变化——<幻灭·书评>、<动摇·评论>和<茅盾与现实>的对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1期。

[33]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382页。

[34]张福康：《回忆汉口<民国日报>、<中央日报>》，《湖北文史资料》，1987年第4辑，第53页。

[35]郭沫若：《脱离蒋介石以后》（七），《中央日报·中央副刊》第60号，1927年5月23日。

[36]见杨纤如《北方左翼作家联盟杂忆》中记载，“一九三一年初，谢冰莹参加了非常委员会领导下的北平新市委筹备处，被以筹备分子开除出党”，《新文学史史料》第4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18页。

[37]具体论述参见张堂錡《论谢冰莹的左翼思想及其转变》，《苏雪林及其同时代作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

[38]钱杏邨：《从东京回到武汉——读了茅盾的<从枯岭到东京>以后》，伏志英编《茅盾评传》，第313页，开明书店，1936年，另见《阿英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68页。

[39]钱杏邨：《茅盾与现实——读了他的“野蔷薇”以后》，《新流月报》第4期，1929年12月15日。

[40]钱杏邨：《茅盾与现实·附记》，《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二卷，上海泰东书局，1930年，第177-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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