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金敬迈 申霞艳：《欧阳海之歌》是被写成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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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通过采访的形式，详尽地回顾《欧阳海之歌》的创作初衷、修改过程以及作者金敬迈人生的大起大落。金敬迈曾作为演员，在四野后勤部、文工团、宣传队很多个宣传单位待过，军队生活经验丰富，也认识很多干部、战士，积累了很多表演人物形象的经验。后因组织要求进行剧本写作，便萌生出将战士形象进行汇集、塑造一个比领导、连长、指导员更高明的战士的想法，加之人物事迹采访，促成《欧阳海之歌》初稿的完成，后作品经历出版社约稿，强制修改，最终走红。其后又应上级要求，对其作品进行不断修改，以符合当时时代环境，却仍改变了作者的命运。但当回顾人生的大起大落时，正如作者金敬迈所说：“我身上如果还有什么可取之处， 不在于我写过《欧阳海之歌》”，“我的可贵之处是在我的为人”，“我没有遗憾，我没有对不起谁， 我不会带着任何羞愧离开这个世界。这就是我”。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19年第4期，感谢“文艺争鸣”公众号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金敬迈

申霞艳

《欧阳海之歌》

是被写成这样的

金敬迈  申霞艳

2013 年 1 月 23 日下午，在广州市达道路上的客家王饭店一间小房子里，我和张钧教授拜访了金敬迈先生。金敬迈先生 84 岁高龄，白发飘逸，气质高雅，性格洒脱，言谈激情，出口成章，有精神洁癖。我们询问他关于《欧阳海之歌》的历史，每次只提一点头，老先生就一口气往下滔滔不绝，洋洋洒洒。他的记忆力、口才、重返历史现场的能力都非常惊人。金敬迈先生接受过不少采访，但是如此详尽地回顾《欧阳海之歌》的创作初衷、修改过程以及人生的大起大落，还是第一次。事后他明确表达他决不审阅整理文稿，文责自负，因为他不喜欢当年的“被”改。

金敬迈

我老迈 1929 年的，八十有四，四体不行了，脑子暂时还没糊涂，有时糊涂（笑）。我这个人收敛不来，属于没教育好的人，没读过什么书。没有一个领导喜欢我， 没有一个老师喜欢我。估计大多数讨厌我。但是年轻人倒是现在还被我蒙蔽，至今也没醒悟过来，年轻人中我的朋友很多，还有一些年龄很小的小朋友。现在快过年了，很多朋友来来往往。刚刚就接了一个电话来说要带孩子来看我，我接电话时以为是你，但记得你没说要带孩子来呀。原来是上次在读书节上采访过我的小记者呀。我人缘还可以，但是很狂妄。人嘛，总有自己的个性嘛、爱好嘛。你伟大我也未必瞧得起你。

我这人没什么理论，也不会装高深，又说不出什么来，但人家采访你是看得起你，不是非采访你不可。所以我以忐忑不安、诚惶诚恐的心情迎接二位的到来。我先把这个交代清楚，说得出格、没水平也就可以理解、可以原谅。

一、《欧阳海之歌》是被写成这样的

你刚说到的文章（吕东亮先生的《〈欧阳海之歌〉与“文革”文学的发生》《文学评论》2012 年第 4 期）我没看。

我现在视力不行，看报纸只能看大标题，里面的文章读不了，小字要用放大镜放大来看。这篇文章的大致意思我明白了：《欧阳海之歌》开创了“‘文革’文学”。我的意思还是“十七年”文学，因为欧阳海的事情是 1963 年发生的，我是在 1964 年写作，书在 1965 出版，在“文革” 开始前出版的。时间范畴来说，是属于“十七年”范畴。这个作者把这篇文章挑出来说明了他的看法。我不好回答这个问题，一回答这个问题恐怕会让你为难。

金敬迈《欧阳海之歌》

解放军文艺社1966年版

我这么说吧。我这个人是个很怪的人，思想很偏激。《欧阳海之歌》是被写成这样子的！反正这么大年纪了，我就乱说，就说说我的心里话。我原来是演员， 1962 年调到话剧团创作室。我这个人现在形象这个样子，当年也好不到哪儿去，不够高大，不能演工农兵，当时工农兵是要“高大全”，要粗犷，英雄气概，一出场就光芒四射。我身上又发不出光来，不符合这个标准。

但我原来演戏不错，曾经很不错，我老演主角，一度演过几十个主角，曾经在四野后勤部、文工团、宣传队很多个宣传单位待过。那时候阶段性的任务就是慰问演出。以四野为例，很多战士从前线撤回来学习新式武器。因为解放军收缴了国民党很多武器，四野有很多大杆枪，东北战争之后我们又有了很多美式装备。但农民出身的老战士还不会用，于是就从前线将一些战士调回来学习使用新式武器，再回前线教其他战士使用。这个培训时间很短，一般为期个把月，甚至半个月。回后方来没什么娱乐，就要看几场戏，至少有一场新晚会。所以我们每个月要组织几场晚会，一场晚会两个小时还不过瘾，要看三四个小时。每次都要有新节目，就需要排一些话剧，这些话剧演唱结合，台词一半多都由主要人物演说。而排练就只有一个礼拜，很多演员排练都背不下台词，到处卡壳。这种排练不能等你慢慢想。我记忆力特强，读三遍就背下来，我还会一点简谱，我拿着简谱就能哼，三遍后就能唱。我从来没吃过“螺丝”。我记忆力很好，从没出过错，没别的人能演过我。第一个主角我演好了，接连下来就都是我当主角。三五场下来，我就变得很“神”了，这是误会， 不能以表演艺术来要求。在那个没办法的年代里，从矮子里拔将军，我略显得突出些。我当主角，得到锻炼多，实践出真知，胆子就大了，我在台上表演就自如了， 能自我发挥了。大家就评价很高，都说老迈演得很好也不完全是阿谀之词，我也很有信心。不过随着文艺的日渐进步和深入人心，真正的优秀演员逐步培养出来，我就演二三流角色。“大跃进”以后，很多专业演员出来了，我就跑龙套了。我毕竟辉煌过，我不甘心跑龙套。我自视甚高，我就敞开来说。在文艺团体里，那个年代演员的命运是被别人安排的。领导看中谁，就安排谁来演主角。即使你演得再好，领导不安排你，你就没机会。现在时代要淘汰我了，我该被文艺队伍驱逐出境了，我到边缘了，只能演一些匪兵甲乙丙、群众ABC。我也要把小角色演出彩来。我特别能说会道， 学过俄国著名戏剧家斯坦尼夫斯基的表演理论，学过分析角色的心理，分析人物的性格、潜意识，深入角色。

《南海战歌》连环画

有次要表演《南海战歌》，导演为了教训主要演员， 因为主要演员架子大，就想拿我杀鸡给猴看，说你吊儿郎当地上来，匪兵的心理是什么，你内心活动是什么？导演让我分析匪兵这个形象，我就匪兵角色说了两个小时，说我昨晚怎么赌博，怎么输钱，我从匪兵半夜的心理分析开始，我就把排练搅黄了。你要杀我这只鸡， 我就告诉你我这个鸡不好杀。导演也只好说你真能够扯，我们都坐下来听。我就谈到如何扮演群众角色，我能上一堂课。以后能出彩的小角色就让我演。

我年轻的时候，宣传队的要求是“一专三会八能”，专是你演的角色，三会是写美术字，会打快板，会鼓动口号，总之吹拉弹唱，样样都要会一点。我跳过舞、吹过黑管、拉过琴，戏不够，武打来凑。有个匪兵和解放军的搏斗的场面让我来演匪兵，要互相搏斗好些回合，最后解放军把我揪起来，用一个沙勾拳在悬崖上把我打下去， 戏就结束了，这边就喊大会师了。我要直接往后倒，背后有预先准备的三个麻包垫着，有将近两米高，后边还有两个人应接。这段表演很精彩，连续演好多场。那天工作人员都看戏去了，说老迈演得太精彩了。他们看得入了神，忘记在舞台后铺上麻包，结果我摔倒了，既没人接又没麻包。我就“牺牲”了，摔晕了，等我火冒金星地醒来，发现自己直不起腰来了。在广西，腰疼了八个月， 直不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去看医生。

于是跑龙套、演匪兵也不行了，我就开始写幕前词，主要是介绍来看戏的战士所在部队的丰功伟绩：“一三四二部队是一支英雄的部队，长征路上如何如何，到陕北他们如何如何，南泥湾生产如何如何，解放战争最出名的刺刀英雄连就出在我们这个部队。”我声音洪亮，宣传词又根据每个部队的具体情况进行创作并且现说的，讲一点历史，渲染气氛。我讲这个很受欢迎，部队的战士都很欢迎，第二天吃饭时还感叹。团长就说老迈你就搞这个吧。

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摔倒之后，戏演不成了，组织上也曾有意向推荐我到上海戏剧学院去学灯光。搞舞台的人当时没多少文化。因为我是高中毕业，我懂得在地板上画好三角形、钩、差等符号来对灯光的位置，那时我是左旋王，负责左边的灯光，照右边的舞台，可以一边看书一边控制， 从不出错。但后来到底没去。在 1962 年 10 月 25 日， 我调到广州军区创作组。这个日期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那一天恰好是抗美援朝志愿军出国赴朝作战 12 周年纪念日。

不是因为能写，而是因为不能演了才来写作的。当时组织的任务是要求一年之后写出一个独幕剧。我在部队生活了十几年，军队生活经验丰富，也认识很多干部、战士，积累了很多表演人物形象的经验。我当时就一边酝酿形象，一边思考一个问题：人的觉悟、素质、能力、境界不会因为你的角色变化而变强。是不是你升职了、当了官，你的能力觉悟就马上提升了？我观察了很久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不是因为你当了指导员，你的能力就天然地提高了。人的能力不会随位置变动，“椅子不能决定大脑”，是脑袋决定屁股，这是我当年一直考虑的问题。

我想将我积累的优秀战士按这个想法组织起来。指导员比战士高明是理所当然的，恰恰是战士比指导员高明才有戏剧冲突。我就想写一个比领导、连长、指导员更高明的战士，我就想塑造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这可以构成戏剧冲突，有悬念。但素材一直组织不起来，独幕剧有很高的要求，要求人物突出、事件高度集中。我没有写独幕剧，悄悄地想写成多幕剧。我就开始写我的第一个战士，写了三遍，写好后通不过，拿出来念给其他同志听：剧情不集中，人物不丰满，没有中心事件，推不出高潮，结尾稀里哗啦地。就是这么个无奈的情况。眼看第二个 10 月 25 日就要到了。要交稿了，还是一筹莫展。47 师的军部在衡阳。师里有个主任，他看我苦苦地写，一边抽烟一边皱着眉头，又没看到书一本一本出来。就建议我出去散心，到衡山去玩玩。他说你创作越是困难越是要出去散心。他们有辆吉普车，叫我跟着去。到半山亭那里，我就没心思走， 坐下来抽烟。这时就听说 140 师有个小战士调皮，在路上救个战马，被火车压死了。因为出了伤亡事故，结果“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什么荣誉都没了。当时，评不上“四好”对连队是头等大事。我就到这个战士生前所在的 140 师的 418 团去采访。

先访问指导员。指导员就说，这个战士一向调皮， 思想落后，喜欢出风头，标新立异，难为领导，现在要复员准备回家了，表现得格外嚣张，这不就出事了。

欧阳海

我接着去下面找普通战士，大吃一惊，访问了几十个战士，没有一个说这个战士很坏，都说他善良可爱、有主见、乐于助人。我一下子觉得我有了，我找到了我要的题材、冲突、高潮和时代的“最强音”。指导员不站到对立面，矛盾出不来。

我迫切地想要把欧阳海的故事表达出来。

我就开始考虑表现形式，用话剧吧，火车上不了舞台！当时，汽车、轮船真的上过舞台，造成轰动的视觉效果。火车上不了舞台，这是个技术问题。那么只好用电影、小说来表现。我就去跟领导谈，说想写个小说。领导从来对我不看好，说：小说，你写过吗？我说连短篇也没写过。短篇都没写过，怎么能写长篇？人啊，吃亏就在不老实，还没学会爬就想飞？那是要摔跤的。还是一步一个台阶慢慢来，不能一口吃成大胖子。写作也要循序渐进， 写小说要从短篇写起，写小说的念头我劝你打消。

这事就暂时搁下了。欧阳海事件发生是在 1963年 11 月 18 日。后来 47 军想找人宣传欧阳海。听说军区宣传团有人来采访过，就找我领导打听我，我领导就说他不行，他都没写过小说。但司令员找团长借人， 团长只得答应。

因为上面决定了，就要正式投入工作。我领导就来找我谈这个事情，我就用他当时说的那一套堵他。但工作还是要干。领导说“：工作紧，给你一个月时间总够了吧 ?”领导只肯给一个月。我就气晕了，说“：怎么用得着一个月？写个小说三天两天就够了。”

谈到最后，我想要摔就快点摔，一赌气就保证在一个月内完成。

我是带着满腔愤怒，一肚子委屈来写的。愤怒出诗人。我是带着曾经辉煌，逐渐被时代淘汰、被文艺队伍淘汰的愤怒来写的。我不相信小说有那么神圣。我以前也看过不少小说。开头三天，无从下笔，翻了一大堆书，还是双手摸白纸、两眼望青天。但奇迹总是人创造的。我不够资格写小说，但是我就要写，我就要写个好小说，于是我就写出来了。开始三天没下笔，因为万事开头难。这样写、那样写，回想起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 都不满意，一下子把心里的成规全推倒，不管了，别人爱怎么写怎么写。我就这么写。一下笔就刹不住车，一口气写下去，28 天就写完了。1964 年 5 月 28 日写完交稿。

啊！我终于写到了欧阳海比指导员强。指导员本身是支部书记，不能否定指导员。我就写是一个好指导员、好连长（曾武军、关英奎）把欧阳海培养成一个好战士。我花了很大的笔墨写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是站住了。中途我让他们撤场，让欧阳海与新来的指导员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写到后来我很激动。我一会儿泪流满面，一会儿又斗志昂扬。

《南方来信》连环画

我一写完这个作品，就去交稿，以为领导会表扬一下我提前完成任务。领导就派我到《南方来信》这个节目中跑龙套去了，当时恰逢美越战争。作品就放下了， 我自己也没再看。

9 月份，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鲁易副主编来广州，到处约稿，没得到完整的东西。听说我完成了个长篇，就让我给他看。我就告诉他现在我的字我自己都不认识了， 你看不了。鲁易是延安过来的老编辑，对自己认字能力很有信心，但打开后就说：你这是画的符咒，根本不是写的，头三个字我还认识，四五六就靠猜，七八九猜也猜不出。听说你只用了20 多天写了两厚本，可见写得很顺利。我说自我感觉是写得很顺。他就说，反正我是晚上才走， 还有上午和下午的时间，你给我读几段，一共 10 章，那就第一章开头一段、第五章、第 10 章各来一段吧。他就沏好茶，让我读。

我打开书稿，傻眼了，我也不认识了，第二页更不认识。我冷静了一会儿，这可是成败的关键。我静下来回想当时自己是怎么写的。于是一边读，一边现编：

春陵河水绕过桂阳县……

我迅速地进入了情境。朗诵本来就是我的本行， 读自己的作品更是强项。我拿腔拿调地朗诵，读得声情并茂，他听得泪流满面。

火辣辣的阳光直射到大地上，知了又躲在树叶底下……

鲁易说，刚刚才大雪呢，怎么就太阳火辣辣了？我说这是第五章。

鲁易就说按顺序来，一章也别落下。他当即退了票，要听完这个小说。

读完后，他老泪纵横，老迈我也把自己感动了，泣不成声。

鲁易说他当了几十年编辑，未见过这么成熟的初稿，要马上付印。他提了一些意见，就要求把指导员改成副指导员，代理副指导员，级别越来越降，而且是文工团过来的，拉提琴的。到最后还是不行，不能是品质问题，只能是个误会问题。把激烈的思想冲突改成一个因调查不足造成的误会。

陈亚丁

陈亚丁就说这个非改不可，不改就不能出版，这是原则。

我就说不出版算了，我还嫌冲突不够激烈呢。这时就有好些人来劝了。说要是你不肯改，鲁易回去副主编当不成了，乌纱帽也要掉了。我转念一想，做人不能这样。写《欧阳海之歌》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帮助我。但鲁易是伯乐，他关心我、关心这个作品。于是， 我用三天时间改了八万字。

这当然是很不情愿的。而且在以后的几次审查过程中不断地往里面加《毛主席语录》，这是最简单的处理矛盾的方法，这也是时代要求。

二、《欧阳海之歌》的“红与黑”

我明白为什么会有刚刚那篇文章，他把它跟十七年作品分开，因为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风雨欲来，《欧阳海之歌》应该说也是起了负面的作用，但我的意思是写一个比指导员高明的战士。我估计二位应该明白了，老迈是个绝对要求自由的人，我不要管束。我对死毫不畏惧。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我没干过任何坏事，我没干过任何不可告人的事。

我按他们的要求修改后，鲁易很高兴，陈亚丁也很高兴。修改稿出来后，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很高兴， 打印了好多份白皮书，送了军委首长，包括中央首长每人送了一本。他们是想拿这个书立功。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都看了，都说好。刘少奇问印了多少册？人家告诉他是 15 万册。刘少奇说：这样的好书，印 1500 万册也不多。陶铸就说要让中南地区凡有阅读能力的都要读这本书，给中南地区每个人发一本。

《毛泽东选集》1961年版

书猛地一下就突破了 3000 万册，上边的领导就说不能超过《毛泽东选集》，超过可就犯大错误了。我说印书又不是我管的。当时全国所有的报纸转载就转《欧阳海之歌》，《南方日报》转，《广州日报》转，《羊城晚报》也转，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欧阳海之歌》。转这个安全，还容易得到表扬。

我也就“红”了。

陶铸认为我很正直，向总理推荐，总理说文艺口的事由江青同志负责。没找到合适的人，总理向江青推荐我，江青就说这个人我要他改《欧阳海之歌》，他现在也没改，我要杀一杀他的傲气。1966 年，就把我晾在一边，排斥在候选人之外。

1967 年，江青要我去杭州写《蔡永祥》，我还是个人物，我没写，我拒绝写。我刚写了《欧阳海之歌》，就来塑造个假英雄？一调查就知道是假的，我写了之后谁负责任，蔡永祥的对立面就会是杭州或者浙江第一号走资派，我写了后谁来负这个历史责任？我没动笔。“我叫他写《蔡永祥》，到现在还一个字没有。”当时江青就为了要杀一杀我的锐气，到底还是文化人嘛，她对文化还有点见地的，“把金敬迈叫来，我当面调查一下”。

蔡永祥

我去了，她劈头盖脸训了我 40 分钟，在京西宾馆， “你就是金敬迈？你好大的架子！你以为你真是个大作家呀？我告诉你，你是什么作家，你在我面前，也要 老老实实。”她说。

“我是很老实，首长，我们在下面难得听到中央的声音，没得到指示我们战战兢兢，就怕领会错意了，你叫我写那个《蔡永祥》，我都没听明白意思，我怎么敢贸然动笔呢？我怕误解了您的意思。”我就一直认错。

“是不是陶铸叫你写的？” 我说不是不是。

“你是不是想制造两个司令部？” 当然不是。

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她站着一边讲一边走， 把我训了整整 40 分钟。我立正站直，她走到哪里我站到哪里。

讲完之后，江青说“：好了，要不是总理几次提到你，我不会对你这么客气。今天总理请你吃饭，我们作陪。”

陶铸

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其他领导都在场。

我就坐在总理和江青之间。我战战兢兢，抱个笔记本记笔记，也没敢去吃菜。咱们是小兵嘛。来的时候， 谢镗忠、陈亚丁再三交代过：跟首长说话声音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要记下首长的指示，要有礼貌，看到差不多了就主动告辞，以免耽误首长太多时间。我就问：你们干吗不去呢？我想小兵见首长，总有几个领导陪着。部长们就说：首长指定见你，我们怎么能参加呢？要好好记住，回来好好传达，一个字也不要落掉。

我一直也没机会说我可不可以走了，就一起吃饭， 我也没敢吃。

接下来，我就当了首都五一节文艺活动筹备小组负责人“；纪念五二三毛主席在延安讲话发表 25 周年纪念活动”，中国组织个代表团，郭沫若是团长，实际上由我负责啊，郭沫若也得向我请示。我就红了嘛。当然， 我这种思想，我怎么能和中央打交道，没有几天就被揪出来了。这就是后来你们看到的，关到秦城监狱去了， 我不后悔。反正牢也坐过，罪也受过，打也挨过。

郭沫若

回到小说，整个写作最难写的是开头，我琢磨过戏剧的第一幕，知道观众一进来，他安静不下来，必须一上场就用情节把观众抓住。欧阳海家好不容易生个男孩，一出生就要把他埋掉，这是很揪心的。这就要把埋处理得很真实，两丁抽一，是丁就要抽，哥哥被抓了壮丁，全家就要饿死，欧阳海爸爸就把新生儿抱出去，但是老头子舍不得自己的骨肉，想要死就死在一起吧，于是又把欧阳海抱回来了。这悲中有喜、喜中有悲。生死别离，这是人生最激动的地方，第一节我就把矛盾铺垫开，接下来就好写了。我没写过小说、戏本，但我懂得戏剧矛盾。我是个初学者，但也不完全是初学者。我琢磨过很多个戏剧。懂得要设置戏剧化的情节、出乎意料的矛盾来吸引观众。

欧阳一家是清白无辜的，他们全都很善良的，充满友爱。欧阳海在这样贫苦但正直的家庭中长大，又碰到两个很好的领导，将他培养成优秀的战士。他的优秀品质一部分是从家庭中来的，一部分是指导员教导他的。当时主张家庭分析、阶级分析，他有善良的本质，欧阳海的家庭苦。欧阳海一家从来没有什么恶意。他处处与人为善，对班长、对新兵、对高干子弟，对战友充满激情和友爱，这是指导员和连长教导他的。他对别人的好不在于和颜悦色，而是从内心深处去关心人。我当时不懂得以人为本，这个我提不出来的，但我当时的思想就是这样，人性高于一切，从人出发。

欧阳海这样一位品质高贵的战士，最后的死证明他是高尚伟大的。所以，他的死应该慎重来写。死就是“四秒钟”的事情，但是前面我花了那么多工夫来铺垫，来塑造欧阳海的成长。

我就把死变成慢镜头，把时间拉长，让时间停止吧。我就让时间停止了，细致地写欧阳海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说了什么、想了些什么，我把它一段一段都拉长了。我是从电影慢镜头里得到启发的，这正好也是读者需要的，因为大家都不舍得欧阳海就这样死去。大家怀念这个英雄、信赖这个英雄，舍不得他去死。我就把时间拖长，我还是用了很大的工夫，短短的四秒钟，巨大的火车头：

火车压了过来、压了过来、压过来了！…… 这个节奏我是很注意的。

火车停住了，红叶飘落了，可爱的英雄牺牲了。这符合读者的心理需要。观众叹息、流泪，痛悼这样一位优秀战士的离别。

我把吃奶的劲头都用出来了。让火车、时间、世界上的一切都停一停。

这一节后来成了很多晚会的首选朗诵节目，有集体朗诵、个人朗诵，还有配乐，这段很长，写了几页，他们把它背下来朗诵，流着泪朗诵，比我写得还好，感动了很多听众。我首先把自己感动了，我是流着泪写下这一段的。

江青

这些反映到上面，江青是爱指挥人的，她说：告诉金敬迈，我对这个作品很满意，也很不满意。满意的我不说了，不满意的有下面几点：第一，不要把欧阳海写成职业乞丐，我们歌颂的是贫下中农，不是农村的流氓无产者。乞丐不劳而获，不是我们依靠的阶级力量， 是社会的“寄生虫”。我想首长你太忙了，正忙着为人民服务，没时间仔细看，欧阳海其实只乞讨一次，就下决心饿死不讨米，宁愿去砍柴卖炭，怎么能说是职业乞丐，欧阳海成了职业乞丐，还有什么好歌颂的？第二是欧阳海的哥哥不能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这样欧阳海的成分就改变了，他的家庭出身就是个问题，欧阳海就成了反动军人的家属，我们能歌颂反动军人的家属吗？我写的欧阳海的哥哥欧阳嵩虽然被抓了壮丁，但他跑到外乡打了几年长工就回来了，并没有帮国民党打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一点一滴，我是想过的，很多情节我事先已经认真想过，就怕有人钻这个空子。三是“最后四秒”的描写不好，这个很不好，一定要改的，非改不可。最后这四秒钟，这是我的命根子，调动了我的全部智慧，把骨髓都想干了。唯一还能被人记住的就是这几句话。你要我改，这不是刨我的祖坟吗？这是我最大的努力。我当然舍不得删改！我就不改， 更何况事实证明了，我把这个向陶铸汇报过。

陶铸对这篇小说真的很关心。陈毅元帅接见我的时候，陶铸问大家对这部小说有什么意见。我告诉他中央首长说如何如何。陶铸就问在场的人有什么意见， 其他领导都不吭声，陶铸就要陈老总说。“我不说，她的事情，沾不得。”陈毅拿起手边的《羊城晚报》说“：我就喜欢看你们《羊城晚报》，《人民日报》我就不爱看。”其他领导都不说，陶铸是个很耿直的人，他就说“：你们都不说我来说。不要一听见什么意见就修改。文艺小说嘛，哪有十全十美的？我告诉你金敬迈，你是我的兵， 你这本书的修改意见，我说了算！”

陈毅

我太激动了。当然这个我也没敢坦白。但他帮我顶住了，我心里也有底了。我不敢跟别人讲。这涉及领导人，当下级的不能乱传。我没有讲，陶铸最后还是被迫害致死。江青问是不是陶铸不让你改，我说不是， 不是，陶铸说一定要按照首长指示改好。

江青当着我的面也就把底漏出来了：你那最后四秒钟，写了欧阳海对生命的留恋，写了他不想死，舍不得死，这是修正主义的手法。你看过《雁南飞》（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导演米哈依尔·卡拉托佐夫的作品）没有？主人公牺牲前转了三个圈没倒下去，云在转、天在转、白桦林在转，“叭”一只靴子掉下了，“叭”另一个又掉了，然后仰面倒下去。主人公望着旋转的天空旋转的白桦树，慢慢地倒了下去。这是苏修导演用恋恋不舍地镜头宣传一种保命哲学。这件事情我只要告诉红卫兵小将，他们就会来揪你的人，烧你的书！

米哈依尔·卡拉托佐夫导演作品《雁南飞》

周总理让我赶紧改掉。

江青接着说：光删不行，哪能放完毒就走？一定要批判。

我就只好批判。我抗上也不敢抗到总理那里去， 他在全国人民面前威信那么高，对文艺界那么关心，从来是和蔼可亲的。那我怎么办呢？我是软骨头，我怕死，我改吧。

1980 年 4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说中国有个作家，领导要他改，他就丧尽天良地改了。我说，那就是说我，我丧尽了天良。

三、重新回顾《欧阳海之歌》

现在回头看，欧阳海这个人物形象还是有他立得住的地方，这个人物是经得起推敲的，是个响当当的汉子。你刚不这样问我还不敢说，你问起来我就敢顺着说：欧阳海就是我自己，就是我自己！

我有善良的心地、直率的品质、崇高的思想。《欧阳海之歌》是从我灵魂里面流出来的。尽管它有诸多不足、诸多可笑之处，今天重读我也不惭愧，那都是我当年的真实感受，我是放开来写的。我已经是冒着杀头的危险写出来的。而且整篇小说是诗意的，虽然我不会写诗，但我是用诗歌的感情、用诗歌的愤怒和抒情在写，我在抒发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

抗日战争油画

我和欧阳海的人生经历有些不同，我是城市平民， 我没有经历过农村的苦难。但是，我出生在南京，经历过抗日战争，目睹过民族的屈辱，我痛恨旧社会，渴望自己的国家富强。这些共同的感情使我对欧阳海的遭遇感同身受。

我在小说里写到欧阳海的四妹子饿死了，我就是在写我自己的妹妹，我妹妹现在还活着，70 多岁了。我爸爸得了病，什么病我不知道，大口大口地吐血。就是这段时间，我的四五岁的妹妹得了病，她的病我知道，直肠脱肛，一拉屎一截肠子就掉出来，非常可怕，我外婆小心地帮她塞回去。同时母亲毫无办法，迷信，算命的就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若是福气好，两个留一个。”留谁呢？当然想保爸爸，他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我母亲是家庭妇女。小妹妹不是不爱，是根本没有精力没有钱去管。我舍不得我妹妹，我就上街去擦皮鞋，卖烧饼油条，我还在读小学。当时日军空袭，大家要躲警报，躲到防空洞去了，没时间做饭，烧饼、油条就成了必不可少的食品。我就到杂货铺去拣80 件烧饼。我不怕死，好的时候一天能来回三趟，三八二百四十件烧饼。卖 5 件就能赚 1 件，第 5 件就是赚回来的。赚的钱不少，不仅可以贴补家用、交学费，还可以省点钱给妹妹治病。我不能让妈妈看见，就在外婆的帮助下躲到隔壁去偷偷地给妹妹熬药，把妹妹救活了。后来爸爸死了。我还去抓鱼给妈妈发奶，为了让妹妹有口奶吃。所以写这个我写得很激动，在梦里给妈妈抓鱼， 这是一个孩子自己心里的真实愿望。写欧阳海受的委屈展现了他纯真善良的心灵。我写欧阳海的四妹时就想起自己的当年，一边写一边自己流泪。

欧阳海和十七年小说还是不一样，比如我就有意不写爱情，因为我不擅长写爱情，欧阳海当时也没有爱情例子，部队生活嘛。当时就想创个新，大家都写革命加爱情，我就是要不靠爱情也同样吸引人。我是个怪人，我觉得爱情是世界上最神圣的感情。爱情是排他的，这是原则。我特别注意对妇女尊重。我发现社会越是文明，妇女的地位越高。在中国，我们也谈男女平等，但我们的文化传统是男女不平等的。一个女人嫁给你，就把全身心托付给你，再没有任何依靠。对妇女的尊重表明一个人的思想水平。

“十七年文学”代表作品

《欧阳海之歌》后来呈现的面貌是被写成这个样子的，那是非常时代不能左右的。我不希望别人干涉我， 我也不想干涉别人。

《欧阳海之歌》改变了我的命运，在我家里从来不谈这个，因为谈起来伤心，我老伴一听到这个就哭。你想，她作为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妻子，领着两个孩子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可想而知。我的偏执、嘴巴上的逞强使性给她带来太多痛苦和不安。她六年前走了。现在两个孙子都大学毕业了，他们可能会知道有这个小说， 但我从没拿给他们看过。

前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寄来重版合同，说《欧阳海之歌》入选一套丛书，大概有三十几本。合同是统一版本的，只需签名。我签了名寄过去后，想起来赶紧补充写了封信说：如果别人是统一给 8% 的版税，我要求9%；如果别人是给 10%，我要求 11%，我想用这笔稿费修游泳池。后来编辑拿我的信在编辑部读给同事听， 把他们都乐坏了。

金敬迈《欧阳海之歌》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我仍可以真实地面对一切。回望那个时代我也不惭愧，我没有为一己私利干过任何坏事，至少我没干过任何不可告人的事。我身上如果还有什么可取之处， 不在于我写过《欧阳海之歌》，一本小说而已，算不了什么。我的可贵之处是在我的为人。临死之前，我可以心安理得地闭上眼睛，我没有遗憾，我没有对不起谁， 我不会带着任何羞愧离开这个世界。这就是我。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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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玉宇灵空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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