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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 | 金敬迈 申霞艳:《欧阳海之歌》是被写成这样的

文艺争鸣 文艺批评 2022-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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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通过采访的形式,详尽地回顾《欧阳海之歌》的创作初衷、修改过程以及作者金敬迈人生的大起大落。金敬迈曾作为演员,在四野后勤部、文工团、宣传队很多个宣传单位待过,军队生活经验丰富,也认识很多干部、战士,积累了很多表演人物形象的经验。后因组织要求进行剧本写作,便萌生出将战士形象进行汇集、塑造一个比领导、连长、指导员更高明的战士的想法,加之人物事迹采访,促成《欧阳海之歌》初稿的完成,后作品经历出版社约稿,强制修改,最终走红。其后又应上级要求,对其作品进行不断修改,以符合当时时代环境,却仍改变了作者的命运。但当回顾人生的大起大落时,正如作者金敬迈所说:“我身上如果还有什么可取之处, 不在于我写过《欧阳海之歌》,“我的可贵之处是在我的为人”,“我没有遗憾,我没有对不起谁, 我不会带着任何羞愧离开这个世界。这就是我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19年第4期,感谢“文艺争鸣”公众号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金敬迈

申霞艳


《欧阳海之歌》

是被写成这样的


金敬迈  申霞艳


2013 年 1 月 23 日下午,在广州市达道路上的客家王饭店一间小房子里,我和张钧教授拜访了金敬迈先生。金敬迈先生 84 岁高龄,白发飘逸,气质高雅,性格洒脱,言谈激情,出口成章,有精神洁癖。我们询问他关于《欧阳海之歌》的历史,每次只提一点头,老先生就一口气往下滔滔不绝,洋洋洒洒。他的记忆力、口才、重返历史现场的能力都非常惊人。金敬迈先生接受过不少采访,但是如此详尽地回顾《欧阳海之歌》的创作初衷、修改过程以及人生的大起大落,还是第一次。事后他明确表达他决不审阅整理文稿,文责自负,因为他不喜欢当年的“被”改。

金敬迈


我老迈 1929 年的,八十有四,四体不行了,脑子暂时还没糊涂,有时糊涂(笑)。我这个人收敛不来,属于没教育好的人,没读过什么书。没有一个领导喜欢我, 没有一个老师喜欢我。估计大多数讨厌我。但是年轻人倒是现在还被我蒙蔽,至今也没醒悟过来,年轻人中我的朋友很多,还有一些年龄很小的小朋友。现在快过年了,很多朋友来来往往。刚刚就接了一个电话来说要带孩子来看我,我接电话时以为是你,但记得你没说要带孩子来呀。原来是上次在读书节上采访过我的小记者呀。我人缘还可以,但是很狂妄。人嘛,总有自己的个性嘛、爱好嘛。你伟大我也未必瞧得起你。


我这人没什么理论,也不会装高深,又说不出什么来,但人家采访你是看得起你,不是非采访你不可。所以我以忐忑不安、诚惶诚恐的心情迎接二位的到来。我先把这个交代清楚,说得出格、没水平也就可以理解、可以原谅。


一、《欧阳海之歌》是被写成这样的


你刚说到的文章(吕东亮先生的《〈欧阳海之歌〉与“文革”文学的发生》《文学评论》2012 年第 4 期)我没看。


我现在视力不行,看报纸只能看大标题,里面的文章读不了,小字要用放大镜放大来看。这篇文章的大致意思我明白了:《欧阳海之歌》开创了“‘文革’文学”。我的意思还是“十七年”文学,因为欧阳海的事情是 1963 年发生的,我是在 1964 年写作,书在 1965 出版,在“文革” 开始前出版的。时间范畴来说,是属于“十七年”范畴。这个作者把这篇文章挑出来说明了他的看法。我不好回答这个问题,一回答这个问题恐怕会让你为难。


金敬迈《欧阳海之歌》

解放军文艺社1966年版


我这么说吧。我这个人是个很怪的人,思想很偏激。《欧阳海之歌》是被写成这样子的!反正这么大年纪了,我就乱说,就说说我的心里话。我原来是演员, 1962 年调到话剧团创作室。我这个人现在形象这个样子,当年也好不到哪儿去,不够高大,不能演工农兵,当时工农兵是要“高大全”,要粗犷,英雄气概,一出场就光芒四射。我身上又发不出光来,不符合这个标准。


但我原来演戏不错,曾经很不错,我老演主角,一度演过几十个主角,曾经在四野后勤部、文工团、宣传队很多个宣传单位待过。那时候阶段性的任务就是慰问演出。以四野为例,很多战士从前线撤回来学习新式武器。因为解放军收缴了国民党很多武器,四野有很多大杆枪,东北战争之后我们又有了很多美式装备。但农民出身的老战士还不会用,于是就从前线将一些战士调回来学习使用新式武器,再回前线教其他战士使用。这个培训时间很短,一般为期个把月,甚至半个月。回后方来没什么娱乐,就要看几场戏,至少有一场新晚会。所以我们每个月要组织几场晚会,一场晚会两个小时还不过瘾,要看三四个小时。每次都要有新节目,就需要排一些话剧,这些话剧演唱结合,台词一半多都由主要人物演说。而排练就只有一个礼拜,很多演员排练都背不下台词,到处卡壳。这种排练不能等你慢慢想。我记忆力特强,读三遍就背下来,我还会一点简谱,我拿着简谱就能哼,三遍后就能唱。我从来没吃过“螺丝”。我记忆力很好,从没出过错,没别的人能演过我。第一个主角我演好了,接连下来就都是我当主角。三五场下来,我就变得很“神”了,这是误会, 不能以表演艺术来要求。在那个没办法的年代里,从矮子里拔将军,我略显得突出些。我当主角,得到锻炼多,实践出真知,胆子就大了,我在台上表演就自如了, 能自我发挥了。大家就评价很高,都说老迈演得很好也不完全是阿谀之词,我也很有信心。不过随着文艺的日渐进步和深入人心,真正的优秀演员逐步培养出来,我就演二三流角色。“大跃进”以后,很多专业演员出来了,我就跑龙套了。我毕竟辉煌过,我不甘心跑龙套。我自视甚高,我就敞开来说。在文艺团体里,那个年代演员的命运是被别人安排的。领导看中谁,就安排谁来演主角。即使你演得再好,领导不安排你,你就没机会。现在时代要淘汰我了,我该被文艺队伍驱逐出境了,我到边缘了,只能演一些匪兵甲乙丙、群众ABC。我也要把小角色演出彩来。我特别能说会道, 学过俄国著名戏剧家斯坦尼夫斯基的表演理论,学过分析角色的心理,分析人物的性格、潜意识,深入角色。


《南海战歌》连环画


有次要表演《南海战歌》,导演为了教训主要演员, 因为主要演员架子大,就想拿我杀鸡给猴看,说你吊儿郎当地上来,匪兵的心理是什么,你内心活动是什么?导演让我分析匪兵这个形象,我就匪兵角色说了两个小时,说我昨晚怎么赌博,怎么输钱,我从匪兵半夜的心理分析开始,我就把排练搅黄了。你要杀我这只鸡, 我就告诉你我这个鸡不好杀。导演也只好说你真能够扯,我们都坐下来听。我就谈到如何扮演群众角色,我能上一堂课。以后能出彩的小角色就让我演。


我年轻的时候,宣传队的要求是“一专三会八能”,专是你演的角色,三会是写美术字,会打快板,会鼓动口号,总之吹拉弹唱,样样都要会一点。我跳过舞、吹过黑管、拉过琴,戏不够,武打来凑。有个匪兵和解放军的搏斗的场面让我来演匪兵,要互相搏斗好些回合,最后解放军把我揪起来,用一个沙勾拳在悬崖上把我打下去, 戏就结束了,这边就喊大会师了。我要直接往后倒,背后有预先准备的三个麻包垫着,有将近两米高,后边还有两个人应接。这段表演很精彩,连续演好多场。那天工作人员都看戏去了,说老迈演得太精彩了。他们看得入了神,忘记在舞台后铺上麻包,结果我摔倒了,既没人接又没麻包。我就“牺牲”了,摔晕了,等我火冒金星地醒来,发现自己直不起腰来了。在广西,腰疼了八个月, 直不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去看医生。


于是跑龙套、演匪兵也不行了,我就开始写幕前词,主要是介绍来看戏的战士所在部队的丰功伟绩:“一三四二部队是一支英雄的部队,长征路上如何如何,到陕北他们如何如何,南泥湾生产如何如何,解放战争最出名的刺刀英雄连就出在我们这个部队。”我声音洪亮,宣传词又根据每个部队的具体情况进行创作并且现说的,讲一点历史,渲染气氛。我讲这个很受欢迎,部队的战士都很欢迎,第二天吃饭时还感叹。团长就说老迈你就搞这个吧。


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摔倒之后,戏演不成了,组织上也曾有意向推荐我到上海戏剧学院去学灯光。搞舞台的人当时没多少文化。因为我是高中毕业,我懂得在地板上画好三角形、钩、差等符号来对灯光的位置,那时我是左旋王,负责左边的灯光,照右边的舞台,可以一边看书一边控制, 从不出错。但后来到底没去。在 1962 年 10 月 25 日, 我调到广州军区创作组。这个日期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那一天恰好是抗美援朝志愿军出国赴朝作战 12 周年纪念日。


不是因为能写,而是因为不能演了才来写作的。当时组织的任务是要求一年之后写出一个独幕剧。我在部队生活了十几年,军队生活经验丰富,也认识很多干部、战士,积累了很多表演人物形象的经验。我当时就一边酝酿形象,一边思考一个问题:人的觉悟、素质、能力、境界不会因为你的角色变化而变强。是不是你升职了、当了官,你的能力觉悟就马上提升了?我观察了很久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不是因为你当了指导员,你的能力就天然地提高了。人的能力不会随位置变动,“椅子不能决定大脑”,是脑袋决定屁股,这是我当年一直考虑的问题。


我想将我积累的优秀战士按这个想法组织起来。指导员比战士高明是理所当然的,恰恰是战士比指导员高明才有戏剧冲突。我就想写一个比领导、连长、指导员更高明的战士,我就想塑造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这可以构成戏剧冲突,有悬念。但素材一直组织不起来,独幕剧有很高的要求,要求人物突出、事件高度集中。我没有写独幕剧,悄悄地想写成多幕剧。我就开始写我的第一个战士,写了三遍,写好后通不过,拿出来念给其他同志听:剧情不集中,人物不丰满,没有中心事件,推不出高潮,结尾稀里哗啦地。就是这么个无奈的情况。眼看第二个 10 月 25 日就要到了。要交稿了,还是一筹莫展。47 师的军部在衡阳。师里有个主任,他看我苦苦地写,一边抽烟一边皱着眉头,又没看到书一本一本出来。就建议我出去散心,到衡山去玩玩。他说你创作越是困难越是要出去散心。他们有辆吉普车,叫我跟着去。到半山亭那里,我就没心思走, 坐下来抽烟。这时就听说 140 师有个小战士调皮,在路上救个战马,被火车压死了。因为出了伤亡事故,结果“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什么荣誉都没了。当时,评不上“四好”对连队是头等大事。我就到这个战士生前所在的 140 师的 418 团去采访。


先访问指导员。指导员就说,这个战士一向调皮, 思想落后,喜欢出风头,标新立异,难为领导,现在要复员准备回家了,表现得格外嚣张,这不就出事了。


欧阳海


我接着去下面找普通战士,大吃一惊,访问了几十个战士,没有一个说这个战士很坏,都说他善良可爱、有主见、乐于助人。我一下子觉得我有了,我找到了我要的题材、冲突、高潮和时代的“最强音”。指导员不站到对立面,矛盾出不来。


我迫切地想要把欧阳海的故事表达出来。


我就开始考虑表现形式,用话剧吧,火车上不了舞台!当时,汽车、轮船真的上过舞台,造成轰动的视觉效果。火车上不了舞台,这是个技术问题。那么只好用电影、小说来表现。我就去跟领导谈,说想写个小说。领导从来对我不看好,说:小说,你写过吗?我说连短篇也没写过。短篇都没写过,怎么能写长篇?人啊,吃亏就在不老实,还没学会爬就想飞?那是要摔跤的。还是一步一个台阶慢慢来,不能一口吃成大胖子。写作也要循序渐进, 写小说要从短篇写起,写小说的念头我劝你打消。


这事就暂时搁下了。欧阳海事件发生是在 1963年 11 月 18 日。后来 47 军想找人宣传欧阳海。听说军区宣传团有人来采访过,就找我领导打听我,我领导就说他不行,他都没写过小说。但司令员找团长借人, 团长只得答应。


因为上面决定了,就要正式投入工作。我领导就来找我谈这个事情,我就用他当时说的那一套堵他。但工作还是要干。领导说“:工作紧,给你一个月时间总够了吧 ?”领导只肯给一个月。我就气晕了,说“:怎么用得着一个月?写个小说三天两天就够了。”


谈到最后,我想要摔就快点摔,一赌气就保证在一个月内完成。


我是带着满腔愤怒,一肚子委屈来写的。愤怒出诗人。我是带着曾经辉煌,逐渐被时代淘汰、被文艺队伍淘汰的愤怒来写的。我不相信小说有那么神圣。我以前也看过不少小说。开头三天,无从下笔,翻了一大堆书,还是双手摸白纸、两眼望青天。但奇迹总是人创造的。我不够资格写小说,但是我就要写,我就要写个好小说,于是我就写出来了。开始三天没下笔,因为万事开头难。这样写、那样写,回想起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 都不满意,一下子把心里的成规全推倒,不管了,别人爱怎么写怎么写。我就这么写。一下笔就刹不住车,一口气写下去,28 天就写完了。1964 年 5 月 28 日写完交稿。


啊!我终于写到了欧阳海比指导员强。指导员本身是支部书记,不能否定指导员。我就写是一个好指导员、好连长(曾武军、关英奎)把欧阳海培养成一个好战士。我花了很大的笔墨写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是站住了。中途我让他们撤场,让欧阳海与新来的指导员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写到后来我很激动。我一会儿泪流满面,一会儿又斗志昂扬。


《南方来信》连环画


我一写完这个作品,就去交稿,以为领导会表扬一下我提前完成任务。领导就派我到《南方来信》这个节目中跑龙套去了,当时恰逢美越战争。作品就放下了, 我自己也没再看。


9 月份,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鲁易副主编来广州,到处约稿,没得到完整的东西。听说我完成了个长篇,就让我给他看。我就告诉他现在我的字我自己都不认识了, 你看不了。鲁易是延安过来的老编辑,对自己认字能力很有信心,但打开后就说:你这是画的符咒,根本不是写的,头三个字我还认识,四五六就靠猜,七八九猜也猜不出。听说你只用了20 多天写了两厚本,可见写得很顺利。我说自我感觉是写得很顺。他就说,反正我是晚上才走, 还有上午和下午的时间,你给我读几段,一共 10 章,那就第一章开头一段、第五章、第 10 章各来一段吧。他就沏好茶,让我读。


我打开书稿,傻眼了,我也不认识了,第二页更不认识。我冷静了一会儿,这可是成败的关键。我静下来回想当时自己是怎么写的。于是一边读,一边现编:


春陵河水绕过桂阳县……


我迅速地进入了情境。朗诵本来就是我的本行, 读自己的作品更是强项。我拿腔拿调地朗诵,读得声情并茂,他听得泪流满面。


火辣辣的阳光直射到大地上,知了又躲在树叶底下……


鲁易说,刚刚才大雪呢,怎么就太阳火辣辣了?我说这是第五章。


鲁易就说按顺序来,一章也别落下。他当即退了票,要听完这个小说。


读完后,他老泪纵横,老迈我也把自己感动了,泣不成声。


鲁易说他当了几十年编辑,未见过这么成熟的初稿,要马上付印。他提了一些意见,就要求把指导员改成副指导员,代理副指导员,级别越来越降,而且是文工团过来的,拉提琴的。到最后还是不行,不能是品质问题,只能是个误会问题。把激烈的思想冲突改成一个因调查不足造成的误会。


陈亚丁


陈亚丁就说这个非改不可,不改就不能出版,这是原则。


我就说不出版算了,我还嫌冲突不够激烈呢。这时就有好些人来劝了。说要是你不肯改,鲁易回去副主编当不成了,乌纱帽也要掉了。我转念一想,做人不能这样。写《欧阳海之歌》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帮助我。但鲁易是伯乐,他关心我、关心这个作品。于是, 我用三天时间改了八万字。


这当然是很不情愿的。而且在以后的几次审查过程中不断地往里面加《毛主席语录》,这是最简单的处理矛盾的方法,这也是时代要求。


二、《欧阳海之歌》的“红与黑”


我明白为什么会有刚刚那篇文章,他把它跟十七年作品分开,因为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风雨欲来,《欧阳海之歌》应该说也是起了负面的作用,但我的意思是写一个比指导员高明的战士。我估计二位应该明白了,老迈是个绝对要求自由的人,我不要管束。我对死毫不畏惧。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我没干过任何坏事,我没干过任何不可告人的事。


我按他们的要求修改后,鲁易很高兴,陈亚丁也很高兴。修改稿出来后,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很高兴, 打印了好多份白皮书,送了军委首长,包括中央首长每人送了一本。他们是想拿这个书立功。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都看了,都说好。刘少奇问印了多少册?人家告诉他是 15 万册。刘少奇说:这样的好书,印 1500 万册也不多。陶铸就说要让中南地区凡有阅读能力的都要读这本书,给中南地区每个人发一本。


《毛泽东选集》1961年版


书猛地一下就突破了 3000 万册,上边的领导就说不能超过《毛泽东选集》,超过可就犯大错误了。我说印书又不是我管的。当时全国所有的报纸转载就转《欧阳海之歌》,《南方日报》转,《广州日报》转,《羊城晚报》也转,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欧阳海之歌》。转这个安全,还容易得到表扬。


我也就“红”了。


陶铸认为我很正直,向总理推荐,总理说文艺口的事由江青同志负责。没找到合适的人,总理向江青推荐我,江青就说这个人我要他改《欧阳海之歌》,他现在也没改,我要杀一杀他的傲气。1966 年,就把我晾在一边,排斥在候选人之外。


1967 年,江青要我去杭州写《蔡永祥》,我还是个人物,我没写,我拒绝写。我刚写了《欧阳海之歌》,就来塑造个假英雄?一调查就知道是假的,我写了之后谁负责任,蔡永祥的对立面就会是杭州或者浙江第一号走资派,我写了后谁来负这个历史责任?我没动笔。“我叫他写《蔡永祥》,到现在还一个字没有。”当时江青就为了要杀一杀我的锐气,到底还是文化人嘛,她对文化还有点见地的,“把金敬迈叫来,我当面调查一下”。


蔡永祥


我去了,她劈头盖脸训了我 40 分钟,在京西宾馆, “你就是金敬迈?你好大的架子!你以为你真是个大作家呀?我告诉你,你是什么作家,你在我面前,也要 老老实实。”她说。


“我是很老实,首长,我们在下面难得听到中央的声音,没得到指示我们战战兢兢,就怕领会错意了,你叫我写那个《蔡永祥》,我都没听明白意思,我怎么敢贸然动笔呢?我怕误解了您的意思。”我就一直认错。


“是不是陶铸叫你写的?” 我说不是不是。


“你是不是想制造两个司令部?” 当然不是。


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她站着一边讲一边走, 把我训了整整 40 分钟。我立正站直,她走到哪里我站到哪里。


讲完之后,江青说“:好了,要不是总理几次提到你,我不会对你这么客气。今天总理请你吃饭,我们作陪。”


陶铸


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其他领导都在场。


我就坐在总理和江青之间。我战战兢兢,抱个笔记本记笔记,也没敢去吃菜。咱们是小兵嘛。来的时候, 谢镗忠、陈亚丁再三交代过:跟首长说话声音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要记下首长的指示,要有礼貌,看到差不多了就主动告辞,以免耽误首长太多时间。我就问:你们干吗不去呢?我想小兵见首长,总有几个领导陪着。部长们就说:首长指定见你,我们怎么能参加呢?要好好记住,回来好好传达,一个字也不要落掉。


我一直也没机会说我可不可以走了,就一起吃饭, 我也没敢吃。


接下来,我就当了首都五一节文艺活动筹备小组负责人“;纪念五二三毛主席在延安讲话发表 25 周年纪念活动”,中国组织个代表团,郭沫若是团长,实际上由我负责啊,郭沫若也得向我请示。我就红了嘛。当然, 我这种思想,我怎么能和中央打交道,没有几天就被揪出来了。这就是后来你们看到的,关到秦城监狱去了, 我不后悔。反正牢也坐过,罪也受过,打也挨过。


郭沫若


回到小说,整个写作最难写的是开头,我琢磨过戏剧的第一幕,知道观众一进来,他安静不下来,必须一上场就用情节把观众抓住。欧阳海家好不容易生个男孩,一出生就要把他埋掉,这是很揪心的。这就要把埋处理得很真实,两丁抽一,是丁就要抽,哥哥被抓了壮丁,全家就要饿死,欧阳海爸爸就把新生儿抱出去,但是老头子舍不得自己的骨肉,想要死就死在一起吧,于是又把欧阳海抱回来了。这悲中有喜、喜中有悲。生死别离,这是人生最激动的地方,第一节我就把矛盾铺垫开,接下来就好写了。我没写过小说、戏本,但我懂得戏剧矛盾。我是个初学者,但也不完全是初学者。我琢磨过很多个戏剧。懂得要设置戏剧化的情节、出乎意料的矛盾来吸引观众。


欧阳一家是清白无辜的,他们全都很善良的,充满友爱。欧阳海在这样贫苦但正直的家庭中长大,又碰到两个很好的领导,将他培养成优秀的战士。他的优秀品质一部分是从家庭中来的,一部分是指导员教导他的。当时主张家庭分析、阶级分析,他有善良的本质,欧阳海的家庭苦。欧阳海一家从来没有什么恶意。他处处与人为善,对班长、对新兵、对高干子弟,对战友充满激情和友爱,这是指导员和连长教导他的。他对别人的好不在于和颜悦色,而是从内心深处去关心人。我当时不懂得以人为本,这个我提不出来的,但我当时的思想就是这样,人性高于一切,从人出发。


欧阳海这样一位品质高贵的战士,最后的死证明他是高尚伟大的。所以,他的死应该慎重来写。死就是“四秒钟”的事情,但是前面我花了那么多工夫来铺垫,来塑造欧阳海的成长。


我就把死变成慢镜头,把时间拉长,让时间停止吧。我就让时间停止了,细致地写欧阳海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说了什么、想了些什么,我把它一段一段都拉长了。我是从电影慢镜头里得到启发的,这正好也是读者需要的,因为大家都不舍得欧阳海就这样死去。大家怀念这个英雄、信赖这个英雄,舍不得他去死。我就把时间拖长,我还是用了很大的工夫,短短的四秒钟,巨大的火车头:


火车压了过来、压了过来、压过来了!…… 这个节奏我是很注意的。


火车停住了,红叶飘落了,可爱的英雄牺牲了。这符合读者的心理需要。观众叹息、流泪,痛悼这样一位优秀战士的离别。


我把吃奶的劲头都用出来了。让火车、时间、世界上的一切都停一停。


这一节后来成了很多晚会的首选朗诵节目,有集体朗诵、个人朗诵,还有配乐,这段很长,写了几页,他们把它背下来朗诵,流着泪朗诵,比我写得还好,感动了很多听众。我首先把自己感动了,我是流着泪写下这一段的。


江青


这些反映到上面,江青是爱指挥人的,她说:告诉金敬迈,我对这个作品很满意,也很不满意。满意的我不说了,不满意的有下面几点:第一,不要把欧阳海写成职业乞丐,我们歌颂的是贫下中农,不是农村的流氓无产者。乞丐不劳而获,不是我们依靠的阶级力量, 是社会的“寄生虫”。我想首长你太忙了,正忙着为人民服务,没时间仔细看,欧阳海其实只乞讨一次,就下决心饿死不讨米,宁愿去砍柴卖炭,怎么能说是职业乞丐,欧阳海成了职业乞丐,还有什么好歌颂的?第二是欧阳海的哥哥不能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这样欧阳海的成分就改变了,他的家庭出身就是个问题,欧阳海就成了反动军人的家属,我们能歌颂反动军人的家属吗?我写的欧阳海的哥哥欧阳嵩虽然被抓了壮丁,但他跑到外乡打了几年长工就回来了,并没有帮国民党打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一点一滴,我是想过的,很多情节我事先已经认真想过,就怕有人钻这个空子。三是“最后四秒”的描写不好,这个很不好,一定要改的,非改不可。最后这四秒钟,这是我的命根子,调动了我的全部智慧,把骨髓都想干了。唯一还能被人记住的就是这几句话。你要我改,这不是刨我的祖坟吗?这是我最大的努力。我当然舍不得删改!我就不改, 更何况事实证明了,我把这个向陶铸汇报过。


陶铸对这篇小说真的很关心。陈毅元帅接见我的时候,陶铸问大家对这部小说有什么意见。我告诉他中央首长说如何如何。陶铸就问在场的人有什么意见, 其他领导都不吭声,陶铸就要陈老总说。“我不说,她的事情,沾不得。”陈毅拿起手边的《羊城晚报》说“:我就喜欢看你们《羊城晚报》,《人民日报》我就不爱看。”其他领导都不说,陶铸是个很耿直的人,他就说“:你们都不说我来说。不要一听见什么意见就修改。文艺小说嘛,哪有十全十美的?我告诉你金敬迈,你是我的兵, 你这本书的修改意见,我说了算!”


陈毅


我太激动了。当然这个我也没敢坦白。但他帮我顶住了,我心里也有底了。我不敢跟别人讲。这涉及领导人,当下级的不能乱传。我没有讲,陶铸最后还是被迫害致死。江青问是不是陶铸不让你改,我说不是, 不是,陶铸说一定要按照首长指示改好。


江青当着我的面也就把底漏出来了:你那最后四秒钟,写了欧阳海对生命的留恋,写了他不想死,舍不得死,这是修正主义的手法。你看过《雁南飞》(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导演米哈依尔·卡拉托佐夫的作品)没有?主人公牺牲前转了三个圈没倒下去,云在转、天在转、白桦林在转,“叭”一只靴子掉下了,“叭”另一个又掉了,然后仰面倒下去。主人公望着旋转的天空旋转的白桦树,慢慢地倒了下去。这是苏修导演用恋恋不舍地镜头宣传一种保命哲学。这件事情我只要告诉红卫兵小将,他们就会来揪你的人,烧你的书!


米哈依尔·卡拉托佐夫导演作品《雁南飞》


周总理让我赶紧改掉。


江青接着说:光删不行,哪能放完毒就走?一定要批判。


我就只好批判。我抗上也不敢抗到总理那里去, 他在全国人民面前威信那么高,对文艺界那么关心,从来是和蔼可亲的。那我怎么办呢?我是软骨头,我怕死,我改吧。


1980 年 4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说中国有个作家,领导要他改,他就丧尽天良地改了。我说,那就是说我,我丧尽了天良。


三、重新回顾《欧阳海之歌》


现在回头看,欧阳海这个人物形象还是有他立得住的地方,这个人物是经得起推敲的,是个响当当的汉子。你刚不这样问我还不敢说,你问起来我就敢顺着说:欧阳海就是我自己,就是我自己!


我有善良的心地、直率的品质、崇高的思想。《欧阳海之歌》是从我灵魂里面流出来的。尽管它有诸多不足、诸多可笑之处,今天重读我也不惭愧,那都是我当年的真实感受,我是放开来写的。我已经是冒着杀头的危险写出来的。而且整篇小说是诗意的,虽然我不会写诗,但我是用诗歌的感情、用诗歌的愤怒和抒情在写,我在抒发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


抗日战争油画


我和欧阳海的人生经历有些不同,我是城市平民, 我没有经历过农村的苦难。但是,我出生在南京,经历过抗日战争,目睹过民族的屈辱,我痛恨旧社会,渴望自己的国家富强。这些共同的感情使我对欧阳海的遭遇感同身受。


我在小说里写到欧阳海的四妹子饿死了,我就是在写我自己的妹妹,我妹妹现在还活着,70 多岁了。我爸爸得了病,什么病我不知道,大口大口地吐血。就是这段时间,我的四五岁的妹妹得了病,她的病我知道,直肠脱肛,一拉屎一截肠子就掉出来,非常可怕,我外婆小心地帮她塞回去。同时母亲毫无办法,迷信,算命的就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若是福气好,两个留一个。”留谁呢?当然想保爸爸,他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我母亲是家庭妇女。小妹妹不是不爱,是根本没有精力没有钱去管。我舍不得我妹妹,我就上街去擦皮鞋,卖烧饼油条,我还在读小学。当时日军空袭,大家要躲警报,躲到防空洞去了,没时间做饭,烧饼、油条就成了必不可少的食品。我就到杂货铺去拣80 件烧饼。我不怕死,好的时候一天能来回三趟,三八二百四十件烧饼。卖 5 件就能赚 1 件,第 5 件就是赚回来的。赚的钱不少,不仅可以贴补家用、交学费,还可以省点钱给妹妹治病。我不能让妈妈看见,就在外婆的帮助下躲到隔壁去偷偷地给妹妹熬药,把妹妹救活了。后来爸爸死了。我还去抓鱼给妈妈发奶,为了让妹妹有口奶吃。所以写这个我写得很激动,在梦里给妈妈抓鱼, 这是一个孩子自己心里的真实愿望。写欧阳海受的委屈展现了他纯真善良的心灵。我写欧阳海的四妹时就想起自己的当年,一边写一边自己流泪。


欧阳海和十七年小说还是不一样,比如我就有意不写爱情,因为我不擅长写爱情,欧阳海当时也没有爱情例子,部队生活嘛。当时就想创个新,大家都写革命加爱情,我就是要不靠爱情也同样吸引人。我是个怪人,我觉得爱情是世界上最神圣的感情。爱情是排他的,这是原则。我特别注意对妇女尊重。我发现社会越是文明,妇女的地位越高。在中国,我们也谈男女平等,但我们的文化传统是男女不平等的。一个女人嫁给你,就把全身心托付给你,再没有任何依靠。对妇女的尊重表明一个人的思想水平。


“十七年文学”代表作品


《欧阳海之歌》后来呈现的面貌是被写成这个样子的,那是非常时代不能左右的。我不希望别人干涉我, 我也不想干涉别人。


《欧阳海之歌》改变了我的命运,在我家里从来不谈这个,因为谈起来伤心,我老伴一听到这个就哭。你想,她作为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妻子,领着两个孩子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可想而知。我的偏执、嘴巴上的逞强使性给她带来太多痛苦和不安。她六年前走了。现在两个孙子都大学毕业了,他们可能会知道有这个小说, 但我从没拿给他们看过。


前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寄来重版合同,说《欧阳海之歌》入选一套丛书,大概有三十几本。合同是统一版本的,只需签名。我签了名寄过去后,想起来赶紧补充写了封信说:如果别人是统一给 8% 的版税,我要求9%;如果别人是给 10%,我要求 11%,我想用这笔稿费修游泳池。后来编辑拿我的信在编辑部读给同事听, 把他们都乐坏了。


金敬迈《欧阳海之歌》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我仍可以真实地面对一切。回望那个时代我也不惭愧,我没有为一己私利干过任何坏事,至少我没干过任何不可告人的事。我身上如果还有什么可取之处, 不在于我写过《欧阳海之歌》,一本小说而已,算不了什么。我的可贵之处是在我的为人。临死之前,我可以心安理得地闭上眼睛,我没有遗憾,我没有对不起谁, 我不会带着任何羞愧离开这个世界。这就是我。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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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玉宇灵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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