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黄开发：周作人的和平观念与附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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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 YI PI PING

内容摘要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前和沦陷时期的周作人思想中，有一条和平观念的线索。战前，周作人认为中国抗战是必败的，因此主和；北平沦陷后，他出于某种抵抗政治和个人保存的双重考虑，走上一条投降主义的“和平”道路，开始下水附敌；及至出任伪教育督办，一方面虚与委蛇地与日伪合作，一方面，关注教育民生，提倡经过他自己重构的儒家思想，进行文化政治抵抗。几个阶段始终都贯穿着他对抗战命运的失败主义的认识，思考的焦点是如何在败局已定的情势下最大程度地保存民族实力和自我的问题。周氏在附逆期间所作所为的背后有着相对稳定的和平观念和原则，他在附逆期间的诸多看似矛盾的选择可以在这一思想原则下得到较为合理的阐释。周作人对抗战形势和前景的误判使他误入歧途，陷入人生的困境，给本民族造成很大的危害。他的和平观念带有历史的污点，然而在沦陷时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不乏思想史的价值。

本文原载于《周作人国际学术研讨会特辑》，《文化论集》第55号，早稻田商学同攻会2019年9月。因篇幅所限，分为上、下两篇推送，本次推送为下篇。感谢作者黄开发老师授权“文艺批评”发布！

上篇详见：文艺批评 | 黄开发：周作人的和平观念与附逆（上）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黄开发

周作人的和平观念与附逆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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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走上了一条投降主义的“和平”道路。一方面不得已地与敌人合作，一方面尽可能地保存民族的实力，以图东山再起。实力不外乎人力物力的和思想意识的两个方面。出任伪职特别是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以后，他一方面履行职责，有过许多政治表演；另一方面也进行一系列的消极抵抗，做过一些有利于保存本民族人力物力的具体事情。他在任伪职期间消极怠工，做过一些有利于民族的具体事情，如保护北京大学校产和国立北平图书馆，救助国共两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帮助李大钊几个参加革命的子女等等；特别是出于抵制殖民思想的政治需要，提倡经其重构过的以禹稷为模范、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强调中国固有文化。[74]这后一点，最为周氏自己所看重，他后来在国民政府的法庭上、在晚年所作的回忆录里都特别地强调。

周氏提倡中国思想的文章，以收入《药堂杂文》的《汉文学的传统》《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汉文学的前途》为代表。其中三篇题目中的“文学”指的是杂文学意义上的“文章”，文中所引用的文本大都是传统的子类，所以实际上等于说是中国的思想，或者更直接地说就是儒家的思想传统，与另一篇《中国的思想问题》的主题一致。它们高标了“汉”“中国”这两个核心的民族国家语言符号，特别是突出“汉”字，更加强调了中国文章的主体特征。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汉文学的传统》《汉文学的前途》，“题目称汉文学却颇有点特别，因为我在那时很看重汉文的政治作用，所以将这来代表中国文学。”[75]几篇文章的写作有着很强的当下问题指向。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

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秉承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旨意，在社会上大力推行“尊孔祭孔”的儒教运动，在学校中提倡“尊孔读经”。1938年2月，为了所谓“阐扬圣教”，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发布命令，仍以夏历8月27日为至圣先师孔子的诞辰，恢复春秋上丁两祭。次年，伪临时政府颁令：祀孔典礼如有失仪延误者，还要受到惩罚。[76]

日方的宣传人员发表文章，试图把日方的战争意识形态注入“孔子的学说”中。中山久四郎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说，孔子学说在“尚武精神”、尊重君臣大义、重视“忠臣不事二主”上面，都与日本道德同出一轨，所以中日两国很容易“在精神上提携”。[77]

神谷正男的文章《大陆思想战与儒教运动》原在日本发表，更是赤裸裸地表明了日本方面借助儒教运动开展思想战、服务于“大东亚战争”的企图。文章从思想战的重要性、大陆思想战的经过、儒教复兴运动的意义、存在的问题、具体的方策等方面，系统、清晰地论述了题旨。他阐明了思想战的性质：“大东亚战争的展开，而于内外的思想战，有决定的影响，将其性格予以明确的规定，这便是英美对于皇道的决战，广义言之，也就是西洋民主思想对于东洋思想的决战。”“思想战之终极目标，无非将本国之思想完全同化，因此，大陆思想战的终极目标，把现代中国的思想，必须与皇道相融合同化。”他很清楚，倘若直接宣传“皇道”，难以被中国人接受，容易产生相反的效果，这样，就需要勃兴儒教运动作为过渡的桥梁。儒教运动的重要意义有二，“第一，即向来堕入英美自由主义的大陆思想战之方向，现在复兴于中国固有的思想源流……第二，儒教复兴在中国之思想的传统复兴上，为必要的条件，同时儒教复兴即为皇道宣布之媒介，质言之，大陆思想战之本质，便是皇道对英美思想的决战，因为皇道和儒教的关系，密接不离，故复兴儒教便是大陆思想战的直接方法，在皇道宣布上负有重大的思想任务，这是儒教复兴的第二意义。”[78]

神谷正男指近代中国已经全盘西化，堕入英美的自由主义，儒教思想的势力式微，所以要发动思想战，复兴儒学，传播皇道，与英美思想决战。这是日伪的主流意识形态。新民会中央全会机关刊物《新民报》半月刊的《发刊词》中，把中日战争视为中日国民对“扰乱秩序之党共恶魔”的膺惩之战，又是东方文化对于西方文化的总决战，换句话说，“即吾东洋人之王道主义”对于“西欧个人主义”的肉搏战。[79]在日伪意识形态的视域中，深受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新文化自然是其思想战的敌人，是“儒学”取而代之的对象。

周作人对日本人的意图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旨在使中国沦为殖民地，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铲除中国的民族意识，从语言和思想两方面入手来使中国人“皇民化”，就像他们在朝鲜和台湾所做的那样。早在留日时期，周作人就说过：“国民者，有二要素焉：一曰质体，一曰精神。质体云者，谓人、地、时三事。同胤之民，一言文，合礼俗，居有土地，赓世守之，素白既具，乃生文华。之数者，为形成国民所有事，亦凡有国者所同具也。若夫精神之存，斯犹众生之有魂气。”[80]国民精神是国家存在的根基，如果国土失陷，制度变更，人民再失去本民族的思想意识，那么就彻底亡国了。所以，守住了本民族的思想意识，就是保住了“国魂”。周作人文化抵抗策略体现了他与早期民族主义思想之间的联系；所不同的是留日时期他要求“摈儒者于门外”[81]，此时则借取儒家思想的话语形式，以六经注我的方式融入现代的人本主义思想，抵制日伪方面发起的思想战。

周作人晚年说：“那篇文章（指《中国的思想问题》——引者）我照例的鼓吹原始儒家的东西，但写的时候却别有一种动机，便是想阻止那时伪新民会的树立中心思想，配合大东亚新秩序的叫嚷”[82]。这“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在一次官方性质的笔谈中，周作人也以伪职的身份参与宣传所谓的“中心思想”：“现在最要紧的是养成青年学生以及一般知识阶级的中心思想以协力于大东亚战争。所谓中心思想，即是大东亚主义的思想。”[83]这时的周作人是双面的。在个人的场合，他又把锋芒直指日伪方面宣传的“中心思想”，引用章太炎的话讽刺日本方面把自己的私货强加于人[84]。最重要的是提出警告，即中国人是现世主义的，当他们的生存意志遭到阻遏时会铤而走险。这种保存实力的观念是在认定失败的前提下形成的。他发表关于中国思想问题的系列文章以当下的问题意识为指向，关注的焦点是沦陷区的民生问题，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他以何作为中国固有文化的根本。他独辟蹊径，从禹稷的身上寻找原始儒家的源头。他说中国固有思想是先于孔孟的，而不是到了孔子才设道传教。《中国的思想问题》等文章显示了高度的文化政治斗争的策略，运用话语修辞，隐含斗争的锋芒。既关注现实民生，又守卫中国固有思想，意在一箭双雕。

周作人在《汉文学的传统》一文中宣称：“汉文学里所有的中国思想是一种常识的，实际的，称之曰人生主义，这实即是古来的儒家思想。”并把它命名为“儒家的人文主义（Humanism）”。[85]概念后面附注英文单词，这在周作人的文章中是极为少见的，有意在于暗示与西方近代思想的关系。他在引证《孟子》《易余龠录》等典籍后说：“中国人能保有此精神，自己固然也站得住，一面也就与世界共通文化血脉相通，有生存于世界上的坚强的根据，对于这事我倒是还有点乐观的，儒家思想既为我们所自有，有如树根深存于地下，即便暂时衰萎，也还可以生长起来，只要没有外面的妨害，或是迫压，或是助长。你说起儒家，中国是不会有什么迫压出现的，但是助长则难免，而其害处尤为重大，不可不知。”[86]这段话的现实针对性很强，当时日伪方面以儒家话语来对其意识形态乔装打扮，对儒家思想构成了妨害。

周氏一再强调中国固有思想没有问题，是很健全的，前途光明，他对此感到乐观等。他把自己所谓的“儒家思想”定义为“以孔孟为代表，禹稷为模范的那儒家思想。”[87]他写道——

中国人民生活的要求是很简单的，但也就很切迫，他希求生存，他的生存的道德不愿损人以利己，却不能入圣人的损己以利人，别的宗教的国民会得梦想天国近了，为求永生而蹈汤火，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信心，他不肯为了神或为了道而牺牲，但是他有时也会蹈汤火而不辞，假如他感觉生存无望的时候，所谓铤而走险，急将安择也。……我尝查考中国的史书，体察中国的思想，于是归纳地感到中国最可怕的是乱，而这乱都是人民求生意志的反动，并不由于什么主义或理论之所导引，乃是因为人民欲望之被阻碍或不能满足而然。我们只就近世而论，明末之张李，清季之洪杨，虽然读史者的批评各异，但因为一种动乱，其残毁的经过至今犹令谈者色变，论其原因也都由于民不聊生，此实足为殷鉴。中国人民平常爱好和平，有时似乎过于忍受，但是到了横绝的时候，却又变了模样，将原来的思想态度完全抛在九霄云外，反对的发挥出野性来……现在我们重复的说，中国思想别无问题，重要的只是在防乱，而防乱则首在防造乱，此其责在政治而不在教化。[88]

此段文字强调了中国人现世主义的生存哲学，并与愿意为神道牺牲的日本国民进行了对比，对日伪方面提出警告，近乎公然的指责。

周作人漫画像

周作人还提醒当心异己的外国思想成分的入侵。《汉文学的前途》说：“吾人吸收外国思想固极应慎重，以免统系迥殊的异分子之侵入，破坏固有的组织，但如本来已是世界共有的文化与知识，唯以自己的怠惰而落伍，未克取得此公产之一部分，则正应努力赶上获得，始不忝为文明国民，通今与复古正有互相维系之处。” [89] 其中是有具体的暗示的，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要阻击；他谈到汉文学的前途时又强调思想文化要开放：“将来新文学之伟大发展，其根基于中国固有的健全的思想者半，其有待于世界的新兴学问之培养者亦半”。[90]“世界的新兴学问”无疑包括西方文化，这又与日伪势力把西方文化视为思想战的敌人迥异。

《汉文学的前途》说：“中国文学要有前途，首先要有中国人。中国人的前途——这是又一个问题。”[91]其实四篇文章关注的焦点就是“中国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要找出这种精神联系的核心成分，这自然非儒家思想莫属。儒家思想既有现实的“合法性”，又面临着被歪曲的危险，所以他才在“合法性”的话语形式下，通过话语修辞，确定符合中国人立场的内涵，因而具有高度的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性。

周作人强调作为一个民族知识分子对于本民族思想文化传承和建设的责任。他在《自己所能做的》一文中说：“凡是中国人不管先天后天上有何差别，反正在这民族的大范围内没法跳得出，固然不必怨艾，也并无可骄夸，还须得清醒切实的做下去。国家有许多事我们固然不会也实在是管不着，那么至少关于我们的思想文章的传统可以稍加注意，说不上研究，就是辨别批评一下也好，这不但是对于后人的义务也是自己所有的权力”[92] 。

1928年以后，周作人退回书斋，甚至予人以隐士之感，这与他在沦陷时期要给人塑造的忍辱负重、以天下为己任的形象反差甚大。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引用《孟子·离娄下》：“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乱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异地则皆然。”[93] “禹稷颜回同道”、“易地则皆然”似乎正是他对自己矛盾的形象进行阐释和辩护。由“己溺”“己饥”而推及于人，做出有利于生民的事业，这是体现出仁人之用心的仁政，与其五四时期所提“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人道主义有着一致性。

《汉文学的前途》还高度肯定了“思想文字语言礼俗”对“中国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维系之力”，特别是汉字在连络民族思想感情上的重大作用。他有意撇去了“旧派”所热衷的古文，指出语体文“更重要的乃是政治上的成功，助成国民思想感情的连络与一致，我们固不必要褒扬新文学运动之发起人，唯其成绩在民国政治上实较文学上为尤大，不可不加以承认。” [94]早在1936年6月，在中国面临着被征服和分裂的情势下，他就在给胡适的信中特意强调国语、汉字和国语文对于维持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特殊作用。他写道：“我说要利用国语与汉字……用时髦的一句话说，现在有强化中国民族意识之必要，如简单的说，也就只是希望中国民族在思想感情上保持一致联络。”[95]

周作人所提倡的儒家文化的思想性质到底是怎样的，它与五四新文化又是怎样的关系呢？实际上，他所重构的儒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化之间一脉相承。敌伪主流意识形态把五四新文化视为英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恶果，是中国文化走向堕落的表现，并妄图铲除，而周作人则利用传统话语形式的掩护，让新文化的精神实质潜伏下来。其文化政治斗争的策略可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周作人在四篇谈论中国思想的文章里，提出从语言和思想两个方面建设“汉文学”，这种文化思路来自五四文学革命。他把人本主义思想置换为儒家思想，其实经他重构过的“儒家人文主义”（Humanism）与西方近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是一致的。[96]连五四时期“为人生”的主张也是可以直接拿来用的。言辞的变化是要在表面上合乎敌伪意识形态的要求，同时也是为了强化民族固有的语言和思想。其间的联系可以从《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的文本形成过程中看得清楚。这篇文章是周作人在演讲词的基础上改做而成的。1943年4月13日，他在南京的伪中央大学讲演，题为《人的文学之根源》。其中说：“我平常时以为中国政治道德和文学上有两大思想，互为消长，在廿年前的《新青年》杂志上，曾发表一篇《人的文学》，这当然是少年气盛，胡说八道，但在现在看来，里面所说的话，加了廿余年历史事实的证明，觉得还有适应的地方”[97]。这段话在改作中被删去了。从中很容易看出它与周氏“人学”思想的内在关联，背后的基本思想是“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98]的。

周作人在1949年致周恩来的信中讲得更清楚：“他（指李贽——引者）说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可是文章中多是‘据经引传’，在《焚书》中有一篇信札，说明自己不相信古人，而偏多引他们的话，这便因为世人都相信典据，借了古人的话过来，好替自己作屏风罢了。我也并不相信孔孟会得有民主思想的，更不喜欢汉宋以来的儒教徒，可是写文章时也常引用孔孟的话，说孔孟以前的儒家原是有可取的，他们不信奉文武周公而以禹稷为祖师，或者上去更是本于神农之言也说不定，他们的目的是要人民得生活，虽然不是民治，也总讲得到民享，这里也是用的同一方法，即所谓托古改制，自己知道说的不是真实，但在那环境中也至少是不得已的。民国三十二年中所写，论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这些篇，都是这一例。”[99]这段话道破了天机。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还特别强调了当时环境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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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出任伪职时期的思想和行为是需要在其“必败论”的思想语境中认识的。在他的心目中，抗战的结果是必败的，即便不是失败，其进程也肯定是漫长且荆棘载途的。他考虑的焦点问题是如何在国土沦陷、大难临头的情势下，尽力保存民族国家的实力，并有利于自我生存。他所做最大的两件事情是出任伪教育官员和提倡儒家思想，二者是互相联系的。下面再来谈谈这两件事所发生的影响及其对这它们的评价问题。

关于写作《中国的思想问题》的用意，有过各种不同的解读。《中国的思想问题》触怒了日本军部的御用文人片冈铁兵，周作人说：“我当初的用意只是反对新民会的主张，却没有料到这样大的收获，至于敌人封我‘反动老作家’或‘残余敌人’，则更是十二分的光荣了。”[100]片冈铁兵给周作人复信道：“不应阻害中国人民的欲望之主张实即是对于大东亚解放而斗争着的战争之消极的拒否……假如中国人虽赞成大东亚解放，而不愿生存上之欲望被阻害，即中国人不分担任何苦痛，以为即协力于大东亚战争，使此种思想成为一般的意思，则在此战争上中国之立场将何如乎。”[101]周氏把敌人的反对当作为自己的附逆辩护证据，其理由是不充分的。钱谦益曾遭到乾隆皇帝的诋毁，但这并不足以为钱氏失节开脱。《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认定，“此种论文虽难证明为贡献敌人统治我国之意见，要亦系代表在敌人压迫下伪政府所发之呼声，自不能因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片冈铁兵之反对，而解免其通敌判（应为“叛”——引者）国之罪责。”[102]在研究者中，有的说是讲给“日本军政府中那些有远虑的‘明智派’听的”的“治安策”[103]，有的说是“预备给后世子孙看”，预备替自己洗白的[104]。我以为，虽说此文因为受到特定情势下历史语境的压力，写得世故圆通，照顾了多方面预期读者的观感，但主要是出于参加当下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写给日伪方面的人员看的。所以，他在《中国的思想问题》发表后，拨草寻蛇式地把文章寄给经松枝茂夫[105]，由他翻译后在日本著名的《改造》杂志1943年4月号上发表，从而引起了日方人员的关注。攻击作者为“反动老作家”的片冈铁兵最早即由译作嗅出了抵抗的气味[106]。

《中国的思想问题》等文章在当时的沦陷区广泛传播，受到了较为普遍的关注。周作人在教育总署主办的讲习班上发表演讲，利用自己职务之便宣传他的思想。演讲词题为《中国的国民思想——在第三届中等学校教员暑期讲习班精神讲话》，可以说是其《中国的思想问题》等文章的普及版。[107]这篇演讲词还被1941年11月《国民杂志》第十一期转载，《更生》1942年1月第十三卷第七期、第八期连续转载。《中国的思想问题》是在另一篇演讲词的基础上改作而成的。1942年5月13日，周作人在南京伪中央大学演讲，演讲词《中国的思想问题——周作人先生讲》载1942年5月25日《中大周刊》第六十五期，1942年6月《江苏教育》第四卷第三期转载。改作而成的《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载于1943年1月《中和月刊》第四卷第一期，1943年2月《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二之二）转载，1943年3月《中国学生》第一卷第五期转载,1943年3月《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第三号摘录。1943年4月13日，周作人在南京伪中央大学发表题为《人的文学之根源》的演讲，记录稿刊于1943年《中大周刊》第九十七期和同年6月《真知学报》第三卷第二期。《汉文学的前途》同时于1943年9月1日刊登于《艺文杂志》第一卷第三期和《中华月报》第六卷第三期。

1943年的周作人

在华北沦陷区，有人在周作人文章的影响下，同样提出中国的中心思想就是儒家思想。关于儒家思想，作者引用周作人的观点，说中国人的思想本来很健全的儒家思想，具体的就是“已饥己溺”、讲实际和中庸，换言之就是利人，这是“仁”的体现，可以用“仁”来代表儒家思想。若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忠恕”。然后，他把这个“中心思想”与汪伪政权的意识形态加以关联，说这种思想的发扬就是孙中山所说的“大亚洲主义”，“大亚洲主义主张东亚各民族的团结与联合，实在就是‘仁’字的表现。”又进一步指认：“现阶段的文化运动简单说来仍是继续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加以发扬的，它的主要意义，也就是和前期的新文化运动稍稍不同的地方，一个是对于中国旧文化传统的再认识，一个是对于西洋文化的再吸取。”[108]前面大谈中国固有的儒家思想，后文又指出现阶段文化运动仍是对新文化运动精神的发扬，这一矛盾构成对前文观点的消解。作者基本上是重述周作人《中国的思想问题》《汉文学的前途》的观点，大概正是由于周氏政治和文化身份客观上形成的保护，作者才敢于发出不合乎日伪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吧。此文可视为周作人文章在敌伪内部产生影响的例证。

周作人《药堂杂文》封面及版权页

民国三十三年(1944)新民印书馆初版

那么，周作人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发表这些文章的考量是什么呢？《汉文学的前途》引录顾炎武《日知录》针对钱谦益而发的议论：“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继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征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109]以写《诗经》中《黍离》的亡国大夫、屈原、陶渊明为例，辨文情的真伪，发诛心之论。如果以“镜情伪”的态度来看周氏四篇论中国思想的文章，结果会是怎样的呢？可能不宜做黑白分明的判断。周作人在敌伪时期中的有关对秦桧的评价、辩解与不辩解、对儒家文化的重构、道义之事功化、国语与汉字的政治功用等等问题的思想在战前已经出现，并且是前后连贯的、一致的。这几篇文章反映出周氏一向对日本将中国殖民化的野心的警惕，对民族前途的深切忧患，而他所做的是力所能及的针对性很强的文化抵抗。几篇文章的标题醒目地冠之于“汉文学”“中国”等具有核心意义的民族主义的词语，把它们置于《药堂杂文》的前面，与《道德漫谈》《释子与儒生》等文一样反复引用“禹稷当平世”等儒家经典话语，力图将汉字、儒家思想牢牢地锁定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之所在。这里面可能不乏“自表暴而为言者”的“言伪”的表白成分，然而其用心大体上是可以肯定的。他在《汉文学的传统》中自称“只是以中国人立场说话”，“大抵以国家民族之安危为中心”，而后来一再以“道义之事功化”来打扮自己，拔高自己，恐怕就难脱“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的嫌疑了。周作人在《文坛之分化》一文中说抗战爆发后的北京，“只有几个流落在这里走不动的文人凑写稿件，聊以消遣，有如鱼相濡以沫耳。说是消极，固亦难免，却亦并不是只是十分颓唐，他们不以文学为职业，或是想于其中求得功业或是利权，但如或对于国家民族有什么好处，在文学范围内尽其国民之力，也是愿意的。”[110]这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态度，倒反而让人感觉更符合实际。

周作人的上述文章体现了儒家的思想方式，至少可以追溯到清初的几个遗民思想家。他们在现实无望的情况下，进行文化上的抵抗。由于日伪统治尚存很大的不稳定性，周也希望能够发挥一定的现实作用。清初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等人处非常之变，志存匡复，所以张扬儒家的经世精神，从不同的角度批评宋明理学，以坚韧不拔的毅力重建学术，以图恢复汉官威仪。黄宗羲的学生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入明史馆，参与清廷主持的明史编纂工作。在与人的书信中，他曾这样表明自己的学术志愿：“吾窃不自揆，常欲讲求经世之学”，“吾非敢自谓能此者，特以吾子之才志可与语此，故不惮冒天下之讥而为是言，愿暂辍古文之学，而专意从事于此，使古今之典章法制，灿然于胸中，而经纬条贯，实可建万世之长策，他日用则为帝王师，不用则著书名山为后世法，始为儒者之实学，而吾亦俯仰于天地之间而无愧矣。”[111]他以经世之心治史，寄希望于来者。当然，清初诸子与周作人不同。他们是在亡国的条件下，不与满清政府合作，始终保持了高风亮节，以超拔的毅力从事著述。

《中国的思想问题》等文章关注的焦点是民生。他一再引用《孟子·离娄下》中“禹稷当平世”一段，由禹稷的“己饥己溺”而推己及人引出仁政问题。民生又与周作人所出任的伪教育官员的职责密切相关，因为教育属于民生的基础工程，关乎沦陷区民众特别是千百万青年学子的切身利益，关乎民族国家的未来。正因为如此，当在任伪教育总署督办的汤尔和去世后，很多人属意于周作人。如何全面而公正地评价周作人在伪教育官员任上的所作所为，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问题。通常是一笔抹杀的，然而不免过于简单化。

从“五四”到沦陷时期，周作人的内心深处一直隐藏着对社会动乱的忧惧，这也是他关注沦陷区民生的一层心理动因。《苦茶庵打油诗》有一首作于1942年10月的诗，云：“野老生涯是种园，闲衔烟管立黄昏，豆花未落瓜生蔓，怅望山南大水云。”诗后自注：“夏中南方赤云弥漫，主有水患，称曰大水云。”《苦茶庵打油诗》篇末的附记涉及到发表于1919年的新诗《小河》，说明他要表达的意思是“忧生悯乱”的“忧与惧”，并说他的忧虑是一种“将来的忧虑”。[112]周作人在《关于老作家》一文中说：“我不会创作，不是文士，但时常写文章，也颇想写为文章而写的文章，而其结果还多是为意义而写的，不讨人欢喜的忧生悯乱的文字。”[113]

长期以来，对沦陷区民众生存状况的研究很不够，极少能在沦陷区研究中听到他们的声音。在沦陷区生活过的人，在抗战胜利后是处于道德低地上的。

1945年11月17日，《华北日报》报道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到北平视察，在北平市中小学校校长教职员欢迎会上发表演讲，其中说：“今日证明华北奴化教育整个失败，其功当归诸于各位教职员先生的身上。”[114]1946年6月3日，《大公报》又报道蒋介石在北平发表训话，报道称：“对于政治上之垃圾，谓凡属附逆有据者国家定予严惩。蒋主席认为无伪学生，亦无伪教员，有作恶行为者同样惩治。”。[115]

傅斯年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代理北京大学校长，负责教育复员工作。他坚持把所有在伪北大时期教员驱逐出北大，认为那些生活在沦陷区的师生应该接受再教育。王汎森指出：“民族主义与政治现实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如果高等学校的教师都被停职，很难找到足够的教师来填补这些空缺。按照傅斯年的标准，应该被再教育的学生数量也太多。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相互斗争之时，得到学生的支持是重要的；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已经太多，继续坚持推行忠诚或全民廉正活动显得不切实际。因此，支持傅斯年的人越来越少，他变得相当孤立。”[116]

非忠即奸的道德理想主义并不有利于抚平战争的创伤和社会发展。正因如此，才有了“教员不伪”“学生不伪”的政策认定。然而这个认定存在着逻辑上的问题：“华北奴化教育整个失败”“教员不伪”“学生不伪”等是如何做到的？单靠普通的教员和学生是很难奏效的，这是否意味着有重要的伪教育官员发挥了作用？几个在北平沦陷时期与北平高校有过直接关系的人士提供过材料，或许能解开一些个中的奥秘。

兴亚院华北联络部的志智嘉九郎回忆道：“中国的伪政府虽然是傀儡的，但大学并非傀儡。”[117]这虽然可能与日方对于大学某种程度上的不干涉有关，但也离不开周作人这样的主管官员有意识地抵制。时任伪北大文学院日文系教师的洪炎秋说，“他们（周作人、钱稻孙等——引者）当了伪要人，除曾拉我去教书以外，从不诱引我去做伪官，更不叫我去替日本人做任何事情”[118]。

在周作人受审时，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教授徐祖正、杨丙辰等五十四人集体向法院具呈，从教育和反思想统制两方面证明周作人在伪政府任职期间进行“消极抵抗”。在教育方面，“周氏在伪华北教育总署任内，为防止敌人驱使学生作政治上之工具、奴化训练之目标，首先命令凡在学学生均应以学业为重，不得参加政治活动。”周氏在任内时，“对各系课程之编制，悉按旧北大课程为标准，有伪《文学院一览》为证。不独各系基本科目均本旧章，即普通必修科目如英文一科，在他院校不敢排者，文院非但照排，且与日文同等重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方为加强侵略政策，请求增加日文授课时，但在周作人和其他中国教授的反对下没有得逞。在反思想统制方面，“日寇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中国思想之统制更形积极，因此四出捕人，摧残士类，无所不用其极，几至人人自危。周氏乃于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发表《中国之思想问题》一文……此文为他人所不敢言，当时并遍登平津报章杂志，国人共睹，此为周氏以文字抗日最显著之事实。”徐祖正等评论道：“八年以来，华北教育幸得汤、周诸氏出而主持，未亡国本，事事与日寇虚与委蛇，苦心应付，所以八年之中，无数大学青年未致失学，否则，此万千学生，终必为伪新民学院等敌伪侵略性、政治性学校所吸取，其危害华北人民，更不堪设想矣。尤以周氏本一文人，未尝登录仕版，此次出任委[伪]职，非出本愿，故即以消极态度，作有效之抵抗。”[119]这五十四人栖身于周作人所任伪职的教育界，他们的证言是近距离从周氏的言行中观察所得。他们的说法也许不乏过甚其辞之处，但应该是有根据的。

受审时的周作人

还有几篇材料显得很另类，也是为周作人附逆辩解的，分别出自敌伪时期居留北平的周氏的朋友和学生俞平伯、邓云乡之手。

俞平伯于1945年12月28日致胡适信，为周作人陈情，希望胡适能利用自己的声望为周氏说话，使其受到公平的待遇。先是为周氏未能南下深感遗憾，并自责没有尽到切直谏言的责任，写道：“当芦沟启衅未久，先生曾有一新诗致之，嘱其远引，语重心长，对症发药，如其惠纳嘉诤，见机而作，茗盏未寒，翩然南去，则无今日之患也。此诗平曾在伊寓中见及，钦迟无极，又自愧疚也。以其初被伪命，平同在一城，不能出切直之谏言，尼其沾裳濡足之厄于万一，深愧友直，心疚如何，人之不相及亦远矣。”他为周作人辩解：“若今所言大学实情，乃其最显然者也。当日知堂不出，觊觎文教班首者，以平所闻，即有二三人，皆奸伪也。设令此等小人遂其企图，则北平大学之情形当必有异于今，惜史事不能重演耳。”进而抱不平：“在昔日为北平教育界挡箭之牌，而今日翻成清议集矢之的，窃私心痛之。”[120]

邓云乡《水流云在书话》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

邓云乡《水流云在书话》收入关于周作人的文章两篇《知堂老人旧事》《知堂老人座上》。作者是周作人在伪北京大学后期的学生，1949年以后与周有过较多的交往。《知堂老人旧事》从一个曾经在伪校读书的学生的角度，谈了自己对周作人附逆问题的看法。他说，周作人在敌伪时期所作，“虽不利于自己，却对沦陷后文化古城中不能远赴后方求学的穷学生们则稍有裨益……老人自然自己也知道出任伪职，甚至在伪北京大学中办学、教书，是什么性质，其时其际，既非为任何权势利益，也非考虑明哲保身、洁身自好等等了。”[121]1946年10月12日，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说：“我一到南京，记者纷纷来，多数问我北大复文首都高等法院为周作人事。我即照我意思答他们，一是法院来问，不是北大去信；二、北大只说事实；三、此事与周作人无利与不利之说，因北大并未托他下水后再照顾北大产业……报载北大公事上说校产有增无减，此与事实不尽合。若以战前北大范围论，虽建一灰楼，而放弃三院（三院是我们收复的），虽加入李木斋书，而理学院仪器百分之七十不可用（华炽兄言），艺风堂片又损失也。”[122]对此，邓云乡在《知堂老人座上》中反驳道：“信中话似乎严正，却殊欠实事求是，因‘照料北大产业’，不是照料私人房地产或商号古玩，这是举世闻名的政治运动中心策源地北京大学，在日寇统治之下，要照料其产业，而又不与日伪周旋，不担汉奸恶名，可能吗？更不用说还有一大群苦哈哈的穷学生了。但历史是无情的，文坛盛名和汉奸连在一起，这是永恒的悲哀了。”文章后面评论道：“一个学者，在为人上，在学问上，在大节上，三者有时并不一致，在大动荡的时代里，更是难以周全。以上在第三点上，我以一个沦陷区的伪学生，虽然痛恨日寇汉奸，但对于老人，不能说这说那。在第二点学问上，更是没有说长道短的水平。在第一点为人上，则深感老人是那样纯朴淡泊，又和蔼诚恳，对家人、对学生、对朋友、对不熟识的人，无一不以和善态度平易近人地对待。”[123]作者为了替周作人陈情，自称“伪学生”。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和蒋介石都曾明认华北教育未曾奴化，既然如此，就没有什么“伪学生”之说。而邓自称“伪学生”，等于是自愿陪老师一起在道德的审判台前跪下了，令人动容。这下跪不是认罪，而是一种悲情式的抗议。可谓用心良苦。此文是在为陈子善编《闲话周作人》（1996）一书而写的《忆知堂老人》的基础上经过较大修改而成，作者经历了一个欲言又止到把话说出来的思想过程。虽然俞平伯、邓云乡的立场和观点可能并不为多数人所同意，但代表了一部分亲历过北平沦陷后生活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长期以来被压抑的声音，可以丰富对周作人附逆问题的理解，值得重视。

周作人对抗战形势和前途的认识使他误入歧途，陷入人生的困境，给本民族造成很大的危害。法律的惩罚和道德的审判在所难免。在国民政府的法庭上，周作人也并未替自己做无罪辩护。关于周作人附逆的危害已有大量的研究，不必赘述。有一则来自抗日战争初期对立方的材料，或可印证周作人附逆行为的危害，不妨一说。1938年7月，日本五相会议通过决定:“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124] 日军占领华北以后，一直在物色各个领域中的头面人物，组成傀儡政权。毫无疑问，在文化教育领域，周作人是完全符合这个标准的。即使有些消极怠工，对方也是愿意把他供起来，因为可以打击中方的抗战意识。不过，周作人并没有完全丧失对民族国家的忠诚。

周作人于1937年7月说：“昔读威斯忒玛克著《道德观念的起源与发达》，得知道德随时地而变，曾大喜悦”[125]。可是，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里，民族大义仍然是具有稳定性的。也许只有中国真正被日本征服，他的附逆行为才可能被宽恕，甚至得到某种正面评价。同时也应看到，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道德洁癖同样有害，因为那样容易忽视周作人的复杂性，抹杀他在多方面的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也不利于总结其附逆的历史教训。他的和平观念带有历史的污点，然而在沦陷时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不乏思想史的价值。 

本文原载于《周作人国际学术研讨会特辑》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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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参阅黄开发：《周作人精神肖像》，50-54页。

[75]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725页。

[76]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1月，384页。

[77] [日]中山久四郎：《日本之道与孔子之教》，1942年9月《政治月刊》4卷3期。该文另载1942年9月《民意》3卷8期、1942年9月《江苏教育》4卷6期。

[78] [日]神谷正男作、李云译：《大陆思想战与儒教运动》，1943年6月15日《新民报半月刊》5卷12期。

[79] 《发刊词》，1939年6月1日《新民报》半月刊1卷1期。

[80] 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 1908年5、6月《河南》4、5期。

[81] 同上。

[82]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 729页。

[83] 周作人先生等：《华北教育家笔上座谈》，1942年6月《中国文艺》6卷4期。

[84] 知堂：《汉文学的传统》，1940年5月1日《中国文艺》2卷3期。

[85] 同上。

[86] 同上。

[87] 知堂：《中国的思想问题》，1943年1月《中和月刊》4卷1期。

[88] 同上。

[89] 药堂（周作人）：《汉文学的前途》。

[90] 同上。

[91] 同上。

[92] 周作人：《自己所能做的》，《秉烛后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12年2月，6页。

[93] 知堂（周作人）：《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1943年7月《艺文杂志》1卷1期。

[94] 药堂（周作人）：《汉文学的前途》。

[95] 作人：《国语与汉字——至胡适之》，1936年6月28日《独立评论》第207号。

[96] 参阅黄开发：《周作人的精神肖像》， 30-37页。

[97] 芮琴和、张月娥、黄圭彬、陈继生记：《人的文学之根源——四月十二日周作人先生讲演》，1943年5月3日《中大周刊》97期。

[98] 周作人：《人的文学》，1918年12月《新青年》5卷6号。

[99] 周作人：《周作人的一封信》，《新文学史料》1987年2期。

[100]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731页。

[101]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734页。

[102] 《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1947年12月19日），南京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1439、1440页。

[103] 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9月，465页。

[104] 袁一丹：《制造“敌人之敌”——周作人〈中国的思想问题〉的反面文章及预设读者》，《文艺争鸣》2015年3期。

[105] 1943年3月2日松枝茂夫致周作人信，见赵京华译《松枝茂夫致周作人函（1936—1965）》，《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11期。

[106] 《知堂回想录》，733页。

[107] 周作人：《中国的国民思想——在第三届中等学校教员暑期讲习班精神讲话》（速记记录），1941年9月《教育时报》2期。

[108] 金希民：《文化运动与中心思想》，1943年11月15日《新民报半月刊》5卷22期。

[109] 周作人：《汉文学的前途》。

[110] 周作人：《文坛之分化》，《周作人集外文》（下），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9月，601页。

[111] 万斯同：《与从子贞一书》，《万斯同全集》（8），宁波：宁波出版社2013年11月，265-266页。

[112] 周作人：《苦茶庵打油诗》，1944年10月《杂志》14卷1期。

[113] 周作人：《关于老作家》，《周作人散文全集》（9），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156页。

[114] 《朱教长勖勉各教职员 努力发展国民教育》，1945年11月17日《华北日报》2版。

[115] 《蒋主席昨在平训示 统一事权积极求功》，1946年6月3日《大公报》（天津）2版。

[116] 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6月，205页。

[117] [日]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117页。

[118] 洪炎秋：《未读其书先知其人》，1966年9月《传记文学》9卷3期。

[119] 《徐祖正等为保周作人致首都高等法院呈》，南京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1389、1393-1094、1396页。

[120] 《俞平伯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868页。

[121] 邓云乡：《水流云在书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12月，147页。

[122] 《傅斯年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下），912页。

[123] 邓云乡：《水流云在书话》，147-148页，153页。

[124] 《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1938年7月12日五相会议决定），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89页。

[125] 知堂：《关于自己》，1937年12月31日《宇宙风》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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