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李敬泽：把自己生下来多么艰难——汉德克讲稿

李敬泽文艺批评 2022-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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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9年10月10日，瑞典学院宣布了2018和201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们是波兰的托卡尔丘克、奥地利的汉德克。文艺批评今天推送李敬泽老师发表在《花城》杂志2020年第1期上的文章，为大家精彩解读彼得·汉德克。虽然作者戏谑自己并不是特别喜欢汉德克，只对他看似不甚敏感的政治身份以及他丰富的关于蘑菇的博物知识感兴趣，但在文章的漫谈中却峰回路转妙笔生花，围绕语言问题，这把理解汉德克的钥匙，从他的早期著作，也是最有名的作品《骂观众》谈到冷战结束后汉德克所写的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的文章，如《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冬日旅行之夏日补遗》等，这些文章扎到了泥泞的、迫在眉睫的人类的困境和苦难中去，在极其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境遇里探索和言说真实与正义。汉德克背叛了他的西方精英身份和认同，成为了西方文学界和知识界公认的“混蛋”。但这样一个作家，他越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日常经验，把自己放到不可触碰的世界和困境中去，走进被放逐的人群之中，离群索居，艰难地让沉默化为语言，至此，被他生下来的那个自己，才真正走进世界。

本文原刊于《花城》2020年第1期，感谢作者李敬泽授权文艺批评推送！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李敬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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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生下来多么艰难

——汉德克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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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0日，瑞典学院宣布了2018和201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们是波兰的托卡尔丘克、奥地利的汉德克。

这两位，汉德克我们比较熟悉，他2016年来过中国，国内翻译出版了他的主要作品，九卷之多，洋洋大观。托卡尔丘克呢，我感觉大家都不太熟，反正我不熟，这几天总是把她说成“邦达尔丘克”，一边说着一边知道我说错了，邦达尔丘克我熟啊，那是前苏联的大导演，我看过他导的《战争与和平》。然后一边想着一边说：波兰女作家邦达尔丘克……

一个文学奖评出来，不管是诺贝尔奖还是别的什么奖，只要这个奖有影响力，大家关注它，就一定会有或大或小的争议。相比之下，比如诺贝尔化学奖或物理学奖就没什么争议，国际数学界还有一个奖，叫菲尔士奖，那就更没争议，评出来我们只能膜拜。为什么无争议？原因很简单，那都是最强大脑啊，哪儿轮到我们插嘴，我们都不懂啊。物理学、化学、数学，搞到那个段位，都不在常识范围之内，公众参与不能也不必。文学就不一样了，很少有人会谦虚地承认自己不懂文学，文学事关人类生活、事关经验和情感，提供想象和言说，人是什么样、人应该和可能是什么样，这几乎不存在什么唯一的真理，大家都有发言权，大家的感受和想法和判断肯定千差万别，在千差万别的对话中逐步形成相对的公论。所以，关于谁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家，很难有绝对的答案。比如，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瑞典学院那些女士们先生们，他们把这个奖都颁给了托卡尔丘克，偏不肯颁给阿特伍德。托卡尔丘克的小说我紧急补课看了一本，《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我的感觉是，阿特伍德是女巨人，托卡尔丘克相比之下还是个文艺青年。

当然，我的看法可能也是偏见，我很羡慕那种人，他们把自己搞成小宇宙，他们的偏见就是他们的真理和科学。这很好，但我做不到。当我们确认谁是好作家、哪一部小说是好小说时，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有限性作出判断。什么是有限性？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性格、禀赋，有你自己的经验背景和知识背景，你的趣味和偏好。我就是个钢铁直男，我就喜欢《三国》《水浒》，受不了《红楼梦》，有问题吗？没问题，你喜欢就好。但另一方面，文学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就在于，它不仅仅是一面镜子，让我们从中找到和认出我们自己，它还是我们住宅之外的一条街道、村子之外的一片原野，让我们去结识陌生的人，见识那些超出我们感知范围的事，让我们领会他人的内心、他人的真理，由此，我们才不会成为自身存在的有限性的囚徒，我们去探索和想象世界和生活的更广阔的可能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可能性。什么叫不可能性？就是在你的小宇宙里你认为这不可能，想都没想过，但是，现在，你打开这本书，看着不可能的事物，如何被想象、被确切地展现出来。

所以，现在，就谈谈汉德克。本来还应该谈谈托卡尔丘克，但是，以我有限的阅读，她对我来说不是“不可能性”，她是令人厌倦的“可能性”，这样的小说我读上几十页就知道大致如此、不过如此，而读小说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们希望能靠它抵御人生的厌倦。

汉德克是奥地利人，生于1942年，今年77岁了。关于他的生平，这些天大家已经看到了很多介绍，我就不细说了。汉德克曾经嘲讽诺贝尔奖，说该奖的价值不过是六个版的新闻报道。现在呢，他自己也变成了刷屏两三天的新闻人物。在突然激增的关于汉德克的知识中，我特别感兴趣的只有两点，第一点是他的身份。

身份政治是后冷战时代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在新的世界政治和文化格局中，“我是谁”成了一个很纠结、很尖锐的问题，这绝不仅仅是启蒙话语中个人的自我意识问题，它还涉及族群、政治、权力关系。对于全球化体系的边缘地区和边缘人群来说，身份政治尤为重要，比如女性、女权。这次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一个焦点，就是要有女作家。有没有女作家，不仅是文学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关系到“政治正确”，这个压力很大，所以瑞典方面赌咒发誓，昭告天下，一定要评一个女作家出来，结果就是托卡尔丘克。而汉德克，他看上去好像没有这个敏感的、边缘的身份问题，他是白人男性，奥地利是欧洲和西方文化的中心地带，按说他应该很知道自己是谁，不会为此而焦虑。但其实，他的生父和继父是德国人，至于他怎么就成了奥地利人我也懒得追究，反正德国和奥地利搞成一家历史上也不止一次；我要说的是他的母亲，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的历史说来话长，简单说，就是大部分在斯洛文尼亚，一小部分在奥地利，汉德克的母亲就属于这一小部分，所以才认识他父亲。那么斯洛文尼亚在哪儿啊？就在奥地利南边，是前南斯拉夫的一部分，而十几年前民族主义狂热，前南斯拉夫打成了一片血海。这件事对汉德克的身份意识、对他的创作乃至生活都造成了很大影响。

关于汉德克，还有一点是我特别感兴趣的。除了剧作家、小说家，他还是“世界蘑菇大王”。据他自己说，他是世界上对蘑菇的知识最丰富的那个人，是不是吹牛我也不知道。蘑菇还不是可吃的蘑菇，茶树菇、猴头菇、平菇、松茸什么的，不是，汉德克并不是专精蘑菇的吃货，他感兴趣的是不能吃的、吃了要发疯死人的毒蘑菇。据他说，世上的毒蘑菇有二百多种，他都认识。他为此还写了一篇带点儿自传性的《试论蘑菇痴儿》，一个人痴迷于蘑菇，寻找蘑菇的故事。顺便说一句，除了蘑菇这一篇，他还写了《试论疲倦》《试论点唱机》《试论成功的日子》《试论寂静之地》，这个“寂静之地”就是厕所，我读的书不多也不少，很多年前在《阴翳礼赞》里读过谷畸润一郎写厕所，然后就是汉德克这一篇。

▲《试论疲倦》收录了汉德克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2013年创作的5篇独具风格的叙事作品，即《试论疲倦》、《试论点唱机》、《试论成功的日子》、《试论寂静之地》和《试论蘑菇痴儿》。

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有博物学兴趣的作家。这样的作家中外皆有，比如纳博科夫也有这方面的兴趣，他不研究蘑菇，他研究蝴蝶。写作这件事，上班下班没法分得清楚，作家整个的生命都会放进去，蝴蝶蘑菇也会不知不觉地进去。纳博科夫的小说就有蝴蝶之美，汉德克呢，他的写作也有毒蘑菇的风格。毒蘑菇艳丽、妖冶，毒蘑菇一点也不低调，这艳丽和妖冶是危险的，它是诱惑，也是攻击，骗取你的注意，抵达它的目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是你的中枢神经啊，麻醉、致幻、休克等等。所以，汉德克的写作，一直受到毒蘑菇的复杂意象的影响。——前几天，我正这么聊得起劲，有个家伙在旁边嘀咕：那个，毒蘑菇也有不艳丽的。我一下子就熄火了，啊？是吗？那好吧，汉德克的写作一直受到毒蘑菇的复杂意象的影响，比如毒蘑菇的低调、家常，它不会引起我们的警觉，它欺骗我们，潜入我们的神经，控制我们的意识，就好比语言…… 这时，又有一个小家伙在旁嘀咕：汉德克说的是二百多种蘑菇，不是二百多种毒蘑菇。——好吧，算我没说，下次他来我请他吃云南菜。

瑞典学院对汉德克有一个简短的评价，“他兼具语言独创性与影响力的作品，探索了人类体验的外围和特殊性。”

——关键词是“语言”。语言问题是我们理解汉德克的那把钥匙。汉德克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奥地利同乡：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启动了哲学在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关于人、关于人的存在，两千年来众多哲学家苦思冥想，提出无数说法，到维特根斯坦这里，他说，你们都想多了，都没想到点子上，关键在语言，人存在于语言之中。他的论述很艰深，这里不必细说，总之，他的看法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西方哲学和文学，比如在汉德克这里，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维特根斯坦的影响。

维特根斯坦（1889.4.26-1951.4.29）

汉德克在中国最有名的作品是《骂观众》。2016年他来中国，所到之处，大家跟他也不是很熟，没有那么多话题可说，所以，一搭话就是请您谈谈《骂观众》。老头儿后来都有点烦了，说我1966年刚出道的时候有一个《骂观众》，到现在四十多年了，又写了那么多东西，你们老提《骂观众》，这么些年我不是白活了吗？

但《骂观众》确实重要，从《骂观众》入手，我们可以理解汉德克的根本想法和根本姿态、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那时起，他已经写了四十多年了，他的风格当然有变化，但是，这个根本似乎没有变。

《骂观众》很简单，但是惊世骇俗。这是一个剧本，和我们所熟悉的戏剧完全相反，它没有故事，没有人物，没有情节，舞台上也没有布景，甚至就没有传统的舞台与观众的区分。从头到尾，就是四个人，站在那里，喋喋不休、夹枪带棒地骂观众。你们这些蠢货，你们要看的所谓戏剧，不过是“用语言捏造出一桩桩可笑的故事来欺骗观众，将他们引入作者精心设计的圈套”，你们“心甘情愿地受愚弄，毫无思想、毫无判断地接受一种虚伪的、令人作呕的道德判断。”

▲在汉德克的成名戏剧《骂观众》中，他让四个演员站在没有布景的舞台上，大肆“谩骂”观众：你们这些丑恶的嘴脸，你们这些可怜虫，你们这些只知道张着嘴巴傻看着的蠢货......

《骂观众》骂的仅仅是戏剧吗？不是的，从根本上说，汉德克是在骂语言。汉德克的创作起于对人类语言的质疑和批判。他和维特根斯坦一样，认为人存在于语言之中，我们之所以是个人，那是因为人类发明了、学习了、使用了语言，离开了语言，我们就什么都不是，就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动物，语言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条件。但由此也带来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语言是外在于我们的，是异化之物。语言不是我发明的，也不是你发明的，是我们学来的，是一整套社会的和文化的知识、传统、能力，强制性地传给你、教给你，你不学行不行？当然不行。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存在都受语言的支配，这种支配是根本的，是你自己意识不到的，越意识不到越根本，我们都以为是“我说话”，实际上，我们想想，大部分、绝大部分情况下，其实都是“话说我”，我们对此习以为常，我们意识不到。

所以，就要“骂观众”，就要通过这样的冒犯性行动，迫使你意识到这个问题。过去我们讲“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对汉德克、对维特根斯坦来说，灵魂深处在哪里？就在语言里。语言绝不仅仅是被使用的工具，也绝不仅仅是指涉着客观事物的符号系统，不是中立的、透明的，它自带世界观和方法论，任何一种语言，它都积累、生成着复杂的意义，正是语言所携带的这些意义支配着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法国作家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曾经谈到，恋爱作为一种情感体验，它植根于一套恋爱话语，不是指向生殖的，而是指向精神的、隐喻的、游戏的这么一套话语。《阿Q正传》里，阿Q面对吴妈，有话要说，又说不出来，憋了半天，憋出一句：我要和你困觉！这就不是恋爱，这是生殖和找打。阿Q不是五四青年，他没有一套恋爱话语，他如果说，我想和你度过每一个夜晚，那会怎么样？也许不会挨打，没准还能谈下去。电影里、电视里、小说里，凡恋爱言情，必须是普通话，用地方方言一定笑场，为什么？因为在中国，恋爱话语本身就是用白话、普通话、书面语建构起来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语言提供的现成剧本中演戏。

《骂观众》

如果仅仅是谈恋爱倒也罢了，问题在于，这种语言的力量，它会变为统治权力和统治秩序，它会从生命的根部驯服人，它会让你不知不觉就认为女人就是低男人一等，穷人就该永远受穷，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等等。汉德克的作品，都是从这个问题出发的，都是从对语言的这种警觉和批判出发的，由对语言的批判，到对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的批判，到对人的存在的反思。从最初的小说《大黄蜂》开始，他就从根本上质疑传统的西方文学，认为那些小说，不过是为人们提供理所当然的、骗人的世界图像，小说作为一种语言方式、话语方式，是虚构的，但渐渐的，这种虚构入侵乃至支配和替换了现实。在汉德克看来，要造反、要革命，就是要从语言干起。

语言是如此重要和基本，它是人类存在的条件和根基，也是文学的条件和根基，在这个问题上干革命，肯定会带来很复杂、很严重的后果。

首先一个后果，就是汉德克认为，所有那些我们以为是小说的小说，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有命运等等，都是骗人的，都体现着语言造就的统治秩序。那么现在，你为了让人们觉醒过来而写小说，你怎么办呢？你必须写不像小说的小说、不像戏剧的戏。所以，读汉德克，你得准备好，你如果是一个19世纪小说爱好者，那你肯定会很生气，你倒不一定觉得他在骂你，但你肯定会觉得他在浪费你的时间。

另外一个后果更为根本，就是，你认为语言是人类的牢笼，使我们既无法认识自己，也无法认识世界，但同时，人又不得不在语言中存在，汉德克还得用德语写小说，那么怎么办呢？这不是无解的悖论吗？

在汉德克看来，这正是人的悲剧所在。在他的另一部戏剧《卡斯帕》中，一个人生下来，喘气儿，活着，当然这还不行，他得“通过语言真正地生下来”，于是就开始学语言，但是，“当我学会第一个词，我便掉进了陷阱”。卡斯帕这种进退维谷的命运就是人类命运的象征。可以说，汉德克的写作就是为了应对、反抗这个命运，把人从作为一种统治秩序的语言中解救出来，让人身上、人心里那个沉默的、无言的“我”活过来，发出声音，获得语言，不是“话说我”，而是“我说话”。

但是，“我说话”何其难啊，一个人去掉现成话语的遮蔽和支配，把自己、把这个所谓“主体”呈现出来，这是很难的事。这就好像我们自己，现在忽然发了疯，“惟陈言之务去”，排除所有现成的话，看见今晚的月亮你不要想李白苏轼、不要想嫦娥玉兔，你只把今晚的这一轮月亮说出来，赤条条无牵挂地说出来；然后同样的，关于你的生活、关于你自己，你不要小说化鸡汤化，你排除所有现成的意义话语，你说吧——我估计绝大部分人就无话可说了，反正我是无话可说，一台电脑卸载了系统，那还怎么运行？

这既是逃避和反抗，反抗语言的规训，同时，也是探索、发现，你不得不最直接地注视自己和世界，并找到、发明相应的语言。在这个过程中，你实际上是要成为自己的上帝，要有光，靠自己的光照出自己、创造自己，你自己把自己生出来、长起来。在生活中，真要这么干，跟疯了也差不太多，所以，我们没必要这么干，我们读汉德克的书就行了。

但汉德克的书真难读啊。说老实话吧，我把他的九卷本摆在那儿，一本一本翻，每一本都没翻完，读不下去。当然，我本来就是一个深刻地接受了语言规训的人，而汉德克是“骂观众”的，是“骂”我的，他的小说不是回音壁不是音乐会，他一点儿都没打算让我舒服，我舒服了他就失败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好奇，想看看他如何通过语言把自己生出来，但在这里，又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语言。瑞典学院所夸的语言当然是汉德克的德语，而我读的是翻译过来的汉语，从德语到汉语，等于过了一遍筛子，故事、情节、人物、命运，那还可能剩下不少，而这些在汉德克那里本来也没有多少，他有的是“语言”，但偏就是这个语言，过完筛子就基本不剩下什么了。我读汉德克，总觉得结结巴巴、不知所云。咱也不敢说翻译有问题，而且我相信，汉德克的德语原文很可能也是结巴的、缭绕的，不会那么流畅，他本来就是要表现意识和主体的原初的生成，这种生成肯定是不熟练的，不可能顺口溜。这种语言瑞典人能看出好，看出创造性，汉语读者能不能看出来我就不敢说了。从译本来看，我读得最舒服的是《骂观众》，精确、流畅，是好汉语，但是我多少又有一点怀疑，是不是翻得太好了，少了一点原本的狂乱、粗暴？总而言之，我不能对你说我喜欢汉德克的作品，由此而来的一个教训是，人还是应该学语言，除了汉语，最好还要学外语。

事情就是这样，我认为我理解汉德克的理念，但是我不知道我是否喜欢他的作品。而且，就理念来说，虽然看上去很本质、很尖锐，但我总觉得那近于屠龙之技，杀龙的技术，技术很高很新，但龙在哪里？或者说，在欧洲语境下，他的批判缺乏真正的政治性。我就是爱看个传统戏，虽然照你这么说，确实也有问题，但说到底是多大的事呢？值得你这么撒着泼地骂？来都来了，看你骂了半天了，那就鼓个掌呗，又是多大的事呢？人固然是生存于语言，一竿子插到语言上去，能搞出五花八门精致的理论，也能搞出各种惊世骇俗的当代艺术，但也很可能回避了现实的和结构性的社会政治疑难，沦为无关痛痒的撒娇。这不仅是汉德克的问题，也是欧洲、特别是西欧文学的问题。我在别的场合说过，西欧小说已经失去了动力，因为它的意识封闭掉了，自以为“真理在握”，它不再能面对真正的问题，不再经受人类生活严峻复杂局面的考验。

然后，考验来了，正好掉在汉德克头上。我一开始说了，他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虽然属于奥地利这边，但毕竟斯洛文尼亚民族的主体是在南斯拉夫。我们知道，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的、以斯拉夫人为主的南斯拉夫土崩瓦解，发生残酷的内战，这是二次大战后在欧洲发生的唯一一场战争，而斯洛文尼亚率先宣告独立，投向西方阵营，为这场战争拉开了序幕。后殖民后冷战时代造成了世界上很多人在身份上的纠结、危机，忽然南斯拉夫打起来了，换了别人也就是看新闻看热闹，而汉德克，他妈妈也是斯洛文尼亚人啊，能说没关系吗？没关系也有关系了。由此，我们也看到身份问题的复杂性，身份可不是身份证上的照片和号码那么简单，人有层层叠叠的身份和认同，比如我，是中国人，是山西人，是山西运城人，是山西运城芮城人，像个俄罗斯套娃，但我要是碰见河北人，我又马上变成了河北人、河北保定人、河北保定完县人，因为那是我母亲的家乡。我的认同可能随境遇而变化和变换，认同与认同之间、身份与身份之间，很多时候并行不悖，你是个山西人一点不妨碍你同时是个司机、是个男人、是个父亲、是个中国人，但有时会发生冲突，会撕裂和断裂，特别是，在严峻的社会历史局面中，人很可能会陷入身份危机，某些自然的、休眠的身份可能被唤醒，人甚至会脱胎换骨，为自己发明新的身份、建构新的认同。比如汉德克，他身上流着斯洛文尼亚人的血、斯拉夫人的血，对他来说这未必是多大的事，但现在，在眼前的这场悲剧中，他忽然意识到他不是看戏的人，他不是新闻的看客，他的批判性理念，过去是运行在语言层面、个人的日常经验层面，现在，他面对着大规模的杀戮、仇恨，面对历史和现实矛盾的总爆发，他身在其外，心在其中，他觉得斯洛文尼亚的事、南斯拉夫的事一定程度上也是他自己的事。

于是，他来到了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一路走过去，写了三篇文章：《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还有《冬日旅行之夏日补遗》。这三篇文章在中文版中收入了《痛苦的中国人》，据说这本书卖得不错，因为大家看书名觉得和咱们有点关系，实际上没什么关系。这三篇我认真读了，对我来说，汉德克此前的作品如果是飘着的，那么这三篇就是他的锚，扎到了泥泞的、迫在眉睫的人类的困境和苦难中去，在极其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境遇里艰难地探索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正义。

塞尔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

前南斯拉夫问题，确实极其复杂，上千年的一团乱麻，如果在这里说清楚，就不是谈文学，变成讲历史了，而我对此也毫无准备。简单地说吧，在当时，在西方舆论中，在西方知识界、文学界，关于前南斯拉夫的内战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剧本，牢不可破，在这个剧本中，塞尔维亚是邪恶的，是进行种族屠杀的一方，塞尔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几乎就是一个小号的希特勒，美国人就是这样认为的，西欧人德国人就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们知道，汉德克对这种写好了的剧本根本不信任，那往往只是意识形态的统治秩序的产物，而就南斯拉夫来说，这套剧本显然是冷战的延续，不仅因为南斯拉夫曾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更因为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是“斯拉夫”，北边还有一个“斯拉夫”，就是俄罗斯。现在，汉德克来到昔日的战场，从冬日到夏日，他面对着阴郁、沉默的人们，那些塞族人，那些被指认的罪人。给我的感觉，他的行文、他笔下的人依然是迟疑、艰难、不连贯的，但我想，这未必完全是翻译的问题，这也不仅是从空无中自我生成的艰难，这是一种被专横的话语暴力压制着、压制到沉默之后的艰难，是面对世界无话可说、知道说了也白说的无望和凄凉。在这里，汉德克对语言和文学的批判落到了土地上、落到了焦土和废墟上，扩展到对媒体语言、信息语言的政治批判，他发现西方媒体围绕南斯拉夫发生的事制作了一套远离真实、漠视真实的非黑即白的图景，深刻地控制着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进而控制和改造了现实。在这里，虚构就是这样变成现实的，语言就是这样抹去声音的。汉德克面对着这片土地上活生生的悲剧，他忍不住想象，一切本来可以不这样，原来的南斯拉夫或许能够构成第三条道路，各民族可以在其中和平相处，但是，在西方的推波助澜下，南斯拉夫被毁掉了，他说：“这是一个很可耻的行为”，进而，他站出来说：我们也应该听听塞尔维亚人的声音，我们应该思考一下塞尔维亚人的正义。

也就是说，汉德克并没有简单地站在斯洛文尼亚这边，实际上，就像刚才说的，斯洛文尼亚率先独立，迅速完成了民族和国家身份的转换，不再是“斯拉夫”，而是属于中欧、向着西欧。我的感觉是，汉德克对于这个民族如此轻率地转身是痛惜的，在他的眼里和笔下，这个新的国家如此轻佻，他一点也不喜欢德国化的斯洛文尼亚。他的认同经由斯洛文尼亚转向了原来的南斯拉夫，这使他的批判意识获得了一个支点：人们站在审判者和成功者一边，那边，为什么不听听被审判者和失败者的声音？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公正的、追求真实的法庭？

然后，汉德克就闯祸了，就被骂惨了。在大街上骂观众是要付出代价的，背叛他的西方精英身份和认同的结果是，汉德克成为了西方文学界和知识界公认的“混蛋”。这厮获得诺贝尔奖，他们气炸了：你们怎么能把奖给了这么一个家伙，他说塞尔维亚也有正义，他甚至参加了米洛舍维奇的葬礼！

在这件事上，我佩服瑞典学院。他们艺高人胆大，他们敢于发一回疯，以此证明他们没有失去语言和精神的弹性。虽然以我的知识，无法对前南斯拉夫问题作出深思熟虑的判断，但这样一个作家，他一直力图自己把自己生下来，离群索居，艰难地让沉默化为语言，然后，在命运（对不起，他不喜欢这个词）来临时，他忽然发现，所谓“人类体验的外围和特殊性”在越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日常经验之后原来竟是不可触碰的，他走过去了，决意把自己放到困境中去，走进被放逐的人群之中，至此，被他生下来的那个自己，才真正走进世界。这个欧洲老炮儿，他让我想起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加缪，我因此喜欢他，尽管他在很多人眼里是个混蛋，尽管他的大部分作品我其实看不下去。

▲1987年，汉德克撰写的剧本拍成的电影《柏林苍穹下》获金棕榈提名

汉德克，他也是吉姆文德斯的著名电影《柏林苍穹下》的主要编剧，在那部影片里，有一首诗一直回响：

“当孩子还是孩子时，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幻想小溪是河流，河流是大川，而水坑就是大海。”

“当孩子还是孩子时，不知自己是孩子，以为万物皆有灵魂，所有灵魂都一样，没有高低上下之分……”

2019年10月14日初稿

11月23日改定

11月27日再改定

本文原刊于《花城》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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